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云端见血

4、名录 清晨五点半

　　清晨五点半，天光刚从山脊上漫下来。
　　织坊里点着一盏黄灯泡。沈棠坐在织机前的矮凳上，把外婆那沓织谱，一幅一幅摊开。
　　昨夜下过雨，青石板还潮着。她把每张纸举到灯下，核对边角，再压平，装进牛皮纸袋。
　　一百二十七幅，每五幅一沓。她数了两遍，不多不少。
　　“你这是要去哪儿？”沈兰站在门口，手里端着碗，边嚼边问。
　　“县城。”
　　“背这么大一包？”
　　“复印件。”沈棠拍了拍，“一百二十七张。”
　　沈兰凑近，看了一眼。纸上的凤，比原件暗了一层。
　　“这印得，不好看。”
　　“又不是拿去卖。”沈棠把袋口折好，“是拿去查账的。”
　　然而，账这东西，最怕的就是没人认。
　　“查账？”
　　“查我们白鹭织的名录。”她站起身，“我这个人，做什么之前，先算账。”
　　“你要去问谁？”
　　“文旅局。管非遗的。”
　　沈兰想了想，从怀里摸出两个煮鸡蛋，塞进她包的侧袋：“路上吃。”又说，“替我师父问一句，她的名字，还在不在册上。”
　　这句，沈棠记下了。
　　沈兰送她到寨口，搓着衣角：“棠姐，我问一句。师父那个名录，重要吗？”
　　“重要。名录在，手艺就是官册上认的账。账落在册上，别人才抢不走。”
　　“永昌那种，也抢不走？”
　　“布抢得走。册抢不走。所以，得先看册上写的是谁。”
　　沈兰哦了一声，望着班车来的方向：“那你问完，回来讲给我听。”
　　“讲。”
　　班车七点发，山路上要摇两个多钟头。她靠窗坐，包抱在胸前，闭眼养神。
　　车过了清水大桥，她睁开眼。与此同时，窗外的山色换了一重。，把要说的事，在心里列了一遍：
　　一，白鹭织锦的非遗名录，传承人是谁。
　　二，织坊的产权，登记在谁名下。
　　三，如要变更，需要什么材料、哪几个人签字。
　　像过去七年里做过的每一次尽调。先列清单，再拆流程。数据不会骗人，人会。
　　县城文旅局在老街，三层小楼，楼道里飘着浆糊和旧墨的味道。她上到三楼，左手第一间，门牌写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股”。
　　门开着。一个白衬衫的中年男人坐在里面看文件，桌上一杯酽茶，腕上戴着一块旧表。
　　“请问，”她敲了敲敞开的门，“管非遗的负责同志在吗？”
　　男人抬头：“我，赵春生。”
　　“我是沈棠，余桂芬的外孙女。”
　　赵春生的手，在纸面上停住。
　　“余桂芬家？”他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桂芬家的？你坐，坐。”
　　他起身给她倒茶，又把抽屉里的烟盒往里推了推：“你外婆的事，我听说了。走得急。”
　　“嗯。”
　　“我们局里还想着，开春给她做个口述记录，一直没排上……”他坐回去，“没赶上。”
　　他往椅背上靠了靠，又说：“她上回来，是去年腊月。进门不说话，先从布包里掏两个烤红薯，搁我桌上。说，热的，你趁热。我问她办什么事。她说不急，先坐坐。坐了半晌，才问名录的事。问完起身就走，红薯也不肯拿回去。”
　　沈棠听着，没插话。外婆的礼数，一向是这样。外婆的礼数，一向是这样。手里有什么，就先给什么。正事，反倒排在后头。
　　她把那沓牛皮纸，从包里取出来，放在桌上：“赵局长，我今天来，想查一件事。”
　　“你说。”
　　“白鹭织锦，非遗名录，现在登记在谁名下？”
　　赵春生看了那沓纸一眼，起身开了档案柜。柜门旧，门轴响得厉害。他抽出一本蓝皮册子，翻了几页，又从文件盒里抽出几张表。
　　“县级名录，白鹭织锦，传承人——余桂芬。”他用指头点着，“就她一个。后来推市里，也过了。”
　　“就她一个？”
　　“就她一个。”
　　沈棠追问：“那织坊呢？织坊这个场所，登记在谁名下？”
　　赵春生翻到一页，翻到一半，手指停住。他凑近，拿老花镜看了半天：“这一栏，是空的。”
　　沈棠起身，绕到桌边。泛黄的旧表上，“户主：余桂芬”，钢笔字，蓝黑的。下一栏，“产权人”处，一条横线，没有字。
　　“当年登记，产权人没填。”赵春生说。
　　“为什么没填？”
　　“得翻旧档才知道。这坊子这些年，就你外婆一人在守，没人来主张，就一直空着。”
　　沈棠拿出手机，把这页拍了下来。拍完，她问了第三个问题：“如果，我要把织坊接过来，走什么程序？”
　　赵春生摘了镜，看她：“你？”
　　“我外婆留了账，四十多万。”沈棠说，“账，要有人认。织坊，要有人接。”
　　“你不会织。”
　　“我不会织。”她答，“但我先算账。账算清了，学不迟。”
　　赵春生盯着她，笑了：“你这丫头，说话不像白鹭洲的。”
　　“我说话像谁，不重要。”沈棠说，“账要清楚。传承人在册，产权空白。这笔账，卡在哪了？”
　　“你这架势，跟做尽调似的。”
　　“就是做尽调。慢慢来，比较快。”
　　赵春生抽了张纸，给她画流程。传承人变更、产权确认、名录补报，一条一条。画到一半，他停了笔，抬头。
　　“闺女，有句话，趁今天给你说了吧。”
　　“您说。”
　　“你外婆来局里，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每一回，都问同一个问题。”
　　“什么？”
　　“她问，名录里，能不能写两个人。”
　　“两个人？”
　　赵春生点头，眼神从镜片上方看她：“你外婆，是想把织坊，传给一个人的。”
　　“传给谁？”
　　赵春生把笔搁下：“这个，旧档里应该有。你过两天来，我给你调。还有件事，你心里要有数。镇里那个项目，线还压在织坊那片。你要接手，名录就得先立起来。两头，别撞上。”
　　“我知道。”沈棠说，“拆迁的事，我打过电话了。”
　　她下楼。走出老街，日头正好。路边有人支炉子烤红薯。她买了两个，站在台阶下吃掉一个。另一个，用草纸包好，塞进包侧袋，跟沈兰给的鸡蛋放在一起。
　　外婆给赵局长送过这个。她记下了。这个寨子里的人情往来，比任何一张合同都厚。
　　回程班车上，人又满。她抱着包，靠窗。天光在山脊上滑下去，一路跟着车走，像一条谁都没接住的线，缓缓沉进山坳里。
　　车到半路，上来一个背竹篓的老汉，在她旁边的空位坐下。竹篓里蹲着两只鹅，一路上嘎嘎叫。
　　她没睡，望着窗外倒退的田埂。外婆一辈子没出过山，走最远的一趟，是去县里把名录领回来。名录领回那天，外婆给她打过电话，说：
　　“棠棠，外婆上名册了。往后县里，有外婆两个字。”
　　那时她在外地，忙，嗯了一声就挂了。
　　如今想来，外婆那通电话，是想告诉她——你外婆，是个有名分的人。不是没人要的老娘，是名册上写着的。
　　她眼眶有点热，拿手背按了按。
　　傍晚到寨口，沈兰正在织坊门口择菜。见她回来，站起来，没问结果，先往她手里塞了个温着的红薯。
　　“吃。”沈兰说，“不问结果，看你脸色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你眉头没松开。”沈兰指指她的眉心，“等你说。”
　　沈棠咬了一口红薯，把今天的事拣着说了：名录在册，传承人还是外婆，产权栏空着，还有——外婆问过名录能不能写两个人。
　　“两个人？”沈兰蹲下去，“师父想写谁？”
　　“不知道。赵局长说，旧档里有。”
　　沈兰望着院子里那架织机，半晌，说了句：“师父这辈子，想惦记的人，不止你。”
　　夜风起了。她俩在门口坐到月亮上来。
　　沈棠翻开手机，在备忘录里，把今天这几件事，并成一行：
　　一个人名在册。一间坊空白。外婆想写两个人。
　　底下画了一道横线，写了两个字：
　　去查。
　　夜凉下来。她把红薯皮扔进炉膛，火苗舔了一下，又暗下去。她望着那点火光，没来由地想，外婆生前，是不是也常坐在这里，这样，等过一个她永远等不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