《童年》搞而基

11、第11章 结果 近日在老虎

　　近日在老虎山水库发生的打架事件最后发酵成园艺场领导们和新村大队、生产队队干们直接对话，涉及的问题不免要摆上谈判桌，起因虽然简单，但从小孩打架引起又有大人参与进来，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终于惊动双方当权派。
　　其实在老虎山水库修建之初，就因为激发历史问题当时埋下了隐患。
　　在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后，国内的国土资源除了城市县乡建成区范围和国有农林场辖地，此外的土地全部都分给了农村贫下中农，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历经分田到户、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至此农村生产队、大队所有土地归农民社员集体所有。
　　数十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都市化的需要使得市区日益扩大占地范围，扩容用地就成为了最大瓶颈，在建国后各个时期土地法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建设项目需要占用土地，都是用地单位通过上级部门找到当地人民公社，由公社的主要领导干部在一张印有某某人民公社革委会红头便笺纸上，用钢笔写上某地从哪到哪划拨给某单位做建设用地。
　　那时也没有农保地的说法，反正建设项目用地就看需要，划到哪里算哪里，最后盖上该属地公社鲜红的大印便宣告成交，用后世的说法便是从农用地变更成了国拨地，当时拿到用地后没有大功告成一起撮一顿的做法，也从来没有银钱上给以补偿的说法。
　　这种做法在后世是为当地国土资源部门所承认的，补办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交钱请国土测绘队前往按便笺纸所示范围进行测量，绘出四邻图予以公示，公示期结束无异议则可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含红线图，这块国拨地使用权就正式属于该单位所拥有的了。
　　除了一部分国有农场，当年农村的各种土地多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只有少部分归大队所有，至于人民公社除了街上那块城镇建成区用地外，是没有任何农用地的，包括荒滩野岭都是属于生产队或者大队集体所有。
　　至于说到山林，建国之初就成立有各种国营林场，山上的林木都属于国营林场，只有少部分零星的山林不能连成片的才归生产队队里管辖所有。
　　然而种果的园艺场不属于种树的林场序列，园艺场归口园林局管辖，林场归口林业局管辖，于是园艺场和林场交叉插花地带，有树木的山上属于林场，没有树木的山下属于园艺场。
　　农场、林场一般成立较早，和比邻农村生产队纠纷比较少，而园艺场在建国后成立相对较晚，而且用地也大多是通过人民公社便笺纸划拨而来的，这样没有自主权的生产队就成了默默奉献者，当然内心腹诽任谁都心知肚明，那时唯一的就是权大，公社写的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便笺纸送过来，集体用地又怎样，照样变成国拨地划拨出去，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社员任谁都不敢造次反对，只能暗暗咽下苦果，那个年代是真的讲奉献精神。
　　至于修建老虎山水库是园艺场建场最初几年就有的基建计划，在大象岭和二老虎山之间山沟筑坝修建水库的主要目的，就是蓄洪解决每年夏天山洪爆发淹泡成片果林和场部驻地问题，因为资金问题推迟了很多年。
　　当时的水库用地只是两山之间的一条溪流所在，山脚都是缓坡，虽然当初筹建时，由当地人民公社写下盖大红印章的便笺纸划拨给了园艺场，目下和别家分界也是和附近林场相邻，并没有其他生产队什么事，只是和新村大队生产队有山路相通而已。
　　由于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园艺场里迟迟没有能动工修建水库，那地方只能空置在那里，山沟中间就是从大象岭上潺潺流下的水源，下自成溪，溪畔土地肥美，树草茂盛，是各种种植的好地方。
　　园艺场成立时就是划拨征用新村大队生产队的地，现在还有尚未用到的地段，刚好给队里临时借用借用，本来被公社不告而划去大块土地，生产队的社员们早就心怀不满，有闲置地不用白不用，赚回一点算一点。
　　附近新村有些社员借着近水，将那里沿溪一带开发成了一块块自留地，种菜种瓜去卖钱贴补自家，却也不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老虎山水库工程待立项审批一过，资金调拨到位，立马开工建设时，就面临着需要处理那些社员擅自开垦的自留地问题，场里认为这是早划拨给自己的用地，这些社员来这里偷偷种菜一则是违规占地，二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强行赶走推平。
　　土地划拨征用是当地人民公社批准的，基层组织也只有队干知情，普通社员是不知道的，看到这里要建水库淹掉他们的自留地，割掉他们的钱袋子，纷纷闹着发泄不满，还自发组织起来，拿扁担锄头冲到水库工地见戴工程帽的人就打，见搬不动的设备就砸，见拿得动的东西就抢。
　　于是水库工程刚奠基开工搞基础没几天，便发生了附近社员进来□□的恶性案件，惊动了辖地公社直到地区革委会，上头很及时地派遣够级别镇得住场面的几方干部前来处理，几经谈判，终于达成协议给了适当补偿才平息这次的事端。
　　社员们拿到了补偿的钱不再追究，可是这点钱喝了几斤水酒，赌输了几次钱就没有了，于是等水库建成蓄水养鱼了，在晚上没人的时候就去偷鱼卖钱，已经偷偷摸摸延续了不少时间。
　　现在居然发展到敢于大白天放竹排用渔网去捞鱼，不能不说旧有历史问题还是有尾巴的，尾巴年深日久长成半截身子，自然会呈愈演愈烈态势。
　　现下又因为打架斗殴问题把潜在的历史矛盾激化出来，双方当权派终于再次坐到谈判桌上来。
　　经过几天谈判扯皮，最终处理结果还是给钱，杨场长最后很气愤地警告对方说这是最后一次，再有发生偷鱼事件就报公安局派出所抓人坐牢，让你们这些惫赖的农伯尝尝ＸＸＯＯ专政的铁拳。
　　新村大队生产队方面几个队干看到场里放了狠话，心里也在暗自思量，这笔钱不能再分给那些懒汉无赖了，那些敢去偷鱼的都是些不要命的狠角色，拿到钱不会贴补家用都是喝酒赌钱完事。
　　经研究商量，统一了思想，队干们最后决定用来修建思想政治宣传栏，张贴报纸大字报之类，同时购买订阅各种提高思想认识的书刊杂志，让农闲无所事事的社员多读书多看报，提高社员思想觉悟，树立劳动光荣、偷窃可耻的崇高理想信念。
　　好事好办，自然一切计划目标轻松达到，宣传栏顺利建好，书报订购回来，队干们也拿到了一些夜班加班补助，多年了除了记在本子上的工分，自己终于也能看到花花绿绿的票子了。
　　我们这些小学生虽然是始作俑者，还是重要参与者，但因为年纪还小，和队帮主力一战被认为是小孩闹着玩，六三、庆林几个也不敢说出真相，跟场领导汇报的只是说有小孩去水库玩发现有人偷鱼。
　　而他们则是为了场里的国家财产不被盗窃，挺身而出，去制止盗窃分子的犯罪行为，确实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发生的冲突还在可控制的范围，只是给小孩们一场混战打乱了阵脚，却也无意中化解了当时的紧张情绪，彼此暂告一段落，给最终干部们进行谈判解决问题留出了余地。
　　小孩们过家家式“耍磨磨”的打闹无伤大雅，要是这几个年轻人和生产队的一班中青年推搡推出了火气，动手打起来，就不是过家家性质了，真闹到死伤了人，告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出面抓人是要判刑坐牢的。
　　场领导都不是一般人，虽然正场长不过正科级，副场长也就副科级，可是那几位都是省部级、地厅级单位部门正处副厅出身，虽遭下放，级别降了见识未变，一眼就看出问题不闹大的真谛所在。
　　所以这个闹剧一样的群架事件就压在场部和生产队双方之间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没有惊动地区主管局和当地公社，就是一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典型事例。
　　就算地区革委会主管领导知道了也会对场里低调处理大加赞赏的。
　　于是参与群架事件的几个场部年轻人最后得到了场领导的表扬，那年代首重精神鼓励，要不是此事需低调处理，保不准他们能戴大红花坐解放牌汽车去游游街显摆显摆威风。
　　话说回来这次群架事件还有一个最大得益者，那就是场帮头头李金李司令，他身为小孩帮的大头目为了压倒敌对的队帮殚精竭虑，终于在这次冲突中强压对方一头，收获了预料中的丰硕成果，起码在他升初中外出住校读书前，队帮慑于他李司令的淫威不敢翻什么大浪。
　　当时年仅７岁多的我自然不会想到这么多，事情顺利解决没有后患当然是再好不过，谁也不想整天去打打杀杀的，找些开心的事情玩耍不是更好吗。
　　后世才知道的□□现在连雏形都没有见过的我们，谁也不会有那个背靠□□去博取非法权益的想法，包括１２岁多的李金，他只是作为还在场部家里住的年纪最大的小孩，总想为场里所有小孩争取不被外人欺负地自由玩耍的权力而已。
　　于是乎什么都风平浪静了，我们还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继续上自己的小学课程，在学校里再也没有什么人会故意为难我，阿赖的仇恨随着在老虎山水库被穷二、穷三追打早转移到那边，天天和邻座的穷三对比斗鸡眼，看谁目露凶光更狠更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