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风中的歌（二战）》青花一只碗

2、新来的客人

　　接近下午的时候，我又听到那两个军官在楼下大声的叫嚷。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曾自学过德语，尽管不会说，但听力还是没什么太大障碍。
　　“他们又想要什么？！”纳瑞安坐在床上低吼。我冲她笑笑，但在咧嘴的时候却发现，我脸上的肌肉早已经僵硬。
　　“他们说屋子里太冷了，要我们把它再弄缓和一些。”
　　“这些强盗，”纳瑞安低低的诅咒着。
　　我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除了服从，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纳瑞安和奈奈里显然不适合再到楼下去，我让肖那留在楼上照看她们。
　　“小心点，”肖那回过头，冲着我笑。毫不夸张的说，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一个笑容，尽管是他强挤出来的笑容。

　　我拿着拨火钳走到了壁炉前面，那里已经站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萨尔曼，我们上午刚刚领教过的。另外一个我没有见过，但看样子也是个德国军官。
　　“对不起先生，可是您挡住了我的路。”
　　“哦，对不起。”那个人有礼貌地往旁边让了让，继续同他的伙伴聊天。
　　“……卡特上校说您下午才会到……”
　　“嗯，本来是这样的。可是我该死的胃又出了问题……去不了……真是见鬼……”
　　我动了动拨火钳，添了些柴火进去。
　　“前线，呵，他们根本不让我去前线。”他对着萨尔曼自嘲，语气里还有些忿忿不平的怨怒，“卡特说，让我在这个时候去前线指挥，还不如直接用担架送我进战备医院。他居然敢这么说？在军校的时候……”
　　他没有说下去，声音被自己的咳嗽打断。
　　我往里面又添了些柴火，让炉子烧得旺了起来。动作却慢了下来，说真的，我不是很会做这项工作。往常，总是纳瑞安来弄的。前两天我听奈奈里说柴火受了潮，那是不是应该把受潮的柴火捡出来？
　　果然，烟一下子从火苗中间窜了出来。
　　我被熏的退后了一步，急忙用手捂住了口鼻。
　　“嘿，你想干什么！”那个脾气暴躁的军官又掏出了手枪，朝我走过来。
　　“萨尔曼！”身后的人叫住了他。
　　“可恶。”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把手枪塞回了腰里。用皮鞋尖踢在我的腿上，疼痛像钻子一样袭来。
　　我这次是真的被吓呆了。看见那个叫萨尔曼的家伙掏出手枪，我以为自己要完了。尤其是经历过上午发生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德国人，已经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对手，他们是魔鬼，是被上帝诅咒的恶棍。
　　我看了那个制止他的军官一眼，这人就站在他的旁边。瘦高瘦高的，像一株白桦，生长在北方的那种。
　　他咳得很厉害，脸偏向了一边，我看不到。只能从他的肤色和头发判断出，这是个纯正的日耳曼人。而不是像纳瑞安那样的斯拉夫人，头发是棕褐色的。
　　我不敢再说话，甚至不敢道歉。屋子里的气氛开始变得诡异。
　　“麻烦给我一杯水。”
　　我如临大赦，迅速扔下拔火钳，飞快地离开。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遇。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当时的感受，只知道他就仿佛一位仁慈的君主，降临在上空。或许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但是我找不到其他的词汇。
　　对于当时的波兰来说，德国所带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压抑而绝望。

　　飞机没有停下来，轰炸声也是一样。
　　从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侵略与反抗，掠夺与偷袭，无休止地交织。绝望像尸臭一样弥漫在空中。
　　耶和华说，相信我，我终将带领你们走出绝境。
　　可是希望在哪里，我看不到。
　　主啊，愿您带给我们希望。
　　纳瑞安在起居室里，同奈奈里一起，做着睡前的祷告。
　　我已经许久不曾向上帝乞求，因为在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被他抛弃。如同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任其自生自灭。
　　我不知道我们的房客还要再呆多久。英雄一样的骑兵团已经灰飞烟灭，波兰，我的母亲。还有什么能保护你的儿子免受伤害？

　　我小心翼翼地敲响书房的门，尽量使它显的不那么胆怯。
　　“请进。”里面的人用英语回答。
　　我打开房门，走进去。
　　像往常一样，我的德国客人坐在书桌后面，双手交叠放在桌子上。可我意识到事情似乎不太对劲。
　　屋子里是阴冷的，壁炉里的火苗早已熄灭。
　　“需要吗？”我用手指了指空空如也的壁炉。
　　他不说话，只是艰难地点头。嘴唇冻得发紫。
　　“木料在楼下的厨房里，如果您需要，我去把它们都搬上来。”
　　“哦，谢谢。”他说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发现军大衣被他抱在怀里，桌子下面有很大一摊玻璃碎屑，还有水渍。
　　“你不舒服吗？”
　　他盯着我，既不表示肯定，也不否认。
　　我走过去，想帮他把散落的文件拾起来。
　　“别动！”他的神经在一瞬间绷紧，几乎要跳起来。椅子摩擦地面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响声。
　　我没想到他会如此紧张，只能站在原地，“我，我没有目的。我只是想帮你……”
　　我闭上眼睛，以为他会像萨尔曼一样，用枪指着我的脑袋。然后开枪。
　　谁知，我没有等来枪响，等来的却是一阵压抑地呻吟。

　　他像受了伤似的蜷缩起来，双手抵着胃部。站不起身，也无法坐下，只能痛苦的趴在桌子边沿。

　　我见到过闹胃病的患者。奈奈里和肖那在战前开着一家私人诊所，偶尔，我也会去帮忙。
　　但是我从未见过哪个人会像他这样。胃出血，却不肯吃药，一直在喝咖啡。
　　“这是自杀。”我想起肖那的话，面无表情地重复给他听。
　　我的患者不肯合作，他潦草地点着头，用钢笔的笔尖在文件上划横线。
　　我等在那里，看见他的手再次伸向咖啡杯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
　　“我不记得，我还请过一位斯拉夫的营养师。”他眯着眼睛，灰蓝色的瞳孔和德军的制服一个颜色。
　　“我有一半的血统是日耳曼，长官先生。”我一本正经的说，“是英格兰人。”
　　他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我的话，怔怔地看了我半晌。最终笑出来，“我以为你会更乐意称自己是‘波兰人’。”
　　“也对。”他慢慢地靠向椅背，用手指的指节敲打扶手，“波兰是斯拉夫的民族，不会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奴隶的后代。”
　　“不对。”我看向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推口而出的刹那，我不知道自己要否定什么，我只知道他要否定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
　　这场战争的结束，或许会有民族灭亡，国家政权消失。但我相信不会是波兰。这不是愚蠢的沙文主义，这是信仰。
　　支撑起一个民族，需要信仰，尤其是当它惨遭蹂躏的时候，更加需要。
　　他站起身。走到书柜前面。没有再说话，也没有再提到斯拉夫民族，或是日耳曼的事情。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过去的经历，原来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并不像是他表面的那样平静。或者比大多数人更加易于情绪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