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第 18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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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归航大结局
二〇〇五年的秋天，邱丽花从科技大学毕业了。
毕业典礼那天，台北下着毛毛雨。她穿着学士服站在校门口，怀里抱着一束阿水伯从台东快递上来的九芎花。阿水伯在电话里说，这束花是从堂口后山那棵最老的九芎树上剪下来的，阿发叔亲自爬上去剪的，竹竿在下面扶着梯子，黄狗在旁边摇尾巴。阿忠负责包装——用包槟榔礼盒的牛皮纸和麻绳扎了一个比往常更大的蝴蝶结，蝴蝶结的尾巴留得特别长，他说这样风一吹就能飘起来，拍照好看。
王鹏鳅站在她旁边，难得穿了件有领子的衬衫。衬衫是阿嬷买的——阿嬷说他去台北好几年了，连一件像样的衬衫都没有，总不能穿着烤鱿鱼的围裙去参加阿花的毕业典礼。衬衫口袋上绣了极小的“台东”字样，那是阿嬷趁邱火旺去卫生所拿药时偷偷绣上去的——她说这个男生替她烤了好几年鱿鱼，赚的钱每个月都寄回后街，自己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
邱火旺推着阿嬷的轮椅站在人群里，胸前挂着傻瓜相机。他现在是货运公司的正式职员，上个月刚升了夜班组长，管着三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搬运工。他每次来台北看阿花都会穿着公司发的制服，胸前别着名牌——名牌上印着“组长·邱火旺”。他在仓库里被人叫了一辈子“老邱”、“瘸子”、“那个赌鬼”，现在有人叫他“邱组长”。他的腿还是瘸的，走路时一只脚拖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但站立的姿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稳。
竹竿和阿忠站在阿嬷轮椅后面。竹竿穿着那件在交接仪式上穿过一次之后就一直挂在衣橱里的有领衬衫，胸前口袋里插着原子笔和一个小笔记本。他现在是后港帮的护法，但阿发叔说他更像后港帮的公关主任——庙街上的摊贩有事都先找他，省道上的纠纷也是他去调解。他说他调解纠纷的方法跟鳅哥不一样——鳅哥是用沉默让对方自己心虚，他是用讲笑话让对方笑到忘了自己在吵什么。阿忠穿着阿水伯槟榔摊的围裙，围裙口袋里装着当天要寄给台北客户的出货单和一份给阿花过目的新礼盒设计打样。他现在管着三个员工，会说“毛利率”和“库存周转率”，但他填出货单时还是一笔一画像小学生练字，数字写错了会用修正液涂掉重写，不用电脑的Delete键，他说亲手写出来的错改了才算真的改。
才叔没有来。他说冰果室不能关门——万一有老客人想来吃碗蜜豆冰怀念鳅哥当年在这里默写英文单词的日子，发现铁卷门拉下来了，会失望。但他用V8摄影机录了一段祝福影片托竹竿带来。影片里他站在冰果室门口，身后是那台“才叔二号”刨冰机，他对着镜头举起一碗红豆牛奶冰，说了一段话，说到后来自己先哭了，又笑了，用手背胡乱蹭了蹭脸。
阿水伯也没有来。他说槟榔摊的新顶棚虽然不漏水了，但人要守着——不是怕有小偷，是怕那些跑省道的老司机路过时看不到摊子门口的灯亮着，会觉得庙街少了点什么。但他托阿忠带来了一张手写的新菜单——不是槟榔礼盒的菜单，是他最近新研发的鱿鱼酱料配方。他说他从阿嬷那里打听到了糯米鱿鱼的做法，自己在后院试做了几次，第一次把鱿鱼肚子烤裂了，第二次糯米没蒸熟，第三次终于成功了。他把配方用毛笔工工整整誊在洒金红宣纸上，盖了阿水伯槟榔的商标章和邱丽花留给他的那枚九芎木印章。他在宣纸背面写了一行小字——“这个配方给鳅哥。不收权利金。条件只有一个：以后在台北卖，招牌上要写‘庙东糯米鱿鱼——台东阿水伯监制’。”
王鹏鳅接过那张宣纸，把每一个字从头看到尾，然后折好放进口袋里。他低头看了一眼口袋——衬衫上绣的“台东”两个字正好在他心脏的位置。他没有什么话要说，但邱丽花注意到，他的左手伸过来，无名指上的戒痕已经不在了，但虎口上那道跟她的配对的旧刀疤还在。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不紧，但两只手虎口贴在一起的时候，那两道淡白色的疤碰在了一起。阿嬷坐在轮椅上看到这个动作，把脸别过去，假装在看校门口的凤凰木。凤凰木上还挂着雨珠，阿嬷说：“台北的凤凰木开得比台东晚。”邱火旺在旁边接了一句：“但开得一样红。”
毕业后，邱丽花正式注册了“阿水伯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设在永和那间出租屋的客厅里，员工暂时只有她和王鹏鳅两个人。她负责品牌策划、客户开发和财务管理，王鹏鳅负责产品研发、原物料采购和物流配送。公司的第一个正式产品不是槟榔礼盒——那个已经由台东的阿水伯和阿忠在稳定经营了——而是王鹏鳅在台风夜研发的糯米鱿鱼。经过反复测试改良，他们把阿嬷的口述配方和阿水伯的手写建议结合，确定了标准化的生产流程。鱿鱼选用阿根廷进口的鱿鱼，糯米用台东池上的圆糯米，蒜蓉酱的蒜头指定用云林的西螺蒜。每一个环节都写在操作手册上，手册是邱丽花用电脑排版的，照片是王鹏鳅用简世杰借给他们的数位相机拍的，每一个步骤都配了图。
王鹏鳅左手无名指上的戒痕已经彻底消失了。他戴着那枚后港帮的银戒指，戒面被经年累月的炭火熏得微微发暗，但徽记还是清晰的。右手虎口上那道旧刀疤——跟邱丽花配对的淡白色细线——在翻鱿鱼时偶尔会被烤架边缘擦出红印，但从来不长茧，皮肤还是平滑的，只是比周围肤色深了半个色阶。
二〇〇六年春天，简世杰从台大法律系毕业。他没有去律师事务所，而是考上了法务部的公职，被分配到智慧财产局，专门做商标和专利审查。他第一个正式经手的商标申请案，就是“阿水伯食品有限公司”的“庙东糯米鱿鱼”商标。审查过程中，他在公文系统里发现了另一个商标申请——申请人是他父亲。简世杰的父亲退休后把都发局的旧档案数位化计划做完了，从中整理出《台东后港帮纺织厂史料》，作为地方文史资料正式出版。书的封面用了王鹏鳅妈妈当年工作的纺织厂旧照片，内页收录了优秀员工奖章的完整档案——原来那个九芎花徽章的第一代设计稿，是后港帮纺织厂第一任厂长亲手绘制的。设计稿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一九七二年。第一名：陈美兰。”
简世杰的父亲在退休后第三年学会了用电脑，自己扫描、排版、校对。他把第一批印刷好的书用牛皮纸包好，亲手送到庙东夜市的鱿鱼摊。那天他没有穿都发局长的西装，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Polo衫，胸前口袋里插着原子笔。他对王鹏鳅说：“这本书的序是我写的。我引用了一句歌词——‘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你不需要了解你妈为什么要走。你只需要知道，她曾经是纺织厂最优秀的员工。她的徽章和钢笔，现在都在最好的人手里。”王鹏鳅接过书，低头看着封面上那栋他记忆中已经模糊的纺织厂厂房——红砖烟囱，铁皮屋顶，跟后港帮堂口只有一墙之隔。他没有说话，只是把书放在备料柜最上面那一格，跟阿嬷的配方和简世杰的夜市调查报告放在一起。
那年除夕，邱丽花和王鹏鳅回台东过年。这是他们去台北后第五次回来过年。阿嬷的风湿病这两年更严重了，已经不太能坐轮椅出门，年夜饭从沙滩改到了铁皮屋里。铁皮屋的外墙重新粉刷过——是竹竿带着后港帮的小弟们来刷的，淡黄色，跟庙街上那棵老榕树的气根一个颜色。门口邱火旺种的那棵九芎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树干笔直，树冠茂密，冬天也不落叶。树干上刻了一道浅浅的横线——是邱火旺用水果刀刻的，作为九芎来到这个家的年份标记。横线旁边歪歪扭扭地刻了两个字：“平安。”邱火旺说这是他从后港帮学来的刻字技术——当年阿发叔打断他一条腿，他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什么都没学会，只学会了在石膏上刻字。
年夜饭的菜单跟往年一样：阿水伯掌勺，炒山苏、清蒸鲈鱼、剥皮辣椒鸡汤。才叔负责挫冰，阿旺叔提供释迦，林金发从台北带新竹米粉，竹竿和阿忠负责烤肉。竹竿今年真的学会了控制炭火——他在堂口后院苦练了几年，如今烤出来的鱿鱼外焦里嫩，连张主任那种级别的挑剔嘴都说比庙东夜市那家还好。竹竿被夸了之后尾巴翘得老高，端着烤鱿鱼的盘子在沙滩上走来走去，说以后退休了要在省道边上开一家“竹竿烤鱿鱼”，招牌底下要印一行英文。阿忠问他英文要印什么，竹竿把盘子放在桌上，用筷子蘸了酱汁在纸巾上歪歪扭扭地写——“Well done。”
邱丽花和王鹏鳅坐在铁皮屋门口的小凳子上，跟多年前台风夜一样的位置。巷口那盏修好的路灯还是亮的，阿嬷的风铃还在窗台上叮叮咚咚响着——这几年又碎了几片贝壳，阿花每次回来都从海边捡新的补上。黄狗趴在巷口路灯下面，脖子上挂着竹竿给它新换的项圈。项圈上的名牌更新了，阿水伯重新用毛笔写了“顾问犬·庙街自治会”几个字，旁边盖了那枚九芎木印章。黄狗现在十一岁了，嘴巴周围的毛全白了，但它每天傍晚还是会准时出现在省道边上竹竿以前盯梢的那棵榕树下，趴在那里等那些不会再来的人。
“王鹏鳅。”
“嗯。”
“我想做一件事。不是公司的事。”
“什么。”
“我想去户政事务所。改名字。”
王鹏鳅转过头看她。路灯的光照在她侧脸上，她今年二十六岁，已经不是那个在庙会上扯人袖子的小女孩了。她现在是阿水伯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是帮迪化街阿公写品牌故事的人，是竹竿作文里那个“把后港帮的九芎种在台北”的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跟在台东高商导师办公室里说“绕一圈不是浪费”时一模一样——不是临时起意，是很久以前就想好了，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说出来。
“我想改姓邱。入赘。”
邱丽花沉默了几秒。然后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隔着衬衫能感觉到他肩膀的弧度——比十年前更宽、更稳、更像一棵树了。她第一次靠在他肩膀上是在天台上，台风夜，她十三岁。那时候他的肩膀还很瘦，锁骨硌得她太阳穴疼。现在她靠上去，刚好嵌进那个她靠了无数次的弧度里。巷口的风吹过来，把她的刘海吹乱了，她没有拨。
“你知道‘尚勇’在台语里是什么意思。”
“知道。就是‘最勇敢’。也可以翻译成‘最有力气’。是夸一个人的时候用的——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比别人多花三分力气，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想做到最好。”
“我想用这个姓。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阿爸——你阿爸在我最恨自己的时候，告诉我我不是野种。他说我比我爸强。他走之前把后港帮交给我，说这个帮派不是我欠他的，是他欠我的。他这辈子没有给我什么，但他给我留了一张信托书。信托书里写，如果有一天我犯了跟他一样的错，你可以否决我。你没有签那张信托书——你说不需要，说我永远用不上。你说得对。但我还是想要这个姓。因为我想告诉所有人——我娶的不是后港帮老大的私生子。我娶的是后港帮第三任帮主。他十九岁那年把整条省道的地盘线画死了，关了所有赌场，把堂口改成摊贩自治委员会，把后山九芎树下面的石桌变成了阿发叔每天泡茶的地方。他把他妈留给他的唯一一件东西送给了我，用那支笔写了好多年的英文作业。他把王进发的存折原封不动锁在堂口保险柜里，台北的摊位是用自己在槟榔摊挣的钱买的。他每次回台东，都会去后山给我阿嬷捡九芎树掉下来的落叶，夹在他那本英汉字典里。他从来不说他做了多少，但阿嬷都知道。所以我不用他的姓。我要他用我的姓。”
王鹏鳅沉默了很久。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回左边——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换烟。然后他把那根始终没有点燃的烟从嘴里拿下来，折成两截，放进口袋里。他想起自己三岁那年被丢在王进发家门口，字条上写着“这是你儿子”。他想起十八岁在庙会上扯住他袖子说“不给就不许走”的那个小女孩。他想起在堂口后山那几棵九芎树底下说的那个字——“累”。他想起天台上她说“你以后不用一个人待在天台上了”。他想起阿嬷在除夕夜沙滩上对他说的那句话——“这个男生，比阿爸强。”他想起王进发临终前把那枚银戒指放在他掌心，说“你比我干净”。他想起四楼那扇挂着褪色花布窗帘的窗户，和信箱上那张没有署名的便条纸——“汤圆很好吃。姜不粗。谢谢。”他想起阿花在台风夜的出租屋里用手电筒照着掌心上的四个字说——现在就是那个“多久”。
“好。邱尚勇。这个名字比王鹏鳅好听。适合印在名片上。”
“不是名片。是结婚证书。我去年已经开始准备了——查了法律程序、需要的文件、户政事务所的办理流程。入赘改姓要双方同意，要签同意书，要重新办身分证。我已经把表格都填好了，你的签名栏还空着。”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这个书包还是她国中时候背的那个——褪了色的深蓝色，洗了无数次，边角磨出了白线，但拉链从来没坏过。书包上还是别着那枚九芎花的徽章。档案袋里装着一叠文件——身分证影本、户籍誊本、申请书、同意书、结婚证书草稿，每一份都填好了她能填的所有部分，剩下的签名栏用黄色荧光笔标了出来。结婚证书草稿的“新郎”那一栏，她先写了“王鹏鳅”，然后在旁边加了一个括弧，用铅笔轻轻写了三个字：“邱尚勇？”
他接过档案袋，从她手里拿过那支笔——就是他妈留给他的那支，笔尖的墨水已经快写不出来了，但还能写出最后几个字。他没有一丝犹豫，在新郎签名栏上一笔一画写下了一个新的名字。字迹还是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但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邱”的笔画很复杂，他写得很慢，每一笔都像是在画九芎树的叶子，没有一笔偷懒，没有一笔省略。签完之后，他把那三个铅笔字擦掉了，用力很轻，但还是留下了一点抹不干净的灰色痕迹，像是这个名字注定要在这里留下一道影子。然后在证人的那一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字迹比他签过的任何一份文件都工整——“邱丽花。”用的是同一支即将写不出字的钢笔。两个名字并排签在同一张纸上，同一支笔，同一管快要见底的墨水。
大年初一，台东户政事务所的值班柜台前，站了两个人。邱丽花穿着阿水伯送的那件淡蓝色针织开衫——就是当年他说“升学班的人不能穿得太寒酸”时送她的那件，她穿了好几年了，袖口磨出了毛边，但颜色还是好看的。王鹏鳅穿着阿嬷买的有领衬衫，手里拿着那个牛皮纸档案袋，衬衫口袋里还放着那份签好字的结婚证书草稿。户政事务所的承办人员是个年轻的小姐，看了申请表好几遍，又看了他们俩好几遍，然后低头在键盘上打字。打完字，她抬起头，问了一句：“先生，您确定要改姓邱，名字变更为尚勇吗？”
“确定。”
承办人员把新的身分证递过来。塑胶套还是热的，刚从打印机里滑出来，边角有点烫手。王鹏鳅接过身分证，低头看着上面那行字——“姓名：邱尚勇。”他看了很久。久到承办人员以为他没听清，正准备再问一次。然后他把身分证翻过来，背面是空的。他把身分证放在桌上，用手掌轻轻压了一下，像是在确认这张卡片是真的。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但他的声音很稳。
“这是我第一次在身分证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不是王进发取的。王鹏鳅是他取的——他说他翻字典翻到的，‘鹏’是最大的鸟，‘鳅’是最小的鱼。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飞，最大的幸运就是没被淹死。他把这两个字给了我，因为他不知道还能给我什么。现在我不要了。”
邱丽花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她自己的新身分证——配偶栏上印着他的新名字。她低头看着那几个字，把身分证放进皮夹里，跟她阿爸第一次还钱的收据放在一起。
“邱尚勇。”
“嗯。”
“尚勇。这个名字适合你。你以后介绍自己，就说我是邱尚勇。人家问你怎么写，你说——尚好的尚，勇敢的勇。台语就是‘最勇敢的人’。”
走出户政事务所，台东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阳光把柏油路面晒得发软，释迦田里的果实沉甸甸地垂在枝头，庙街上的樟树叶子绿得发黑。阿水伯槟榔摊的浅灰色新顶棚在阳光下还是九芎树皮一样温润的色泽。才叔的冰果室门口那两棵从后山分株下来的九芎苗已经长到齐腰高了。堂口后山那几棵老九芎树下，阿发叔的石桌上摆着刚泡好的茶，茶壶嘴还冒着白烟。竹竿、阿忠、才叔和几个长老正在那里，不知道在聊什么，笑声从后山一路飘下来，混在省道货车的引擎声里。
远处海岸山脉上有一片云，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鸟。也像一条刚跃出海面的鱼。
尾声祥芝
二〇一六年，邱尚勇和邱丽花搬到了祥芝。
祥芝是泉州湾南岸的一个闽南小镇，离台东不远不近——搭飞机到金门再转船，半天能到。选择这里，是因为邱丽花在台东高商时的一个学妹嫁到了祥芝，前年回来探亲时跟她说，祥芝的渔港每天凌晨都有刚上岸的鱿鱼，价格比台北便宜一半，品种比阿根廷的还多。邱丽花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那本从大学用到现在的品牌管理笔记，封面已经翻得起了毛边，内页密密麻麻全是客户档案和市场分析，最后一页被她用红笔圈了起来，画了五颗五角星。
他们决定搬过去，不是因为台北不好，是因为台东太远，祥芝刚好在中间——离台东够近，阿嬷想他们的时候，搭飞机转船半天就能见到；离他们的鱿鱼摊够近，祥芝渔港每天凌晨三点开市，鱿鱼从船上卸下来到进他们的冷库不超过四小时。他们在祥芝买了一栋闽南老厝，红砖墙、燕尾脊、天井里有一口老水井，井沿上的青苔长了不知道多少年，摸上去滑溜溜的。天井里也种了一棵九芎——不是从台东带来的那棵，那棵在台北养了好多年之后已经太大搬不动了，竹竿用货车把它运回台东，种在堂口后山最老的那棵九芎旁边，他说这两棵九芎是父子，大的那棵看着小的那棵长大，现在小的也变成大的了。祥芝这棵是从阿发叔当年育的同一批种子里分出来的，阿水伯在槟榔摊后院养到齐腰高，托林金发的货车送到台北，再跟着他们一起搬到祥芝。才叔说这棵九芎是“第三代入厝”——第一代在堂口后山，第二代在台北出租屋的窗台，第三代在祥芝的天井里。
王鹏鳅——现在应该叫邱尚勇——在祥芝老街口开了一家小店，名字还是叫“台东鱿鱼伯”。招牌是阿水伯写了寄过来的，跟台北那块一模一样，只是右下角多盖了一枚新的印章——九芎木刻的，上面只刻了一个字：“尚”。他跟邱丽花在镇上领养了一个女儿，小名叫“小九”，因为她是在九芎树下学会走路的。去办理收养手续的那天，邱尚勇穿的是阿嬷当年买的有领衬衫，袖口已经磨得发白了，但领子还是笔挺的。他在“父亲姓名”那一栏一笔一画写下“邱尚勇”，字迹跟签结婚证书时一模一样——每一个笔画都在。小九今年满两岁，最会说的话是“阿爸烤鱿鱼”，最不会说的话是“阿公”——邱火旺第一次听到小九叫自己阿公的时候，蹲在九芎树下哭了半天。后来他每周都搭林金发的货车来祥芝看孙女，每次都带一锅阿嬷教他熬的红豆汤。
阿嬷今年满九十了，头发全白了，耳朵不太好，但眼睛还是很亮。她最后一次来祥芝是去年除夕，坐在天井里晒太阳，看着小九在九芎树下追黄狗——对，黄狗也来了。竹竿说黄狗年纪大了，在台东待了一辈子，让它去祥芝养老。黄狗现在十四岁，耳朵聋了一只，后腿不太有力气，但它每天傍晚还是会准时趴在天井里那棵九芎树下。它不追机车了，不巡省道了，但只要有陌生人靠近小九，它还是会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噜声，然后被邱尚勇拍拍头说“阿黄，那是隔壁阿婶送鱼丸来的”。
台东那边，庙街上的一切都在继续。阿水伯槟榔摊的浅灰色新顶棚已经变成“旧顶棚”了，阿忠又申请了一次庙街公共设施维护基金，给它做了一次全面检修，换了十几片被台风打松的螺丝垫片。才叔的冰果室门口那两棵九芎已经长到两层楼高了，夏天的时候树荫能把整间店的骑楼都遮住，才叔把刨冰机搬到树下，说这样客人吃冰不用吹电扇。竹竿和阿忠仍然每年除夕组织年夜饭，地点还是在沙滩上。阿水伯的红豆汤、才叔的蜜豆冰、阿旺叔的释迦、林金发的米粉、阿忠的吉他和竹竿的烤鱿鱼，还有黄狗的名牌——现在挂在它孙子“小黄”的项圈上了。竹竿说顾问犬是世袭制，小黄继承了它阿公的职位和名牌，但还没学会握手。竹竿说它会学会的，就像他当年学会自己写作文一样。
简世杰在智慧财产局做了好几年商标审查官，后来调到了法务部。他结婚那年，邱尚勇和邱丽花专程从祥芝去台北喝喜酒。简世杰娶了一个在法务部认识的女律师，新娘姓陈，台中人，跟他一样戴眼镜。婚宴上简世杰的爸爸坐在主桌，胸前口袋里还插着当年在都发局时的那支原子笔。婚宴结束后他拉着邱尚勇在饭店门口抽了一根烟，说了很久的话。临走前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盖着智慧财产局的公章。信封里是一份商标核准公告——“台东鱿鱼伯”商标正式注册，权利人：邱尚勇。他说这是他退休前完成的最后一件商标审查案。他父亲退休后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后港帮纺织厂的史料。他退休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台东鱿鱼伯的商标。从父亲到儿子，从台东到台北，从纺织厂到鱿鱼摊，两代人的职业生涯，用两份盖了公章的公文，帮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确认了他这一生中最珍贵的两样东西：他母亲是谁，他自己是谁。
又是除夕。祥芝老厝的天井里摆了一张圆桌，桌上铺着阿嬷用了几十年的红白格子塑胶桌布，边角被烟头烫出的焦痕还在。阿嬷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电热毯，手里捧着那本快翻烂了的《望春风》歌本。邱火旺在旁边削苹果，苹果皮还是断断续续的，但比十年前长了很多，最长的一段能绕苹果一整圈不掉。阿水伯、才叔、竹竿、阿忠、阿旺叔、林金发都来了——他们说祥芝比台东近，以后年夜饭可以轮流办，今年在祥芝，明年在台东。祥芝老街从除夕下午就响起了鞭炮声，闽南话的贺年声此起彼伏，跟台东庙街上阿水伯收音机里放的台语老歌是同一个腔调。
邱丽花坐在天井的石阶上，腿上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笔记本是新的——去年才换的，封面还是画了一棵槟榔树，但这次画得比任何一次都好，树干用了深浅两种咖啡色，树冠上的叶子一片一片描了光影。笔记本的第一页是去年除夕写的——“二〇一五年。搬到祥芝了。阿嬷说老街的石板路跟庙街很像，只是庙街上卖的是槟榔，祥芝卖的是鱼丸。王鹏鳅说他要在这里重新开始。从后港帮到台北，从台北到祥芝，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重新学几件事。我说你这次不用从头学。你已经学会了一千多个英文单词，学会了烤鱿鱼，学会了刻印章，学会了签结婚证书。你现在要学的事只有一件——怎么做一个好爸爸。他说这句有点难。我说没关系，小九还不会写‘难’字。等她会写了，你也就学会了。”
最新的一页是今早刚写的：“二〇一六年除夕。小九今天在天井里追黄狗，跑太快摔了一跤，膝盖破了一点皮。她没有哭，自己爬起来拍拍裤子，说‘阿爸说摔了要自己爬起来’。我给她贴了一张创可贴。创可贴是邱尚勇买的——他说他每次去药局都会顺手买一盒，家里已经攒了好几盒了。我说小九用不了那么多。他说习惯改不掉。就像你把传单揉成一团塞在裤兜里，那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
她把笔记本合上，走到天井中央。那棵九芎已经长到两层楼高了，树冠越过了燕尾脊，冬天的叶子还是深绿色的，树枝上挂着一串竹竿去年寄来的贝壳风铃，贝壳是新捡的，从堂口后山那条运煤渣旧路旁边的海岸线上捡的，每一片都穿了孔，用麻绳串在一起。风铃旁边还挂着一张用透明塑胶套封好的便条纸——阿嬷让邱火旺代笔的，上面只有一句话：“阿花啊，风铃响了就是阿嬷在想你。”
邱尚勇站在鱿鱼摊的烤架前面——他在天井里也搭了一个烤架，今晚的年夜饭他负责烤鱿鱼。烤架上放着六条糯米鱿鱼，鱿鱼的肚子被糯米撑得鼓鼓的，牙签封口处烤出了一圈金黄焦脆的壳。他翻面的时候手腕还是很稳，跟多年前第一次在堂口后院烤焦三条鱿鱼时一模一样，只是那时候他眉头紧锁，现在他的眉头是舒展的。竹竿站在旁边偷师，手里拿着笔记本疯狂记录，嘴里念叨着“原来火候要到这种程度”，阿忠在旁边帮他按住被风吹起来的纸角。黄狗——现在是老黄了——趴在烤架旁边，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半睁半闭。小九蹲在老黄旁边，手里举着一根仙女棒，邱火旺蹲在她身后帮她扶着竹签，怕火星溅到她的棉袄上。仙女棒的火花在夜色里炸开，金色的光映在每个人脸上。
“邱丽花。”烤架那边传来他的声音。
“嗯？”
“你用那支笔写一下——今年除夕，我烤的鱿鱼，没有一条焦。”
“你自己写。你现在英文比我好了——你连‘well done’都会。”
“我手上都是酱。你写。”
邱丽花从天井石阶上拿起那本新笔记本，翻到除夕夜那一页，用陈美兰留给她儿子的那支1972年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墨又淡了一些，字迹跟多年前抄在传单背面的《致橡树》一模一样——“二〇一六年除夕。邱尚勇烤了六条糯米鱿鱼，全部well done。小九吃了半条，说阿爸烤的鱿鱼比阿公削的苹果好吃。阿公说孙女果然最像我，连口味都跟我一样。阿嬷喝了两碗红豆汤，说祥芝的红豆比台东的甜。才叔的刨冰机退休了，今年没带过来，但他带了才叔三号——一杯冰沙机，他说科技进步，要学会用新工具。竹竿带了阿水伯新研发的鱿鱼酱料，说这个配方比去年的多了半汤匙蒜蓉。黄狗十四岁，今年收的红包比去年厚——竹竿说红包是庙街自治会的年终慰问金，顾问犬一年发一次。我写到这里的时候，邱尚勇正在烤第七条。他说这一条是给你的。谢谢你把传单揉成一团塞在裤兜里。谢谢你在后山的九芎树底下没有躲开。谢谢你在台北的台风夜里把手电筒翻过来让我看底盖上的字。谢谢你让我知道——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行字我用的是陈美兰女士留下的钢笔，笔尖的墨水快要写完了。但还能写最后一个句号。”
天井外，祥芝渔港的方向有人在放跨年烟火。金色的火花一朵接一朵炸开，映在闽南老厝的红砖墙上，映在那几棵九芎树的叶子上，映在小九手里挥舞的仙女棒上。老街上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跟很多年前台东庙街观音诞辰的阵头锣鼓声隔着海峡遥遥呼应。
邱尚勇把最后一条鱿鱼翻过来，刷上第一层酱。酱汁碰到烧热的鱿鱼表面，发出滋啦一声响，白烟腾起来，蒜香在夜色里弥漫开来，跟隔壁邻居家飘出来的炸五香卷的气味混在一起。他低下头，看着鱿鱼边缘慢慢卷起一层均匀的金黄色。这一条烤得最久，因为他刚才停下来听她写的那几行字，多停了将近半分钟。
小九从邱火旺手里接过第二根仙女棒，举得高高的，火星在天井里飞舞，落在九芎的叶子上，落在贝壳风铃上，落在那张写着“风铃响了就是阿嬷在想你”的便条纸上。老黄从爪子底下抬起下巴，看了一眼仙女棒的火花，又趴回去继续睡。它梦见了省道上那棵榕树，树下摆着一把空了很久的折叠椅。它不知道那张椅子已经空了这么多年。它只知道每年除夕，那把椅子都会被搬出来，有人会坐在上面，端着一碗蜜豆冰，讲同一个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一个女孩在庙会上发传单。她的国中制服洗得发白，裤子上还残留着昨晚跪地擦洗阿嬷呕吐物时留下的水渍印。她怀里抱着一大摞补习班的宣传单，被庙会的人潮挤得东倒西歪，汗水把她额前土气的刘海粘成绺。那天她十三岁，不认识任何道上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槟榔礼盒，不敢在课堂上大声朗读课文。
那天的夕阳很刺眼。有个高大的身影逆着光站在她面前，旁边的人叫他鳅哥。他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用懒洋洋的眼神打量她，说“这个好土”。她扯住了他的袖子。就因为那一下——因为一个土里土气的小女孩扯住了一个所有人都怕他、没有人爱他的人的袖子，把一张抄了诗的传单连同她自己十三岁以后全部的人生，一起塞进了他裤兜里。她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后来她知道了——她扯住的那个人，从深海里游了上来，穿过台风、穿过地盤线、穿过二十七年的孤独和愤怒，最后游到了闽南小镇的一个天井里，给他们的女儿烤鱿鱼。这个故事，老黄听了很多遍，每次都在同一个段落睡着。
最后一朵烟火在祥芝渔港上空炸开，金色的光点纷纷扬扬落进海里。在那些还没有熄灭的光点映照下，邱尚勇把烤好的鱿鱼装进盘子，撒上白芝麻，然后把手在围裙上蹭干净。他把邱丽花的手拉过来——她虎口上那道淡白色的旧刀疤贴在他虎口上那道配对的旧伤痕上。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天井里的九芎树被海风吹得轻轻摇动，贝壳风铃在头顶叮叮咚咚响个不停。
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在响。
（全文完）
作者有话说
第18章 第 18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