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清漾临安雨》夏虫语冰40

12、内忧外患盛世隐疾 庆历元

　　庆历元年（1041年）春，汴京的梅花还没落尽，从西北传来的战报像块烧红的烙铁，一下子烫碎了仁宗的宽仁。
　　一、西北的烽火
　　消息是从渭州快马加鞭递来的，写在麻纸上，墨迹还带着马汗的腥气。周望在开封府的后衙拆开信封，只看了两行，手就抖了，“好水川之战，任福将军战死，部将耿傅、桑怿俱殁，士兵死伤万余。”
　　他想起三个月前在开封府见过的任福。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糙汉，满脸胡茬，衣甲上还沾着渭州的尘土，来找开封府要粮。周望当时给了他两石米，还听他说“西夏那崽子元昊，不过是个放羊娃变的妖道，敢反大宋，看我砍了他的头”。
　　没想到，这真成了遗言。
　　“这元昊，也太能折腾了。”周望的同僚、一个在开封府做推官的陕西人李宽叹道，“想当年太祖太宗时期，西夏还乖乖称臣，李德明那家伙连做梦都想当个宋朝的王爷，可他儿子元昊，偏要改名字，改风俗，连大宋的年号都不用了。”
　　周望翻出《续资治通鉴长编》，上面写着：“李元昊，党项人，世居夏州，性雄鸷，通蕃汉文字，晓浮图学，晓兵书。”去年十月，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还派使者来汴京，要求仁宗承认他的地位。
　　仁宗当时在福宁殿发脾气，把那使者打了一顿，还削了李元昊的官爵。没想到元昊真的敢动手。三川口之战是去年冬天的事，当时刘平、石元孙两位将军率万余大军救援延州，被元昊伏击，全军覆没。
　　“西北那边，现在乱成粥了。”李宽说，“范仲淹（此时在延州）和韩琦两位经略副使吵起来了。韩琦要主动出击，范仲淹要防守。你知道吗？范仲淹在延州修了清涧城，搞‘堡寨战术’，还让士兵学党项人的骑射，可韩琦说他‘胆小如鼠’，非要把几十万大军都派出去。”
　　周望想起范仲淹在去年给仁宗的奏疏，上面写着：“我武惟扬，在德不在险。今当严敕边将，各守疆界，毋得轻易出兵。”可仁宗那性子，本来就软，听了韩琦的话，又想“重振太祖太宗的雄风”，就准了韩琦的“攻策”，结果造成了水川惨败。
　　二、兵败好水川
　　庆历元年（1041年）三月的泾州城，柳芽刚抽成嫩条，风里却裹着边塞的沙砾，打在帅府的青灰瓦上，簌簌作响。韩琦坐在案前，对着仁宗的手诏，指尖捏得发白，手诏上的墨迹还未干，写着：“元昊僭号，寇边日久，卿与范仲淹速筹平狄之策，毋使西北再遭蹂躏。”
　　（一）贪功冒进
　　“枢密直学士韩公，范公到了，在正堂等您。”亲兵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带着沙粒摩擦的沙哑。韩琦起身，袍角扫过案上的边报，上面写着：“李元昊围渭州，陷三城，杀掠吏民无算。”
　　正堂里，范仲淹的官袍沾着延州的尘沙，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桌上摆着刚誊好的《论边事疏》，标题下的“固守横山，缓图进取”八个字，墨色凝重。
　　“希文，”韩琦把仁宗的手诏递过去，声音带着压抑的急，“官家要咱们速平西夏，可你这疏里，满是‘守’字，这怎么行？去年三川口的惨败，就是太保守，才让元昊占了先机！”
　　范仲淹接过手诏，扫了一眼，又递回韩琦，手指点在疏上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一句：“君玉（韩琦字），你忘了三川口任福的败局？刘平、石元孙的三万兵，折在了元昊的伏兵里，现在边军的战斗力，还没恢复。主动出击，等于把人送到虎口。”
　　“三川口是刘平的轻敌！”韩琦拍了案，茶盏震得晃出半盏茶汤，“这次我请任福为帅，桑怿为先锋，亲自给他阵图，从怀远城绕到德胜砦，再直捣元昊的后路，绝不让他再贪功！”
　　范仲淹摇头，起身走到廊下，望着城外的渭水，去年刘平的残卒，就是从渭水逃回来的，衣服上还沾着血：“君玉，元昊的精锐是铁鹞子，咱们的禁军，三十年没打过仗，你让任福带一万八千人，去对付十万西夏兵，胜算有几成？”
　　“五成！”韩琦的声音斩钉截铁，“至少五成！官家的手诏，要的是‘速’，不是‘守’！”
　　两人争辩到深夜，廊下的灯笼熬得只剩纸糊的框架。最终范仲淹叹了口气，在韩琦的阵图上签了名：“那你自己看好任福，要是他贪功冒进，坏了大事，别怪我没提醒你。”
　　（二）中伏
　　庆历元年三月十四，任福的大军从泾州出发，行至怀远城时，前锋桑怿传来捷报：“于张家堡南，斩首四百级，获马五百匹，敌众遁。”
　　任福的脸上立刻扬起笑意，他把马鞭往地上一抽，对着亲兵喊：“传我命令！全军加速追击，务必生擒元昊！”
　　“将军，韩公给的阵图说，要到德胜砦会合，绕到敌后，不可轻进！”副将刘堃拉住任福的马缰绳，脸色发白，“刚刚的小胜，是元昊的诱兵之计，不可上当啊！”
　　任福翻身下马，拍了拍刘堃的肩膀，语气带着轻蔑：“仲坚（刘堃字），你没打过仗，不懂兵法。元昊的兵，不过是些乌合之众，见了我军的旗帜就逃，说明他们怕了。这次要是追上，定能杀得他片甲不留！”
　　桑怿也跟着劝：“将军，敌军的伏兵肯定在附近，我们的人少，不可孤军深入啊！”
　　任福摇头，指了指前方的山谷，那是好水川的入口，隐约能看到西夏兵的旗帜：“你看，那就是元昊的大营，他就在等着我军追过去！可他没想到，咱们的骑兵，日行百里，就算有伏兵，也能冲过去！”
　　当天夜里，任福的大军在龙落川扎营，离好水川只剩二十里。韩琦的信使连夜赶至，带来韩琦的手令：“切记，勿贪利，勿轻进，按阵图行事，违者立斩！”
　　任福把韩琦的手令往帐里一丢，对亲兵说：“告诉韩公，我任福，要做第二个卫青，把元昊的人头，挂在汴梁城的城楼上！”
　　他不知道，帐外的沙粒，已经混着西夏兵的马蹄声，在好水川的山谷里，攒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次日，天刚蒙蒙亮，任福率军从龙落川出发，沿着好水川的河床前进。两岸的山都被晨雾裹着，静得可怕，连鸟叫都没有。
　　“将军，前面有个银泥盒，不知道是什么。”先锋营的士兵从路边捡起一个拳头大的银盒，盒子封着蜡，上面印着西夏的花纹。
　　任福皱了眉，刚要下令扔掉，桑怿走过来，指着盒子：“将军，这是元昊的常用之计，里面怕是藏着兵器，或者信号。”
　　“打开看看！”任福的好奇心上来，挥了挥手。
　　士兵小心翼翼地撬开盒盖，里面没有兵器，也没有金银，只有一只鸽子，羽毛洁白，扑腾着翅膀，飞了出来。
　　“不好！有伏兵！”桑怿刚喊出这声，两侧的山谷里，忽然响起震天的鼓声，那是西夏兵的号角，密密麻麻的骑兵，从半山腰的树林里冲下来，铁鹞子的重甲，在晨雾里闪着冷光。
　　“放箭！放箭！”任福的喊声被鼓声淹没，还没等宋军摆好阵势，两侧的西夏兵已经射出了漫天的箭，那是元昊的“神臂弓”，射程达三百步，比宋军的弓远两倍，一支箭能穿透三层甲。
　　宋军的盾牌瞬间被射穿，前排的士兵还没来得及举盾，就倒在了血泊里。桑怿的战马被箭射中，他从马上摔下来，刚要爬起来，就被西夏兵的长□□中了胸口，血喷在好水川的河水里，把溪水染成了红色。
　　“将军！桑先锋战死了！”士兵的喊声，像冰锥一样扎进任福的耳朵。他回头一看，桑怿的尸体，已经被踩成了肉酱，而两侧的山谷，越来越多的西夏兵，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撤！往德胜砦撤！”任福挥着刀，砍死了一个冲到身边的西夏兵，可他发现，身后的路，已经被西夏兵堵死了，他们的退路，是元昊早就设好的陷阱。
　　（三）任福之死
　　任福的亲兵，把他护在中间，组成了一个盾阵，沿着好水川的河床往回跑。可西夏兵的箭，像雨点一样砸下来，盾阵的盾牌，很快被凿出了无数个窟窿，士兵们的惨叫声，混着箭的破空声，在山谷里回荡。
　　任福的胸口，中了三箭，左臂也被砍了一刀，他的脸上，全是血和汗，眼睛却还盯着前方，他要往德胜砦跑，那里有朱观的部队，能救他。
　　“将军，前面是乱箭阵，过不去！”亲兵的声音，带着哭腔，“元昊的铁鹞子，在前面堵着！”
　　任福停了下来，看着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少。一万八千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不到两千人，而西夏兵的数量，至少是他们的十倍。
　　他的儿子任怀亮，扑过来抓住他的胳膊：“父亲，你快突围，我带着人断后！”
　　任福摇了摇头，他知道，突围是不可能的。他转过头，看着好水川的河水，那是他昨天还流过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血河。
　　“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任福拔出腰间的佩剑，对着自己的脖子，用力一抹。血喷出来，溅在身边的士兵脸上，他们跪在地上，喊着“将军”，可任福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喊声。
　　亲兵们把任福的尸体，用盾牌挡住，可西夏兵还是冲了上来，把剩下的士兵，全杀了。刘堃战死在乱兵里，他的手里，还攥着韩琦的阵图，上面的“绕敌后”三个字，已经被血晕开了。
　　朱观的部队，因为走了龙落川的另一条路，没进入好水川的陷阱，他们看到好水川的箭雨，吓得连夜撤退，总算保住了一营的兵力。
　　好水川的战斗，从辰时打到申时，整整六个小时，宋军阵亡一万零三百人，将校几十人，包括任福、桑怿、刘堃、耿傅，还有其他二十多名将领。这是宋夏开战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失败。
　　（四）大庆殿的争吵
　　几天后，仁宗在大庆殿召集百官议事，包拯第一个站出来骂：“官家！好水川之败，非战之罪，乃臣下之罪！冗官冗兵冗费，已然积重难返！”
　　他的黑脸涨得通红，唾沫星子飞到了阶下的青铜鼎上。站在周望旁边的司马光偷偷碰了碰他的胳膊，意思是“别太激动”，可包拯不管，接着说：“西北的士兵，十有八九是老弱病残，连弓都拉不开，见到西夏的骑兵就跑！朝廷给了几十万军费，结果都被贪官拿去修宅子了！”
　　仁宗皱着眉，看着阶下的吕夷简。吕夷简是宰相，脸上毫无表情，只是说：“官家，兵事乃国之大事，当求万全。”可谁都知道，他和韩琦是一伙的，把责任推给了范仲淹。
　　范仲淹当时奉诏回京，也在殿上，穿着紫袍，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他知道，自己的“堡寨战术”虽然保守，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但仁宗不信他了。
　　周望从殿里出来，看见外面的百姓都在议论。一个卖菜的妇人对旁边的人说：“官家是不是昏头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和西夏打仗，害的是我们这些百姓！”旁边的老道士叹了口气：“官家是想让‘四夷宾服’，可忘了‘兵者，凶器也’。”
　　他心里忽然有了个想法：要去西北看看。不是去做官，是去看看那些士兵，看看那些战死的将领，看看这盛世的外壳下，究竟有多软。
　　二、三冗的窟窿
　　周望在汴京城东的榷场买了一匹青驴，又买了两袋饼子和一坛酒，就出发去西北。他走的时候，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送了他一本《范文正公集》，上面写着：“西北苦，汝当念之。”
　　走了一个月，才到渭州。渭州的城墙上，到处都是士兵，穿着破旧的衣甲，手里的枪都磨钝了。州衙里，他见到了韩琦。
　　韩琦是个胖子，脸上油光发亮，看见周望，就问：“你是周主簿？来干嘛？”
　　“我想看看兵。”周望说。
　　韩琦笑了，指了指外面的校场：“行啊，去看看。”
　　校场上的士兵正在操练，可队列稀稀拉拉，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瞌睡，还有的在啃干粮。一个年轻的士兵看见周望，就跑过来，问：“你是新来的？给我带饼子了吗？”
　　周望给了他一块饼子，那士兵狼吞虎咽地吃了，说：“我是从山东来的，家里穷，爹把我卖了当兵。这几年，我每月的饷钱都不够买盐，要不是仗着有亲戚在军中，早就跑了。”
　　“那你为什么不跑？”周望问。
　　“跑了要被抓回来，刺字充军，更惨。”士兵说，“再说，西夏的骑兵太凶，跑也跑不过。”
　　周望转头看向校场的将领。一个姓王的指挥使，穿着锦绣的衣服，手里拿着个折扇，站在旁边喝茶，根本不管士兵操练。周望问旁边的老军：“那王指挥使，是怎么来的？”
　　“哦，他是宰相吕夷简的外甥，靠恩荫当官的，去年才来渭州，连仗都没打过。”老军说，“据说他在京城的宅子，比公主的还大。”
　　周望心里一惊。他想起范仲淹在大庆殿骂的“冗官”，大宋的官员数量，从太祖时期的三千多，到现在的一万多！很多官员都是靠祖上的恩荫，或者花钱买的，根本不懂政务，只知道捞钱。
　　“还有冗兵。”老军指着校场的士兵，“这些人，一半是老弱，一半是新兵。朝廷每年要养百万兵，可军费花了一半，战斗力还不如西夏的五百骑兵。”
　　“那还有冗费？”周望问。
　　“你看那边的渭州城，修了多少佛寺？”老军指了指远处的白塔，“还有，宫里每年要花几十万两修宫殿，给太后过生日要几十万两，给宗室赏赐又是几十万两。这些钱，都是从百姓身上刮的！”
　　周望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家苏州。前几年，苏州的赋税就涨了三成，说是“为了防西夏”，可他问过里正，那钱大部分都没到西北，而是被官员们拿去“修河堤”了。
　　晚上，韩琦请周望吃饭。桌上的菜很丰盛，有羊腿、鱼羹，还有一瓶酒。韩琦笑着说：“周主簿，你是开封府来的，应该知道，‘盛世’是要靠‘武功’撑的。等打败了西夏，官家会给你升官的。”
　　周望看着韩琦那张满是油光的脸，心里说：“打败西夏？靠这些靠恩荫当官的将领，靠这些混吃等死的士兵？”
　　他想起了好水川之战的真相。原来，韩琦的攻策，不是真的想打败西夏，而是想“建功立业”，好让自己能当宰相。他派任福率领一万八千人去诱敌，还叮嘱“不许逗留”，结果任福中了埋伏，战死沙场。
　　饭后，周望在渭州的街头散步，看见一个老妇人在卖儿卖女，只为了换一点钱买粮草。老妇人哭着说：“我儿子要去当兵，可家里连饭都吃不起了。”旁边的士兵手里拿着枪，却在和一个女子调情，根本不理会老妇人的哭声。
　　他忽然明白，仁宗的宽仁，是对朝廷官员的宽仁，是对宗室的宽仁，可对百姓呢？对西北的士兵呢？这些人，都是盛世的牺牲品。
　　三、西北的眼泪
　　周望在渭州待了三个月，去了延州、庆州，见了很多士兵和将领。他发现，西夏的骑兵虽然强悍，但更可怕的是大宋的内部问题。
　　他去一个叫“新壕寨”的地方，看见一个姓秦的老兵，年纪七十多了，还在守边。老兵说：“我从太祖时期就当兵，现在大宋换了三个皇帝了，我还在这。每年朝廷给我的饷钱，只够买半袋米，我儿子也当兵，在三川口战死了，尸骨都没找到。”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周望问。
　　“回家？”老兵笑了，脸上的皱纹像沟壑，“我家在泾州，现在那里的赋税比渭州还重，我回去了，也要饿死。还不如在这，死了还有个名分，朝廷会给我儿子发抚恤金。”
　　周望心里发酸。他想起范仲淹在《渔家傲》里写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范仲淹当时虽然守在延州，可他也知道，大宋的问题不是军事，是制度。
　　“你去过开封府吗？”老兵忽然问。
　　“去过。”周望说。
　　“那你见过皇帝吗？”
　　“见过，在大庆殿。”
　　“皇帝长什么样？”老兵的眼睛亮了起来。
　　“是个和蔼的胖子，经常笑。”周望说。
　　老兵叹了口气：“要是皇帝能来这看看就好了，看看我们这些人的苦。可他在汴京，哪里知道我们的日子。”
　　周望离开西北的时候，正好是庆历二年的深秋。他在兰州的渡口，看见一艘艘满载粮草的漕船，顺着黄河往下游。可他知道，这些粮草，到了渭州，就只剩下一半了，被贪官克扣了。
　　他的青驴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他自己也饿了好几天。走在路上，他看见一个孩子在路边捡野菜吃，旁边躺着一具饿死的尸体。孩子看见周望，就跑过来，伸出手：“叔叔，给我点吃的。”
　　周望给了他一块饼子，孩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说：“我爹说，西夏人来了，会把我们都杀了，可宋朝的官员，也像西夏人一样，抢我们的东西。”
　　周望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他回到汴京后，给仁宗上了一道奏疏，详细写了他在西北看到的情况，包括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还有百姓的疾苦。
　　仁宗看了奏疏，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自己的“宽仁”，让大宋的朝堂变得乌烟瘴气，让军队变得不堪一击，让百姓变得苦不堪言。他想起之前包拯骂他的话，想起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忽然觉得，是时候改变了。
　　他把奏疏放在御案上，叹了口气：“西北的苦，朕知道了。可如何救百姓？如何振军备？”
　　周望在开封府的衙门口，看见范仲淹的轿子过来。范仲淹的脸更瘦了，眼睛里布满血丝，穿着旧的紫袍，和之前在大殿上的样子完全不同。
　　“范公。”周望迎上去。
　　“是周望？你从西北回来的？”范仲淹的声音很温和，却带着疲惫。
　　“是，我写的奏疏，官家看了。”周望说。
　　范仲淹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做了件好事。现在，我要做的，是‘庆历新政’，改变大宋的积弊。可这会得罪很多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周望说，“可如果不改变，大宋会更糟。”
　　庆历八年，西夏和大宋议和，元昊取消帝号，向大宋称臣。可大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年要给西夏“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周望觉得，这不是胜利，是妥协。
　　周望在开封府的衙门口，看着外面的百姓。一个孩子在唱着新学的小曲：“仁宗皇帝宽又仁，五谷丰登笑开怀。”可他知道，这小曲里的欢笑，掩盖了多少眼泪，多少无奈。
　　周望站在开封府的城墙上，看着远处的汴河，河上的漕船一艘接着一艘，满载着粮食。”
　　他知道，这个盛世，不是慢煮的，是需要煮沸的。而这煮沸的责任，要交给后来的人，要交给那些真正想让大宋变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