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李朝元

12、第十二章 第

　　第十二章
　　父亲离休了。
　　离休以后的日子，本该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可父亲心里，始终有一件事，放不下。那件事，像一个结，在他心里，系了几十年，越系越紧。
　　那就是韦老板送给他的那面铜鼓，和韦老板送铜鼓时，说过的那句话。
　　“你把它保管好。将来，有机会，我们联系，以它为暗号。”
　　暗号。
　　可那个“将来”，始终没有到来。韦老板没有联系他，他也始终，没有等到那个“机会”。
　　因为韦老板已经壮烈牺牲。
　　他是在对门镇的一次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的。
　　——那个当年在北平，用手枪抵着父亲脑门、要挟他回乡“反共救国”的政训处处长——祝家盛，回乡之后，果然纠集不明真相的乡民，拉起队伍，自称“桂西北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府。
　　而韦老板，是剿匪斗争的骨干。他担任都宜忻剿匪大队、对门镇分队的分队长。
　　几次战斗下来，匪徒们损失过半。挫败之下，匪徒们放弃了集群进攻镇政府的一贯打法，改换策略，利用解放军、民兵分散保护下乡征粮群众的机会，集中兵力，从山隘两侧发起攻击。
　　战场是在对门镇西面的榕树隘。
　　那天，征粮群众挑着担子，来到榕树隘。他们在凉风习习的榕树下，放下担子，歇脚。韦老板带领几个剿匪队员，向山隘的来路和去路两边警戒。
　　榕树隘，是一道两山夹着的窄口子。隘口那棵老榕树，不知长了几百年，枝蔓横生，把头顶的日头，遮得严严实实。那天清早，山里起了一层薄雾，雾从谷底往上漫，把两侧的山影，泡得模模糊糊。人站在隘里，看不见百步开外的东西。
　　征粮的群众，都是附近乡里的汉子，挑着刚收上来的公粮，一头是米，一头是糠担子。走了一上午的山路，人困了，脚也软了。有人靠在树根上，掏出怀里的红薯，啃了起来。有人索性，把草帽盖在脸上，眯了一小会儿。
　　队员们瞭望着两侧的道路，没有发现土匪异动的影子，便放松了警惕。
　　就在此时，隘东侧的山上，忽然响起了枪声。
　　队员们吃了一惊，立即转向东侧，防备来袭之敌。
　　没想到，西侧山上的土匪，偷偷摸摸，不声不响地，摸到了队员们的背后，举枪，扫射。
　　队员们，几乎全部中弹。
　　这一场突袭，除了抓去护队的几名重伤队员外，土匪们，还夺走了十几担粮食。
　　韦老板，就是在这次突袭中，受了重伤，被土匪捉去的。
　　土匪们把韦老板，绑在山隘的榕树下，作为人质，要挟解放军，交出镇政府。
　　韦老板哪肯妥协。他对着山下的方向，嘶声喊道：“同志们！别管我！千万别妥协！”
　　山下，剿匪大队的人，听见了这喊声。带队的干部，急得直跺脚。一边是被困的群众和被劫的粮，一边是绑在树上、生死未卜的韦分队长。打，怕伤了人；不打，又怕土匪真撕了票。山里的雾，还没散尽，两边僵持着，谁也不敢先动。
　　土匪们气急败坏，却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
　　土匪中，有一个，是韦老板的邻居。平日里，韦老板对他很好，时常接济他。那邻居，此刻也被裹挟在土匪里，看着被绑着的韦老板，心里，很不是滋味。
　　韦老板也认出了他。他望着那邻居，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兄弟，我口渴，给我口水喝。”
　　那邻居犹豫了一下，终是念着旧情，端着水，走过去。
　　他左手持着一杆长枪，右手，抓着一个葫芦水壶，递给韦老板。
　　韦老板接过水，喝了一口。然后，他抬起头，望着那邻居，忽然，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口咬住了邻居的枪口！然后用他露在草鞋外的脚指头拨动扳机。
　　那邻居猝不及防。
　　“砰”——！
　　子弹，穿过韦老板的头颅。
　　韦老板，光荣牺牲了。
　　他用自己的死，结束了自己的被俘，也堵住了土匪要挟政府的借口。
　　韦老板这条线断了，可铜鼓还在那里。铜鼓的秘密不可能只有韦老板一个人知道，组织内的其他人一定知道。怎样找到“其他人”？父亲想起韦老板是东兰桥头乡马踏沟人。于是父亲来到东兰县桥头乡，打听韦老板家的情况。问过乡人，他知道这一带的壮族村民，素有制作铜鼓和收藏铜鼓的习惯。而韦老板把自己收藏的铜鼓，送给父亲，在他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在父亲心里，总觉得韦老板送他铜鼓，绝对不只是送一件普通的器物那么简单。因为有“暗号”作交代。
　　父亲再向村里的老人深入打听。
　　一位老人，向父亲说了一段少为人知的“故事”。
　　老人道说：“咱壮家的铜鼓上常錾有蚂拐，可寻常人家的錾的都是四只蚂拐。”
　　“四只？”父亲心里一动。
　　“是。是四只。”老人压低声音，“也有三只的。我父亲民国初期参加过一个民间的秘密组织，名叫‘蚂拐会’。这个组织，以铜鼓为信物，成员多为贫苦农民。他们互帮互助，抵抗官府的苛捐杂税，打击土豪劣绅。每个成员，都有一个铜鼓。那铜鼓上的纹饰，就是三只蚂拐。”
　　“三只蚂拐？”父亲的心，砰砰地跳起来。
　　“对。”老人接着说，“百色起义的时候，蚂拐会的成员，大多数，都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老人说罢，从里屋的一个旧木箱里，翻出一面一寸大小的铜鼓。他用袖子，把鼓面擦了又擦，双手捧着，递到父亲眼前。
　　父亲凑到灯下细看。那鼓面正中，果然趴着三只蚂拐，成三角形布局，彼此对望。鼓边的一圈花纹，是云雷纹，一圈套着一圈。老人指着那三只蛙，一字一句地道：“四只蚂拐，是敬天求雨的，摆给神仙看的；三只蚂拐，是兄弟同心的，摆给自己人看的。两面鼓，摆在一处，外行人，分不出来；可在会里人眼里，那就是一家人的记号。”
　　父亲捧着那面铜鼓，手，竟有些抖。他想起自己行囊里那面跟了他几十年、一直不明所以然的三蚂拐铜鼓，原来，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物品。
　　父亲这下全都清楚了。
　　韦老板是蚂拐会的成员，他送父亲三蚂拐铜鼓，以它为暗号。不管到何处，只要见到持有三只蚂拐铜鼓的人，就是自己人！
　　父亲一下子，想起在高雄国军军营里的那一幕。
　　黄教官到营房检查，看见他枕头底下压着的那面铜鼓，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什么话都没说。
　　此时父亲才恍然大悟，黄教官是故意拉开抽屉，让我看见他的铜鼓，用这种方法接上暗号，表示他和父亲都是一路人。由此看来，黄教官，一定是地下党！可父亲没看到铜鼓上的三只蚂拐，即便看到了，父亲也无法明白其中的含义与秘密。
　　黄教官就一定是那个派给我任务，让我将一件件情报，传递给解放军的那个幕后人！
　　可旋即，一个新的疑问，又涌上心头。
　　“那北平解放时，他为何不归队？为何还要以军统的身份，去往台湾？”
　　父亲是学情报的。他很快理清了思路。
　　他选定了三个方向解开这个谜团：一是前往东兰革命烈士纪念馆查阅史料；二是走访与黄教官同期参加革命的同辈人；三是到志办、史办了解当地革命者的相关情况与事迹记载。
　　父亲先从第三条线索查起。他跑遍当地的志办、史办，翻遍了厚厚的档案。接着，他又走访了几位和黄教官年纪相仿、同期参加革命的老人。那些档案都堆在一间昏暗的老屋里，纸页发黄，轻轻一翻就扬起陈年的灰尘。父亲一份份地翻，翻到眼睛发酸，手指上沾满了纸灰。最后，父亲在东兰革命烈士纪念馆，查到了与黄教官情况完全吻合的记录。
　　黄教官，名叫黄树青。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第一期青年军，后留任第二期青年军队伍。曾任副官、参谋、教官等职务。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没有暴露身份，在他的要求下，被组织派往台湾，继续潜伏。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于台北马场町。
　　那一页记录，不过寥寥数行。可父亲捧着它，像捧着一块千斤重的石头。他知道，这薄薄几行字背后，是一个人，在一座孤悬海外的岛上，隐姓埋名，熬过的那许多个长夜。他也知道，马场町那地方，当年，是一处刑场。一个从桂西北大山里走出去的青年，最后，把骨头，留在了那么远、那么冷的一个地方。
　　父亲把那页记录，轻轻放回卷宗里，又轻轻推回给纪念馆的同志。他没敢多问。他怕一问，自己这把老骨头，就撑不住了。
　　“黄教官……”他喃喃道，“原来，你也是……”他想起那个面容沉静、沉默寡言却极有威严的教官；想起他抽屉里那面小小的铜鼓；想起他操着广西口音说“不像，就对了”。那时候父亲年少，只当黄教官是个严厉的长官，躲都躲不及。如今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回头去看，他才一点一滴咂摸出那份沉默背后的分量。一个人，明知对方手里握着一面“自己人”的铜鼓，却不动声色、不点破，只借着取茶叶的由头，把自己抽屉里那面鼓露给他看一眼——这哪里是无心，分明是隔着一层厚墙，向自己的同志递去的一声暗号。
　　父亲这下心里大致有了答案：那些情报多半就是黄教官传过来的。可旋即，一个新的疑问又涌上心头。传递情报时，为何会是两个不同的长官？父亲又暗想，若这样做，暴露的概率可就太大了。父亲相信，具有丰富潜伏经验的黄教官，绝不会犯这种错。父亲又想到了刘团长，想起他那句“今后，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你帮个忙”。会不会还有第二条渠道送过来的情报，要我来传递？父亲琢磨，如果有，这条线，是不是刘团长？
　　父亲决定，去找吴伯阳先生，问个究竟。
　　这个念头一生出来，就再也按捺不住。他不顾自己已是七十上下的人，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囊，又北上了。火车一路往北，窗外的山，渐渐平了；地里的庄稼，渐渐变了颜色。父亲靠在车窗上，心里头，一会儿是黄教官那面抽屉里的小铜鼓，一会儿是刘团长那句“今后，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你帮个忙”。
　　他知道，这一趟，未必问得出什么。可他这一辈子，就剩这一桩心事了。他不去问，死不瞑目。
　　燕京大学，已于一九五二年撤销。原数学系的大部分教授，都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父亲猜测，或许，吴先生就在北师大任教。
　　父亲果然，是在北师大，找到的吴先生。
　　多年不见，吴先生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见着父亲，浑浊的眼里，闪出一点光来：“耀书？”
　　父亲眼眶一热：“吴先生。”
　　两人相对而坐，说了很久的话。
　　北师大的校园，还是那年秋天的样子。法桐的叶子，黄了一半，落了一地。吴先生的家，在校园深处一栋旧楼里。屋子不大，四壁是书，一直堆到天花板。靠窗一张藤桌，桌上摊着没批完的作业本。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枯的菊，和一只缺了口的茶杯。
　　吴先生给父亲沏了一杯茶。茶是普通的花茶，可他倒茶的手，还是当年那双手——稳稳的，一点不抖。父亲望着他满头的白发，想起许多年前，在对门镇的小学堂里，那个穿长衫、说话温和的先生。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吴先生告诉父亲，当年，送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让他参军的真实意图，是希望他能加入革命队伍。
　　前面说过，吴先生与父亲临别时的那段话，前段，父亲听清了；后段，因为祖父为送别吴先生，突然出现，打断了吴先生的话。所以，“希望他能加入革命队伍”这句话，父亲没能听清。
　　如今，既然时过境迁，父亲也有了好的归途，吴先生，也就不再往下继续这个话题了。
　　曾经的师生两人，隔着一张藤桌，对坐着，谁都不说话。窗外的法桐叶，一片一片，打着旋儿落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吴先生才轻轻叹了一句：“那年在对门镇，我见你第一面，就知道，你这孩子，心里头，有一杆秤。”父亲听了，低下头，半晌，才说：“先生，我这杆秤，是您当年，替我扶正的。”
　　吴先生摆摆手，没接这话。他只是给父亲的茶杯里，又续了水。那茶，续了一回又一回，淡得没了味道，谁也没舍得走。
　　父亲问到当年在北平，吴先生让他去见的那位刘团长。
　　吴先生说：“刘团长，是地下党员。北平起义后，他回归了四野43军。在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中，光荣牺牲了。”
　　父亲的心，猛地一沉。
　　“刘团长……牺牲了……”他喃喃道。
　　“是的。”吴先生叹道，“他是个好同志。”
　　吴先生说到这里，停了很久。他望着窗外那盆半枯的菊，声音低了下去：“渡海那仗，苦啊。没有船，就靠渔民的木帆船。海上风大浪急，夜里一片黑，对岸的炮，就着炮火，一梭子一梭子地扫过去。他坐的那条船，半路上，被炮弹掀了。人，连船，都沉进了海里。”
　　父亲听到这里，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他眼前，恍惚出现一片茫茫的大海。海是黑的，浪是白的，一条小木船，在浪尖上颠。那个国字脸、眉宇间透着英气的年轻团长，就站在船头，望着前方。
　　他到死，都不知道，当年那个被他叫去“帮个忙”的年轻人，后来，活成了什么样子。
　　父亲沉默了。看来，刘团长是否让父亲送过情报，吴先生，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父亲没有追问下去。
　　他坐在那里，望着窗外，久久，没有说话。
　　两条情报线。一个是黄树青教官——他被组织派往台湾，牺牲于台北马场町。一个是刘团长——他回归四野，牺牲于渡海作战。
　　可究竟，是谁，把那些情报，交给父亲的呢？是黄教官，是刘团长，还是，另有一个父亲始终不知道的人？
　　父亲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两个让他送情报的长官，一个身材消瘦，一个高个头、身板硬朗。可直到如今，他都没能弄清，他们的名字。
　　那天夜里，父亲住在招待所里，久久不能入睡。他把那面三蚂拐铜鼓，从行囊里取出来，就着床头那盏昏黄的灯，一遍一遍地摩挲。鼓面被他的指腹磨得发亮，那三只小小的蛙，在灯光里，静静地趴着。
　　查到这里，谁派给他送地图、胶卷情报任务的幕后人，仍然是个谜。或者是黄教官。或者是刘团长。或者两个都是。
　　两条线，像两条在暗处并行的河，曾在父亲生命当中，汇了一汇，又分开，各自奔流到海里去了。父亲就像站在两河交汇的那一点上，听见了水声，却终究，没看清那两条河，是从哪座山上淌下来的。
　　这，成了父亲生命里，一个解不开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