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 越过边线》嘉平有雪

33、第 33 章 母亲

　　三月的一个周三，训练结束得很早。
　　埃利亚冲完澡，坐在储物柜前面擦头发，顺手从包里摸出手机。屏幕上有三个未接来电，同一个号码，他不认识。最早的一个是上午十点多，最晚的一个是二十分钟以前。于是他按了回拨。
　　电话响了两声就通了。对面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米兰警察局，请问是哪位？”
　　埃利亚愣了一下。
　　“我是……”他顿了顿，“我是埃利亚·索科洛夫。这个号码今天给我打了三次电话。”
　　对面沉默了两秒，然后那个声音变得稍微低了一点：“索科洛夫先生。请问您现在方便说话吗？”
　　更衣室里很吵。加图索在跟皮尔洛争什么，音乐开得很大，有人在笑。埃利亚站了起来，往门口走了两步，那个声音在电话里又说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可是他听清了那个名字。他快步跑出了更衣室，跑过走廊，推开了通往停车场的那扇门，一直跑到了外面才停下来。
　　“您说。”
　　电话那头的人说话很慢，很仔细，像是在照着一张纸念。
　　一个女人，四十八岁，波兰籍。今天凌晨在城南的一间出租屋里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是病逝，她已经病了很久，房东说她最近几个月几乎没有出过门。警方在她的随身物品里找到了几个联系方式，打过去，是城东一家修女办的福利院，她们给了他们这个号码。
　　埃利亚站在停车场上，风从松林里吹过来，吹得他刚洗过的头发冷冰冰地贴在额头上。
　　“是的，我是她的儿子。”
　　“按照程序，需要直系亲属来认领遗体，并且办理相关手续。”那个声音说，“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
　　“明天上午。”
　　那天下午，他去了教练组的办公室。安切洛蒂正在里面跟塔索蒂看录像。埃利亚对他说：“教练，我想请两天假。家里有事，要去办一些手续。”
　　塔索蒂立刻站了起来，让他出去说。
　　他们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上，埃利亚把电话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陪你去。”塔索蒂说。
　　埃利亚张了张嘴，想说不用。
　　“别跟我说不用。”塔索蒂打断了他，语气硬邦邦的，跟当年在青训场边上骂他的时候一模一样，“那些地方你一个人去不了。明天早上七点，我去你家楼下接你。”
　　他转身回了办公室，跟安切洛蒂说了几句话。安切洛蒂走出来，看了埃利亚一眼，什么也没问，只是说：“去吧，需要多少天就请多少天。”
　　第二天，塔索蒂开车带他去了城南那家医院。
　　太平间在地下一层。走廊很长，很白，灯光亮得有点刺眼。一个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领着他们往里走，推开一扇门，里面很冷，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塔索蒂停在了门口，没有往里走。
　　工作人员拉开了一个抽屉。
　　埃利亚看到里面的人，比他记忆里瘦了很多很多，颧骨高高地凸出来，脸颊陷下去，皮肤是一种没有血色的灰白。头发剪短了，花白了一大半。眼睛闭着，嘴角微微往下撇。可是他还是认出来了。他小时候趴在她怀里，仰着头，看着这张脸，一看就是一个晚上。
　　他在一张表格上签了字。
　　那一整天，塔索蒂陪着他跑了医院，跑了警察局，跑了市政府的户籍办公室，跑了好几个他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每一个窗口后面坐着的人都问同样的问题：您和死者是什么关系？埃利亚就一遍一遍地回答：我是她的儿子。
　　有些表格上的内容埃利亚看不太明白，塔索蒂就凑过来，一行一行地念给他听，告诉他哪里该签字，哪里该填日期。有一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冲，嫌他带的证件不齐，塔索蒂往前站了一步，什么也没说，就那么看着那个人，那人的语气自己就软了下来。
　　快下班的时候，一个警察把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递了过来。一个旧钱包，里面有几张零钱和一张过期的公交卡；一串木头念珠，珠子都磨得发亮了；一把钥匙；一张药店的收据。
　　就这些。
　　埃利亚接过那个袋子，看了一眼，在签收单上签了字。
　　没有照片。没有信。没有任何跟他有关的东西。
　　他是周五晚上回的米兰内洛。礼拜六有比赛，主场。安切洛蒂跟他说可以不踢，他说他想踢。
　　十点多，鲁伊·科斯塔从阳台上抽完烟回来，关了灯，躺下了。埃利亚也躺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手续都办完了。医院说，下个礼拜就可以下葬。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该去找哪个教堂，该请哪个神父，葬礼上要做什么，要请谁来，要说些什么。他想过再去找塔索蒂。可是昨天教练已经陪他跑了一整天，他不能再去麻烦他了。教练有教练的事情，有一整支球队要管。他在黑暗里想了很久，想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发现，除了躺在旁边那张床上的人，他想不出还能去问谁。
　　窗外起风了，吹得松林沙沙地响。
　　“鲁伊。”他开口了，声音很轻。
　　“嗯？”
　　“我能求你帮我一个忙吗？”他说，“一个很大的忙。”
　　黑暗里，旁边的床上传来一阵轻轻的响动。鲁伊·科斯塔翻了个身，转过来面对着他。
　　“怎么了？”
　　“我母亲去世了。”埃利亚说。“周三的事。手续这两天都办完了，塔索蒂教练陪我去的。下礼拜可以安葬。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给她办葬礼。我小时候在福利院里见过，可是那都是修女们办的，我只是站在后面。”
　　“她是波兰人，是天主教徒。我想给她办得像样一点。”
　　黑暗里，鲁伊·科斯塔坐了起来。他没有开灯，就那么坐在床边，隔着两张床之间那一小段距离。
　　“我帮你。”他说，“明天比赛踢完，我们一起去。”
　　埃利亚转过头来。他在黑暗里看不清鲁伊·科斯塔的脸，只看得见一个模糊的轮廓。
　　“谢谢。”他说。
　　“睡吧。”鲁伊·科斯塔重新躺了下去，“明天还有比赛。”
　　第二天的比赛他踢满了全场。踢得不算好也不算坏，没出什么插锁。终场哨响，他跟队友们击掌，回更衣室，冲澡，换衣服。
　　鲁伊·科斯塔在门口等着他。
　　接下来的几天，鲁伊·科斯塔陪着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办了。
　　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找到了米兰城里一位会说波兰语的神父。他陪着埃利亚去了殡仪馆，帮他挑了一口朴素的木头棺材。店里的人问要什么花，埃利亚想了想，说铃兰，她以前用过铃兰花的香水。
　　他陪着他去见神父，坐在一间小小的会客室里，听神父问那些问题。埃利亚一样一样地回答，回答到“有什么亲人”的时候，停了一下，说，只有我。神父问他想在葬礼上读哪一段经文。埃利亚说不知道。鲁伊·科斯塔在旁边轻声说，可以请神父推荐一段，神父就推荐了，埃利亚点点头，说好。
　　葬礼在周二上午。
　　城南一座很小的老教堂，墙上的壁画都褪色了，彩色玻璃窗缺了几块。来的人很少。埃利亚，鲁伊·科斯塔，那位说波兰语的神父，还有安娜修女。
　　安娜修女是埃利亚打电话请来的。她这些年老了很多，走路要拄拐杖了，可还是来了。她认得埃利亚的母亲。
　　教堂最后一排的长椅上，后来又悄悄地多了一个人。是塔索蒂，穿着一身黑西装，低着头坐在最后面，没有往前走，也没有出声。
　　神父用波兰语念着经文。埃利亚站在棺材前面，看着里面的人。殡仪馆的人给她化了一点妆，脸色好看一些，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的，像是睡着了。
　　她的手交叠着放在胸口。
　　埃利亚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小的木头十字架。这是他十岁那年被送进机构的时候，脖子上挂着的。安娜修女替他收着，直到他搬出去那天才还给他。今天早上在教堂门口，他问修女，这个是不是母亲给他的。修女说是，那天她把你送到门口，蹲下来，把它挂在你脖子上，然后就走了。他弯下腰，把那个十字架放进了她交叠的手里。
　　“还给你。”他用波兰语，很轻很轻地说。
　　神父念完了最后一段经文。教堂里安静了下来。
　　鲁伊·科斯塔站在他身边，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后背上。
　　埃利亚站得很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棺材里的人。
　　他没有哭。
　　他小时候哭过很多很多次。在那些一次比一次小的出租屋里，在她让他把门锁上、把收音机开大的那些晚上，在福利院会客室的窗户后面，在每一个她说好了要来却没有来的礼拜天。他趴在窗台上，看着大门口，从早上看到天黑，一边看一边哭，哭到修女们来把他抱走。后来圣诞节的卡片一年比一年少，字一年比一年潦草，他就不再趴在窗台上了。
　　在他心里，她早就已经死了。今天躺在这里的，是一个他认得的、陌生的女人。他来，是因为她是他的母亲，因为这件事总得有人来做，因为除了他，再也没有别人了。
　　这是他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他想把它做好。
　　就这样。
　　他们把她安葬在了城郊的一座公墓里。墓碑很简单，灰色的石头，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出生和死亡的年份。石匠问底下要不要再刻一行字，埃利亚想了想，说不用了，名字就够了。
　　回去的路上，鲁伊·科斯塔开车。埃利亚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三月的米兰，天灰蒙蒙的，路边的树刚刚冒出一点点新芽。
　　“鲁伊，谢谢你。”
　　“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