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抗辩》金子美

8、第八章 代理 周一早晨八

　　周一早晨八点三十一分，我用工卡刷开二十八楼的玻璃门，径直走向自己的工位坐下。

　　公司的正式上班时间是九点，一般要到八点五十左右大部队才会陆续抵达。此刻只有零散几个工位开始有人落座，大部分人显然还没进入工作状态，不是去茶水间接水，就是坐在椅子里低头玩手机。大平层里只有中央空调送风的微弱杂音。

　　我打开双肩包，取出电脑接上电源，把背包顺手塞在脚边，然后拧开水杯喝下一大口水，才稍微有了点真实感。毕竟一个多月前我还是一名在准备答辩的应届毕业生，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式打卡的上班族了。

　　工作日的物理空间和打卡机制有一种奇特的切割作用。在此之前，越接近周一，心里那种持续升级的不安与焦虑就越重；但只要整个人坐进这排格子间里，周日晚上的失序似乎就能被强行按下一个暂停键。

　　其实过去这一整周我都来得很早。八点二十，最迟八点半，我就已经坐在这里了。

　　我害怕迟到，但更主要的是害怕引人注意。

　　如果在八点五十到九点的人流高峰期进来，就必须在很多人的注视下穿过整条走廊，一路走到最里面的角落，拉开椅子坐下。路上免不了会迎面碰上几个部门里的老员工，每次我都在心里纠结要不要打招呼——主动打招呼，怕人家根本没记住我是谁或者干脆没听到，显得尴尬；要是低着头直接走过去，又怕别人觉得这个新人不懂礼貌。

　　早到半小时，就能把这些琐碎的难堪全避开。

　　我可以趁着整层楼还没什么人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溜进工位，把东西摆好，装作已经投入工作的样子。

　　此外，上班之后，我比上学期间更喜欢熬夜了。

　　有时是想太多睡不着，闭上眼睛脑子里总是在复盘一天发生的事、见过的人、说过的话，反复琢磨有没有哪里没做好；更多时候只是想弥补工作一天失去的个人时间。

　　深城的夏夜又闷又沉。昨晚躺在那张大床上，我看着手机右上角的时间从 22:00、23:00 一路突破我的安全阈值滑向凌晨，眼睁睁看着周末像漏沙一样耗尽，心底泛起一阵阵徒劳的焦躁。心里一直想着再玩十分钟必须睡了，可手指还是忍不住在屏幕上划来划去，持续分泌的多巴胺到底还是打败了褪黑素。

　　这两天晚上，李骏也总是不时地摆弄手机。刚搬来时，他冲个澡倒头就能睡着；但昨晚关灯后，他还背过身去在手机上打字。黑暗里，被子拱起一块，屏幕微弱的光照在他身上，忽明忽暗。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回谁的信息。

　　可能是陈水慧，也可能是别人。

　　九点刚过，大平层里彻底喧闹起来。敲键盘的声音、打印机吐纸的声音，还有走廊里的脚步声混在一起。

　　我把视线转回面前的电脑。自从被分配到这个最靠里的角落工位，我平时打交道最多的人就是王喆。或者说，只有王喆。

　　这位王老师看着三十五岁左右，戴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总是简单地挽在脑后，整个人透着一股淡淡的工作狂气质。但直到上周我在部门群里点开需要上报的员工体检名单，滑到她的名字，这才发现她其实才二十九岁，未婚。

　　我就坐在她身后。一整天下来，我见到她最多的状态，就是直挺挺地盯着电脑屏幕审核各种合同文件，十指在键盘上打得飞快。

　　所有工位桌上都配有一台红色的办公座机。有时候座机响了，她接起来应一句“好的”，便拿起桌上的笔记本和笔，起身快步走向周总的办公室。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回来，脸上的神情依然十分严肃，看不出进展。中午一起吃午饭，她也从不聊八卦，从来没听她评价过任何一位领导或者同事，整个人像个按部就班运行的程序，毫无感情地处理着所有事务。我本来就是一个话少的人，有时挤出一两个话题也总能在几句话之间熄火。

　　我们这一层的公共会议室玻璃墙上，用黄色和粉色的便利贴写满了会议排班。从早到晚，大大小小的例会、内核会、专题会排得极满。虽然会议很多，但跟我一个新员工基本没什么关系。经常看到林总或者周总从各自的办公室出来去开会。

　　和我相关的只有刚来的第二天早上。

　　那天周总在部门例会开始前，随口提了句“今天有个新同事报到，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整间会议室里坐了二三十号人，只有我一个人略带局促地站起来自我介绍。等我说完，台下响起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随后大家就迅速把目光收了回去，周总也直接进入了正式议程。

　　也没有人顺带跟我说一说部门里其他同事都负责什么。

　　这一周下来，大家的名字和岗位，我只能靠路过他们工位时瞟一眼名牌，或者在内部办公系统的审批流程里看经办人的名字，慢慢去对号入座。很多人直到现在连一句话都没说过。公司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缺乏合理的新人入职流程，也缺乏对新员工基本的关注。一周下来，这种被直接晾在角落里的状态，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我心里的失落感。

　　十点半的时候，王喆突然转过身敲了敲我的桌子：“小程，带上本子，去会议室开会。”

　　我赶紧应了一声，抓起电脑和本子跟在她后面进了会议室。

　　长桌旁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我和王喆在靠门的位置刚坐下，斜对面一个穿短袖衬衫的中年男人忽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抬起头，伸手越过桌面直直地指着我：

　　“这个小伙子是我们部门的吗？是不是走错会议室了？”

　　声音不大，但整间屋子本来很安静，这话一出来，四周顿时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愣在那里，脸上腾地一下泛起热意。

　　他是诉讼组的经理，大家都叫他孙老师。入职第一天我们在茶水间打过照面，第二天我站起来自我介绍时他也坐在中间的位置，这才过了几天，他却像完全不认识我一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发问。

　　旁边坐着的两个同事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替我打圆场，声音压得很低：“孙老师，这是小程，我们部门新来的法务。”

　　孙老师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说记错了，也没打声招呼，只是收回手翻了翻面前的资料，仿佛刚才只是随口问了一句无关紧要的废话。

　　会议照常开了一个多小时，我坐在末尾，对着屏幕上的材料有些走神。

　　散会走出会议室，往工位走的那段走廊上，走在我前面的王喆稍微放慢了步子，侧过头小声对我说了一句：“不用往心里去，孙老师过两个月就退休了。”

　　说完她就径直回了自己的座位。

　　我站在自己的桌子前，脑子里有些莫名其妙。

　　“快退休了？”

　　我不明白她说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是因为对方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还是说一个快要退休的人在单位里已经无所顾忌，喜欢靠挑刺或者让新人难堪来发泄点什么？

　　回到角落的工位坐下，头顶的空调出风口正对着后背吹着冷风。我盯着屏幕，试图借着手头的工作把尴尬的心情平复下去。

　　其实上周分派给我的资管存续项目排查任务，我早就做得差不多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我生怕进度拖沓给人留下怠惰的坏印象，上周连着几天几乎没怎么离开过工位，连午休时间都在核对底层资产范围。

　　上午散会后，我把整理好的底稿表格重新检查了一遍，便按照实际进度发给了王喆，顺便在工作小群里言简意赅地报备了一声。

　　王喆点开文件看了一眼，在群里回了个“收到”，便继续埋头敲她的键盘。

　　我原本以为这桩任务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可还没等我把紧绷的肩膀松下来，工作群的图标突然疯狂闪烁起来。

　　是周总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我连忙插上耳机点开。周总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在耳机里响了起来：

　　“我看了一下，新来的小伙子看得挺快的嘛。这样，其他老师手里还没完成的存续排查，也让他先顺带着做掉算了，年轻人多上手熟悉熟悉业务。”

　　群里瞬间安静了几秒，随后几个部门老员工像商量好似的，极有默契地排队发出了“收到”和双手合十的表情包。

　　我愣了愣，立刻打开共享盘里的汇总表。

　　当我切到其他人的经办标签页时，脑门顿时一阵发紧——整整一张协同表格里，除了我负责的那一栏密密麻麻填满了梳理标的内容与备注，其他几个老师的格子里全是空白，他们压根就还没开始动工。

　　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这项工作的真实生态。

　　这次存续排查从头到尾汇报材料和最终报告就全由王喆一个人操刀。群里的这批人大部分根本不对口资管条线；只是因为都在周总分管的条线下，大领导在例会上点兵点将，大家才不得不被硬塞进这个专项群里。

　　老员工们深谙体制内的摸鱼哲学，知道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急不得、也不能太积极，所以一个个都在心照不宣地拖着。

　　结果我这个刚出象牙塔的雏鸟，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摸鱼的潜规则，傻乎乎地按实际进度交了差。周总正愁推进太慢没法向上交差，顺着我递过去的梯子，把整张烂摊子一锅端，轻飘飘地全“加餐”给了我这个在会上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新来的小伙子”。

　　胸口那股无名火腾地一下窜了上来。

　　所谓“熟悉业务”，根本就是鬼话。这项排查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言：从几百个PDF扫描件里打开文件，逐字眯着眼睛找签约日期、标的条款和产品名称编号，然后复制粘贴进表格。碰上那些盖了公章、歪歪斜斜且清晰度极差的扫描件，OCR系统直接瘫痪乱码，我还得把原件放大，对照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手动敲进去。

　　如果是一开始就合理分工，哪怕任务繁重，我也能咬牙认下。可原本白纸黑字按头分配好的计划，大领导一句话说推翻就推翻；别人磨洋工可以坐享其成，而做事规矩、交付利索的人，换来的唯一奖赏却是成倍增加的脏活和累活。

　　看着屏幕里我名字下瞬间又多出来的几百行的空白行，一阵强烈的荒诞与反胃感翻涌上来。这就是公司给我上的职场第一课：积极不是美德，效率不是真理。

　　下午五点半，手机在工位桌面上震动了一下。

　　我点开微信，是李骏发来的一条消息：“及鞍，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跟朋友在外面吃。”

　　没有具体说跟谁，也没有多余的话。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最后只是回了一个“好的”。

　　屏幕切回微信列表，我划到了三姐的头像。想到自己在这个空旷阴冷的工位上熬了一整天，又被周总当成免费劳动力平白加了一堆烂活，一股说不清的憋闷急需找个出口。我发了条消息过去问他晚上吃什么。

　　几分钟后，三姐发来一条语音，好像是刚刚睡醒：“哎呀，刚好，我的新家楼下有一家台州小海鲜，搬过来之后天天路过都没去成，万人迷过来一起吃个便饭噻。”

　　又过了大概半小时，我刷卡走出这栋令人恨屋及乌的写字楼，挤上了晚高峰的地铁。从人贴人的车厢里挤出来，又走了几百米，才到了三姐租住的小区楼下。

　　那是一家小区底商，门头挂着一块亮堂堂的蓝底招牌，上面大字直白地写着“台州小海鲜”。门口进去就是两排冰柜，红色的塑料小筐里分门别类地装了明虾、花盖蟹、辣螺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深海杂鱼，腥咸的海潮味扑面而来。

　　我到了之后打语音电话给三姐，好一会他才接通，姗姗来迟地下了楼，应该是又在睡觉。

　　三姐是内地长大的，平时习惯了吃淡水鱼和炒菜，在大学食堂里吃个两块钱的炒豆芽都能风卷残云。面对这些生猛的野生海鲜，别说下嘴吃了，很多他连见都没见过。店员系着防水围裙热情地凑上来问他要不要烫一盘雪蛤或者切半斤蟹生，三姐吓得连连摆手，身子往后退了半步，连价格都没敢问。

　　“不是说好来吃海鲜大餐的吗？”我忍不住笑他，“真是雷声大雨点小。”

　　“哎呀，这些半生不熟的东西有寄生虫，吃了拉肚子，而且谁知道按两卖还是按斤卖，万一被宰了呢！”三姐被我说得有点难为情，拉着我快步往店里的小桌子走。

　　最后两人拿着菜单反复琢磨了半天，既没点昂贵的红烧小黄鱼，也没要招牌的清蒸白蟹，只是折中点了一份标价五十八块的大份海鲜汤面，外加一份老板推荐的家乡铁板小土豆。

　　大瓷碗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汤底奶白浓郁，上面铺着一层细碎的花蛤、几只瘦小的对虾和切碎的鱿鱼须。热汤下肚，被公司空调吹了一整天的僵硬肠胃总算舒服了些。

　　我夹了一块外脆里糯的铁板土豆放进嘴里，装作不经意地抬起头问他：“三姐，你知不知道华政有个叫陈水慧的师姐？”

　　三姐正吸溜着面条，闻言抬起眼皮，筷子在碗沿上顿了顿：“陈水慧？谁啊，不认识。”

　　“她去年毕业去了方伦所。”我把筷子搁在碗边，抽了一张纸巾擦嘴，“她最近找上李骏了，说要帮他内推进方伦。我看这阵势，两个人估计正打得火热呢。”

　　三姐嘴里的面还没完全咽下去，八卦的神经瞬间被挑了起来，“抢你男人？他俩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我含糊地摇了摇头：“说是以前联谊聚餐认识的，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三姐咽下嘴里的食物，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露出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贼笑：“那既然人家师姐都主动出击了，你还搁这儿按兵不动呢？要我说，你就该赶紧生米煮成熟饭噻！”

　　说罢他作势小声唱起他在KTV的必点曲目——张宇的《用心良苦》：

　　妳说妳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
　　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妳的手

　　“三姐你在这儿大庭广众地也不嫌丢人……”看着老板饶有兴致地望着我们这桌，我脸上一阵燥热，连脖子都红透了。

　　“哎哟哟，你瞧瞧你这大红脸。”三姐眯着眼睛打量我，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语气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戏谑，“不是吧，及鞍？万人迷，你该不会……到现在都还是个处吧？”

　　“吃你的面吧，少管闲事。”我抓起桌上的纸巾砸向他，试图掩盖狼狈。

　　三姐噗嗤一声笑得前仰后合，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难不成还要三姐传授经验给你啊？当年三姐去美国做交换生的时候，连在校外的黑……”

　　话说到最紧要的节骨眼上，三姐突然猛地刹住了车。

　　他眼皮轻轻一跳，嘴唇抿成一条狡黠的弧线，眼神飘忽地挪向了旁边的空碗，把后面半截故事硬生生吞了回去。

　　空气安静了两秒。那截没说完的异国秘辛停得恰到好处，空白处留下的遐想，简直比明明白白倒出来的细节还要刺激百倍。

　　“黑什么？”我忍不住追问了一句。

　　“哎呀，吃面吃面，汤都快凉了！”三姐立刻打着马虎眼，夹起一块小土豆直接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含糊不清地岔开了话题，“赶紧吃完回去，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伺候那个周总吗？”

　　我看着他这副好笑模样，原本在工位上积压了一整天的郁闷，倒是在这股混杂着海鲜热气和无厘头插科打诨的烟火气里，被冲淡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