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道德修养与推理基础》松鼠带鱼

11、诚信是立身之本 期末考试作

　　每年秋季学期我主要的教学任务都是给大一新生上思修课，春季学期的工作重心则是转移到马列学院的专业课上，然而今年春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有一位女教师休产假，经过几位教研室主任之间的协商，领导说着“张老师还没成家，可以多帮院里承担一些任务”，把那位老师的一部分课排给了我。
　　跨教研室上课倒也不是太大的难题，毕竟思政课都有固定的教案可以遵循，课件也都是现成的，就算照着念也能凑合一个学期，但本来我的专业课和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就已经把整个学期都占满了，这学期突然多了一门课，又加上上级对思政公共课的要求水涨船高，每天都有应付不完的检查、学习、公开课和报告，一个学期下来，一个人被当作两个人用的我精疲力尽，只剩下在期末考试的教室里放空的份。
　　“您是张老师吧？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在黑板上写完考试名称、考试时间和监考教师姓名后正在愣神，就听见侧后方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我刚才走错区了，绕了点路才找到这儿。一楼大厅里的那些艺术品真好看。”
　　“那是文学院的毕业设计。”我转身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避免粉末粘到自己的袖口，向进来的人点了点头。我已经事先知道了她的名字，我们共同监考的这一场考生来自生命科学学院，所以我推测她也是生科院的教师。她穿了一条深蓝色的无袖连衣裙，过膝的裙摆下端裁剪成许多尖角，伴着她小跑过来的动作，两截小腿在布料的晃动间若隐若现，她脚下还踩着一双带子上镶了水钻的高跟凉鞋。可以穿裙子和凉鞋大概是女教师和男教师相比能在夏季里享受的独特优势，但我注意到她的着装其实不完全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
　　她小跑到讲台上，放下手中的提包和阳伞，空出来的双手抱住自己裸露的双臂：“这楼里可真冷啊。”
　　“何老师是第一次在二主楼里监考吧？”我示意她看向我自己和台下考生们身上的厚外套，“中央空调一开就是这个温度，夏天的二主楼比冬天还冷呢。”
　　“我今年刚入职，平时都在生科楼上课，这还是第一次进第二主教学楼，”她解释道，“张老师您懂得真多。”
　　忽略掉这个有几分熟悉的语气，我寻思我们看起来也差不多大，我虽然教龄长一点，但也不一定就比她年长，于是我向她提了我的年龄，说如果我们年纪差得不多，就不用称呼“您”了。
　　“我和你同岁！”何老师露出惊讶的表情，“张老师你上学真早，我去年才刚读完博，你都已经教了好几年书了。”
　　我现在知道她像谁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口舌，我决定一笑而过。我拿过放在讲桌上的两摞卷子，分给了她一摞：“何老师，咱们先数一下卷子吧。你来数答题纸，这个页数少，比较好数。每个学生一张，每列数出来一沓，一会儿好往下发。”
　　我之所以把答题纸交给何老师来数，主要是因为她是新教师，对这种事估计还不熟练，我作为前辈自然要体现一些绅士风度。我们所在的阶梯教室共有15排座位，每排三张长桌，两条过道将教室分为三个大块，考试期间每列长桌只在两头坐人，因此考生分为6列，每列15个人，全场一共有90人。我负责数的是试卷，试卷每四页一套，钉成一份，由于它比答题纸厚，而且订书钉很容易互相钩在一起，因此数起来比只有一页的答题纸麻烦一些，但我还是很快就数完了，把6沓每沓15份的试卷在讲桌上一字排开，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正好在开始发卷前的一分钟。
　　这时我听见旁边传来一声轻微的喷嚏声，转头一看，发现何老师才刚数出来第三沓答题纸。她把每一张纸都高高地掀起来放在一边，一边掀一边小声数着“1”、“2”、“3”、“4”，这个认真而低效的数卷手法看得我头大，我刚想说点什么，又见她吸了吸鼻子，于是我没忍心评价她的工作，而是说着“这楼里太冷了，何老师你穿这个吧”，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了她肩上。
　　这时已经到了该发卷的时间，她自然还是没有数完答题纸，我连忙把已经数好的试卷发下去，让学生依次向后传，自己跑回讲台上帮她数最后一列的答题纸。结果这次连我也忙中出错，靠近教室门的那一列答题纸是我数的，发下去后不久，最后一排的学生就举手报告多了一张，同时靠窗第二列的最后一个学生说自己缺一张，于是我又噔噔噔地踩着台阶跑到阶梯教室的后头，为学生传递答题纸。
　　尽管开头有些折腾，至少考试按时开始了，没有酿成教学事故，我终于放下心来。这时我开始后知后觉地感觉到冷，为了取暖在教室里来回踱步。
　　“张老师，”我刚踱到第二圈，就见何老师用气音叫住我，脸上的表情十分凝重，但从她身上的外套来看应该不是冻得，“我们监考是不是应该抓作弊啊？”
　　“你看见有人作弊了？”我问。
　　她摇摇头：“我第一次监考，还不知道要怎么抓作弊。”
　　“其实也不用这么紧张，”我回答，“咱们学校的学生还挺讲诚信的，而且前年有人因为在毛概考试里作弊被强制退学了，那件事对他们的警示作用挺大，应该不会有人随便冒这个险。”
　　“处罚这么严重吗？”
　　我点头：“学生手册里有，作弊的处分是退学，学生应该都知道。”
　　“哇，”她轻声感叹了一下，“是哪个老师这么不近人情抓的作弊？”
　　我吸了一口教室里的凉气，准备抬起来指向自己的手又放了下去。但我还是嘴硬了一下：“你不觉得纵容作弊的学生对其他诚实应考的学生不公平吗？”
　　“也是。”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扳回了一城。
　　“不过，学生作弊老师是怎么看出来的啊？”何老师又继续问我，好奇的目光让我想起了助手，“我就一点都看不出来。”
　　“这个好说，”受到那道目光的鼓舞，我顿时来了劲，把寒冷抛到了一边，“大部分人作弊都会有典型的行为模式，比方说先看你一眼，确认你会不会看到ta的动作，而专心答卷的人是不会有闲空抬头的。当然也有些学生可能习惯在思考问题时抬头，但他们的目光不会十分明确地投向监考教师，而企图作弊的学生会直接看向你，甚至是前后转头确认所有监考教师的位置。”
　　“嗯，”何老师点点头，“但推断出来的学生的意图不能作为证据吧？必须要抓到现行才能认定作弊。”
　　“对，”我回答，“判断意图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该盯梢了。当然你在发现有学生准备作弊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走到ta附近，明确地让学生知道你在盯着ta，用威慑的方式使ta不敢作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故意走开，装作没注意到学生的举动，同时暗中盯着ta，在ta开始动作时尽量毫无声息地快速走过去，抓到现行。”
　　“虽然可以理解抓作弊是为了保障公平，但第二种老师好坏啊。”她感叹道。我干笑了一下，有些时候某个自作聪明的学生恰巧激发了从小就立志成为侦探的监考教师的胜负欲，这也是难免的事吧。
　　“何老师你知道多少作弊的手段？”我接着问她。
　　“小抄……和手机？”
　　“除这些以外比较常见的还有使用无线电设备传输信息和替考，不过校内的普通课程考试一般用不上这些，考场上周围的同学互相都认识，如果有人替考很快就会被发现，戴耳机也很容易被看出来，而且普通的考试很少有成规模的作弊，使用比耳机更高级的设备和团伙作弊对个人来说成本太高，没有必要，所以一般能见到的还是用小抄和手机，”我总结道，“不过带小抄和手机的方法也是很多样的，前年那次就是最普通的在袖子里藏小抄。你也见识到了二主楼里这样，夏天也一样可以拿袖子做掩护，手机也可以藏在袖子里。除这些以外，我还从其他学校的老师那儿听说，也会有人把小抄夹在笔袋里，贴在帽子内侧，或者贴在水杯底部，用这种方式带进考场，还有人事先计算好自己会坐在哪个座位上考试，提前把小抄贴在桌子下面或是用颜色很浅的铅笔抄在桌面上。有的人会准备两部手机，一部在开考前交上去表示自己上交了电子设备，另一部藏在袖子里或者脱下来的外套里、阳伞里，开考之后还有的学生为了避免被监考教师看见，会把手机夹在两腿中间，据说还有女生把手机藏在超短裙底下，男老师又不能让她掀起裙子来看到底有没有手机……”
　　我正说得眉飞色舞，忽然看见何老师皱了一下眉，才意识到在女教师面前说这种话有些性骚扰的嫌疑，于是赶紧住了嘴。正在这时我余光瞥见教室门口有几条人影晃动，紧接着教务处的领导和马列学院的院长就走进教室来巡考了。
　　幸好我刚才跟何老师交头接耳的样子没被领导看见，我在心底感谢了她的救命之恩，与领导打了个招呼就装作没事一样踱到教室后面去盯着考生。领导们走后我也没好意思再和何老师搭话，就继续在教室里一圈一圈地转着取暖。
　　不知道转到了第多少圈，我在一次转身时恰好和一个男生对上了视线。
　　我们的对视只持续了不到一秒，我甚至都不确定他到底是在看我还是单纯地在抬头，但就在那一瞬间里，我心中升起了一种直觉——他要作弊。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先走到远处，暗暗地观察那个男生的动作。他并没有做出低头、偏头或用胳膊掩盖试卷制造视觉盲区一类的动作，写字的速度也和先前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不符合开始抄答案后答题突然变得连贯流畅的规律，更没有再次抬头看我或是何老师，但我还是隐约觉得有哪里不太对。
　　我站在后门附近盯着他又思考了一会儿，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的坐姿和之前不同了。
　　当然我知道考试过程中学生要在同一个位置上连续坐一个半小时，这中间很难要求每个人都不变换坐姿，可能有的人正着坐一会儿就要侧一会儿身子或是翘一会儿二郎腿，有的人要一会儿靠前坐一会儿靠后坐，但每个人侧坐的方向应该都是相对固定的，比方说右利手的人在写字期间很少专门向右侧侧坐，因为那样会导致写字的一侧胳膊和手肘悬空，写字会更费力，反过来左利手的人也很少专门向左侧侧坐，但那个男生明显更换了侧坐的方向，能看到运动的手臂也从右臂换成了左臂，也就是说他能左右开弓，两只手都能用来答卷。
　　我自然不是对能左右开弓的人有什么意见，也并不觉得换手写字与考试作弊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他刚才恰巧在换手前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个动作让我不由地怀疑他的换手和我的监考教师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我暂时还没想到可能的解释。为了避免他意识到有人在注意他，我回到教室前面，装作随意地从第一排开始检查学生的证件。
　　我在过道里走走停停，借着查证件的掩护不时偷偷看那个男生，他没什么反应，也没有再抬头看我。等到我终于走到他身边，拿起他放在桌角上的身份证和学生证时，他也仍然在埋头答着题，用的是左手。
　　我低头看他的学生证。他是生命科学学院拔尖班的学生，名字叫赵子豪。在我从证件上移开目光扫向他面前的桌面时，他也仍然在用左手奋笔疾书。
　　他的桌子上散着乱糟糟的大一片纸，每一张都经过两次对折，变成了原本四分之一的大小，看样子他把钉在一起的试卷拆了开来，每一张都单独叠成了方块，凌乱地铺在桌子上，压在左手下面的答题纸也同样叠成了小块。我见过不少喜欢把试卷和答题纸折成小块作答的学生，但像他这样把每一页都单独撕下来叠成小块的却并不常见。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他的计谋，或许那一堆试卷中间正夹着小抄，但我也不好开口要求他把每一张纸都展开来抖一下，那样无疑会暴露我对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的怀疑，然而如果他以为这样就能在我面前混得过去，那就太小看我了，他的对手可是马列学院近三年唯一有战绩可查的我，我不信他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做得了弊。于是我在他身边站定，装作一时兴起在看他答题，向他默默地施压。
　　他的座位在靠窗的一侧，挨着过道，因此我就站在他身边，与他离得很近。一般人只要还有点秩序观念，知道作弊是不被允许的违规行为，他在作弊时就必然会心虚，更何况监考教师就站在他身边，几乎可以说是紧挨着他，教师的在场本身就会给他造成持续的心理压力，作弊的人会想老师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是不是下一秒就要开口指出他藏小抄或手机的位置，会想老师什么时候走，是不是该做一些举动来掩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怎样答题的事实。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赵子豪一直表现得十分自然，没有畏畏缩缩，没有偷偷看我，也没有因为答不上来题而无所事事或是为了糊弄我而开始瞎写，而是很镇定地在往答题纸上抄选择题的答案。
　　他怎么在答开头的选择题？我想。我印象里自己之前在考场中转来转去时他就一直在写字，应该是在答简答或者论述，那时他用的还是右手，怎么过了半天，到现在他还在写选择？我一瞬间这样疑惑了一下，但又很快解开了疑惑——他的卷子都乱成了这样，不按顺序答题似乎也是意料之中，更何况也会有人喜欢先在试卷上勾画客观题的答案，答完其他所有题后再把答案统一抄到答题纸上，或许被他折到背面去的那部分答题纸上此时已经写满答案了。
　　如此看来，他似乎确实没有作弊的嫌疑，先前和我碰上的那个眼神或许真的只是凑巧，但我还是不死心，伸出手，在桌面上点了点他的卷子。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透露着不解，而不是认为自己作弊被人发现时的慌乱和恐惧。
　　“班级姓名学号。”我指指他空空如也的卷头，尽量自然地说了一句。
　　“哦。”他应了一声，但没有马上照我说的做，而是低下头继续答题。
　　对于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这种事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我在意的只是他的反应。他的反应符合一个无辜考生应有的表现，反而显得我有点神经质，况且我也没有真的看见他作弊，到这个份上如果我还坚持要怀疑他，甚至要求他起立搜身，那我就没资格继续做教师了，于是我放过了他，装模作样地查完了那一列考生的证件，又开始漫无目的地在考场中闲逛。
　　这次闲逛时我发现喜欢把试卷一张一张撕下来单独叠成方块的考生还不止赵子豪一个，同时我也没再看到有哪个考生表现出作弊的嫌疑，这让我隐隐地感觉有些无聊。精神一松懈下来，我就又想起来冷了，虽然明知道在中央空调的猛攻下所有位置温度都一样，但还是自欺欺人地揣着手站在教室的角落里，幻想身边的墙能给自己稍微挡一点风。何老师看了我一眼，指指自己身上的外套，我故作大度地摆了摆手，示意她继续穿着。
　　难熬的考试终于进行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答题快的学生开始陆陆续续地提前交卷，离开考场，我和何老师因此被固定在了讲台上，她收答题纸，按照学号顺序整理好，我把考生交上来的试卷摞在一起，不时地抬头看向还坐着的考生。根据我听来的说法，交卷时也是作弊的高峰期，有的学生会趁着监考教师的注意力集中到收卷上时抓紧时间抄答案，或是借着起立交卷的机会交头接耳或传递纸条，因此我在收卷时也一直瞪着眼睛扫视着台下。这时我又看了一眼赵子豪，他终于斜过答题纸来填写卷头了，这次用的是右手。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将近一刻钟，提前交卷的人数达到了顶峰，数个学生几乎是同时站起身，组成两个队列穿过过道，一齐涌到讲台前面来，七手八脚地递交答题纸和试卷。我和何老师应接不暇，我还算利索地理顺了试卷，再次抬头看向考生，发现赵子豪已经交卷离开了，我旁边的何老师还在一份一份地梳理考生答题纸上的学号。
　　十五分钟后，整场考试平安收尾，并未发现任何异常。我把答题纸和考生用过的废试卷都交回马基教研室，第二天就开始了地狱般的流水阅卷。
　　几天过去，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脱了一层皮，一段时间内再也不想看见任何大块的文字了。在家里昏睡了半天之后，我浑浑噩噩地吃着无法定义该属于哪一顿的饭，忽然间又想起来了那件事。我想再看一眼生科院那个赵子豪的试卷。
　　我胡乱扒完了饭，换上外出的衣服又去了学校。
　　由于流水阅卷时盖住了试卷装订线以外的部分，所以其实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判过赵子豪的卷子，不过因为已经知道了他的学院和班级，我很快就在马基教研室的试卷堆里找到了生物拔尖班的那一本。试卷暂时还没有装订，用一只大夹子夹着，我解开那本试卷，抽出了赵子豪的那一张。
　　他的分数很高，字迹工整，主观题的答题语言相当标准，乍看上去没有什么异样，但我隐约间总觉得哪里不太对。把他的卷子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后，我才恍然大悟，他卷子的问题并不出在内容，而是在于笔迹。考试过程中我亲眼看到过他用左右手换着写字，而人哪怕双手再灵巧，左右手写出的字迹也会有所差异，他的试卷上理应出现两种不同的笔迹，可事实上他的整张卷子笔迹都完全一致，看不出有什么分别，这说明他的这张卷子很可能都是用同一只手写的，那么他在考试过程中用另一只手写的那些字又到哪里去了？
　　看着他的试卷，我心中逐渐产生了一个猜想。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需要去查阅当初那个考场的学生试卷，不是收上来后按学号排列并按班级整理成册、判了分的答题纸，而是在考试过程中学生们使用过的每份四页印着题目的试卷。那些试卷在考试结束后就都没用了，只是出于保密考虑才会回收，因此各个考场都不会给它们排序，收回来后也只是随意地堆放在库房里，准备当作废纸卖掉，而全校参加马基考试的大一学生共有四千多人，要在四千多份废纸里找到那个考场中的90份卷子，对我一个人来说工作量未免有点太大了，更别说库房里还不是只有马基这一个科目的卷子，同时收上来的还有四千多份大二的毛概试卷，于是我第一时间给助手打了电话，得到了他正身陷高数地狱的答复。行吧，作为刚刚经历过公共课流水判卷痛苦的前辈，我只能表示理解，表达慰问，然后自己想办法。
　　等助手判完了高数卷，我的调查也差不多有了结果。我通过何老师联系上生科院的辅导员，单独把赵子豪叫了出来。
　　我事先已经联系好了助手，约他和我一起见学生，并交代他，在我和学生交谈的过程中，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他都要保持面无表情，也不要插话。助手显然想问我点什么，但也没有问，而是答应了下来。
　　赵子豪敲门进了办公室，说了一声“老师好”，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旁边的助手，视线转回到我身上：“老师，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生物强基班的王宇轩同学，你认识吧？”
　　“认识，”他眨眨眼，“怎么了？”
　　“这是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试的试卷。”我说着掏出一副一次性手套戴上，在他面前展开一张叠成四折的A3纸，给他看卷头上的名字。
　　“是他，”赵子豪看了一眼那个名字，继续问我，“他的卷子怎么了吗？”
　　“我们怀疑他在考试中做了弊，所以我做了一些调查，”我说着转头看了一眼助手，“教务处的老师问起来，我得有个交代。”
　　我开门见山，直接抛出了“作弊”这个词，打算给赵子豪一个下马威，一边说着“教务处老师”一边看向助手也是为了误导他，反正助手是校外人士，他不可能认识助手，也不会有机会认识教务处的行政人员，如果能顺利让他在助手和“教务处老师”这个身份之间建立起联系，或许可以吓住他，没准还能让他在恐惧之下主动交代出点什么来。
　　然而他表现得很平静。
　　“我对比了他在试卷上和答题纸上的笔迹，”我继续说下去，展开了另外几张叠成四折的纸，是一份在马基考试中使用过的试卷，四页试卷都各自独立，其中有几页的背面和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着字，但仔细看都是在抄写题目，“两边的笔迹不一致。”
　　“老师，我能看看这几张卷子和答题纸吗？”赵子豪问。我把那几张纸都递给了他。他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了一会儿，开口道：“笔迹确实不一样，但这份试卷上没写名字，您怎么能确定这就是王宇轩的？”
　　“我向你们学院的老师借了一份他专业课的答卷，对比了笔迹，”我回答，“专业课卷子上的笔迹和这几张试卷上的一致，和写着他名字的答题纸上不同。”
　　赵子豪恍然大悟似地“哦”了一声：“所以您判断王宇轩作了弊。是有人替考吗？是不是应该问问考试时坐在他周围的同学？”
　　“如果真的有人替考，在考试的当时就会有人发现了吧，”我说，“他再怎么说也不可能买通全班同学对替考的事视而不见，况且当时考场里也不是只有一个班，还有像你一样的其他班同学认识他，而且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校内公共课考试，他没必要冒那种险。”
　　“那他是怎么作弊的呢？”赵子豪表现得很疑惑，“而且作弊的人是他，您应该叫他来办公室，为什么要叫我来？”
　　我笑了：“我不是刚说过吗，他的卷子是别人替他写的，但考场中没有进来外人，这只能说明替考本身也在那个考场里。那个人就是你。”
　　“老师我没有！您可不要冤枉好人啊！”他马上叫起来，“您既然能从几千份卷子里对比出他的试卷，肯定也对比了我和他的卷子吧？我和他笔迹完全不一样。”
　　“确实是不一样，”我点点头，“而且主观题回答的表述不同，得分点也略有区别。如果直接看这两张卷子，根本不会有人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人写的。”
　　“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啊。”
　　“但你在考试期间换过手写字，对吧？”
　　赵子豪顿了一下。
　　“左右手都能流畅写字的人并不常见，但哪怕是双手都十分灵巧，两只手写出来的字迹也会有所区别。你在考试过程中两只手都答过题，你的答题纸上却只有一种笔迹，那你另一只手写出来的字又在哪儿呢？”
　　“我没有用两只手答题，”他马上辩解，“我另一只手握笔的时候是在卷子上画着玩的……而且就算真像您想象得那样，我用两只手各答了一份卷子，但王宇轩的卷子又是怎么能到我手里的？考试时我们两个都坐在自己班级的同学中间，根本就不挨着啊。”
　　“你不需要得到他的卷子，”我回答，“所有人的试卷都是一样的，你只需要在发卷时多留下一张答题纸，相应地，他少留下一张，这样整个考场内的答题纸数量不变，监考教师就不容易起疑，你们也不需要在事后处理多出来的答题纸。考试当天发卷时他坐的那一列多了一张答题纸，而你坐的那一列少了一张，我当时以为是我们两个监考教师数错了，但其实并没有数错，那是你们的计谋。”
　　“如果我桌子上有两张答题纸，王宇轩桌子上没有答题纸，老师您在监考时应该就会发现了吧？那天您站在我旁边看了半天呢。”
　　“这就是你们把试卷拆成一张一张的理由了，”我说着把四页试卷重新叠成了小块，“你们像这样把卷子拆开，叠成小块，胡乱堆在一起，占据了桌面上的一大片区域，哪怕在四页试卷加一页答题纸的五块里多了一块或是少了一块，也很难看出来。况且你应该是把另一张答题纸盖在下面了吧，你当时也没给两张答题纸写名字，恐怕是计划万一被发现了就找个‘想写两份答案然后择优上交’之类的理由搪塞过去。另外折成小块会让旁观者失去对这张纸的整体认识，我在监考时每次路过你身边看到的都是答题纸的局部，这就导致我无法掌握你到底写了哪些题没写哪些题，哪怕你写了两张答题纸，我也很难当场就发现。王宇轩的试卷也是同理，他用折成小块的试卷假冒了答题纸，再加上他坐的位置靠墙，我其实并不能直接走到他身边，只要他考试期间一直在写字，没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我就不会怀疑他在作弊。”
　　“就算真像您说的那样，我替王宇轩答了卷子，那我要怎么把写好的答题纸交给他？我们离得那么远，这种事根本做不到吧？”
　　“你们俩座位确实离得很远，但你们有一个能在考场上光明正大碰面的机会啊。”我抱起双臂倚在办公桌上，从容地看向赵子豪。他抿起嘴，不说话了，另一边的助手则看了我一眼，向我递来好奇的目光。
　　“你们两个交卷是在提前交卷的高峰期，当时全场一共有九个同学走到讲台前交卷，你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写着他名字的答题纸给了他，”我解释道，“那时讲台前面人很多，其他考生不会注意你们，因为前面有人挡着，监考教师也看不到你们的动作，在那种情况下偷偷传递一张折成小块的纸算不上什么难事，而且我们事先就知道你们两个都折了卷子，因此哪怕王宇轩把答题纸在我们眼前现场展开，我们也不会怀疑。当然做这种事有风险，如果你们始终等不到许多人同时交卷的混乱场面，一直拖到了考试结束监考教师下场收卷，你们的计划就会当场暴露了，但我猜测你是个对自己的聪明很有信心的人，因此才会敢于冒这个险，甚至在明知道自己座位挨着过道，非常容易被监考教师盯上的情况下，你还是选择了执行这个计划。”
　　赵子豪垂下眼睛看向地面，咬了咬嘴唇，又抬起头来看我：“老师，您刚刚说的这些全都是您的主观臆测，您没有证据证明我参与了王宇轩的作弊。”
　　我拿出一张白纸：“你用左右手各写几个字，咱们对比一下笔迹呗。”
　　赵子豪抓起一支笔，要往纸上写字，我又把那张纸抽了回去：“你是打算故意用左手写得歪歪扭扭，然后说‘我其实并不会用左手写字’，让你的笔迹和王宇轩的卷子对不上吧？”
　　“那您要怎么样？”他看起来有点生气了，掏出手机打开了录音功能，“谁主张谁举证，您诬陷我参与作弊，要核对笔迹您又说不算数，那您有什么理由指控我？您这是空口无凭、血口喷人，我可以去学校举报您。”
　　“嗯……做一下指纹检测怎么样？”我装作犹豫了一下。
　　“什么叫‘做一下指纹检测怎么样’？我刚刚摸过了王宇轩的卷子，他的卷子上有我的指纹非常正常，您别想借机诬赖我，”他说着指了一下助手，“这位老师可以给我作证。”助手配合他的话点了点头，但似乎是还在记着我提的要求，仍然面无表情，也没出声。
　　虽然在学生面前这样做有失教师的仪态，但我已经有点憋不住笑了。
　　“你刚才摸那张答题纸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想到会有现在这一出了？”我尽量忍住笑意，“不过很可惜，那张纸其实并不是王宇轩的卷子，那是我扫描之后用和试卷相同的纸彩印出来的。正常来说你自始至终都不可能有机会摸到王宇轩的答题纸，所以如果在归档的那份试卷上检测出了你的指纹，就能证明和王宇轩串通作弊的人就是你了吧？”
　　这一次，赵子豪没有继续辩驳。他直直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终于叹了一口气：“我承认，是我干的。”
　　“这就对了，”我拍拍他的后背，“回去等辅导员通知吧。”
　　目送着赵子豪离开，看到办公室的门从外面关上，助手才像憋坏了似地开始开口问我：“这样就完了吗？”
　　“对啊。”
　　“他们会受到什么惩罚？”
　　“我会把这些事告诉他们的辅导员，估计会有一些批评教育。”
　　“只是批评教育？”
　　“对，”我点点头，“我没有在考试的现场抓到他们现行，他们两个的卷子也不是雷同卷，按现有的规则没有办法认定他们是作弊。而且他们两个一个在拔尖班一个在强基班，都是尖子中的尖子，估计学院也会倾向于让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其实没有多少现实证据，一切都只是我的推测。你不会真以为我能把卷子送去做指纹检测吧？这种幌子也就是骗骗本科生的，他们再怎么说也只是才大一的小孩。”
　　助手抿了抿唇，露出有些悲悯的表情：“这种结果你能接受吗？”
　　“能啊，为什么不能？我知道了真相，这就足够了。”
　　助手忽然张开双臂抱了我一下，用一种堪称带有母性的语气说道：“你辛苦了。”
　　“等等等等，”我连忙推开他，“你又看什么电视剧了？”
　　“最近没看啊，同事给我推荐的好几部古偶都还没来得及看呢，”他无辜地眨着眼睛，“我只是想到你一个人检查了几千份卷子对比笔迹，就觉得你真是辛苦了。”
　　“啊……那个，”正巧被助手问到了，我不禁得意起来，“其实我没有查所有的卷子。幸好这个学期的试卷还没来得及卖废品，因为是废弃的卷子平时也没有人动，我只是去仓库里找到了当时那一场收上来的废卷，对照着监控视频里的学生座位和一部分写在试卷上的学生信息大致确定了他们交卷的时间范围，找到了疑似赵子豪试卷的卷子，又以它为中心向前向后各提取了十份试卷，在那个范围内排查出了拆得最散、有折痕而且试卷上无关文字最多的一份，再反过来对照考场的监控，确定了王宇轩的身份。”
　　“哇，你好厉害！”助手感叹道，“不过如果有监控视频，不是在发卷时就能看到他们两个的动作了吗？你刚才说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没拿答题纸，而另一个人拿了两张吧？”
　　“答题纸从前向后传的过程中，只要动作够快，多留下一张是很难看出来的，”我回答，“至于另一个人，只能说他们两个确实很细心，监控视频里王宇轩在拿到答题纸时掀了一下试卷，做出了仿佛留下了一张答题纸的动作，从监控的角度根本看不清楚。其实发卷时原本应该先发答题纸后发试卷，那天也是因为我们监考的失误才给他们提供了这个绝佳的机会。而且我有点怀疑他们也预留了后路，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发觉势头不对，想要退出这个计划，只要对监考教师说自己不小心多拿或是少拿了答题纸就可以，但他们两个都有足够的自信，才把这个计划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如果计划中途停止，那个王宇轩不是就要挂科了吗？”助手问。
　　“有可能。不过也有一种可能是，他并不是因为不会答题才和赵子豪串通作弊，而是他们两个想要证明自己足够聪明，聪明到足以戏弄教师，毕竟思政课的每个教师都只教他们一次，监考的也大概率不是给他们上课的教师，如果我没有在考场上注意到赵子豪，那根本就不会有人有机会发现他们的试卷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臆测，我大概不应该这样恶意揣测学生，”我叹了口气，“不说这个了，其实我叫你来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助手歪了歪头。
　　我拿出一沓废弃试卷放在他面前：“我来教你数卷子。作为我的助手，你在教学工作上也不能在别人面前露怯。”
　　“数卷子？”助手一脸不解。
　　“就是监考时按照学生的数量把试卷和答题纸数出来，方便下发。”
　　“哦……是这样吗？”助手说着接过我手中的卷子，压在办公桌上，手指翻飞，不一会儿就把一沓试卷从头到尾数完了一遍，“一共有47张纸，按照你说的四页为一份，就是11.75份试卷。”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过了几秒钟才想起来说话：“你不是没教几年课吗？为什么这么熟练？”
　　“嗯？这和教课有什么关系吗？”助手看起来更疑惑了。
　　“你不教课不监考怎么会有机会练出来这种数卷子的手法？”
　　“读研时给导师数发票练出来的啊。你不给导师数发票吗？”
　　我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我学文的……我导师没那么多发票要数。”
　　助手显然并没有因此看不起文科，只是点了点头：“是这样啊。”
　　“可是我那天……”放弃了教助手数卷子，为了缓解尴尬和他一起离开办公室去吃饭的路上，我把与何老师一同监考那天的事告诉了他，“我还以为你们博士都不谙世事，不知道怎么数卷子。”
　　“嗯……可能有的导师手下的女生比较少，所以就比较宝贝，不怎么让她干这种活吧，”助手用手指点着下唇思索了一会儿，这样推测道，“如果她想学的话，你可以从中联系一下，我可以教她哦。你要是想学，我也可以教你。”
　　“咳咳，不，不用了。我熟练得很，我已经是优秀的老教师了。”我嘴硬着，把这个话题搪塞了过去。看来接下来的暑假里要加点班，努力练习一下数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