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珩和医生的人类学生活》珩行天下

3、总有烧昏头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我从自己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昏昏懵懵地走出来，拿着温度计，给某些正为国家的万里长城添砖加瓦的专业人士看，“38度9了。”
　　哗哗的洗牌声。有人看了一眼，哦了一下，也就一声。

　　“要不要开点什么药啊。”我用我微薄的常识提醒他们。

　　有专业人士刚砌好了牌，正等别人扔色子，“不就38度9嘛，还有0点5是加上去的。”

　　我一听就不乐意了，“加上去的温度不是温度啊。”

　　“哟，还能顶嘴啊，精神好着嘛。看什么医生啊，对着镜子看看自己不就好了。”
　　“就是，现在的小孩儿，你为她好她还不待见。”
　　“那么爱吃药，吃药吃死你。”
　　“妹妹，是药三分毒。”
　　……

　　我裹着被子站在旁边突然发现我没有那么烧昏头了，甚至有点冷静了。

　　有人递了杯水到我跟前。我一垂眼，就看见那手很美，肤质柔和，手指笔直白皙，很象拿某种锋利小刀子的某专业人士，所以我顿生厌恶，没有马上接过来。
　　“这水是温的，现在喝刚刚好。”他耐心地解释，或许以为我是怕烫。
　　我这才侧过头去正眼看他，比我高，论长相，是站在我们家男孩中间不会被淹没的那种。所以，我更加不喜欢，因为我是被淹没的那一个。
　　他把水杯再递过来一点，碰到了我提着被角缩在颌下的手，那水杯温温的、暖暖的。
　　我突然觉得口渴，勉强伸只手出去，一把拿过来，仰头，一口喝干。再看那人的手还伸在半空中，正好把空杯子递过去，省得我自己再跑路。

　　虽然按照专业人士们的意见，我此刻应该回到自己房间，裹上三层被子自己捂汗。但我怎么听怎么都像自生自灭的意思，而我心里其实很害怕自己会死在某一刻都不为人所知，所以我选择了裹着棉被和拉舍尔毛毯窝在客厅沙发的羊皮垫子上。
　　我哥原本靠在沙发正中间看电视，看我坐到他旁边，赶紧挪地儿。倒不是他学会了兄友弟恭，我看他眼神就知道他主要是害怕被我传染。当然我也犯不着告诉他其实发烧是不会传染的，又不是病毒。而且我更乐见于不用一字一句就顺利占领最佳位置。

　　给我水的男生叫方智，比我高两个年级，比我哥矮两个年级。他父亲和我父亲一个单位，今天大人有事儿，所以放到我们家。
　　放到我们家？说得就跟放个小凳子到我们家来一样容易。
　　已经悄悄经过琼瑶小说洗礼的我，脑海中马上浮现一系列悲情画面：大人不喜欢的小孩，在冷言冷语刮风下雨中自己长大，饿了就站在街边面包店的玻璃橱窗外，偶尔邻居家慈祥的大婶给他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想到这儿，我叹了口气，禁不住用一种我以为的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向方智，他也正在看我。
　　然后母亲说我应该叫他方智哥哥，我哥应该叫他方智弟弟。我和我哥一起哆嗦了一下，再迅速对看一眼马上转开视线，大家心知肚明就好，犯不着说出来。

　　共产主义就是好啊。邻里同事都是随传随到，还谁都不觉得谁使唤了谁。像我这种体弱病虚的更加不会觉得。
　　可老妈还说，要我们以后多带着方智玩，就像自家人一样。我和我哥一起不着痕迹地哼了一下。我们家这么多小孩自家内部矛盾都已经很多了，哪还顾得上你外人啊。

　　三个人坐在转角沙发上看电视，我就想起了童话书上画的女沙皇：裹着层层叠叠的纺织物，衬托出相对较小的脑袋，人长得好不好看到在其次，那些拿刀佩剑的骑士长得再帅永远也只能站两边。这么想想我就觉得很满足，我从来就不贪心。
　　打从我坐下来，我哥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电视节目的研究中。这是他的惯招，想要对什么充耳不闻的时候，就摆出一副学术研究的全神贯注。身后不时传来哗哗的声音，只有我拖着病体勉力尽了点主人家的职责，时不时还说几句。

　　“水。”“梨子。”“削了皮还要记得把核挖掉。”“毛巾。”“擦汗。”

　　我的话没有明确对象，所以我哥自动当作不是在对他说。所以谁愿意听就当是对谁说的吧。
　　还算我妈有良心，看见方智拿着块毛巾犹豫着不知该往我脸上哪儿搁的时候，从牌桌那边跑过来，随便几下就抹干了我的额头脖子。看在她做事儿这么干净利落的份上，我可以忘记其实这时恰好是他们八圈完后重新抽牌的短暂空隙。

　　不过经此一夜，方智就算是正式进入了我们家的孩子圈。我们都曾觉得方智不可思议，因为我们知道他老妈的老公姓马，所以我们都琼瑶式地以为他是捡来的孩子，可街边捡来的小婴儿怎么会知道自己原来的姓呢？要不就是离婚后的拖油瓶？讨论无果，推我去问，被老妈痛骂小小年纪学会说是非了，不过也知道了原来方智随母姓。我们都为他和我们的不同而惋惜。后来流行香港商业片，我们又都为他庆幸，如果他随父姓，岂不是专门给人泡。

　　那年我九岁，认识了十一岁的方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