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夏归宁》黄蝉蝉

11、第10首：迟到的糖 周霄，你给

　　有些糖，含在嘴里的时候是甜的。化了之后，舌尖上只剩一点黏腻的余味，你分不清那是甜，还是酸。后来我才明白——有些糖，本来就不该接。

　　破碎的复赛

　　高二，十一月，花城终于有了点秋天的样子。
　　巷口那棵老木棉的枝干光秃秃的，粗壮的枝桠伸向天空，像一双双摊开的手掌。青石板路被晨露打得微湿，缝隙里钻出几丛细瘦的蕨草，叶子边缘镶着一圈干枯的褐。两边是灰砖围墙，墙头爬满薜荔，叶子绿得发黑，风吹过来的时候整面墙都在微微起伏，像在呼吸。
　　我坐在房间地板上，面前摊着那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右下角印着《新芽》杂志社的红色刊号，里面的信纸已经被我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折痕处起了毛边。信上说：“王夏夏同学，你的来稿已通过初评，获得复赛资格。复赛定于十二月第三个周末在上城举行，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我从初一开始投稿。每年春天，把攒了一个冬天的稿子誊在方格纸上，装进信封，贴足邮票，投进寺贝街巷口那个绿色邮筒。那个邮筒很旧了，漆面剥落得像疥癣，投信口上沿磨得发亮。每次松手，信封落进去，底下传来一声空空的闷响，像往一口深井里扔了颗石子。然后就是等。第一年，没有回音。第二年，没有回音。第三年，没有回音。我告诉自己——没关系，再写。反正我除了写，也没有别的长处。
　　第四年，回音来了。
　　我攥着信，赤脚跑过花阶砖地面，跑到客厅，跑到阳台上，跑到电话旁边。第一个打给小棠。电话响了两声她就接了，声音亮亮的：“夏夏？”我说：“过了，过了！”她尖叫了一声，那声尖叫透过听筒刺进我的耳朵里，我笑得蹲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凉的电视柜。第二个打给周霄。电话响了七声他才接，背景里是球赛的声音，解说员在喊什么，观众在欢呼。“喂？”他的声音含含糊糊的，大概嘴里塞着东西。我说：“我过了，《新芽》复赛。”他那边顿了一秒，然后说：“哦，那个比赛啊。行啊你，什么时候去？”我说十二月，在上城。他说：“上城？行，我陪你去。”
　　他答应得爽快。像答应一场游戏，一场球赛。但我还是高兴。挂了电话，我在地板上又蹲了一会儿。花阶砖贴着膝盖，凉意顺着小腿往上爬。我把信纸贴在胸口，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又重又响。像有人在里面敲一面很小的鼓。
　　小棠说：“我陪你去。我妈同意了，说就当旅游。”周霄说：“我也去，我爸正好认识上城的人，可以安排住。”我们三个开始计划。小棠负责查路线，周霄负责问他爸要经费，我负责——我负责什么？我负责把稿子写好。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每天放学就坐在书桌前，台灯开到最亮，稿纸摊开，笔帽摘下来又盖上，盖上又摘下来。写第一句，划掉。写第二句，撕掉。地上很快积了一小堆纸团，圆鼓鼓的，像一堆被揉碎的白日梦。爸爸经过我房间门口，探进头来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客厅里，那个女人正坐在沙发上教孩子认字，小孩子奶声奶气地跟着念，念错了，她又笑着重复一遍。我关上门，把椅子往前挪了挪，继续写。
　　十二月的花城还穿着单薄的长袖。我们出发那天，天蓝得像一块洗得很干净的牛仔布。小棠穿了一条碎花裙，裙摆上缀着一圈假的珍珠，是她为了这次旅行特意买的。周霄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包侧兜里插着一瓶水，拉链上挂着一个金属的钥匙扣，走路的时候叮叮当当地响。我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袖T恤，外面套一件洗得发软的薄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书包里装着那叠稿纸，誊写好了，用回形针别得整整齐齐。
　　火车是特快的，下午开。我们买的是卧铺，两张中铺一张下铺——小棠睡下铺，我和周霄各一个中铺。上车的时候周霄帮我把书包举上去，自己爬到对面铺上躺下来，两只手枕在脑袋后面，望着车顶。火车开动之后，窗外的花城一点一点往后退，先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然后是成片成片的芭蕉林，再然后是望不到边的田野，绿得发黄，像一块被太阳晒褪了色的旧桌布。小棠坐在下铺翻一本刚买的珠宝设计杂志，翻到某一页，指着一条项链说以后她要做一条比这个还好看一百倍的。周霄从上铺探出半个身子看了一眼，说：“你？你连耳洞都不敢打。”小棠把杂志卷起来敲他的脑袋。他缩回去，哈哈大笑。我躺在中铺，听他们拌嘴，耳朵里塞着一只耳机，另一只悬在被子外面。耳机里循环着MP3里存的那几首老歌，音量开得很小，小到他们的声音几乎盖过音乐。
　　火车晃荡了一整夜。我睡得不太安稳，半梦半醒之间，感觉床铺一直在轻轻颤抖，像有什么东西在地底下不停地敲。中途醒过一次，车厢里很暗，只有过道尽头亮着一盏小灯。小棠在下铺睡得歪七扭八，一只手垂在床沿外，手里还攥着那本杂志。对面的周霄翻了个身，被子裹成一团缠在腰上，一只脚从床栏缝隙里伸出来，脚趾对着天花板。我看了他一会儿。月光从车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细细的一条，落在他肩膀上。他的脸埋在枕头里，看不见表情，只能看见后脑勺上的头发短短地竖着，像被风吹倒的麦茬。然后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闭上了眼。
　　到上城的时候，已经是大中午了。走出火车站，一股冷风迎面扑过来。上城的十二月跟花城完全不一样。花城还在穿单衣，上城已经把一切都裹进了一层灰蒙蒙的冬意里。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铅灰色的天空，像一支支蘸饱了墨的毛笔。我们三个缩着脖子走出站口，站在广场上，看着眼前这座巨大的、灰调的城市。
　　复赛的场地在一所大学的老校区里，一栋红砖砌成的旧楼。楼前的梧桐树比花城的木棉还要粗，树皮一块一块地剥落，露出底下的灰白色。考场在三楼，一间大教室。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十几个人。有的低头在写，有的在翻资料，有的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目光落在窗外。
　　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桌上摆着一张白纸、一支笔。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落在桌面上，把白纸照得发亮。窗外那棵梧桐树的枝桠在玻璃上投下细细密密的影子，风一吹，影子晃了一下，像有人在用铅笔轻轻地画着什么。
　　题目发下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三个题目任选其一，我盯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旁边的考生已经开始写了，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那声音像无数条蚕在啃桑叶。我闭上眼睛，试着在脑子里找那个“对的句子”，那个一出口就能定下全文的句子。想起去年投稿的一篇文章，开头写的是“蝉声把夏天拉长成一条细细的线，爸爸在这头，妈妈在那头”。后来那篇没有回音。我总觉得是那句开头不够好，不够重，不够狠，压不住整篇文章。这次呢？我攥着笔，手心慢慢渗出了汗。
　　后来我还是写了。写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写到一半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问：够不够好？能不能拿奖？能不能不再当千年老二？那个声音像一只苍蝇，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怎么都赶不走。我涂涂改改，交卷的时候，稿纸上好几处墨迹洇开，像一小朵一小朵灰色的花。
　　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小棠和周霄在楼下的梧桐树下等我。周霄手里举着一根烤肠，正在啃，嘴角沾了酱汁。小棠坐在花坛边上，两条腿晃来晃去，看见我出来，跳下来跑过来问：“怎么样？”我说：“不知道。”小棠挽住我的胳膊，说：“管它呢，来了就行。”周霄把烤肠吃完，竹签扔进垃圾桶，抹了抹嘴，说：“走，带你们去吃好的。”
　　那天晚上，周霄带我们去了一家巷子里的生煎店。店面很小，几张桌子，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菜单。我们点了三份生煎、一碗牛肉粉丝汤、一碟醋。生煎的底煎得金黄焦脆，咬一口，滚烫的汤汁溅出来，烫得我直吸嘴。小棠笑我，自己咬的时候也烫了，叫得比我还大声。周霄坐在对面，一个一个地吃，吃得很快，腮帮子鼓鼓的。吃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打了一个小小的嗝，说：“明天成绩就出来了，别想了。”
　　成绩是第二天上午出的。在校园公告栏里贴了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获奖名单。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五名，三等奖十名。我站在公告栏前面，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没有我的名字。旁边有家长模样的人在拍照，有学生在打电话报喜。我站在那里，手指不自觉地攥着外套的下摆，把它攥成一小团。小棠从后面走过来，看了一眼名单，又看了我一眼。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她的手掌很暖，隔着薄薄的外套，像一小块熨斗，贴着我的肩胛骨。我知道她其实早就看到了，但她没有先说话。她在等我先说话。
　　然后我说：“走吧。”声音很平，平得像别人的声音。小棠捏了捏我的肩膀。我们转过身。周霄站在不远处，靠着梧桐树干，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他大概早就看过了，因为他没有凑过来看名单。他只是站在那里，一只脚点着地，另一只脚踩着地上一片枯黄的梧桐叶。看见我们走过来，他站直了，说：“走吧，带你们去个地方。”
　　他带我们去了外滩。坐地铁，换乘两次，出站的时候，上城的风又冷又湿，从江面上刮过来，钻进领口和袖口。外滩的堤岸上人很多，拍照的、卖气球的、散步的。江对岸那排高楼灯火通明，玻璃幕墙把光反射到江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色鳞片，浮在黑色的水面上，被波浪推来推去。我趴在栏杆上，看着江面。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有几缕黏在脸上，痒痒的。周霄站在我左边，两只手肘撑着栏杆，身体微微前倾，目光落在江对岸那栋最高的楼上。小棠站在我右边，用手机拍江景，拍了几张又删了，说“拍不出来”。我们三个就这么并排站着，谁也没提比赛的事。
　　后来周霄去旁边的摊位上买了三根热狗。他递给我一根，我接过来，握在手里，没吃。热狗外面裹着一层面包，烤得有点焦，面包皮上有一道裂口，热气从裂口里冒出来，在冷风里凝成一小团白雾，很快就散了。他咬了一大口自己的那根，腮帮子鼓鼓地嚼着，含含糊糊地说：“这地方风真大。”小棠说：“那你别站在风口啊。”他说：“那没办法，就这儿有位置。”小棠翻了个白眼。我没说话，低头咬了一口热狗。面包是软的，香肠是咸的，酱汁是酸的。我慢慢嚼着，一口一口咽下去。胸口有什么东西堵着，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像一颗石头沉在水底，你知道它在，但看不清它的形状。
　　那晚回到旅馆，小棠很快就睡了。我躺在她旁边的床上，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窗帘没拉严，上城的夜色从缝隙里渗进来，灰蒙蒙的。隔壁床上的周霄翻了个身，床垫发出一声闷响。然后我听到他很小声地说：“喂。”我没应。他又说：“王夏夏。”我嗯了一声。“别难过了。”他说。声音含含糊糊的，带着困意。“明天回去了。”
　　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的呼吸变得绵长均匀。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一片看不清形状的水渍，很久很久才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早班火车回花城。站台上风很大，上城的冷是那种往骨头里钻的冷，跟花城的闷热完全不同。我缩在候车椅上，看着站台上人来人往。小棠去买了三杯热豆浆，递给我一杯，杯壁烫烫的，捂在手心里刚好。周霄站在站台边缘，伸着脖子看列车进站的方向。他的外套拉链没拉，被风吹得翻起来，他用手按了一下，没按住，索性不管了，两只手插回兜里。火车进站的时候，带起一阵更猛的风，把站台上的纸片和落叶吹得满天飞。小棠叫了一声，躲到我身后。周霄偏过头，眯着眼看车厢一节一节地滑过去。然后车门开了，我们上了车。
　　回去的路上，我靠着窗坐。窗外的田野从灰绿变成翠绿，气温一点一点爬上来。到了省界之后，我把外套脱了，搭在膝盖上。小棠在下铺睡着了，呼吸声细细的。周霄坐在我对面的边座上，翻着一本不知道从哪捡来的报纸，翻了两页又放下，望着窗外发呆。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甘蔗田，绿得发亮，在阳光下像一块铺开的地毯。他忽然说：“回去以后，别想那个破比赛了。”我没应声。他继续看着窗外，说：“写东西有什么好写的。你看那些作家，有几个过得好的。”我说：“你不懂。”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右边脸颊的酒窝露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他转回去，没再说话。
　　火车到花城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站台上的路灯亮着，黄黄的光一团一团的，像被谁随手挂在电线杆上的橘子。出站口挤满了接站的人，举着牌子、伸着脖子，有人在喊名字，有人在挥手。我们三个从人群里挤出来，站在广场上，花城闷热的晚风迎面扑过来，带着汽车尾气和路边糖水铺的甜味。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热烘烘地灌进肺里，像把整个花城的夏天又吞了回来。我们三个从火车站坐公交回寺贝街，车挤，没座位，摇摇晃晃地站着。小棠扶着栏杆，周霄一只手拽着吊环，另一只手把书包抱在胸前。我站在他旁边，感觉到他胳膊的温度隔着衣服传过来。下车之后，我们各自往家走。小棠在小红院门口跟我们挥手，说明天见。周霄往巷尾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我一眼。路灯那黄黄的光从他身后涌过来，把他的脸隐在暗处，只看得见轮廓。他抬起手挥了一下，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进那片橘黄色的光里，影子越来越长，然后拐过巷口，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爸爸在客厅看电视，那个女人早已跟孩子睡着了。我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书包扔在椅子上，那张复赛通知单还夹在笔记本里，露出一角。我把它抽出来，看了一遍。然后我把那张通知单折好，塞进了抽屉最底层。关上抽屉的时候，手指上沾了一点木屑。我拍掉木屑，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窗外有蟋蟀在叫，短促的、断裂的。蝉声已经退下去了。夏天真的结束了。

　　空头约定

　　从复赛回来的第三天，小棠来找我。
　　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薄长袖，领口缀着一圈细碎的亮片，是她妈妈新给她买的。她坐在我床上，盘着腿，手里捧着一杯我刚泡的夏桑菊。窗外的阳光很好，照进来落在花阶砖上，映出绿白格子淡淡的倒影。她喝了一口茶，看着我。
　　“夏夏，我跟你说件事。”她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一点。
　　“嗯？”
　　“我雅思过了。”她说，“六点五分。我妈说这个分数够申请了。”
　　我愣了一秒。然后笑了，说：“真的？恭喜你啊。”声音从嘴里出来的时候，比我自己预想的要轻。小棠放下杯子，倾身过来，抓住我的手。她的掌心温热干燥，指甲上的淡粉色甲油在阳光下反着细细的光。“我申请了英国的珠宝设计专业，伦敦艺术大学。我妈同意了，她说女孩子出去见见世面也好。”
　　“什么时候走？”
　　“明年九月。”
　　我点了点头。窗外那棵老木棉的枝桠光秃秃地伸向天空，在风里轻轻摇晃，枝桠上只剩几片不肯掉落的枯叶，挣扎着抖了抖，终于还是被风带走了。我的手被她攥着，手心开始微微发潮。
　　“你也要加油，”小棠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认真，认真到不太像她，“你的写作，别放弃。”
　　她说完这句话，看着我。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客套，没有安慰，是她自己都不知道的一种笃定，她笃定王夏夏会写出好东西。我忽然觉得眼眶发烫。我偏过头去，看着窗外。巷口那棵木棉树在风里摇晃，枝桠上只剩几片黄叶，在风里挣扎着不肯掉下来。然后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小棠没有劝我。她只是用力攥紧了我的手。我听到她也吸了一下鼻子。我转过头看她，她的眼圈也红了。我们两个人坐在床边，手攥着手，眼泪掉在花阶砖上，一滴一滴的，洇开小小的深色圆印。哭什么？我也说不清。她哭，大概是因为要走了。我哭，大概是因为她要去的地方，是我连做梦都够不着的远方。
　　那天晚上，周霄来找我。
　　他站在我家楼下喊我名字，声音穿透暮色，从三楼阳台飘进来。爸爸在客厅里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换了鞋下楼。他站在巷子中间，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长袖，手里拎着两瓶汽水，玻璃瓶的，瓶身上凝着一层水雾，在路灯下亮晶晶的。他递给我一瓶，我接过来，瓶身冰凉。我们并排往巷口走，走到那棵老木棉树底下。他靠着树干，我靠着树干。他用牙咬开瓶盖，吐在地上，灌了一口。我用手拧瓶盖，拧不开。他看见了，把他那瓶往我手里一塞，拿过我那瓶，一拧就开了，递回来。两瓶汽水在空中交换了一下，像一个小小的、沉默的仪式。
　　“小棠要走了。”我说。
　　“嗯，她跟我说了。”
　　“她要去英国学珠宝设计。”
　　“嗯。”
　　沉默了一会儿。蟋蟀在树底下的草丛里叫，一声长一声短的。远处有狗吠，有摩托车驶过巷口的声音，有谁家电视里播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隐隐约约的。周霄喝了一口汽水，把瓶子搁在膝盖上。路灯的光从他头顶洒下来，把他的耳朵照得透红。他低着头，看着自己脚边的地面。他的鞋尖在石板缝里蹭了一下。
　　“你也别想那个比赛了。”他开口了，声音含含糊糊的，像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成绩这么烂，我说什么了？”
　　我看着他。他抬起头来，眼睛弯弯的，右眉尾那道浅浅的疤跟着动了一下。那个笑有点痞，有点无所谓。他说：“考同一所大学吧。”
　　我没说话。
　　“我努力追上你。”他说，“反正大学那么多，总有我能考上的。到时候——上城迪士尼快开了，我听我爸说的。到时候一起去玩。还有演唱会，那个谁陈奕迅不是要去巡演吗？我们一起去看。”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方，像在描绘一幅很远的画面。汽水瓶子在他手里转来转去，玻璃碰撞的声音脆生生的。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笃定，笃定得像在说一件已经安排好了的事。我看着他侧脸的轮廓，被路灯勾出一道浅浅的边。他的鼻梁不高，但挺直。他的下巴收得很利落，上面有一颗小小的痣，我以前没注意到。
　　“好不好？”他转过头来看着我。右边脸颊的酒窝又露了一下。
　　我低下头。用拇指按了按汽水瓶上的水雾，水珠顺着瓶身滑下去。然后我抬起头，对着他点了点头。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他的，哪个是我的。他笑了，笑得很舒展，眼角的弧线弯弯的，右眉尾的浅疤微微皱起来。他举起汽水瓶，在空中碰了一下我的汽水瓶。玻璃碰玻璃，叮的一声，脆生生的，像一句没有署名的承诺。那声响在夜色里弹了一下，被蟋蟀声吞没了。但那一声“叮”一直留在我的耳朵里，像颗被按下的琴弦，余音很久才散。我忘了那晚蟋蟀到底响了多久，只记得那声“叮”之后，所有的声音都模糊了，只剩下他汽水瓶上凝着的水珠，一颗一颗往下滴，滴在我们两个人中间的石板缝里，洇成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后来那片湿痕干了，我走过很多次，都没有再看见过任何痕迹。
　　“说好了。”他说。
　　“说好了。”我说。
　　说好了。考同一所大学。去迪士尼。看演唱会。作文比赛拿了奖也就是加二十分而已，不代表以后一定能成作家。这些道理我都懂。但他说“考同一所大学”的时候，我心里某个地方动了一下。像一个很久没开过的抽屉被人拉开了，里面透进来一点点光。如果写作不行，至少还有这个约定吧。至少还有他。
　　那个晚上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窗外的蟋蟀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花城的冬天终于正式来了，晚上有了点凉意。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枕边那盒MP3里，容祖儿还在唱。我按了暂停键，拿过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考同一所大学。然后画了一个圈，把“同一所”三个字圈起来。圈画得很圆，是我能画出的最圆的圆。然后我合上本子，关了灯。黑暗中，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那一声“叮”的余响。
　　在那个夜晚，我真的相信。相信那个约定会像他说的那样实现。相信他会努力追上来，像他说的那样。相信迪士尼会开，演唱会有票，我们会一起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像这次一起去上城一样，只是这次是去玩，不是去比赛。我相信了。因为不信的话，我还能信什么呢？写作的梦碎了。小棠要走了。只剩他了。只剩那一声“叮”，在我耳朵里，一遍一遍地响。
　　但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个晚上，我只记得汽水的气味。甜腻腻的，带一点塑料味，混着空气里的潮湿和远处传来的尾气味，黏在喉咙里，怎么也咽不下去。像一颗糖。含在嘴里的时候是甜的，化了之后，舌尖上只剩一点黏腻的余味，你分不清那是甜，还是酸。再后来，那颗糖也化了。连余味都没了。只剩那个空瓶子。和那一声“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