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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和楼 民国二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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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秋。
北平的天是叫煤烟熏旧的。晌午刚过,前门大街上的日头白惨惨地挂着,照不暖人。街边的铺面十家倒有三家上了门板,门板上糊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告示,浆糊没打匀,边角被风掀起来,哗啦哗啦地响。
广和楼就在肉市街里头。
老戏楼了,前清那阵子就有。两层的楼座,雕花木栏杆叫几十年的烟熏得发黑,台口挂着块旧匾,"广和楼"三个字描的金早褪尽了,远看像三道没擦净的旧痕。可北平人认这个。越是年景不好,这地方越是满——台上锣鼓一响,台下一壶高末儿、一碟瓜子,外头谁坐了天下,仿佛就都跟自个儿没关系了。
今儿是庆和班的戏,大轴《生死恨》。
门口的水牌刚挂出去半天,楼下池座就卖得七七八八了。卖糖葫芦的、递手巾把儿的、提着铜壶续水的,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堂倌扯着嗓子迎客,看见生脸也笑,看见熟脸就打趣两句,只是那笑里都带着三分小心——自打七月里城里换了主子,北平人笑的时候,眼睛是要先看一看人的。
二楼雅座今天有了生人。
三个,穿着长衫的那位走在前头,腰弯着,话比谁都多;后头跟着两个穿黄呢军装的,皮靴踩在木楼板上,咯噔咯噔,满楼都听得见。腰里挎着刀,刀鞘磕着栏杆,一下,又一下。
"山本太君,"长衫扭过头,满脸的褶子都堆着,"这可是咱北平头一份的青衣。您听了就知道,跟东京的——那个什么,不一样,不一样。"
日本人没接话。他扶着栏杆往下看,神情像在验一宗货。
池座里有老票友偷偷抬眼瞟了一下楼上,又飞快地低下头,嗑瓜子的声音却不自觉地轻了。
锣鼓点就在这工夫响了。
先是小锣,一声,两声,清清冷冷,像深院里落下一滴水。接着是京胡,一个长过门,婉转地、不慌不忙地铺开来,把满场的嗡嗡声一寸一寸压了下去。
上场门帘子一挑,人出来了。
满堂先静了一瞬,然后是压得极低的一声"好——"。
出来的是韩玉娘。
一身青褶子,素得近乎寡淡,头上点翠,耳坠子是两粒极小的珍珠。步子迈得极稳,水袖垂着,并不急着抬眼。可就那么站着,台上台下的气就不一样了——仿佛前一刻还是民国二十六年的广和楼,这一刻,已经是八百年前北宋的夜了。
唱戏的是栩清鹤。
庆和班的台柱子,今年二十六岁,唱青衣。北平城里听过他戏的人,说法都差不多:栩老板的嗓子,好是真好,就是好得有点邪性。好听在哪儿,说不上来;听完了走出戏园子,戏文记不住几句,那点意思倒能在心里头盘桓好几天,堵着,散不出去。
胡琴收了个音,他开口了。
"杀——"
一个字起的腔,轻,远,像有人隔着十年八年的日子,从记忆最深处叹出一口气来。
"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
水袖抬起来,半遮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泪,却比有泪更让人难受——是那种泪早就流干了、剩下的全认了的人才有的眼神。
"其实是花残月缺人也愁。"
二楼的日本人偏了偏头。
"唱的什么?"他问。
长衫赶紧哈着腰:"回太君,一出老戏,讲的是古时候两口子叫人拆散了,女人想男人——嗨,儿女情长,上不得台面,上不得台面。"
日本人"唔"了一声,没再问。
他没听懂。
他要是听得懂词,就该知道这出戏从头到尾唱的是什么。大金邦犯宋,韩玉娘叫金兵掳了去,卖了又卖,一辈子的苦全是"外敌"两个字给的。他更不会知道,这出戏是梅先生新编的,民国二十三年在上海首演,演一场,台下哭一场——那时候东三省已经没了。今年它搬到了沦陷的北平城里唱,台上一个女子唱"国破家亡",台下坐着真正的金邦。
可台上的人唱得规规矩矩,一个字都不改。
"我虽是女流辈,颇知礼义——"
这句唱得高了一线,像一根细钢丝,从满堂人的头顶上平平地拉过去。池座里有个老先生,手里的瓜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地,嘴张着,忘了合。
栩清鹤的眼睛缓缓扫过台下。
扫过捧他捧了五年的老票友,扫过缩在后排、听得红了眼眶的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扫过二楼那两双黄呢军装,最后,落在池座最后一排靠柱子的一个空位上。
那个位置,票是卖出去了的。
他的目光在那里停了不到半息,收回来,水袖一翻,接着唱。
谁也没留意这半息。除了台侧一个刚到庆和班不久、专管检场的伙计——他顺着栩老板的眼神望过去,最后一排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戏一出接一出。
《生死恨》是苦戏,苦到底。韩玉娘守了十年,等到夫妻团圆那一天,人也油尽灯枯,死在丈夫怀里。台上的韩玉娘气息奄奄,一声"相公"唱得断断续续,像风里最后一点将灭的烛火。
"但愿得——但愿得夫妻们——"
胡琴托着那口气,托得满堂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重相逢,再团圆——"
尾音没落,人缓缓倒了下去。
满堂死寂了足足三息。
然后,好声炸了。手巾把儿也不递了,续水的也忘了走,池座里的人全站了起来,有那入戏深的,巴掌拍得通红,眼睛也是红的。叫好声、凳子挪动声、有人压着嗓子的骂声——骂的是谁,没人说得清,也不必说清。
楼上的日本人也鼓了两下掌,礼貌的,敷衍的。他站起身,对长衫说了句什么。
"是是是,"长衫连连点头,转身高声冲台上喊,"山本太君说了,唱得不错!明儿——明儿太君府上还有个局,请栩老板赏光!"
台上的人已经被人扶着进了上场门。
没有应声。
长衫脸上挂不住,讪讪地笑:"角儿嘛,角儿都有脾气。"
日本人又看了一眼空了的戏台,转身走了。皮靴声咯噔咯噔下了楼,远了。
观众散得很慢。老票友们舍不得走,聚在门口抽烟、议论,学着最后那句"再团圆"的腔,摇着头,都说栩老板今儿这嗓子,是又进了一层——可"进"在哪儿,还是说不上来。
天擦黑的时候,人总算散尽了。
堂倌扫地、码凳子、吹熄廊下的灯笼。广和楼一点点暗下来,只剩台口两盏汽灯,白花花地照着空台子,照着地上的瓜子皮和痰盂,照着一个繁华落尽之后,什么都剩不下的人间。
栩清鹤卸了一半妆,从后台出来。
他没走。班主孙九龄请了两回,说车在后门候着了,他只摆了摆手。孙九龄了解他的脾气——唱完一出重头戏,他总得一个人在台上站一会儿,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问,就说:"醒醒戏。"
他走到台心,没卸妆的半张脸在汽灯下白得发冷。水袖已经卸了,身上还穿着戏里的青褶子,站在空荡荡的台中央,像一缕走错了地方的魂。
他望着台下。
一排一排的条凳,全空了。瓜子皮,茶壶,落在地上的戏单子。最后一排,那根柱子,柱子旁边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人。
一个穿着旧蓝布棉袄的妇人,头发胡乱挽着,怀里空空的,两只手却拢在胸前,像抱着什么东西。她坐得笔直,脸朝着台上,一动不动。
堂倌就从她面前三步远的地方扫过去,没有抬头。
栩清鹤站在台上,看着她。
他的目光很静,像老井里的水,不起一丝波澜——既不惊,也不怕,只是看着。看了很久,他极轻地、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汽灯"啵"地爆了个灯花。
再看时,那位置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阵不知从哪儿钻进来的穿堂风,吹得脚边的戏单子翻了个面。
栩清鹤收回目光,转身往后台走。
青褶子的下摆在台板上拖过,窸窸窣窣,像谁跟在后头,轻轻地,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