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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之三 ...


  •   赵离之小我几个月,是我的本科同学,一直非常要好,大概都是十几岁上没有了父母,这成了我们之间天然的关联。
      要说最大不同,就是他有农村户口,分到了在我看来不小的一块地。我前往异地读研时,他留在省会郊外,开始翻修房屋,整饬园子,伺弄那些不成器的作物。到我研三时,他已经靠拍摄花花草草的照片、描写惬意的“田园生活”而在互联网上小有名气,具有“时尚博主”、“专栏作者”之类的头衔和身份,在不少杂志上频露那张一贯神情淡漠的禁欲脸了。
      赵离之长得说不上漂亮,但五官干净,并没有什么令人心生恶感的部分,比如两腮的赘肉、线条不清晰的下巴、多肉的鼻头或外翻的鼻翼、肥厚的嘴唇、龅牙、过高的颧骨、过于粗黑的眉毛、太大的毛孔、出油的皮肤、突起的痣或粉刺……等等,这些缺陷他几乎是全没有的,所以这张平淡的脸有时反倒好看。他的表情也总是轻飘飘,完全不是轻佻,就是轻飘飘的,好像被微风吹了一下,立刻又恢复原样。
      我想,应该有很多女孩子喜欢这张脸吧。

      本科时的赵离之还是表情生动、老是一惊一乍的小鬼。那时他还叫“赵黎”,大四那年才终于通过极其麻烦的程序改名成功,兴冲冲地和我说起时,如同获得了人生中最大的成就。确实如此,人的身上一旦累积了学业、工作等种种负担,连名字都不由自主了。我知道周遇真、陈撄成、白室虚那几位惯以“谈玄”出名的教授,身份证上也还无可奈何地留着“周北京”、“陈洪”、“白大保”之类的名字呢——那是帮订过机票的他们的研究生透露的。
      本科四年里,赵离之都在同余伯成以及先后大约五个女友分分合合。这家伙是个多向插,据他说高中时便已男女通吃,大一下期通过互联网认识同校读研的余伯成,直接在外同居了;待到有矛盾闹起分手,赵离之总能及时找到新的女友,又去和人家女孩子同居。有大概一两次,他甚至同时跟余伯成以及女孩交往,忙得不可开交。
      “我好辛苦哦!”这样做出撒娇的样子跟我说。
      “把那两个人一起找来,你夹在中间不就好了吗?”我不禁白他几眼。

      余伯成是个看上去特别老实用功的眼镜男,既不多话也不打扮,要是赵离之不说,我绝不会知道他的取向有什么不同,连他们两人的关系都不会猜测。而我一直觉得,我和余伯成虽然并不要好,但我们的缘分牵扯一定特别深远,要是赵离之没有遇见他,我之后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被我视作“命运之轮又开始转了”的事件发生在大三上期,十月初的某一天,赵离之——那时当然还是赵黎——拉着余伯成来找到我,一开口就吓我一跳:“我要去见他家长,你陪我哦。”
      “啊?”我一愣,“见家长?……啊,他陪你不是吗?”
      “我不,你也去嘛,我会紧张……”
      我抬头看看余伯成的表情,感觉有些古怪。却原来是两人又吵架,不知赵离之怎么激将一番,余伯成便冲口而出地答应带他回去见父母了。这不就是出柜么,是天大的事呢!后来两人渐渐冷静,又商量好久,最终还是决定暂不出柜,改为普通的“朋友作客”。但赵离之一个男孩子前去作客,加上两人有着那样的关系,总怕露出什么破绽,于是便想再叫上我。
      “但理由是什么呢?”
      余伯成不紧不慢地讲出他想好的那一套话:“就说你们两个文艺小青年么,比较喜爱传统文化,我们在学校社团里认识的,谈得来,你们又听说了我父亲,很是仰慕,所以我就邀请你们来玩了啊。”
      “什么仰慕?”赵离之一下子笑了,“你都没跟我说过你爸是谁啊?”
      “我爸是余卜梅啊。”
      “啊!”我和赵离之同时叫了起来。
      当今X派青壮一代中最为出色的一位琴家,应该就是余卜梅先生了,头年赵离之过生日,我还送过一辑《梅音馆》给他,我觉得特别好。对我们两人来说,余先生原本应该是永远活在唱片里的人物吧。谁知道他居住在这样偏远的小城市,唯一的儿子还跟我的好友……

      接下来,我们作客顺利,并且谈东谈西,不知怎地,我和赵离之就做了余卜梅的学生。那两年打工挣来的钱好些都送进了他家里,可对此却万分甘愿。每次前去学琴,表面上恭敬有礼,内心却恨不能吃别人家住别人家,绝不是因为学费贵想赖回来,而是莫名地渴望着那种体验。现在想来,那应该是我们第一次领会到“家世”这样的概念吧,无论家庭状况,还是文化气氛,都跟我们过往所接触的全然不同,与我们各自鸡飞狗跳的亲戚圈更是天差地别。
      有时真感觉像突然掉进了一个梦。在种有竹子的小院,清风缓送茶香,弟子跟着师父习琴,这是小说里才有的景色吧?
      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赵离之铁了心毕业后回老家呆着,他从前可是很多次讲过要卖掉农村的地,在城里买房住的。——啊,或许那个被我批矫揉造作的新名字,也是因此而来的呢,尽管他不肯承认。
      我则作出了读研的决定。从余先生那里听来诸多琴人轶事,我知道学界也有爱琴之人(几年后读到一本书,讲过几位考古大家与古琴的故事,虽然人物内容不同,但余先生讲的可比那本书里有意思多了),这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在于,我自此知道了“派传”,不光学琴,学术也一样,没有系统和师承,似乎总是不着调的。
      不过隔年,尽管考上了研究生,却还是没有什么师承可言。我想着自己英语很差,就颇为投机地尝试去考一所美术学院,竟然真的考上了。这所美术学院不比央美清华,没有什么理论学者,我的导师早年卖画不大成功,转头经营广告公司,带艺术史研究生反倒成了副业。而我除负责刘丽伦的论文作业外,也将他的职称论文、课题文章及出书编排给承下了。
      (我却偏偏是在越发明白系统和师承的读研期间,开始越来越觉得自己反而像个无家也无乡的浪人的……)

      无论如何,与余家的这段往来都应当是我和赵离之重要的人生转折点。说起来,如果赵离之没有在那个时候和余伯成吵上一架,没有激他带自己回家,说不定即使我们后来再见到余先生,也不过只能表达一番景仰之情而已吧。时机或许真的只有一次,如果错过,可能我会像自己很早以前随意规划的那样,捱到毕业了,就去东南沿海的城市游荡,拿着一个没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凭低三下四地打工……
      赵离之一毕业就和余伯成彻底分手了,那时余伯成已工作一年,早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再陪他。两个人彼此再无直接往来,有事靠我传话。连偶尔几次前去探望先生,都是我先问好余伯成什么时候没空出现,才掐着点去他家里的。
      我到现在还留着我的第一张琴,那是余先生特意带着我们回省会,找到他的朋友,同时取出两张卖给我们的,都是仲尼式,看上去一模一样,可声音却是难以描述地不同。而且,我怎么都使不惯赵离之的那张琴,他也不爱用我的。
      “真是怪了。”
      更怪的是,研一和研二的假期,我们循着记忆去那一片根本不是乐器卖场或文化场所的地方逛过好几次,却再也找不到那位“老板”(“李老板”,极其普通的称呼,余先生是这样叫的)和那个门洞。于是我们也约定,不向先生问起,就当它是个神秘事件好了。一如我们神奇地遇到余伯成和余卜梅先生那样。

      在我研究生毕业那段时间,余伯成结婚了,我和赵离之没事就去他的博客研究,长达一年之久。最后居然得出“这家伙似乎是真的结婚,不是骗婚呐”这样的结论。
      “真看不出来,他其实应该是双的吧?”赵离之终于有些不甘心地说。
      “肯定是。哎,该不会你也要结一个?”
      “怎么可能!我可不会自己往坑里跳哦,又没人监督着我留后。”已经开始醉了的他举起酒杯,“祝我家快些断子绝孙哦。”
      “也祝我家早日无后,哈哈。”比他醉得稍轻一些的我附和着干掉自己杯里剩下的酒。
      “……哦,你们家的‘后’,现在怎样?”
      “不知道啊。没去管过。不关我事。”这么说着,总算感觉酒意愈发地上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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