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水残阳》广开言路

3、第 3 章 第三章王耨

　　第三章王耨伏击
　　一九三八年秋，高粱刚红。
　　消息是侯三带回来的。侯三有个表舅在双台的车站上当差，说九月十几，有一小队日军从潍县往昌邑去，走的是王耨后头那条土路，随行的还有二十来个伪军，押着三辆大车，车上是弹药和被服。
　　李树贵听完，问了三个问题。
　　"多少人？"
　　"日军十七八个，伪军二十来个。"
　　"几挺机枪？"
　　"一挺，在头一辆车上。"
　　"什么时候过？"
　　"后日晌午。"
　　李树贵把罗荫堂叫来，让他画地图。罗荫堂不会画，就在一张黄裱纸上用毛笔画横线竖线，画得歪歪扭扭。李树贵看了一眼，把笔拿过来——他不会写，但会画。他在纸上画了一条路，路两边画了两道沟，沟上画了玉米地。
　　他说："路在这儿，沟在这儿。人趴沟里，玉米地挡着。头车一进沟口，先打牲口。"
　　马连升问："为啥先打牲口？"
　　"牲口倒了，车就堵住，后头的车过不来。他们人少，车一堵，人就得下车，下车就是活靶子。"
　　罗荫堂在旁边看着那张画得乱七八糟的黄裱纸，忽然说了一句："当家的，你该去当参谋。"
　　李树贵脸一红，说："俺就会看坡。"
　　这是他的老毛病，一有人说他好，他先把自己压低。
　　那一仗打得很不体面。
　　九月十四晌午，日头正毒。日军小队进了沟口，前头一辆大车的骡子被打倒，车翻了，弹药箱滚到沟里。后头的车刹住，日军跳下来，架起机枪往玉米地里扫。
　　玉米地里的枪都是土枪、老套筒、汉阳造，射程不够，打不着。李树贵把人分成三股，一股在正面拖，两股从沟两头绕。绕的那两股，每股二十人，都拿着大刀和手榴弹。
　　手榴弹是土造的，铁壳里装的是□□，炸开的声音闷，烟大，杀伤小。但烟大有用。烟一起，日军看不清，机枪就停了一停。
　　就这一停，两股人从两侧扑上去。
　　大刀砍在钢盔上，火星子溅出来。李树贵后来跟人说过一次那一仗，说得很简单：
　　"那一仗，俺们不是打赢的，是拿人堆赢的。"
　　打了两个钟头。日军十七个，打死九个，跑了八个。伪军二十一，死了六个，剩下的跪在地上举枪。
　　李树贵这边，死十九个，伤二十三个。
　　刘小四死在他跟前。那孩子举着刀往前冲，被一枪打在胸口，往后退了两步，坐在地上，看了看李树贵，说了一句"当家的，俺不抖了"，头就垂下去。
　　李树贵蹲下去，把手按在他胸口上，血从指缝里冒出来，热的。
　　他站起来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他把那支比利时造的小枪从腰里抽出来，走到跪着的伪军跟前。
　　伪军里有个当官的，穿得整齐，跪在最前头，说："李司令，俺们是被迫的，俺们也是中国人。"
　　李树贵说："你刚才拿机枪打俺们的时候，你是哪国人？"
　　那人不说话了。
　　马连升在旁边说："当家的，杀了吧。"
　　李树贵站了很久。他把枪举起来，又放下，又举起来。
　　最后他把枪收回腰里，说：
　　"把他们的枪收了，衣服剥了，让他们走。"
　　侯三急了："当家的，放了他们，回去一报告，下回还来。"
　　李树贵说："俺不杀跪着的人。"
　　他说完就走了。走出十几步，他扶着一棵玉米秆，弯下腰，吐了。吐得很厉害，吐到只剩酸水。
　　马连升跟过来，递给他一壶水。
　　李树贵接过水，漱了口，抬起头，脸上又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
　　马连升说："当家的，你手抖。"
　　李树贵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说："风大。"
　　那天晚上，队伍在三官庙分战利品。十九支步枪，一挺歪把子机枪，三车弹药被服，还有一匹没死的骡子。
　　李树贵坐在殿前的台阶上，把那支比利时的枪放在膝上擦。擦到一半，他忽然对罗荫堂说：
　　"先生，你替俺写个东西。"
　　"写什么？"
　　"写个名单。今天死的十九个人，名字都写上。"
　　罗荫堂说："写上做什么？"
　　李树贵说："写上，贴在殿里。往后每年这一天，俺给他们烧纸。"
　　罗荫堂愣了一下，说："当家的，这不合规矩。自古没有把阵亡兵卒的名字贴在庙里的。"
　　李树贵说："那从俺这儿起，就有了。"
　　罗荫堂那天晚上写了很久。他不会写"阵亡"两个字，改成了"殉国"。他觉得这样好听。
　　那张名单贴在三官殿的东墙上，用的是罗荫堂最好的字，楷书，一笔不苟。十九个名字，第一个是"刘小四"。
　　这张纸后来贴了六年。三官庙在一九四三年被日军烧了，纸也烧了。但西马埠的老人们说，李树贵死以前，每年九月十四，都要让人抄一份新的贴上去。
　　王耨后这一仗，让李树贵在昌邑出了名。
　　县城的日本人也知道了他的名。汉奸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昌邑二区有匪李树贵部，约三百人，扰乱后方"。那张报纸，李树贵让人念给他听，听完他笑了，说：
　　"俺成匪了。"
　　罗荫堂说："当家的，这不是坏事。他们叫你匪，老百姓就知道你打了他们。"
　　李树贵说："那要是老百姓也叫俺匪呢？"
　　罗荫堂没接这句话。
　　一九三八年冬天，队伍到了六百多人。李树贵把王耨、双台之间的十几个村子都控制住了，设卡、收捐、派粮。他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写在纸上，贴在团部：一不许□□，二不许绑票，三不许抢中国人的牛。这三条，后来破了不止一次。
　　破了以后，他就杀人。杀自己人。
　　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七年腊月。一个排长在双台抢了一户人家的牛，还打了人。李树贵把人叫到三官庙的院子里，当着二百多人，问："你抢了没有？"
　　排长说："抢了。"
　　"打了没有？"
　　"打了。"
　　"那你还有啥话说？"
　　排长说："当家的，俺跟着你打了半年的仗。"
　　李树贵说："你跟着俺打了半年仗，你就敢抢牛。你要跟着俺打十年，你是不是敢抢人？"
　　他抬手一枪，打了排长的后脑。
　　枪响之后，院子里没人敢喘气。李树贵把枪收起来，说：
　　"俺这队伍，不是土匪。谁想当土匪，现在就走，俺给两块大洋。"
　　没人走。
　　但从那天起，队伍里有了另一种怕。怕日本人，怕八路军，也怕他。
　　李树贵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跟罗荫堂说过一句："俺杀人立规矩，可俺自己心里明白，俺立的规矩，是俺一个人的规矩。俺要是死了，这规矩就没了。"
　　罗荫堂说："那就别死。"
　　李树贵说："人哪有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