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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朋党交错 新政夭折 庆历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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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东京太学的槐树枝刚抽新叶,就炸了锅。苏州来的太学生周望抱着半块麦饼,挤在人堆里听说书人讲朝堂上的事,不是太祖平南唐,也不是包拯骂宰相,是范仲淹给仁宗递了《十事疏》,要搞大动作。
一、十事疏
延和殿的丹陛上,仁宗赵祯的目光钉在案头的边报上,墨迹未干的军报写着:“好水川残卒三千,自西蕃溃归,主将任福战死,全军覆没。”
殿外传来靴声,参知政事晏殊躬身而入,身后跟着一个穿青布袍、胡须半白的官员:范仲淹。两个月前,仁宗曾三度下诏召范仲淹回京,他以“边事未宁”辞,直到李元昊的铁骑踏破渭州的防线,才在延安府率亲兵突围,赶来汴京。
“希文(范仲淹字),你看这好水川的边报。”仁宗的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把边报拍在案上,“朕朝思夜想,就想找个安邦的法子,可换了三任宰相,换了七次枢密使,怎么就越治越乱?”
范仲淹垂手立在殿中,袍角沾着延安府的尘沙:“官家,大宋的病根,不在边备,在‘冗’:冗官、冗兵、冗费。三十年来,恩荫的官员比科举多三倍,禁军八十万,一半是老弱,国库的收入,六成养兵,两成养官,剩下的连边军的粮饷都不够。长此以往,不待夷狄来攻,大宋自己就垮了。”
“那该怎么办?”仁宗往前探了半步,眼角的红血丝亮得惊人。
范仲淹从怀中取出一卷麻纸,递到内侍手里。那是他连夜草拟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标题下写着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每一条都蘸着血写的:“明黜陟改‘三年一迁’的论资排辈,让有功则升,有罪则贬;抑侥幸裁撤恩荫,外戚子弟无战功不得补官;精贡举废太学体,让士子学《论》《孟》的治国实学……”
仁宗拿起朱笔,在麻纸上的每一条都画了圈,笔锋扫过“抑侥幸”时,顿了顿:“朕的张尧佐,现在是三司使,他的儿子刚满三岁,就做了正八品的官。这一条,改了他,会不会……”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范仲淹的声音斩钉截铁,“张尧佐的恩荫废了,只是他一家哭;一路的官员贪腐,百姓流离,那是整个陕西哭。官家要的是大宋的江山,不是外戚的私情。”
仁宗把朱笔往案上一丢,拍案而起:“好!就按你说的办!朕命你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三个月内,推行这十事。谁再敢说‘祖宗之法不能变’,朕先斩了他!”
天章阁的烛火熬到了天亮,范仲淹抱着那卷皱巴巴的《十事疏》出来时,看见檐下的老梅落了半树花。富弼跟着他,手里攥着刚誊好的边报:“希文,你看这十事,哪一条都戳着朝堂的痛处,王拱辰那伙御史,怕是要闹翻天。”
范仲淹捋了捋胡须,指了指汴河的方向:“闹吧,汴河的水不掀不起浪。走,去参知政事衙门,把那堆冗官的簿子翻出来。”
二、太学的炸锅声
“列位看官!这范希文是真疯了!”说书人拍着惊堂木,唾沫星子溅得台下的茶盏叮当响,“他说要‘抑侥幸’!就是说,以后权贵家的子弟,不能靠祖上的功劳随便当官了!这是要割吕夷简那老贼的肉啊!”
周望手里的麦饼差点掉地上。他刚考上太学,就盼着哪天能混个官做,可他是寒门子弟,家里没背景,之前的恩荫制就轮不到他,原来这新政的“精贡举”,就是要让像他这样的寒门,靠真本事做官!
他挤回自己的宿舍,就见同宿舍的山东学生李宽正拍着桌子骂:“这新政要是成了,我爹是个猎户,以后我也能当官!可我堂哥是吕夷简的侄子,本来靠恩荫就能进国子监,现在说要取消他的资格,他能不恨吗?”
周望心里一动,他之前在开封府办差时,见过吕夷简的侄子,那家伙天天逛酒肆,连《论语》都背不全,真要靠恩荫当官,简直是开玩笑。可现在这新政要断他的路,难怪李宽说“权贵们要疯”。
正说着,宿舍门被踹开,是监察御史包拯的堂侄包兴,也是太学生,黑着脸喊:“范大人今早在大庆殿,和吕夷简吵得面红耳赤!韩琦大人拍着桌子说‘不革新,大宋就完了’!”
周望一下子坐直了:韩琦!那个当年在西夏前线喊“砍了元昊狗头”的韩相公!他在苏州时,就听老学官说韩琦是“大宋的猛张飞”,现在居然也站出来支持新政!
那天夜里,周望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了《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那是范仲淹在延州守边时写的,苍凉得很。现在他要搞新政,不知道能不能把大宋从泥坑里拉出来?
三、三巨头的朝堂赌局
庆历三年八月,仁宗终于拍板: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为枢密副使,富弼为枢密副使,让这三巨头主持革新。
周望作为开封府主簿,被召进崇政殿旁听议事,殿里的气氛像烧红的铁锅,吕夷简和他的党羽站在一边,眼睛都快喷出火来,包拯站在最前排,黑着脸像门神。
“官家!”韩琦先开口,嗓门大得差点震掉殿上的银杯,“臣以为,西夏之乱、冗官冗兵冗费,都是祖宗法度的弊害!再不改,大宋要和后晋一样,割地赔款!”
“韩大人慎言!”吕夷简的党羽王拱辰跳出来,“太祖太宗的法度,岂能随意更改?范仲淹的《十事疏》,就是变乱祖宗之法!”
“你懂个屁!”韩琦的嗓门更大了,“太祖太宗定的法度,是为了让大宋强盛!现在冗官有一万多,冗兵有百万,却连一个西夏都打不过!这法度还能留?”
仁宗坐在御座上,面色尴尬,他本来就是个心软的皇帝,一边是老臣吕夷简,一边是猛汉韩琦,还有中间的富弼在劝架。范仲淹站出来,拱手道:“官家,臣的十事疏,第一条是‘明黜陟’,就是考核官员,不是看谁做官的年限长,而是看谁干实事;第二条是‘抑侥幸’,就是限制恩荫,不许权贵子弟随便当官;第三条是‘精贡举’,就是科举只考策论,不考诗赋,让寒门子弟能出头。”
他的声音温和,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殿上。周望偷瞄了一眼范仲淹,他比之前老了,头发白了一半,手里还攥着半块皱巴巴的麦饼,想来是忙得没工夫吃饭。
仁宗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准了。就按范卿的意思做。”
殿外的周望差点跳起来!这是亲政十年,大宋第一次有了革新的希望!他赶紧收拾东西,要去开封府核查官员名单,新政的第一步,就是要清理那些靠恩荫混饭吃的官员!
四、黜退
参知政事衙门的门板被范仲淹下令拆了,十几张案几摆满了殿廊,每一张案上都堆着各州送来的官吏簿。范仲淹手里的朱砂笔没停过,每一个名字画个圈,就是“黜退”的记号,那是从全国三百六十个州里挑出来的“庸劣不举”的官员。
景祐年间的旧官,恩荫进来的外戚,靠走门路的地方小吏,一个个被范仲淹的朱笔圈掉。主簿、知县、知州,只要没政绩,一概罢官,连宰相吕夷简的远房侄子,都因为“在杭州贪赃五百贯”被罢了杭州通判。
“范公,”幕僚苏舜钦抱着一摞簿子,脸色发白,“京东路青州知州王蒙正,是曹皇后的叔父,官家的老丈人,该黜吗?”
范仲淹的朱砂笔顿了顿,抬头看见苏舜钦眼里的犹豫,又看了看案上的边报,好水川的残卒还在汴京城外的营地挨饿,王蒙正的青州税赋年年欠收,百姓卖儿卖女:“黜。”他把笔往名字上一砸,“王蒙正的官,换青州十万百姓的活路,值。”
黜退王蒙正的消息传到青州时,百姓放了三天炮,有人在城门口立了个“范公生祠”的木牌,可御史台的弹劾折子,也在当晚递到了仁宗手里。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折子写着:“范仲淹擅黜大臣,树私党,欲专朝政。”
仁宗把折子烧了,转头给范仲淹递了个密信:“卿只管做,有朕在。”
可这第一把火,还是烧到了仁宗身边。张尧佐的儿子张化基,本来要补为国子监丞,抑侥幸的条款下来,他的恩荫被裁,张尧佐跑到仁宗的垂拱殿,跪在地上哭:“官家,臣的儿子刚满三岁,范仲淹就把他的官削了,这是不给官家留颜面!”
仁宗的脸沉了,他叫人把范仲淹召到垂拱殿,指着张尧佐:“希文,你看,朕的外戚,不过是个小小的恩荫,你都要罢,这新政,是不是太急了?”
范仲淹垂手站在殿中,声音依旧沉稳:“官家,抑侥幸是为了整饬吏治,若外戚子弟无战功就能做官,那后世的官员,只会靠裙带关系,不会靠本事。今日罢张化基的官,是为了大宋的后世,不是针对张尧佐。”
仁宗沉默了。他看着范仲淹的白胡须,想起十年前,范仲淹在景祐三年为了谏阻废皇后,跪在殿外哭,被吕夷简贬到饶州,那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男人,是真的想让大宋好。他挥了挥手:“罢了,就按你说的办。”
三、新政的刀,先砍权贵的头
周望负责的是东京城的官员核查。第一天去开封府的库房,就碰到了吕夷简的侄子吕师孟,那家伙正拿着一堆丝绸,要给开封府的判官送礼,看见周望,赶紧把丝绸藏起来,讪讪地问:“周主簿,你查我干啥?我可是靠恩荫进来的!”
“吕公子,”周望尽量客客气气,“新政说了,恩荫的官员要考核,你得把你干过的活报上来,比如你办过什么案子,修过什么河堤。”
吕师孟脸涨得通红,转身就走,嘴里嘟囔:“什么鬼新政!断老子的路!”
周望接着核查,发现开封府的判官里,有三分之一是恩荫来的,连《唐律疏议》都看不懂,却拿着厚禄。他把名单整理好,交给了范仲淹。
三天后,新政的第一波动作来了:罢免了二十多个恩荫官员,包括吕师孟的叔父,吕夷简的远房侄子,也是靠恩荫当的官,因为连账都算错,被直接罢免永不录用。
消息传到太学,学生们都炸了。李宽拍着周望的肩膀:“牛啊!那吕师孟上周还在酒肆里吹牛,现在连官都没了!”另一边,权贵家的子弟们气得砸了酒肆的桌子,说“要造反”。
更狠的在后面。范仲淹又推出“择官长”,就是要派按察使去地方,考核知州县令,不合格的直接罢免。派谁去?包拯!
包拯站在大庆殿上,拿着一张名单,挨个念:“陕西路转运使某某,贪赃枉法,罢免;河北路知州某某,老弱病残,罢免;江南路知县某某,勾结地主,罢免……”
他的唾沫星子溅得御座的珠帘都湿了。仁宗看着那长长的名单,没说话,他知道,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周望听说,范仲淹每天只吃稀粥,有时候忙得连衣服都忘了换,他的家人劝他保重身体,他说:“要是大宋能好,我死了都值。”
四、“朋党”的黑锅
就庆州的城墙塌了半段,蕃骑的箭能射到城门洞里,街上的百姓饿得直哭,可知州滕子京的衙门里,却摆着十几坛汾酒,一群武将围着他,碗里的酒晃得发亮。
滕子京是范仲淹的同年进士,当年在汴京,两个人天天凑在一起喝酒谈边事。范仲淹的《十事疏》写成时,滕子京写了回信:“庆州的边军,我来守,你在汴京改法,我们南北呼应,必能平西夏。”可他没想到,庆州的烂摊子,比他预想的更糟。
李元昊的铁骑三年里踏破庆州六次,滕子京把手里的军费分了三部分:一半买粮赈济百姓,一半补修城墙,剩下的,他买了酒,犒劳那些跟着他守城墙的老弱士卒。他的账册记的密密麻麻,连买酒的钱,都是从自己的俸禄里出的。
可御史台的梁坚,早就盯上了他。滕子京挪用军费的消息,像风一样吹到了汴京。梁坚的弹劾折子写着:“滕宗谅(滕子京本名)贱市官物,增估入己,滥费公使钱,此乃新政的蠹虫。”
范仲淹拿着折子找仁宗,仁宗的脸已经沉了:“滕子京是你举荐的,他要是真贪了,你该治他的罪。”
“官家,”范仲淹的声音带着颤,“滕子京的账册我看过,他没有贪!庆州的边军,现在能打仗的只有三百人,他要是不挪用军费,怎么修城墙?怎么买粮?”
可仁宗没听进去。他怕御史台的弹劾继续发酵,会砸了新政的根基,他已经听到朝野的议论:“范仲淹是结党,连滕子京都要护着。”仁宗下了密旨:“贬滕子京为岳州知州,降三级,账册收回来,查清楚。”
滕子京接到圣旨时,抱着他的账册,在庆州的城墙上坐了一夜。范仲淹的信使赶到时,看见他的身边堆着空酒坛,墙上的箭孔,还留着他亲笔写的“杀贼”两个字。
“范公,”滕子京把账册递给信使,“我没贪一分钱,每一笔都记了。告诉范公,新政要是真的,就别为我费心,好好改法,别像我这样,做不了事还被冤枉。”
信使拿着账册回到汴京时,范仲淹正和富弼在枢密院商量修武备的事宜,接过账册,范仲淹的手指抖得厉害。可他还没来得及求情,保守派的弹劾,已经卷着《朋党论》来了。
五、朋党论
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欧阳修的《朋党论》成了朝堂的笑柄,也成了新政的催命符。这篇文章写的是“君子之朋,为义而聚;小人之朋,为利而结”,欧阳修在文中说,范仲淹、富弼、自己,都是君子之朋,是为国聚义的朋党。
王拱辰拿着这篇文章,在朝堂上喊:“官家!欧阳修这是在教您,允许大臣结党!范仲淹的朋党,已经把参知政事衙门变成了他的私府!”
仁宗把欧阳修召到崇政殿,案上摆着几十封弹劾的折子,每一封都写着“结党欺君”。仁宗的脸色冷得像冰:“永叔(欧阳修字),你说君子之朋,那朕身边的大臣,难道都是朋党?范仲淹是参知政事,富弼是枢密副使,你是谏官,你们三个,不就是结党吗?”
欧阳修垂手立在殿中,手里攥着那卷《朋党论》的草稿,声音依旧刚直:“官家,君子之朋,是为公义,所以能成事;小人之朋,是为私利,所以能误国。范仲淹的新政,是为了大宋的江山,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如果结党就是罪,那大宋的谏官,还有什么用?”
仁宗沉默了。他看着欧阳修的白头发,欧阳修这年四十岁,却已经两鬓生霜,去年为了给母亲守孝,他差点辞官,可仁宗下诏“夺情”,让他留在汴京,为新政效力。他本来就是个孝子,可为了新政,连母亲的葬礼都草草办了。
可朝野的议论,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保守派的官员们,拿着“朋党论”到处传,连仁宗的太子太傅,都在东宫哭着说:“官家,再让范仲淹搞新政,大宋就要变天了!”
富弼察觉到了仁宗的动摇,他主动请缨,要去河北巡视边备,这是他的退路,也是仁宗的意思:把他调出汴京,免得结党。
“仲弓(富弼字),”范仲淹在枢密院送他,手里的朱砂笔还沾着墨,“你走了,新政的半边天就塌了。”
富弼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压得低:“我去河北,看看边军的情况,要是有变,我再回来。你守好汴京,别让他们把你的新政拆了。”
可富弼这一去,再也没回到汴京。他在河北待了三个月,边备没巡视出什么问题,可保守派的弹劾,已经把他写成了“在河北私结边军”。
六、新政的终结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仁宗下了三道圣旨:罢参知政事范仲淹,出知邠州;罢枢密副使富弼,出知郓州;贬欧阳修为滁州知州。诏书里的措辞,像刀一样划着新政的皮肤:“范仲淹擅改祖宗之法,结党营私;富弼朋党乱政,不可居中枢。”
范仲淹接到圣旨时,正在整理《十事疏》的副本。他把那卷皱巴巴的麻纸装进木箱,封好,递给信使:“送到杭州,给我的儿子范纯仁,让他保存好。”
苏舜钦抱着一摞弹劾的折子,站在书房门口,脸色发白:“范公,滕子京在岳州来信,说他已经修了岳阳楼,要你写一篇记。”
范仲淹愣了愣,笑了,笑得眼泪都掉了下来:“岳阳楼……我会写的。”
可他没能写。他在去邠州的路上,得了风寒,病倒在邓州,直到后来,滕子京再写信来,他才在邓州的病榻上,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他最后的坚守,也是对新政的哀悼。
仁宗下旨罢黜范仲淹三人的当天,保守派的官员们,在汴京的朱雀门摆了宴席,喝了三天酒,喊着“范仲淹走了,祖宗之法回来了”。可汴河的水,依旧在流,流得像刀,把所有的希望,都砍成了碎块。
滕子京的账册被送到汴京时,仁宗看了,把梁坚的弹劾折子烧了,下旨恢复滕子京的官,可那已经晚了。滕子京在岳州的岳阳楼,还没修好,就病死在了任上,临死前,他手里还攥着范仲淹的回信:“希文,你的新政没成,可你的心,我懂。”
欧阳修到了滁州,在城西门的琅琊山,建了个亭子,叫醉翁亭。他在亭子里喝酒,写《醉翁亭记》,里面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那是他的无奈,也是对新政的告别。
庆历新政,从启动到失败,只有一年零八个月。它是大宋文人的一次尝试,也是仁宗朝最亮的一次星火。可它终究灭了,被保守派的寒流吹灭,被朝堂的利益碾碎,被仁宗的猜忌压灭。
后来,苏轼在《范文正公集叙》里写:“庆历新政,虽未竟其功,而天下后世诵公之文章,想公之风采,未尝不叹息也。”
更重要的是,太学里的学生们没有放弃。李宽和周望的其他同学,继续议论新政,还写了《革新策》,偷偷抄给地方官。后来,王安石在做鄞县知县时,就参考了范仲淹的新政,搞了青苗法、保甲法,那就是新政的火种传到了后世。
汴河的芦荻,年年都在汴京的风里翻成银浪,可没人再提起那个秋天,天章阁的烛火,范仲淹的朱笔,还有那卷被烧毁的弹劾折子,那是大宋三百年里,最亮的一道春痕,也是最凉的一捧秋泥。
嘉祐七年,周望做了知州,他在自己的任上,推行了“抑侥幸”的小政策,让几个寒门子弟当上了官。他想起范仲淹的话,心里说:“范公,我做到了,火种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