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回忆录》内啡肽患者

10、焦尾染血，旧魁妒火 泣血苦练倾

　　溪南馆里的日子，和从前我坐在北岸大乌桕树下隔水偷看时想象出来的，既一模一样，又截然不同。
　　这座高高耸立在会稽通往诸暨水陆官道交界处的两层香杉木红楼，到了每晚掌灯之后，前堂与二楼的锦绣阁子里确实是流光溢彩、笙歌彻夜。那些贩运越罗丝帛、山阴铜铁与东海私盐的富商大贾，还有结伴南下游学的世家公子，挥金如土地坐在洒满花瓣的席间，只消楼上的姑娘隔着珠帘唱上一曲，赏下来的铜贝与碎金便能装满一铜盘。
　　可一旦熬过了五更天，前堂的残羹冷炙撤下去、宿客们乘船散尽之后，这座红楼便会立刻收起那副温柔靡丽的笑脸，露出它藏在朱漆栏杆底下的森森白骨。
　　白日里前堂冷清无人，后院那两排低矮阴暗、像马厩一样紧挨着的学徒厢房里，便从早到晚充斥着此起彼伏的调弦声、教习傅母尖利的呵斥声、少女压抑的啜泣声，以及浸过桐油的细竹篾狠狠抽打在皮肉上的“啪、啪”脆响。
　　整座溪南馆里，除了当家掌柜吕妈妈和前院养着的四五个膀大腰圆的粗使龟奴之外，二楼的八间锦绣花阁里一共住着八名正当红的清吟小唱与歌舞伎；而在后院的大通铺厢房里，则像山民拿瓦罐养毒虫蛊一样，密密麻麻地塞了十几个像我这样签了五年死契、年纪在十二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半大雏儿。
　　馆里的规矩是极严酷的。
　　这十几个雏儿里头，每年到了开春三月能够真正熬出头、搬上二楼挂牌开阁的，顶多只有一两个；剩下的那些若是学不会琴棋歌舞、或是长开了之后眉眼身段不够出挑，到了十六岁及笄那年，要么被吕妈妈转手卖进诸暨城里的暗娼寮里做最下等的皮肉生意，要么就被打发去给塞外南下的马商当粗使苦力，一辈子再也见不着天日。
　　其他那些被家里爹娘为了几石粗麦硬生生卖进门来的小丫头，刚进后院的头两个月，没有一个不是哭天抢地的。
　　她们夜里缩在大通铺发霉的芦花被里，不是哭着想念家里的热炕头和亲娘，就是在白日里换上馆里特制的露锁骨轻纱练功服时，羞得满脸通红、死活不敢走出房门；学起琴瑟和舞步来更是笨手笨脚，稍微被教习师傅拿细竹篾抽上两记手心，便缩在墙角哭得两个眼泡肿得像烂桃子，连琴弦都按不利索。
　　唯独我，踏进这溪南馆后院的第一天起，就像是天生就长在这片脂粉、熏香与欢场里的妖物。
　　我没有掉过半滴想家的眼泪——因为对岸那个所谓的家，早就被我亲手埋进黄土里去了；我更没有半点小女儿家的扭捏羞怯。
　　签下死契入馆的第二天一早，吕妈妈便让人在后院耳房里抬来了一大木桶兑了皂角与干兰草的热水，盯着我把浑身上下积攒了大半年的泥垢与粗布酸气洗了个干干净净，又从库房里翻出了一套半旧的月白色细绸深衣让我换上。
　　当我赤着一双洗得粉嫩如玉的小脚走出浴桶，穿好那身丝滑冰凉、贴着肌肤往下淌的月白细绸，第一次站在吕妈妈房里那面足有半人高、用铅汞打磨得光可鉴人的青铜大鉴前时，不光是我自己看呆了，就连站在我身后见惯了美人的吕妈妈，都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青铜大鉴里映出的那个少女，刚刚满十五岁，经过一个春天的抽条，身段已经长成了一副惊心动魄的曼妙模样。
　　那截被月白丝绦束住的腰肢细得仿佛男人一只手就能掐断，可偏偏胸前与臀部的曲线已经有了饱满圆润的起伏，多一分则嫌肥腻，少一分则显干瘪；一张巴掌大的鹅蛋脸上还没来得及敷半点鹅蛋粉，皮肤却白得像刚刚在温牛乳里浸泡过的羊脂白玉，连鼻翼两侧最细微的绒毛在阳光下都泛着透明的光泽；一双远山青眉天然含着三分愁绪，唇瓣红润如三月初绽的樱桃。
　　而最要命的，还是镜子里那双微微上挑的秋水眼眸。
　　当我规规矩矩地垂下长睫、抿着嘴角不说话的时候，整个人显得楚楚可怜、干净无辜得就像苎萝山涧里的一捧清泉水，叫人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护着；可一旦我将眼尾极轻地往上挑起一分，眼波流转着往镜面上斜睨过去时，里头便立刻淌出一股天生的、几乎能把男人三魂七魄都吸进骨头缝里去的勾人媚意。
　　“老天爷赏饭吃……这真是老天爷亲手捏出来赏老娘的聚宝盆啊！”
　　吕妈妈围着我左三圈、右三圈地转了半晌，伸出那双涂着鲜红凤仙花汁的干瘪手指，摸了摸我的脸蛋，又掐了掐我的细腰，激动得连声音都在打哆嗦：“老娘在会稽和诸暨开了整整二十年的乐馆，经手过的美人儿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骨肉匀亭、一步三摇、从骨头渣子里往外透着媚气的天生绝色胚子！”
　　吕妈妈只看出了我有一副老天爷赏的绝色皮囊。
　　她却不知道，在这副羊脂白玉般的皮囊底下，我还藏着一颗比这后院里所有人都要狠、都要贪、都要不择手段的心。
　　大通铺里的其他小丫头，把每天学琴、压腰、练媚术当成生不如死的酷刑折磨；而我却把这些手艺，当成我将来在这吃人世道上杀人诛心、攀附高枝的锋利刀剑！
　　后院教习琴瑟的陈乐师是个六十多岁的瞎眼老头，年轻时曾在越国大夫府上当过乐工，脾气古怪暴躁到了极点。别的丫头背错半句谱子、或是按偏了一个音准，他二话不说，抓起案上沉重的青铜镇纸或是枣木琴轸，顺着声音就往丫头的手背上狠砸下去，往往一砸就是一个青紫大包。
　　丫头们都怕他怕得要死，平时躲着琴房走；我却偏偏每天天还没亮透就主动跑到琴房外头，替这瞎老头生火烧水、泡上热茶，再用最细腻的软布替他把那张视若性命的桐木古琴擦拭得一尘不染。
　　学琴的时候，二十五弦瑟与七弦琴上绷紧的蚕丝弦坚硬如铁丝，才练了不到五天，我那双好不容易养白嫩的十根手指腹便被琴弦勒破了皮，露出了鲜红的嫩肉。可哪怕弹到十指鲜血淋漓、殷红的血珠子染红了冰冷的琴弦，我也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更不喊半声疼，只趁着换气的空档把指尖的血往粗布裙角上一擦，睁大眼睛，一寸一寸地死死记下陈乐师手指勾、挑、抹、吟、揉的微妙力道与呼吸节奏。
　　瞎老头虽然眼盲，耳朵却比狐狸还尖。他听得出我指尖带伤却丝毫不乱的弦音，原本紧绷刻薄的臭脸渐渐缓和了下来，到了后半夜没人的时候，竟开始把早年大夫府里不外传的指法绝活儿倾囊相授。
　　不过短短两个月工夫，馆里那些曲调繁复的《山有木兮》《采莲曲》《越人歌》，我已经能弹得比后院里学了两三年的师姐还要流水婉转、勾魂摄魄。
　　至于专门教习我们越舞身段与房中仪态的孙嬷嬷，那就更是一尊活阎王了。
　　孙嬷嬷早年据说是从会稽城里某位王公贵族府上的家伎班子退下来的，五十来岁年纪，脊背挺得像根标枪，手里头常年握着一根在桐油里浸透了、又晒了三年的细竹篾。
　　她每天逼着我们赤着脚在滚烫或冰冷的青石板上练步子，教我们走路时膝盖不许打弯，要“步步生白莲，细腰若扶风弱柳”；教我们端起酒爵饮酒时，切忌一口闷干，要“朱唇含羞半吐，眼尾先醉三分”；甚至手把手地教我们在席间遇到贵客时，如何装作脚下一软、恰到好处地跌进男人的怀里，如何用最轻、最颤的鼻翼喘息声，在顷刻间勾起男人肚子里最深沉的□□。
　　练下腰与劈叉的时候，是后院厢房里鬼哭狼嚎最厉害的时辰。
　　别的雏儿筋骨硬，被按下去时痛得满地打滚、哭爹喊娘；轮到我的时候，我却一声不吭地把下唇咬得发白，双手死死扒住地面砖缝，任由孙嬷嬷穿着硬底鞋的一只脚重重踩在我的后腰脊梁骨上，硬生生把我的腰骨往下压得“咔吧、咔吧”作响！剧痛震得我五脏六腑都像是移了位，豆大的冷汗顺着鬓角滑落下来，流进睁大的眼睛里，蛰得眼球生疼，我却硬是咬紧牙关，连半声闷哼都没有吐出来。
　　不仅白日里拼命，到了夜深人静、大通铺里的丫头们全都打着呼噜睡熟了之后，我还会一个人悄悄爬起来。
　　我赤着双脚走到后院冰凉的青石井台边，打上一木盆清水放在银白如霜的月光底下，对着水面上的倒影，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练习着转袖、回眸、垂泪与浅笑。
　　我像一个最严苛的匠人一样，一分一毫地拿捏着自己脸上每一块肌肉的分寸——
　　我试着把嘴角轻轻往上抬起一分，眼眸睁圆，那是初出茅庐、天真娇憨的山村少女，最适合用来骗取老实人与长辈的怜爱；
　　我试着把细长的远山眉轻轻蹙起三分，右手柔弱无力地按住自己的心口，微微倒吸一口凉气，那便是弱不胜衣、叫天下男人恨不得把身家性命都捧上来替她受苦的病态美人；
　　而若是我把长长的眼睫半垂下来，伸出红润的舌尖极快、极轻地舔过一点下唇珠，再缓缓抬起一双湿漉漉、水汪汪的秋水眸子，从下往上望过去——莫说是前堂那些喝多了酒的臭男人，就连后院里那条平时见了生人就龇牙狂吠的看门老黑狗，被我这样看上一眼，都会夹起尾巴、摇晃着脑袋凑到我的赤足边打转，伸出舌头温顺地舔我的脚背。
　　我学得实在太快，身段与容貌也长开得实在太惊人。
　　从五月入馆，才过了不到三个月，到了八月桂花飘香的时候，吕妈妈来后院考校了一回琴艺与舞步。听完我弹唱的一曲《越人歌》，吕妈妈当场便喜得眉开眼笑，破例下令将我从那间挤了十几个粗使学徒的大通铺厢房里挪了出来，在二楼楼梯口转角下头，单独分拨了一间朝阳清静的小耳房给我一个人住！
　　不仅如此，打从搬进小耳房的那天起，我每日三餐的饭食便与二楼的当红歌伎拉平了，碗里头不仅顿顿有白花花的精米、鲜鱼与炖肉，每月还另发两盒上等的山阴鹅蛋粉与兰膏；吕妈妈更是严令前院的龟奴与老妈子，往后绝不许再派我干端茶倒水、刷洗夜壶的粗活，只需我专心跟着陈乐师和孙嬷嬷打磨琴舞技艺，只等明年开春三月我满十六岁行了及笄开脸之礼，便要把我当作整个溪南馆、乃至整个诸暨县城最响亮的头牌摇钱树推出来！
　　吕妈妈每次走过小耳房门口，看着我的眼神一天比一天热切，就像在看一座马上就要出水冒泡的赤金山。
　　然而，随着吕妈妈对我的看重日盛一日，从二楼回廊最东头那间最大的锦绣花阁里投向我这间小耳房的目光，却一天比一天阴冷、一天比一天怨毒——就像深秋阴暗房梁上盘踞着、正嘶嘶吐着分叉黑信子的竹叶青毒蛇。
　　住在二楼东头那间“醉红阁”里的女人，名叫绛仙。
　　她那年十九岁，入溪南馆已经整整五年了，是眼下馆里当之无愧的头牌花魁。
　　在我抱着自己的铺盖卷儿搬进楼梯口小耳房的第一天晌午，我便在二楼通往后院的朱漆回廊上，与这位绛仙花魁打了个照面。
　　那天她刚睡醒午觉，正带着三个贴身伺候的伴舞伎慢悠悠地走出来透气。
　　她身上穿着一件拖地三尺的水红色轻绡长裙，一头乌黑的长发松松散散地挽在脑后，鬓角边斜插着一朵香气袭人的白栀子花；她那截裸露在宽袖外的白手臂上，套着一只水汪汪的翠绿美玉镯子，手里头捏着一把小巧的素纱团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
　　我只看了一眼，便认出来了。
　　她不是别人。她正是去年初夏，当我还赤着脚坐在浣纱溪北岸的大乌桕树下漂洗白纱时，隔着三四丈宽的碧绿溪水，倚在二楼朱漆栏杆上弹唱《山有木兮》、让我满心羡慕与向往的那个红衣女子！
　　只是，当年的我隔着一条溪水和层层垂柳仰望她，觉得她就像是天宫里下凡的仙子；如今真正面对面地站在了同一条回廊的阳光底下，离得近了，我才清清楚楚地看清，原来隔着绿水看去完美无瑕的仙子，在白日近处的日头底下，竟是另外一番光景。
　　十九岁的绛仙确实生得明艳张扬，一双狭长的丹凤眼极具风情；只是因为这四五年来夜夜在酒席间与男人们猜拳痛饮、熬夜笙歌，再加上常年累月在脸上厚厚地涂抹掺了铅华的浓重脂粉，她白日里未曾上浓妆的脸颊皮肤，已经透出了一股掩盖不住的暗黄与松弛，鼻翼两侧的毛孔有些粗大，每当她扯起嘴角冷笑的时候，眼尾处便会挤出两三道极细的干纹；就连她那副曾经在溪面上听起来软糯如桂花糖糕的好嗓子，在清早不刻意拿腔作调唱曲的时候，也带着一股浓重的烟酒沙哑气。
　　更可笑的是，这位高高在上的花魁娘子，早就已经完全认不得眼前这个抱着铺盖的少女，就是一年多前在乌桕树下冲她笑的那个村里小丫头了。
　　那天在回廊转角处，绛仙停下了步子，用那双狭长的丹凤眼居高临下地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好半晌。
　　起初，她的眼神还带着几分头牌花魁看底下雏儿时惯有的漫不经心；可当她的目光扫过我那张未施半点脂粉、却在正午阳光下白得几乎透明发光的鹅蛋脸，扫过我纤细得不盈一握的腰肢，最后落在我怀里小心翼翼抱着的那张琴尾焦黑、木纹如流水的古琴上时——
　　她手里摇着的素纱团扇，猛地停在了半空中！
　　我怀里抱着的这张“焦尾桐木琴”，是三年前一位会稽大贾花重金买来赠给溪南馆的镇馆名琴，原先一直摆在二楼东阁里归绛仙专用；可就在昨天晚上，吕妈妈听完我的《越人歌》后，硬是亲自上二楼把这张焦尾琴从东阁琴案上抱了下来，说是“好马配好鞍，名琴自然得给馆里弹得最好的姑娘使”，当场赏给了我！
　　“叮！”
　　绛仙手腕上那只水汪汪的翠绿玉镯子重重撞在朱漆栏杆上，发出一声清脆刺耳的声响。
　　“哟，我道是谁呢，原来这就是妈妈五月里头花五两雪花白金，从对岸泥腿子村里买回来的那个小蹄子？”
　　绛仙用团扇半掩着嘴角，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阴阳怪气的冷笑。
　　站在她身后的那三个常年跟在她屁股后面跑腿伴舞、靠捡她剩下的残羹冷炙与恩客散碎赏钱过活的伴舞伎——春燕、桃枝，还有她的贴身侍女柳儿，一见主子发了话，立刻凑上前去，指着我的鼻子尖声帮腔起来：
　　“可不是嘛，绛仙姐！你是没瞧见妈妈这两天偏心眼儿偏成什么样了！前儿个我去账房领胭脂，瞧见妈妈居然把自己箱笼最底下珍藏了三年的那匹苏绣软烟罗都给翻出来了，说是等过了年开春，要给这小蹄子裁挂牌的留仙裙穿呢！”
　　“呸！什么仙女胚子，我听前院掌船的老刘头说了，她就是对面苎萝西村施家的二丫头，老爹去年抓壮丁死在北边了，亲娘今年四月里头刚跟个杀猪的野汉子鬼混、被毒死在堂屋里！这么个全家死绝了的丧门星、克亲鬼，也不知道在后院使了什么下作的狐媚子手段，把瞎眼陈老头和妈妈哄得连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
　　回廊下头几个正在扫地的龟奴听见动静，纷纷停下扫帚，缩着脖子往楼梯口这边偷看。
　　我怀里紧紧抱着那张沉甸甸的焦尾桐木琴，站在比她们低两级的木楼梯上，听着春燕和桃枝把我家里的血案当众翻出来嚼舌根，脸上非但没有露出半点愤怒或难堪，反而极其温顺地垂下眼睫，屈起双膝，对着上方的四人规规矩矩地福了一礼。
　　“学徒夷光，见过绛仙阿姊，见过春燕阿姊、桃枝阿姊、柳儿阿姊。”
　　我的声音又轻又软，带着十足的谦卑与乖巧：“妈妈昨晚把这张焦尾琴交给我保管的时候，特意敲着我的脑门嘱咐过了，说是咱们溪南馆里，唯独绛仙阿姊的琴艺与舞姿乃是诸暨城里独一份的绝唱；妈妈叫我搬到楼梯口来住，就是为了让我每天早晚能多听听东阁里传出来的仙乐，往后还要多向绛仙阿姊磕头请教呢。”
　　我这番把姿态放进尘埃里的话，并没有让绛仙的脸色好看半分。
　　相反，当我抬起头向她行礼、露出那双水汪汪的秋水眼眸与吹弹可破的雪白肌肤时，绛仙看着我这张充满十五岁蓬勃朝气的脸，再摸摸自己眼角要用厚粉才能遮住的细纹，她那双丹凤眼里的妒火瞬间烧得几乎要喷出火星子来！
　　她死死地盯着我看了两息，突然迈步走下两级台阶，伸出那只涂着鲜红丹蔻、留着半寸长尖指甲的右手食指，不由分说地重重一指头戳在了我的额头正中央，戳得我的脑袋猛地往后仰了仰，后背撞在楼梯扶手上：
　　“少跟老娘耍嘴皮子、拿吕妈妈的话来压我！我绛仙十五岁在溪南馆开脸挂牌、替馆里头挣下第一桶赤金的时候，你这小贱蹄子还在对岸的臭泥水坑里头洗尿布呢！”
　　她俯下身，浓烈的鹅蛋粉混着隔夜宿酒的酸气喷在我的脸上，声音压得极低，却像毒蛇吐信般阴狠：
　　“把你那双勾男人的狐狸眼给老娘老老实实收起来！你给老娘记清楚了，在这溪南馆里，只要我绛仙还有一口气在，这头牌花魁的位子就姓绛，永远也轮不到你这么个刚褪了胎毛的村野贱丫头爬上二楼来抢风头！”
　　骂完这一句，她厌恶地收回手指，拿团扇在鼻子前扇了扇，仿佛碰了我一下都脏了她的手似的，冷哼一声，扭着水红色的轻绡裙摆，带着春燕、桃枝和柳儿三个跟班扬长而去。
　　我站在楼梯口的阴影里，慢慢站直了身子。
　　我抬起右手，用指腹轻轻揉了揉额头正中央被她长指甲戳出来的那道月牙形红印子，看着她那道因为常年饮酒吃肉而略微有些发福的红衣背影消失在二楼东阁的雕花门后，我低垂的眼底没有半点委屈，只有一片看死人般的冰冷讥诮。
　　真是蠢得可怜啊。
　　我才进这溪南馆三个月，就已经看明白了这风月场里的规矩——在这种拿青春和皮肉换金银的地方，年老色衰从来都不是一个花魁最大的催命符；真正的催命符，是她明明已经拢不住老鸨子的算盘、也留不住恩客们求新的眼睛了，却还愚蠢地以为，靠着在楼梯口对后来者撒泼耍横、戳几个指头印子，就能保住自己头顶上那顶摇摇欲坠的花冠。
　　从八月里那次照面之后，绛仙便联合着春燕、桃枝和柳儿那三个跟班，开始在馆里变着法子、没日没夜地给我使绊子。
　　她们不敢动刀子划烂我的脸，甚至不敢在我脖子、手腕和脸颊这些露在外头的地方留下半点伤疤——因为吕妈妈早就拿着藤条在二楼发过狠话，说是谁要敢伤了夷光那张价值千金的脸蛋，不管从前立过多大的功劳，当场就用铁链锁了卖进北边越军的军妓营里去，让几千个当兵的糙汉子轮番磋磨死！
　　既然明面上不敢毁我的容，她们的毒手段，便全使在了衣裳遮得住、旁人看不见的暗处。
　　今天晌午，我在后院廊下刚练完一曲琴，桃枝便端着一碗刚从火炉上端下来、滚烫冒泡的红枣参茶从我身边经过，走到跟前时突然假装脚底下一滑，“哎呀”惊叫一声，手里的半碗滚茶不偏不倚，隔着我单薄的细绸裤管，严严实实地全浇在了我的大腿内侧上！滚烫的茶水瞬间将那片娇嫩如玉的皮肉烫起了一大片核桃大小的透明水泡，走路时双腿稍微一摩擦，水泡破裂，钻心地疼；
　　过了三天，趁着我晌午去灶房吃饭的空档，绛仙的贴身侍女柳儿偷偷溜进了我的小耳房，将几粒砸得粉碎、细如米糠的青瓷碗片沫子，用蜂蜡粘在了我那张焦尾桐木琴的七根蚕丝弦底下。等我下午闭着眼睛抚琴按弦时，手指往下一压一滑，锋利无比的碎瓷沫子当场便将我十根手指的指腹割开了十几道深可见肉的血口子，鲜血一下子染红了整面琴板；
　　而到了十月、十一月寒风吹起的时候，绛仙自己更是想出了一个折磨人的好由头。
　　她借口顺从吕妈妈的意思、要亲自指点我这个“小妹妹”弹唱馆里的压轴名曲，隔三差五便在寒冬深夜送走恩客之后，派柳儿来小耳房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叫起来，逼着我只穿一件单薄透风的素白纱衣，跪在二楼东阁门外那条四面漏风的临水回廊青石板上“听她屋里弹琴”。
　　溪面上的西北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回廊，我往往在冰冷刺骨的青石板上从三更天一直跪到五更天，冻得双唇乌青、浑身僵硬，两条膝盖骨像是被冰块冻穿了一样彻底失去知觉，屋里早就睡熟了的绛仙才会懒洋洋地让柳儿推开一条门缝，扔出来一句“今晚嗓子乏了，明儿再教吧”，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挥手叫我滚回耳房去。
　　若是换作后院里别的雏儿，受了这等暗无天日的折磨，要么早就抱着血淋淋的手指头跑去吕妈妈账房里哭闹告状了，要么就吓破了胆子、装病不起，再也不敢往二楼多迈半步。
　　可我偏不。
　　整整三个月里，无论她们四个用什么阴损的法子作践我，我从头到尾，没有向吕妈妈吐露过半个字的委屈。
　　吕妈妈瞧见我走路姿势有些别扭，问我腿怎么了，我便垂着头红着脸，说是自己晚上练劈叉时心急拉伤了筋；瞎眼陈乐师摸到我指腹上的血口子，问我是谁害的，我便笑着说是自己笨手笨脚去灶房帮忙洗碗，不小心被碎碗片刮破的；甚至当我在东阁外头的寒风里跪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咳着嗽从回廊上走下来时，我还会准时去灶上打一盆热腾腾的洗脸水，再去后院掐一朵刚开的鲜白茶花，笑吟吟、低眉顺眼地端到二楼东阁门口，用最甜软的嗓音管她们叫“好阿姊”，任由春燕和桃枝故意手一歪，把带着皂角沫子的洗脸水泼在我的鞋面上。
　　我之所以忍得像块没脾气的死面团，绝不是因为我怕了绛仙。
　　而是因为我心里头比谁都清楚——眼下我还差几个月才满十六岁，还没有正式行及笄开脸之礼，不能下场去前堂接那些一掷千金的大客；而溪南馆每个月有一大半的流水进项，眼下还得指望着绛仙笼络的那几个盐商与木行老相好捧场。
　　在这个节骨眼上，大腿烫起的水泡也好，琴弦底下的碎瓷片也罢，这种不伤筋动骨、又没有当场人赃并获的小打小闹，就算我哭着闹到吕妈妈的账房里去，吕妈妈为了和气生财，顶多也就是把绛仙叫过去不痛不痒地训斥两句、扣掉春燕和桃枝几十枚铜贝的月钱了事，根本动摇不了绛仙这棵老摇钱树的半点根基！
　　打蛇若是不死，反受其毒。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拿着铁剪刀胡乱往宋老四脖子上扎的莽撞村女了。要动手，我就必须把自己藏在最深的阴影里，装出一副最好欺负、最窝囊的软弱模样，把她们的狂妄与嫉恨一点一点喂大——直到她们自己忍耐不住，亲手把一把足以要她们自己性命的快刀递到我的手心里，我再一刀捅穿她们的咽喉，叫她们永生永世再也翻不了身！
　　而我耐着性子等了整整三个月的那把快刀，终于在十二月中旬一个漫天风雪的寒夜里，稳稳当当地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