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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 17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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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扎根
二〇〇二年的春天，台北的天气开始变暖了。
邱丽花在科技大学的第一学年即将结束，她的成绩单上每一科都在八十五分以上，行销学拿了全系最高分。教授在期末评语里写了一句话：“该生具备将实务经验转化为理论分析的能力，建议朝品牌管理方向发展。”她把这份评语复印了一份，寄回台东给阿水伯。阿水伯不识字，让阿忠念给他听。阿忠念完之后，阿水伯沉默了一会儿，把那张复印件接过去，折好放进围裙口袋里。那天下午他包槟榔的时候，围裙口袋里的纸发出细微的窸窣声，每动一下都能听到。阿忠说阿水伯那天包的槟榔比平时更紧实，荖叶裹得特别匀，橡皮筋每一根都扎在正中间。
王鹏鳅的鱿鱼摊在庙东夜市已经站稳了脚跟。拒绝了“台北鱿鱼王”的收购之后，对方并没有善罢甘休。吴老板派人在夜市管理委员会上提了两次申诉，说“台东鱿鱼伯”的炭炉油烟超标、排队人潮阻塞通道、招牌尺寸不合规定。张主任每一次都亲自带着卷尺和空气品质检测器来摊位上实测，每一项都合格。第三次申诉的时候，张主任在委员会上把检测报告往桌上一拍，说了一句让吴老板的代表脸色铁青的话：“你们要是再拿这种无理取闹的申诉来浪费委员会的时间，我就把你们在夜市所有的摊位执照全部重新审查一遍。”吴老板的人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鱿鱼摊的月营收在那次事件之后不降反升——BBS上那篇“老板会帮忙计算微波炉时间”的文章被转到了另一个更大的论坛，有网友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整理成一篇长文，标题是“庙东夜市鱿鱼伯——从拒绝收购到被委员会护航的传奇摊贩”。王鹏鳅对“传奇”这个字不太习惯。竹竿从台东打电话来恭喜他的时候，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我没有被护航。我只是把炭火调小了。”竹竿把这句话写进了他的笔记本里——他现在已经写到第三本了。第一本写满了鳅哥的英文作业批改记录和错题订正，第二本写的是后港帮交接前后的记事，第三本从鳅哥去台北那天开始写起。他在上一页写道：“鳅哥说他只是把炭火调小了。我研究了一下，他调的不是炭火，是他面对所有想让他改招牌的人时的态度。跟当年在堂口对付大湖帮一模一样——不主动出手，等对方先出招，然后一招致命。不同的是，那时候用的是地盤线，现在用的是检测报告。”
邱丽花在春假期间做了一件事。她带着王鹏鳅，按着那张户籍誊本上的地址，找到了万华。
万华是台北最老的城区之一。艋舺的庙宇、华西街的蛇肉摊、剥皮寮的红砖老屋、小巷里飘散的中药味和香火气，构成了一个跟台东庙街完全不同但又隐约相通的世界。这里的街道更窄、人更多、口音更杂——有讲闽南语的老台北人，有讲客家话的桃竹苗移工，有讲越南语和印尼语的外籍配偶。这里的房子更旧、招牌更密、电线杆上的电缆像一张张灰色的蜘蛛网。但这里也有骑楼下打盹的黄狗，有庙口卖青草茶的老阿婆，有傍晚时分从巷子深处飘出来的烧酒螺和药炖排骨的香气。
陈美兰住的那栋公寓在一条很窄的巷子里，巷口有一家卖碗粿的老店，蒸笼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冒白烟。公寓是一栋五层楼的旧建筑，外墙的磁砖掉了一小半，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墙壁上贴满了搬家公司的广告贴纸和前任住户留下的水电费催缴单。王鹏鳅站在巷口，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没有点。他仰头看着那栋公寓，目光从一楼一层一层往上数，数到四楼的时候停住了。四楼那间的窗户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花布窗帘，窗帘的图案是白色的小雏菊，跟他记忆中卡拉OK后面那间出租屋里挂的那块窗帘很像。他不太确定那是不是真的记忆——三岁时看到的东西，谁也不会记得太清楚。但那个图案让他松开了攥紧的左手。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无名指上那一圈戒痕已经快消退了，只剩一圈极淡的肤色差。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那只手曾经拧断过别人的手腕，也包过数不清的槟榔，后来烤了无数的鱿鱼。现在他只是提着一个保鲜盒——盒子里是几颗红豆汤圆，阿嬷从台东寄来的，说台北冬天冷，让他们煮了吃。他把其中几颗留了下来，放在一个新的保鲜盒里。盒子外面贴了一张便利贴，便利贴上用那支1972年的钢笔写了一行字——“陈美兰女士。这是台东的红豆汤圆。阿嬷的配方。姜放得有点多。你如果吃到姜丝太粗，那是她今年手抖，切不好。但不影响味道。”
他没有上楼。他把保鲜盒放在公寓一楼的信箱上面——信箱的铁门锈迹斑斑，上面用红色胶带贴着一张泛黄的住户名单，四楼的名字印着“陈美兰”三个字，字体是打字机打的，笔画有些模糊。他把保鲜盒摆正，确认便利贴不会被风吹掉，然后转身走了。回到巷口时，他站在那家卖碗粿的老店门口停了一会儿，点了一根烟。这是他到台北后第一次抽烟——之前在鱿鱼摊上从来不抽，因为张主任说过，夜市摊贩在摊位上抽烟会被客人投诉。他把烟雾缓缓吐出来，看着白烟在巷口昏暗的光线里慢慢散开。
“你为什么不按门铃。”邱丽花站在他旁边，手里还拎着另一盒汤圆——是留给他们自己吃的。她没有催他，没有说“你应该上去”，也没有说“你不上去也没关系”。她只是站在那里，跟他一起看那块褪了色的花布窗帘在四楼的窗户后面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她今天穿了一件淡绿色的衬衫，领口别着九芎花的徽章。在万华这条灰扑扑的巷子里，那枚银色的徽章格外显眼。
“不知道说什么。”
“你什么都没说。你只留了一盒汤圆。”
“够了。她知道红豆汤圆是台东的东西。她以前在卡拉OK上班的时候，隔壁就是一家卖红豆汤的。她下了夜班会去买一碗，坐在骑楼底下喝完再走。吴秀兰告诉我的——那次我去邮局调汇款存根的时候，顺便去找了她。她还在后街，开了个小杂货店，卖米、卖奶粉、卖养乐多。她告诉我，我妈那时候喝的红豆汤是庙口阿桂婶煮的。阿桂婶的红豆汤是跟阿嬷学的——阿嬷年轻时在庙口卖水果，隔壁就是阿桂婶的汤摊。她们俩用同一个配方，差别只在一个放橘皮一个放桂圆。所以我留的不是普通的红豆汤圆。是她年轻时下了夜班之后在庙口骑楼底下喝过的那种味道。”他把烟灰弹掉，抬头看了一眼四楼那扇窗户。窗帘还在轻轻晃动，不知道是因为风，还是因为有人站在窗帘后面。
三天后，同一个信箱上面多了一张纸条。纸条用很薄的便条纸写的，字迹很轻，像是怕被人发现，又像是没有力气写得更重。便条纸上只有一行字——“汤圆很好吃。姜不粗。谢谢。”没有署名，但不需要署名。王鹏鳅把纸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折好放进了皮夹里，跟他爸留给他的那张信托书、阿花批改的英文作业、才叔那个写着“平安顺利”的红包封皮放在一起。他的皮夹越来越鼓了，已经不是当初才叔送他时那样只有几张钞票和一张驾照。里面装满了在台东欠下的债和在台北收到的回音。
那天傍晚在鱿鱼摊上，他把每一串鱿鱼都烤得刚刚好。收摊时，他把砧板上残留的芝麻粒一颗一颗扫进密封罐里，连最角落的那几颗都用刷子仔细归拢。张主任巡夜路过，站在摊位前看了几秒，问了一句：“你今天心情很好？”王鹏鳅把密封罐的盖子旋紧，放进柜子里，然后把装芝麻的空袋子对着垃圾桶抖了抖。“汤圆送出去了。”张主任不知道汤圆是什么意思，但他听出了这句话里有一种从很深的地方慢慢浮上来的重量。他没有追问，背着手继续往前巡，走到下一个摊位时自言自语了一句：“我管夜市十几年，第一次见到有人因为送了汤圆，连芝麻都不浪费。”
二〇〇二年夏天，台风季又来了。台北的台风跟台东的台风不太一样。台东的台风是正面撞上来的，风从太平洋上直接灌进省道，铁皮屋顶被掀得噼里啪啦响，阿嬷的风湿病比气象局还准。台北的台风被中央山脉挡了一下，再被雪山山脉挡一下，到了盆地只剩强风豪雨，少了一点暴烈，多了一点缠绵——但淹水是另一回事。永和这边的排水系统比后街好不了多少，巷子里一积水就漫过脚踝，骑楼下停的机车全被淹了排气管。
台风夜的傍晚，鱿鱼摊没开。夜市所有摊位都收了，庙东夜市那条平时灯火通明的巷子只剩几盏紧急照明灯在雨幕中忽明忽暗。张主任穿着雨衣在夜市入口贴了一张手写的休市公告，公告的边角被雨水溅湿了，他用胶带把四边都封死，又从隔壁摊位借了一把伞架撑在公告上方。王鹏鳅和邱丽花在出租屋里，关紧了所有窗户，用毛巾堵住门缝里渗进来的雨水。那盆九芎被他们从窗台上搬进屋里放在客厅角落，树枝上挂了一片被风吹断的叶子，邱丽花用剪刀把断口修平，涂了一层防菌的药膏。屋子里没有电视，但有一台从二手商店买来的收音机，正在播放防灾中心的紧急通知。音量调得很低，女主播的声音被雨声压得断断续续。
停电了。应急灯自动亮起来，但只维持了不到半小时就暗了。王鹏鳅翻出一根手电筒——就是那根他藏在国中天台课桌底下的旧手电筒，从台东带到台北，放在鱿鱼摊的备料柜里，今天临时带回来。电池是他上个月换的新电池，他用手掌拍了拍手电筒的尾部，灯泡闪了两下亮了，橘黄色的光束打在客厅墙壁上。窗外风雨大作，雨滴打在玻璃上，一道一道往下淌，在手电筒的光照下像无数条细细的银线。他忽然想起六年前——一九九六年夏天，台东那个台风夜。他骑机车去后街铁皮屋窗口找她，带她翻过学校围墙，穿过黑洞洞的走廊，走上天台。那天晚上她靠在他肩膀上说“以后你妈再回来，让她走。你自己的路，你自己走。”那时候她十三岁，刚学会在沙滩上歪歪扭扭地骑机车。现在她十九岁，在台北科技大学企管系念书，书包上别着九芎花的徽章，笔记本上记满了品牌管理理论和客户心理分析。而他的手电筒还是那把手电筒。
“你在想什么。”
“在想天台上的星星。那天台风过后，你说台风过后星星最亮。后来天晴了，云散了，你说你看到了星星。其实那天晚上台北的方向是没有星星的——云层太厚，城市的光害太强。你看到的那个光点，大概是台北一〇一在试灯。那年它刚开始盖。”
“你知道那不是星星，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你信。你信的东西比真的还真。”
邱丽花把手电筒接过去，把光束照在天花板上。橘黄色的光圈在天花板上安静地停着，窗外雨声如瀑。她把手电筒翻过来——手电筒的底盖上用签字笔写了一行极小的字，字迹是他的，歪歪扭扭的，但每个字都能看清：“台风天。她膝盖破了，没哭。后来她教我英文。这句不能写错。——王鹏鳅。1996.11.”他用的是过去式。那时候他刚学会过去式，在单词表最下面问她“人累了怎么拼”、“明天见怎么说”。她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唯独没有告诉他自己在照片背面涂掉的那四个字。现在她忽然想说，但张了张嘴，发现那句话已经不需要说了。六年前她在照片背面写“不管多久”，然后涂掉了。现在她坐在台北出租屋的地板上，窗外是台风，手电筒照着她和他之间那盆刚从窗台上搬下来的九芎苗，她觉得“不管多久”这四个字不需要再说了。因为已经过了很久，而她还在。
她把涂掉那句话的原因告诉他——当时觉得这句话太绝对了，怕自己做不到。他说他知道，把照片举起来对着光看过，透过那团黑色的墨迹，隐约能看出四个字。他对着手电筒的光看了好一会儿，一个字一个字辨认，然后他说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正被大哥的人堵在后巷里，脖子上的伤口还没结痂。他看完之后把照片塞回口袋里，站起来继续往前堂口走。那时候他在心里想了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去了台北，这四个字就不算涂掉。她对他说，确实不算。因为不管多久，现在就是那个“多久”。
他沉默了一会儿。手电筒的光束在天花板上轻轻晃了一下——不是手电筒在晃，是拿着它的那只手微微收紧了。然后他把左手伸过去，虎口朝上。她把手放在他掌心里，虎口贴在一起，一大一小两道淡白色的旧刀疤在手电筒的光晕里配成一对。
“星期四晚上你下课之后来夜市。我教你烤鱿鱼。”
“你不是说烤鱿鱼不用学——炭火调小，翻面时刷第一次酱，芝麻要现炒。”
“那是基本款。我最近在研发一种新口味。鱿鱼肚子里填糯米——阿嬷上次在电话里提的，说她年轻时在庙口看过人家做过。把蒸半熟的糯米拌蒜蓉酱和香菇丁塞进鱿鱼肚子里，用牙签封口，先烤封口面，把糯米烤出脆壳，再翻过来烤鱿鱼面。鱿鱼的鲜汁渗进糯米里，糯米的焦香反过来裹住鱿鱼，外焦里嫩。她说这个做法在台东庙口已经失传了，她年轻时看过一次。她是跟你阿嬷学的——你阿嬷不是卖水果的，以前也卖过烤鱿鱼，那时候她是庙口唯一一个有胆量用水果刀剖鱿鱼肚子的人。这种鱿鱼比普通烤鱿鱼麻烦三倍，但整个庙东夜市没有人在做——糯米鱿鱼。我想让你第一个试吃。因为你吃得出‘well done’和‘熟了’不是同一件事。”
“你试了几次。”
“七次。前三次糯米没蒸熟，咬下去中间是硬的。第四次香菇丁切太大，把鱿鱼肚子撑破了。第五次牙签没封好，烤到一半糯米漏出来，粘在烤架上焦成一块炭。第六次酱汁太咸，糯米的甜味被盖掉了。第七次——第七次我自己觉得可以了。但还没给你尝过。”
窗外，台风眼大概正在通过台北上空。雨忽然停了，风也停了，整个世界安静得像是被一只巨掌轻轻按住。这是台风天特有的假象——台风眼的宁静越深，后半场的风雨就越猛。
“等台风过了。星期四如果不下雨，我去找你。下雨的话就延到下周一。”
“好。”
“你刚才念的‘不管多久’。我有个问题。”
“什么。”
“你用哪支笔涂掉的。”
“这支。”她从书包里拿出那支1972年的旧钢笔，笔身已经有了细细的磨痕，笔夹的镀金褪得只剩底下暗灰的金属色。这支笔是陈美兰留给三岁儿子的唯一一件东西，是后港帮纺织厂一九七二年优秀员工第二名的奖品。这支笔后来被她用来教他写英文、用来在冰果室小测验上画五角星、用来给竹竿的作文打分、用来在阿水伯的商标草稿上添那两片被数漏的叶子。现在她用这支笔涂掉了自己多年前说过的最重的话，又用这支笔，把那句话重新说了一遍。她把笔帽旋开，在手电筒的光束下摊开手心，用笔尖在掌心上写了四个字：不管多久。墨迹很淡——钢笔的墨水已经快用完了，这大概是最后一管墨水的最后几笔。她在划掉旧字的地方补了一行新的字：“不管多久。现在就是那个‘多久’。——邱丽花。2002年台风夜。”
他把那张纸拿过来，看了很久。然后从她手里拿过那支钢笔，在下面加了一行。字迹还是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Z”的尾巴拖得太长，把下一行的横线都戳穿了——“1996年的那个台风夜，我在天台说了‘嗯’。现在还是‘嗯’。——王鹏鳅。”现在他会写“嗯”了。以前在天台上，他被问到“以后你妈再回来，让她走。你自己的路，你自己走”时只能从喉咙里挤出一个闷闷的“嗯”。现在他可以把那个“嗯”写在纸上，放在她写的“不管多久”旁边，作为一份不需要公证但比任何遗书都重的回执。
窗外风声又起来了。台风的后半场比前半场更猛，但两个人已经不再盯着窗户看漏不漏水了。手电筒的光束在天花板上安静地亮着，九芎苗在花盆里轻轻晃了一下——大概是楼上邻居的冷气机滴下来的一滴水正好落在叶片上。
台风过后，邱丽花收到了一封从台东寄来的信。信是竹竿写的——准确地说，是竹竿用他的新电脑打的，用才叔那台老式点阵式打印机印出来的，连续报表纸的边缘还留着送纸孔。信的开头是标准的公务信格式：“敬呈台北庙东夜市台东鱿鱼伯负责人王鹏鳅先生暨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邱丽花同学”，正文内容如下：
“庙街摊贩自治委员会第二次年度大会已于上周末召开。出席摊贩代表四十二人，列席顾问三人（阿发叔、才叔、黄狗。黄狗今年有正式名牌了，挂在项圈上，是阿忠用礼盒包装剩下的牛皮卡纸裁的，上面写了‘顾问犬’三个字，字体是阿水伯代笔的楷书，盖了阿花留下的那枚九芎木印章。阿发叔说名牌要正式，不能再用原子笔随便写写，所以阿水伯从柜子里翻出了那支十几年没用过的毛笔，蘸了新买的墨汁，写了一下午。黄狗的名牌现在是庙街上最体面的名牌）。
本次大会通过三项决议：
一、阿水伯槟榔礼盒年度营收突破一百二十万，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阿忠正式升任品牌营运长，月薪调涨百分之二十。阿忠在就职演说中承诺，今年内完成所有出货单的电子化管理。他目前已经学会了开机、关机、双击鼠标左键、打开Excel、输入数字、保存档案、打印报表。偶尔还是会不小心把整排数据删掉然后坐在电脑前面对着屏幕叹气，但他记住了Ctrl+Z是复原，所以目前为止没有造成不可逆的损失。才叔说以他的年纪，这个进度已经比很多台北上班族快了。
二、新顶棚基金转设为‘庙街公共设施维护基金’，由阿水伯担任荣誉理事长。基金用途包括但不限于：顶棚修缮、排水沟清理、骑楼灯泡更换、流浪动物节育。黄狗的节育手术已由本基金全额补助，术后恢复良好，体重增加了零点八公斤。目前食欲旺盛，精神状态佳，已恢复日常巡逻工作。兽医说它大约四岁，正值壮年。竹竿附注：‘它现在巡街的时候比以前更有威严了。大概是知道自己有名牌。’
三、堂口后山那几棵老九芎今年春天又开了花。阿发叔在树下摆了一张石桌，以后长老会改在户外开。他说九芎树下凉快，吵架的时候树会帮他吸音，不用像以前在议事厅里那样拍桌子。竹竿附注：‘阿发叔最近迷上了盆栽，把后山上掉落的九芎种子育成了十几棵小苗，分送给庙街上每一家摊贩。才叔在冰果室门口种了两棵，说以后夏天可以遮阳。阿水伯在槟榔摊后院又加种了一棵，跟阿花那棵是同一批种子。阿爸（邱火旺）也领了一棵，种在铁皮屋门口，用砖块围了一个小花坛。他说这是帮他孙子种的——我问他什么时候有孙子了，他说等阿花回来就有了。我觉得他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孙子，是想阿花了。’
附带一提，今年除夕聚餐定在沙滩上，跟往年一样。才叔说他的刨冰机已经准备好，阿水伯负责红豆汤，阿旺叔提供释迦，林金发从台北带米粉，阿忠负责吉他伴奏。竹竿主动请缨担任烤肉主厨——他说他去年烤焦了三条鱿鱼之后已经痛定思痛，利用业余时间在堂口后院反复练习，目前已能够稳定控制炭火温度。请鳅哥和花姐届时务必返乡验收成果。另，黄狗最近学会了握手和‘趴下’。竹竿说它比鳅哥当年学英文快。阿忠说这句话写进信里可能会被扣分，但竹竿坚持保留。”
信的最后一行是手写的，字迹跟前面公文体的工整完全不同，是竹竿本人的笔迹——字写得很用力，每一笔都像是把笔尖按在纸上拖过去的：“鳅哥，我现在会写完整的句子了。这封信我自己校对了三遍，阿忠帮我校对了四遍。我们两个加起来校对了七遍。如果还有错字，那就是台东的国语教育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签名栏盖了一个印章——是他自己刻的笔名章，他用这个笔名写了好几篇得了地方文学奖的作文。那个“晖”字的部首刻反了——日字旁本该在左边，他刻到了右边。但他没有重刻，他说这个章有他自己的风格。他在章旁边又画了一只乌龟，龟壳上写着“竹竿”。这只乌龟比他当年在鳅哥英文课本上画的那只方正乌龟进步了不少，龟壳不再是方的了，四条腿也不再长短不一。
邱丽花把信读完，在出租屋的书桌前坐了好一会儿。窗台上那盆九芎又冒出了两片新叶。她拿出那支即将没墨的钢笔，在新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二〇〇二年七月。竹竿学会用电脑了。阿忠升任品牌营运长。阿爸在家门口种了九芎。黄狗绝育后体重增加了零点八公斤，学会了握手。阿嬷的配方变成了台北鱿鱼摊的招牌口味。才叔的刨冰机还在转。阿水伯的毛笔字还在庙街上挂着。后港帮的堂口变成了九芎树下的石桌。一切都在变好。不是那种突然变好，是那种慢慢慢慢、一棵树一棵树种下去、一个单字一个单字背下来、一条鱿鱼一条鱿鱼烤出来的变好。”
二〇〇二年秋天，邱丽花升上了大二。系上开始分流——有些人选了财务金融方向，有些人选了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她选了品牌管理与通路策略。大二的课程比大一更重，但她已经习惯了白天上课、傍晚跑业务、晚上在夜市跟王鹏鳅一起吃便当的节奏。她的客户名单从最初的一家迪化街干货店扩展到了三家伴手礼专门店、两家农会超市和一个线上团购平台的试运营渠道。阿水伯槟榔的台北月销售额稳定在八万到十万之间，旺季能冲到十五万。她把每一笔订单都记录在电子表格里，用不同的颜色标签区分客户类型——绿色是长期签约客户，黄色是试销阶段的新客户，红色是需要跟进的潜在客户。上学期管理学课上那个坐在前排、用粉红色耳机听音乐、一开始跟她几乎没话讲的台北女生林诗涵，现在成了她在学校里最常一起讨论功课的人。
林诗涵家的南北干货批发生意在她阿公的支持下，开始尝试网络销售。邱丽花帮她设计了一套品牌故事行销方案——不是拍产品型录，而是拍她阿公挑干贝的手。那双做了四十年生意的手，能在三秒内判断一颗干贝的干燥度和产地，指尖的触感比任何仪器都准。林诗涵用数位相机录了一段半小时的影片，邱丽花帮她剪辑成三分钟，配上阿公自己用台语念的旁白。影片上传到网络论坛的美食版，第一个月只有几百次点击，但其中一次点击来自一个经营美食部落格的板主。他在部落格上写了一篇推荐文，标题是“迪化街阿公的手——挑干贝四十年，比的不是速度是准确度”。那篇文章被转贴到好几个大型论坛，林诗涵家的订单在两个月内翻了五倍。她阿公把邱丽花的名片放在收银机旁边——那张名片是邱丽花自己设计的，白底黑字，右下角盖了九芎木印章。名片上的头衔印的是“阿水伯槟榔品牌经理”。林诗涵的阿公逢人就说：“这个女生是我们南部囡仔。不是台北人，但比台北人还会做生意。”他说这句话时语气里有一种同乡之间的骄傲——他自己是彰化人，十六岁上台北打拼，四十岁才开起自己的店。
十二月，台北的冬天又湿又冷。王鹏鳅的鱿鱼摊进入第二个冬天，生意没有像一般夜市摊贩那样在冬季下滑，反而因为他在摊子旁边加装了一个炭火暖炉——不是用来烤鱿鱼的，是专门给排队客人暖手用的。暖炉旁边放了一壶免费的热麦茶，客人等鱿鱼的时候可以自己倒一杯捧着喝。这招是邱丽花在行销学课上学来的——客户等待时间的感知长度比实际长度更重要。只要等待的体验变好了，客人不会介意多等几分钟。她在课上听到这个理论时，想到的不是课本上的案例，而是阿水伯槟榔摊门口那张让货车司机歇脚的小凳子。她在笔记上写道：“这个理论阿水伯二十年前就会了。他只是没有把它叫做‘客户体验管理’。他管它叫‘给人方便’。”
王鹏鳅把这句话剪下来，贴在鱿鱼摊的备料柜内侧，跟阿嬷的红豆汤配方、阿水伯手写的卫生管理检查表、张主任的紧急联络电话和简世杰那份已经翻到卷边的庙东夜市调查报告并排。他现在烤鱿鱼的时候，偶尔会抬头看一眼墙上这几张纸。有客人问他在看什么，他说没什么，只是确认一下。客人不懂他在确认什么。只有邱丽花知道——他在确认这些东西还在。就像他以前在后港帮堂口，每次开完会都要去后山确认那几棵九芎树还在不在。现在他在台北，他的九芎树变成了这几张纸。
跨年夜，庙东夜市延长营业到凌晨一点。人潮比平时多了将近三倍，鱿鱼摊前排队的人龙从入口第一家一直排到夜市中段的挫冰摊。张主任带着几个工读生在夜市入口发荧光棒，维持秩序。王鹏鳅从傍晚六点开始就没停过手——鱿鱼一条接一条上烤架，翻面、刷酱、撒芝麻、剪段、装袋，动作比刚开业时快了一倍不止，但每条鱿鱼在烤架上的时间一秒都没少。邱丽花在摊子后面帮忙——补货、换炭、给暖炉添水。简世杰也来了，他今年从建中考上了台大法律系，头发理得更短了，黑框眼镜换成了金属细框。他站在摊位旁边吃鱿鱼，跟王鹏鳅之间隔着一个排队客人。他咬了一口鱿鱼，忽然停下来，对那个正在等鱿鱼的客人说了句“不好意思”，然后朝烤架后面的王鹏鳅喊了一句——“你最近是不是调整了酱料比例？蒜蓉的比例提高了。吃起来更台东了。”
“上个月阿嬷寄新配方，说冬天蒜要多放，去湿气。她今年手更抖了，信是阿爸代笔的。但配方是她自己调的。”
“帮我留两串。一串现吃一串打包。打包的那串少烤二十秒。”他把钱放在钱箱里，推了推眼镜，又加了一句，“我爸退休了，闲得发慌，最近在研究怎么用都发局的旧档案做地方文史资料数位化。他说台东后港帮纺织厂的档案在县府档案馆有备份——不是帮派资料，是纺织厂的营业执照和工厂登记。他问我有没有人需要。我说有一个。这个人现在在台北烤鱿鱼，但他抽屉里还锁着他妈当年的优秀员工奖章。”
王鹏鳅翻鱿鱼的动作停了一下，炭火在他脸上映出明暗交错的光。然后他把鱿鱼翻过来，刷上第一层酱。
“谢谢。”
跨年倒数的时候，夜市里所有人都在喊“五、四、三、二、一”。邱丽花站在鱿鱼摊后面，手里端着一杯热麦茶。窗外有人在放烟火——不是官方的大型烟火，是夜市摊贩们自己凑钱买的冲天炮和仙女棒。金色的火花在夜空中炸开，落在庙东夜市的塑胶遮雨棚上，发出细碎的噼啪声。她仰头看着那些烟火，想起七年前在台东的沙滩上，王鹏鳅帮她放的那支仙女棒。那时候他刚拿到驾照，她刚考完升学班的期末考。他说以后去台北，她说台北的烤鱿鱼摊位置给她留着。现在他们就在台北。她手里的麦茶还冒着热气。
“王鹏鳅。”
“嗯。”
“新年快乐。”
他把最后一串鱿鱼装进纸袋，递给面前最后一个客人。然后把烤架的火关掉，转过身来看她。她站在暖炉旁边，手里捧着那杯麦茶。七年前在庙会上扯他袖子的小女孩，现在穿着大学T恤，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没有化妆，额头上还有帮忙补货时不小心蹭到的一道淡淡的炭灰。她还是那副样子——不是“土”，是干净。
“新年快乐。”他把手在围裙上蹭干净，然后把手伸过来，不是握她的手，是把一个东西放在她掌心里——一个钥匙圈，上面拴着一把钥匙。钥匙是新的，复制品，原版那把是张主任给他的那把，拴在印着“板桥市公所赠”的红色塑胶钥匙圈上。这把复制品拴在一个新钥匙圈上，钥匙圈是他自己做的——用九芎木削成一个小小的长方形，上面刻了两个字：“台北”。不是“摊位”，不是“鱿鱼”，是“台北”。是那把能打开他在台北唯一的门的钥匙。这把钥匙是给这扇门配的，这把钥匙是给以后的每一扇门配的。
“摊位铁卷门的。备料柜的钥匙在抽屉里，你知道。这把是你的。”
邱丽花看着掌心里那枚九芎木钥匙圈，用手指摸了摸上面刻的那两个字。木头纹理还带着他掌心残留的温度和烤鱿鱼的炭火气息。她把钥匙圈套在自己的钥匙串上，跟她从台东带来的那把铁皮屋钥匙穿在一起。那把铁皮屋的钥匙是阿嬷年轻时用的，拴在一个褪了色的红色塑胶钥匙圈上，跟张主任给的那把是同一个颜色。现在她的钥匙串上有两把钥匙——一把打开台东的家门，一把打开台北的摊位。
她把钥匙串放进口袋，钥匙碰撞发出细小的声响。她走到备料柜前，看着那几张被他贴在柜子内侧的纸——阿嬷的配方、阿水伯的毛笔字、简世杰的夜市报告、她在行销课上写的那句话、他默写英文单词的草稿纸、阿忠第一次寄来的出货单影印本，还有一张新贴上去的便条纸，上面是竹竿前几天寄来的信里用荧光笔画的一句：“黄狗学会了握手。它比鳅哥当年学英文快。”
她在心里记了一笔。二〇〇三年了。她来台北的第三年。窗外的烟火还在响，庙东夜市的灯光在她视线里渐渐模糊，但那个九芎木钥匙圈上刻的“台北”两个字，在她掌心里越来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