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独奏曲》Louyet

2、风暴 “真是不敢

　　大约在一阵让人心悸的沉默过后，米勒弗拉斯基一家在沉默不语中收听了广播。在这种窗外依旧炮火不断的情况下，收听广播无疑是不明智的。但事实上他们现在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前线大情糟得可怕——虽然这样，米勒弗拉斯基一家还是感到惊慌和担忧，尽管他们并没有什么亲人在战场上——法国的军队里。播音员的声音由于炮声显得嘈杂低微。但人们仍能听出他说得如此富有感染力，如此充满了信心；他特意在“顽强反击”上加重了语气，就好像法兰西精神存在过似的。但不能否认那确实鼓舞人心。而他把前半句说得轻描淡写，带着一种法／国式的玩世不恭和轻蔑，似乎他在心里强调了一千遍：“他们希望我们这样想，但这是徒劳的。”

　　米勒弗拉斯基夫人觉得好受些了；他的话在极大程度上让她心满意足。她跃跃欲试地望着她的孩子们，挨个给了他们一个试探并且警告的眼神：“听上去不是很糟！查尔，是不是？”她似乎在望着所有人，但关注的只有那个精神过于旺盛的大儿子。

　　那个男孩抹了一把脸，手指在脸上无力地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才无精打采地说：“随您的便吧，妈妈。”

　　米勒弗拉斯基夫人是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她似乎更喜欢别人称呼她为女士而不是夫人，她认为这样似乎能彰显出她有一个独立的人格。米勒弗拉斯基夫人在文学上的事业不能算杰出，但那已经足够使她在家庭妇女中获得荣耀。她从不认为自己爱慕虚荣，因为她作为天主教徒的信仰不允许她这么做。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她富有爱心，仁慈，简直是道德楷模的典范，以及那种让人骄傲的判断力和平静心。在家庭事务和开支上，米勒弗拉斯基夫人一向采取铁腕政策，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丈夫。她坚持自己的准则；如果有人告诉她那是错的，她顶多慌乱一阵子，然后坚定地与那个人据理力争，不管这场争执过去了多久——她把准则当成信念，好像这样就永远不会出错似的。

　　只有米勒弗拉斯基先生对别人的溢美之辞嗤之以鼻。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来个什么人把她敲醒，”他这么对自己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免让人想到过去的时光，比如优越的生活和他们的婚姻问题。啊，婚姻问题。十月革命的时候他们还住在俄国。一个犹太人家庭的女儿，体面，富有学识，与他刚好旗鼓相当；他为什么不娶她？当然，钱是次要问题，——“钱是次要问题，”对于这段婚姻，他仍能想起她的父亲那时候意味深长的表情。每年夏天他们都离开莫斯科，不是去克里米亚，就是去马里安，翰达伊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后来他们定居在圣彼得堡，一幢带花园的别墅已经属于他们了（至少她父亲是这么说的）。是的，只属于他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还是妄想，他们只能看到圣彼得堡冰冷滑腻，覆盖着肮脏积雪的街道以及乌黑发亮的运河河面。

　　后来，后来……啊，多么叫人怀念的见鬼的后来！

　　“过去，以及倒霉的将来，……”米勒弗拉斯基先生嘟囔着，一边推开门，他的妻子正靠在客厅门口的柜子旁看着他进来，从鼻子里发出一声疲惫的哼声。

　　即使是今天这样的状况她也穿着那身好像刚从舞会上退下来的行头。她的黑色礼服上还镶着花边，尽管她不想弄得那么华丽，但她仍然看上去像是那种能把小伙子迷得神魂颠倒的年纪，如果不看她的脸的话。她戴着这个季节流行的那种帽子，——那种上面有着镂空花纹的黑色丝帽，半透明的黑色花边垂下来挡住了她半边的眼睛。黑色的衣服正与她的发色和瞳色相映成趣。米勒弗拉斯基夫人是典型的犹太人，她的面纱刚好遮盖住她卷曲的黑发和偏黄的肤色；但现在她已经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了，如果她有镜子的话，她或许会发现她的脸色同她一直预想的一样苍白。由于年龄留下的皱纹也不太明显了，她黑色的眼睛好像在找什么似的毫无聚焦。最后米勒弗拉斯基夫人把目光投向了她的丈夫。

　　同样，米勒弗拉斯基先生也是个犹太人。和妻子相比他显得身材矮胖而且肤色偏白，鹰钩鼻子也显得和蔼可亲。由于出自对天主教信仰的考虑和对自身名誉的评价，在结婚后米勒弗拉斯基先生不再出入那些舞会酒吧之类的不道德场所，但似乎是作为对他之前恣意放纵生活的惩罚，他的头发在结婚后开始失去了光泽，并且一缕一缕地掉落。

　　今天他看上去惊慌失措；这不是那种流露在表面的情绪化的苍白无力，而是由于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就像那些因为患有焦虑症的人们，常常在梦中没完没了地在深坑里下坠，突然蹬了一下脚，从睡眠中脱离出来，发不出声音，只能急速地喘息着，像一条被人扔在砧板上的濒死的鱼。他看上去似乎也在下坠，有什么东西拽住了他的脚腕，要把他从梦幻的生活里拖出来。

　　显然米勒弗拉斯基夫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她用比他更焦灼的口气问：“莫里斯？”

　　他吃惊地抬起头来，然后用力摇了摇头，“不，……不，没事儿，……”他用眼神示意她的妻子：几个孩子坐在客厅的地板上。

　　于是米勒弗拉斯基夫人站直身体，帮他把公文包拿到客厅的桌上。她走进厨房的时候对两个孩子喊道：“起来，除非你们想代替我擦擦客厅的地板。”

　　于是两个孩子站起来，查尔懒洋洋地（并且悻悻地）掀开隔着门的门帘走进了房间，他的妹妹幸灾乐祸地跟着他跑了进去，嘭的一声带上了门。

　　期间他们谁也没说话。莫里斯坐在客厅一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上，手肘撑着长桌，右手的两个手指轻轻碾压他的脑门；他的妻子在厨房里查看能吃的东西，但谁也不知道——她是否在那里压抑地抽泣着。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米勒弗拉斯基夫人走了出来，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哭泣的痕迹。她冷静，干练地把桌上的手稿和其他文件，支票簿一类的东西揽成一堆，放在柜子上，把所有的碗碟放在桌上（由于战争的缘故他们已经雇不起厨娘）。两个孩子已经跑了出来，无师自通地坐在桌边，自己给自己系上餐巾，手法娴熟得让人震惊。莫里斯微微地看了看他们一眼，家里唯一的女主人轻轻地咳嗽一声，晚餐就算是开始了。

　　查尔心不在焉地拿起餐叉，他的叉子停在半空中不动了。他开始在心里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位播音员的腔调：“战争仍未结束，但我们富有信心……”一遍又一遍，仿佛这样战争和悲观情绪就离他远去了。他重复着那句话，因为他想不起来播音员下一句是怎样说的了；但仅仅这一句话就让他满怀义愤。那声音越来越大，并且在他的心里无限遍地回放，他感觉自己的声音就是那个播音员的声音，“我们富有信心，我们富有信心……”那个声音对他说：“到前线去，小伙子，到前线去！”

　　于是他终于忍不住喟叹出声：

　　“唉……这还不够……”

　　这种幻想迅速地被现实颠覆了。叉子上的蔬菜就像一片轻飘飘的羽毛顺着他的餐巾滑落下来，在衣服上留下了一片污渍。米勒弗拉斯基夫人微微皱了皱眉头，但没说话；这一家子里最小的女儿对着长兄的窘况咧着嘴大笑，他们的母亲摇摇脑袋，把手指放在唇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那个小女孩，莱娜，显然对此无比忌惮，她也不做声了，举起了餐叉，米勒弗拉斯基夫人柔声细语地帮她挽起袖子，把较厚的肉片分成薄薄的小块；焦灼和耐心共存在她的脸上。

　　他们谨守餐桌礼仪，谁也不说话。客厅里的窗户没关好，晚上带点彻骨凉意的微风穿堂而过。莫里斯打了一个喷嚏。他的妻子体贴地递过了餐巾。他接过餐巾胡乱擦了擦（唇上的胡子都倒向了一边），向后靠了靠，说道：“我吃饱了。”

　　然后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礼仪的不周，于是他清了清嗓子，低声地说，就像是一架钢琴在调音似的，“伊娃，就这样吧，……”他停了下来，似乎在思考怎样才能让口气变得更软。然而他的妻子反应很平淡。她只是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晚饭结束后，两个孩子被赶去吃甜点。

　　此时的天空晦暗不明。它的颜色是那种让人不太愉悦的咖啡色，晚风像劣质咖啡上的灰沫慢慢沉下来。星空比往日更加急切地，带着点迷茫的低语。伊娃·米勒弗拉斯基坐在沙发上，一封已经被写好的信件放在她的膝盖上，而她的手无意识地抠着信纸，留下几道淡淡的，晶亮的白痕。她觉得有些迷茫，于是又读了一遍那封信的开头。

　　“亲爱的于贝利·安杰耶尔先生……”

　　她的丈夫仅仅是远远地扫了那封信一眼，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来。意识到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清了清嗓子。伊娃把信叠起来，仍放在膝盖上，低着头不看他。

　　“再过两个星期，或许会，——也或许不会，”他注意到妻子煞白的脸，立刻语速极快地加了一句（就像有人沿着琴键滑了一下似的），“德国人的军队大概会进驻巴黎。这是我听到的消息。……据说最高指挥部已经有了制定作战计划的决心；这是他们说的。如果消息是真的，我想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了。毕竟这是巴黎。……消息一旦被证实，就会有大批的人涌向车站，我们会赶不上火车。您觉得怎么样？”

　　他的妻子楸紧了裙子。过了很久，伊娃压着嗓子说：“这是真的？”

　　“不。但是……”他调整着语调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变得轻松一些，“我们总是该有些准备。你知道现在的战况……”

　　“您不必告诉我这些！我只是想知道，这消息可信吗？”

　　莫里斯没说话。他看了看窗外。巴黎的夜晚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什么，但那是静悄悄的，无声无息的，和他们什么关系也没有；与此同时，这座不眠的城市的其他地方也一样温柔沉静。几只鸟停在窗外的树上，坚硬的喙“嘟嘟”地敲击着金属栏杆。咖啡的袅袅热气让他的脸上逐渐有了红晕，他恢复了正常。他温和地说：“您看，我说了，我们总该有些准备。”

　　“但巴黎还是和平得很！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她固执地说，声音已经变了调。

　　“那么您打算怎么办？是留在这里，还是离开？”米勒弗拉斯基先生摇了摇头。

　　伊娃·米勒弗拉斯基依旧低着头。极其压抑的啜泣声从黑发的空隙间传来。

　　“请别哭啦，请，请您别哭啦。”

　　莫里斯低下头，又喝了一口咖啡。总有那些时候，让他心情糟糕得厉害……有时是来自前线的战报和同事之间流传的恐怖新闻，有时是和妻子无法沟通带来的疲惫。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喝咖啡。

　　无疑，她是愚蠢的……来自一种奇特的，歇斯底里的感情。那绝不是安于现状，从十月革命之后就是这样，一种难以理解的（女人独有的）古怪性格，她好像无法接受别的什么人，或是什么食物把她从“自己的”土地上夺走似的。

　　那可不是她的土地。上帝啊，她的执念可真深重。

　　莫里斯这样想。不过我不会离开她的，肯定不会。谁会在这种时候离开自己的家庭？

　　谁会在这种时候打破现状？

　　米勒弗拉斯基夫人终于抬起了头——她的脸上一点血色和泪痕也没有。她紧抿着嘴唇，脸看上去就像是一块洁白的墙砖；没有风，但她的手指却被吹得动了动，那封信在她的膝盖上又翻了个面，像条在桌子上翻腾的鱼。

　　她站了起来，莫里斯惊奇地看着她。

　　“我哪儿也不去！”

　　米勒弗拉斯基先生脸色又变白了。他似乎想说：“我毫不意外地料到就会是这样！”最后他动了动嘴唇，轻声回敬她：“真是不敢相信……您简直是疯了！”

　　“不管您说什么，我哪儿也不去！”

　　她站起来。风姿绰约的黑色裙摆擦了擦地面，一直顺着她的轻快的脚步拖到门口那里去。伊娃·米勒弗拉斯基将头发揽到耳朵后面。她想摆出一种轻松自在的神气，但翕动的嘴唇出卖了她。这位女士又扫了一眼手中信封的地址，她呼了一口气；信中的内容她甚至闭上眼就能背诵出来。不；她不能，她不能为了一场还没有到来的战争就放弃了这个机会。战争还没有到来呢。

　　她最后向客厅里失魂落魄的丈夫看了一眼，用胜利者的姿态嚷嚷道：“有谁愿意和我去邮局？”

　　没有人回答她。门“嘭”得关上了。莫里斯恼怒地瞪着手里的咖啡。查尔兴奋（但略带惆怅）地探出了头，他的小妹妹夸张地大笑着。显然他在那里窥伺了很久了。

　　“这么说，我们可以一直呆在巴黎了？直到战争结束？”

　　没有人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