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旅行》杨黄何

2、时间与人 从现在开

　　从现在开始，我的小说进入了真正的主题。
　　我抽象的故事将开始一段神奇的旅程。读者朋友要细致阅读，我会来回穿插的叙述，完全是一种费劲的写法。不管你喜欢还是排斥，故事就在那里，在时间的旅行中。
　　在过渡到我生活的这段时期，我所有的故事都将一一展现在你们的面前。为不使读者产生阅读疲劳，我的叙述不会受写作教材的指引，不会套搬前人的书写规则。它像一条河流，有寂静的港湾，有湍急的大潮，有缓慢的交替。时间淌过流水的青苔，一直奔腾而去。
　　在我年轻的时候，当然我现在也还年轻。我是说我比现在还要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十七八岁，也许还要更小，甚至可能是十二三岁的时候,或者还是孩子的那个时期。从那时起，我的故事一直都秩序井然，循序渐进，没有推波助澜的事件发生。直到后来，在我二十岁以后，我来到城市，故事就像盘旋在头顶的长发突然分了叉，我始料未及。我前面提起过，因为长期沉溺于酒精之中无法自拔。承蒙酒精腐蚀性威力的浸润，我的面部表情淡漠，额头上的线条如植物根须一样呈现出来。苍老的形势日渐加剧，颓败残缺的老年模样早早的来到。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对自己苍老的速度倍感恐惧与空虚。我说过不在乎外表带给我各种各样的烦恼，也不害怕未老先衰，但这样的步伐却未免太过神速。仿佛穿越时空隧道真的存在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传承中。我是说我比同年轮人看上去要成熟得多，不过这只是停留在面貌的印象上面。既然面容已经无法变得年轻，我曾试图从内心深处去获得童稚的欢愉，最后功亏一篑。
　　我要把我的过去写下来一点都不难，它一直存留于我的脑海，随时间前行。这些存留于脑海之中的记忆增添了我细胞的多样化，有的成为病毒，癌变。在向癌变的进程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只有剧烈的阵痛才能铭刻于人们的记忆里。这种记忆有时候又会荡然无存，脱离我生命的主体，成为人们谈论涂抹的对象。从这一点上来讲，很多人对我的过去感兴趣是因为我总是把它深埋于心底，加深了神秘感，适当的时候再一点点的挖掘，加以利用。我对过去也可以说一无所知，残存得支离破碎，从来没有因为某件事某个人而改变。我没有乔治·奥威尔的先知与决断力，假如按照亨利·米勒的说法“从结尾开始叙述”，我认我为会得心应手。读者朋友应该从前面的文字中看出了些端倪。不妨告诉你，我准备干亨利·米勒所说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在写作，人们也说我是一个能成为作家的人，或者是一个坚持写东西的人。是的，大家都议论纷纷。我情愿人们说我是一个江湖术士也不愿意听到作家这个字眼。假如十年前你认识我，在南中国地区某条国道线上，我曾经在那里的一座加油站消磨掉青春 。在西部某座城市，你对我的经历可能有所耳闻，有所了解。假如你把我过去的形象与现在作一个对比，你自己都会大吃一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那时候我还太年轻，容易相信世界，那时候我没有质疑过任何事物。有一点我需要说明，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预料到将来奔忙的生活。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从父辈那里看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对我来讲，过去式就是进行时，进行时也是过去式。那帮码字的人把这类事情形容得天花乱坠，让人匪夷所思。作家是最不要脸的一撮人，他们假装内心强大，虚伪，虚构幻想，泛滥成灾。你只要把作家想象成我过去的样子，你就明白中国文联也养着一群二流子。
　　我现在除了身材发福以外的一切都没有改观。往事的星星点点，斑驳琉璃。文学在我这里行不通，我的祖父对我说别写了，赶快挣钱。似乎文学与金钱之间不可兼得，写的人很傻，看的人更傻。我总是从宏观层面来为自己开脱，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推卸。有人说我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应该要保持可贵的品质，对人对事要谦逊，要树立一个儒家思想的中庸形象，用事实来陈述，而不是若即若离的抽象化思维描述。卡尔维诺也许是可以的，我辈就比较难，因为主流不允许。《哈姆雷特》弄得滚瓜烂熟，你还是你，成不了莎士比亚。世人能够接受萨特的偶尔的轻浮行为，但难以接受无名小卒的声音。
　　我故事的主线是最近三年，三年以前的生活，无论是在五家坳的沉寂，还是在乐里河沿岸的喧嚣，那都只是这三年的同父异母的兄弟。
　　我的历史，也许只有三年。或者浓缩成三年，其余的都消失了。
　　深圳这座城市不是属于我的城市，也许它同样不属于别人。无论你的户口在哪里，你的心没有归宿，永远没有家的感觉。就像女人穿着的高跟鞋，没有自信，许多缺点便会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高跟鞋不能完全掩饰身高的瑕疵，户口到最后不是人心的归宿。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当我躺在床上酣睡，门窗紧闭得无声无息，听不见外面的声音。这个时候也许它是我的城市。当醒来后，城市繁忙运转的喧嚣，从沿海吹来的夹杂着腐朽气味的风。这时候它不是我的城市，也许它是别人的城市。
　　城市是块墓地，许多人到死的时候才发现一直活在坟墓里。在城市中，不管老幼，都已经提前死亡，只是还没有墓碑。许多人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该说的话没有说，该唱的歌没有唱出来。更可怕的是你甚至会感觉你没有活过。
　　城市没有颂歌，到处都是挽歌。
　　我23岁那年去过北方的大都市，那里太过世俗，凛冽。到处都是知识份子，很多人弄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混出名堂来。我在南方长大，走在北方的街道我会被人群淹没，只能抬头仰望天空。北方人高大魁梧，简直是我的两个身形。我还是喜欢南方，潮湿而又温和。
　　我回到深圳，我找不到回来的原因。
　　人们习惯叫我桑梓，不叫我全名杨桑梓，以至大家都以为我姓桑而不姓杨。恰巧姓名是我唯一的优势，当有人叫我桑梓的时候，我很久才会反应过来。后来我适应了人们这样叫我，我喜欢人们叫我桑梓。
　　我住在华昌路大街吉平小巷二十二号，与对面繁华的顺昌街商业区遥相呼应，中间是一条高速公路，车水马龙，声响刺耳。立交桥的设计很独特，不知道是谁的杰作，这是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交通便利桥。最上一层是地铁，中间是汽车转向，下层是穿梭的车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跨过人行天桥走到对面去，许多人在这里工作一年也没有花掉三分钟时间走过天桥到顺昌街去消费。一杯咖啡，或者坐到KFC里面去。
　　那不是他们的生活的街道，不过我应该走进去。
　　在还没有进入盛恒手袋厂工作前我失业了三个月零九天，同一时期和我在一起失业的还有小瑞，世现，沈宇，长建。我们几个人过着纯净水一样的生活。起初我在一家港资企业，那是一家玩具厂。在深圳平湖丘陵地带，一座水库旁边。每天清晨我步行四十分钟，穿过闹市，到工业区旁边的地摊吃廉价的早餐。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我狼吞虎咽，草草了结，然后去上班。周末我们会到广场去看烟花，乞丐，听流浪歌手的演唱。广场舞还没有普及，偶有三三两两聚集的人群，多是散步。有时候，失足的妇女会在路旁与人谈论价钱，来自附近工地上的民工。
　　沈宇在广场会堂后面的旅馆做保安，他的身份证是借别人的，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那些失足的妇女会到这里来开临时房，沈宇说他专门用几间房来做这种营生，生意十分火爆。后来他亲口对我们说，这些钱没有一分流进老板的腰包，全被他与值班员工平分。
　　“人要有经济头脑。”他说教似的对我说。
　　“怎么感觉这是在做贼，家贼。”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莎士比亚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它可以使黑的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莎士比亚又说“垃圾里是淘不出金子来的。”我怎么能不拣，再说谁现在拣到钱还交给警察？”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吧。”我懒懒的说。
　　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沈宇来到深圳，游荡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没有生活费，寄人篱下。某个下雨的夜晚，他溜到工地上去偷钢材，他说有点缺德，肚子填饱了。每次他提到这次“英雄事迹”都会严肃的说“人要学会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下生存。”
　　“搞过几次？”我问。
　　“一次都悔恨终生，还要几次？”
　　有一次，是秋天的时候，小瑞和他的女友分手了。他叫我们一起把她送到火车站，沈宇说应该要去送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长票，你懂个屁”，说话的是长建。我以后知道沈宇是长建的同族兄弟，名字叫长票。世现只要在沈宇提到身份二字时，从熟睡中快速醒来“身份证都打假，何来的身份？”
　　以后我也不习惯叫他长票，就像人们已经习惯了叫我桑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