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黎明》绘世狸

2、三个人说的不一样 埃弗雷

　　埃弗雷特让车夫往车站赶，到了站台一问，当晚回伦敦的火车已经开走了，下一班要等到明天早上六点。他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夜风从铁轨那头灌过来，把站房的灯吹得直晃。他转身走回马车前，让车夫改道去镇上。
　　“找个住的地方。”
　　“锚与链”是镇上离码头最近的客栈。他付了车钱，推门进去。门脸不大，招牌上的漆剥落了一半，挂在风里吱呀作响。屋里点着几盏油灯，光线昏黄，空气里混着啤酒和烤洋葱的味道。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围着深色围裙，正在低头擦一只锡杯。
　　“住店？”她抬起头，把锡杯搁下。
　　“是。有房间吗？”
　　“楼上还有一间。二楼，靠里面。”
　　埃弗雷特付了钱，接过铜钥匙，没有立刻上楼。他把那封手写的信放在柜台上。
　　“苏格兰场，埃弗雷特·格雷。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女人拿起信看了看，脸上没什么变化。“警厅的人昨天来过了。查了一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我今天下午去看了尸体。现在想换个地方问一问。”埃弗雷特把信折好，收回衣袋，“您怎么称呼？”
　　“凯特·米勒。这店是我的。”
　　“米勒太太，二十号到二十一号这几天，有没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您这儿住过？穿深灰呢子的外套，料子不错，但尺码不太合身。”
　　凯特靠在柜台边上，想了一会儿。她的目光越过埃弗雷特的肩膀，落在门口那盏风灯上，像是在从记忆里把这个人翻出来。
　　“有。二号房。二十号傍晚来的。”
　　“您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他个子太高了。进门的时候要低头。我们这儿门框不算矮，我量过，六尺二。他进来的时候还是得低一下头。我那时候在柜台后面擦杯子，看见他弯腰，还怕他撞着门楣。”凯特用手在自己额头前比了一下，“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得仰着头看他。脸没怎么看清，他戴着帽子进来的，帽檐压得很低，只看见一个尖下巴，没胡子。”
　　“他登记的名字是什么？”
　　凯特转身，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本黑皮面的登记簿，翻到最后一页。纸页上用蓝墨水写着一行字，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每个字母都写得极慢、极正。
　　“托马斯·霍德。”她指着那一行说。
　　“这是您写的？”
　　“是我写的。他说他不识字，让我替他写。”
　　“他原话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不识字，你替我写吧。我叫托马斯·霍德。’我就照着这个音写了。”
　　埃弗雷特把登记簿往灯下挪了挪。那行字写得很端正，H和O的间距比别的字母宽一点，像是写字的人不太确定这两个字母该挨多近。
　　“他有没有带行李？”
　　“一个布包。不大，灰布面，看上去不沉。他上楼以后没下来过，我那天夜里也没听见他出门。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我下楼，桌上的房钱已经放好了，一个子儿不少。”
　　“二十一号那天早上，您没看见他走？”
　　“没有。我睡得沉。等我下楼的时候，他的房间已经空了，门虚掩着，床上叠得整整齐齐，跟我刚铺好的时候差不多。”
　　“二十一号那天，您店里还住了什么人？”
　　“三号房有一个做生意的，在港口那边贩鱼干。四号房是老佩恩，那个打鱼的。他有时候晚上喝了酒，就在我这儿住一宿，第二天天不亮出海去。”
　　“托马斯·佩恩？”
　　“是他。他儿子那晚也在，铺了地铺睡在四号房。爷俩天没亮就走了，我听见门响。”
　　埃弗雷特把笔记本掏出来，记了几笔，合上。“谢谢您，米勒太太。我上楼放东西，一会儿还要出去。”
　　他上了楼，把外套挂在门后，本子揣进内袋，又下了楼。出门时凯特在柜台后面喊了一句：“先生，晚饭吃不吃？”
　　“回来再吃。”他推开门，走进了冷风里。
　　天已经黑透了。街灯隔得很远，光晕照不到两步之外，路面是湿的，白天没有下过雨，但海边的潮气把石板浸得发亮。他往港口的方向走，经过一条窄巷时，里面传出来酒气和说话声，一个男人在唱一首调子很老的渔歌，唱到一半停了，换成了笑声。
　　码头到了。
　　夜里的港口和白天是两个地方。卸货的卸煤工还在干，灯影里有人在搬箱子，铁钩挂在木箱边角上的响声一阵接一阵，带着回声。埃弗雷特在一间货棚的檐下站住，檐下挂着几盏风灯，灯下站着几个扛包的脚夫，正缩着脖子抽烟，等着下一批活儿。
　　他走过去，挑了一个靠外面站的汉子。那人宽肩膀，手背上全是粗纹，一件厚布短上衣，袖口卷到肘弯。
　　“打扰一下。我想问件事。”
　　汉子把烟斗从嘴里取下来。“什么事？”
　　“二十一号早上，您在这儿见过一个陌生人没有？穿深灰呢子外套的。”
　　汉子把烟斗在鞋底上磕了磕，想了一会儿。“见过。那天早上，天刚亮，我在这儿等活儿。”他用手指了一下货棚左边那根木桩，“那个人站在那边，靠着桩子。穿了一件灰外套。我多看了一眼，因为那种外套不是我们这种干活的人穿的。料子不错，肩上落了一层海雾，湿的。”
　　“他长什么样？”
　　“不高。”汉子抬起手，在自己肩膀旁边比了一下，“到这儿。我五尺九。他比我还矮一点。可身板宽，肩膀厚。是个壮实人。”
　　“您记得他的脸吗？”
　　“圆脸。腮帮子有点宽，下巴上没胡子。”
　　“他为什么让你多看了一眼？”
　　汉子又想了想。“因为他站在那儿不动的。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都有事，搬货的、卸煤的、等人的，都有个去处。他就靠在桩子上，什么也不做，像是在等，又不知道在等什么。我搬了两趟货，前后大概半个钟头，他还在那儿。”
　　“后来呢？”
　　“后来我往码头里面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在了。那根桩子空着。”
　　埃弗雷特记了几笔。“他有没有跟人说过话？”
　　“没有。我路过他身边一次，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那一眼怪得很，看人的样子像在数什么东西。”
　　“数什么？”
　　“说不上来。就是盯着你看，眼睛不动。”汉子说着，把烟丝重新塞进烟斗里，“不过也就那一下。看完他就把眼睛挪开了。”
　　埃弗雷特道了谢，沿着码头往南走。风从海面上刮过来，比刚才更大了，吹得货棚的帆布顶篷啪啪作响。海面上有船灯在晃，小小的几点，远得像是钉在灰色的布上。
　　他在一家小酒馆门口停下来。门半开着，热气从里面涌出来，混着烟草和啤酒的气味。他推门进去，里面只有四张桌子，坐了三桌人，靠墙那张桌子前坐着一个老头，面前放着一只空杯子，正用指节敲桌面，敲得很慢。
　　埃弗雷特认出了那顶防水帽。他走过去，在老头对面坐下。
　　“佩恩先生。”
　　托马斯·佩恩抬起头，眯着眼看了一会儿。“你是下午那个警厅的人。”
　　“埃弗雷特·格雷。苏格兰场。”他把手放在桌面上，没有再把信拿出来，“我想再问您几个问题。”
　　“问吧。”老佩恩把杯子往旁边推了推。
　　“二十一号早上，您在码头上看见那个人的时候，您在做什么？”
　　“出海回来。天刚亮，我把船靠好了，把缆绳系在桩子上，然后拎着鱼篓子往回走。经过码头的时候，那个人站在货棚旁边。”
　　“您在船上就看见他了？”
　　“没有。船靠岸的时候我没注意。上了码头才看见的。”
　　“他站在哪个位置？”
　　“货棚左边，靠着桩子。跟卸煤工们站的地方隔着一段，没跟他们混在一起。”
　　“您看了他几眼？”
　　“一眼。我拎着鱼篓子，从他旁边走过去。看了他一眼，没停步。”
　　“您看见他的脸了吗？”
　　“没有。他戴着帽子，宽檐的，压得很低。我只看见一个下巴和嘴。嘴上没有胡子，下巴是尖的。”
　　“他穿的是什么？”
　　“灰外套。深灰的，料子细。”
　　“您觉得他个子多高？”
　　老渔夫想了一会儿，把一只手放在自己头顶上。“跟我差不多吧。我五尺八。他比我可能高一点儿，也差不太多。”
　　“您刚才说，那个下巴是尖的？”
　　“尖的，没什么肉，还白。”
　　“白？”
　　“白得很。我打了一辈子鱼，在海上晒了一辈子太阳。那个人一看就是不怎么在海上待的。脸色白得不像个常在码头走动的人。”
　　埃弗雷特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把“脸色白”三个字写下来，在旁边点了一个墨点。
　　“佩恩先生，那天早上码头上还有别的事吗？”
　　“有一艘煤船。停在港口里，按理不该停的。”
　　“为什么？”
　　“那艘船叫‘圣玛格丽特’，康沃尔那边来的，平常跑北边的航线。那天早上我在海上看见它了，吃水浅，船身浮得高，是卸过货的样子。可这不合常理，这个季节往北去的船，在普利茅斯卸什么货？”
　　“您认识那艘船？”
　　“港口的船，我认得一大半。那船以前来过两回，装煤的，船老大姓什么我记不清了，高高瘦瘦的，不爱说话。”
　　埃弗雷特把船名记下来，在“圣玛格丽特”旁边画了一个圈。
　　“后来呢？那船什么时候走的？”
　　“不知道。我回家补觉去了。下午起来的时候，港口里就看不见它了。”
　　埃弗雷特点了点头。他把本子合上，站起来。
　　“谢谢您，佩恩先生。”
　　“先生。”老渔夫忽然叫住他，“那石头。”
　　埃弗雷特回过头。
　　“那个死人身上，有没有什么石头？”
　　“石头？”埃弗雷特把本子重新掏出来，“为什么问这个？”
　　老渔夫把手指伸进杯子里蘸了点水，在桌面上画了一个方形。“我就问问。海蚀洞里的东西，有时候会带着石头上来。我这辈子见过两回。”
　　埃弗雷特看了他一会儿。“您前两次报官的时候，那两个人身上有石头吗？”
　　“我没细看。警所的人来拉走了，我没来得及看。”
　　埃弗雷特把这件事记了一笔，合上本子，没有再追问。
　　从酒馆出来，夜风比刚才更紧了。他站在街口，借着客栈招牌漏下来的光，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他先画了一张脸。长脸，下巴尖，脖子细，个子高。画完在底下写了两个字：客栈。
　　翻过一页，又画了一张。这张脸画得圆了一些，腮帮子往外鼓，脖子粗，肩膀宽。底下的字：码头。
　　第三张画在第二页的空白处。没有画脸，只画了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底下露出一截下巴。下巴是尖的。底下的字：酒馆。
　　三张画并排摊在灯下，他看了很久。
　　在客栈老板娘的眼睛里，那是个进门要低头的高个子。在脚夫的眼睛里，那是个肩宽背厚的中等个，脸是圆的。在老渔夫的眼睛里，那是个戴着帽子、看不清脸、脸色发白、中等偏高的瘦子。
　　三个人说的不一样。他们没理由撒谎，他们彼此不认识，跟一个外地来的陌生人没有利害关系。可他们给出的三个描述，凑不到一起去。
　　如果只靠这些描述去找人，他找到的会是三个不同的人。
　　埃弗雷特把本子合上，回到客栈。柜台上的灯还亮着，凯特在灯下缝什么东西。
　　“米勒太太，我想再看一眼登记簿。”
　　凯特放下针线，从柜台底下把那本黑皮面的簿子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埃弗雷特把灯挪近了一些，把“托马斯·霍德”那行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前后几行。他拿过柜台上的笔，在自己的本子上一笔一划地抄了下来：
　　托马斯·霍德。
　　“您抄这个做什么？”凯特问。
　　“这个名字可能是假的。”埃弗雷特把笔搁下，“但目前它是我手上唯一的名字。”
　　他上了楼，进了房间，把门关上。桌上有一盏小油灯，火苗很小，只照亮桌面上摊开的笔记本。
　　他坐下来，看着那几个字母。T，o，m，a，s。H，o，d，e。
　　他念了一遍。声音很低，只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就散了。这个名字念起来平平的，三个音节挨在一起，谁也不搭着谁的肩。他又念了一遍，念完把笔搁下，觉得这不像一个活人的名字。像一件从别处借来的衣服，尺码不对，穿在身上松垮垮的。
　　他把本子合上，吹灭了灯。黑暗中，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他闭上眼睛之前，脑子里还在想那三张画在纸上的脸。它们对不上，哪一张都对不上。而这个名字，是第四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