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阑珊处等你》与谁谭

119、册子里的编号 十

　　十一月二十六日，周四。

　　静姝六点五十就醒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床上把事排一遍，直接起身洗漱。

　　七点二十，她把两摞材料再核了一遍。白的留在桌上，黄的装进帆布包：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编号抄件、写明查询目的的申请，还有一本新的记录本和两支笔。

　　她另外做了一件事：把那张写着父亲名字的纸条折成小方块，放在包的内侧小袋里。她不知道这张纸有没有用，她只是觉得应该带。

　　七点四十，她出门。地铁站口有卖煎饼的摊子，她买了一个，站在路边吃完，然后上车。

　　出门前她到值班室跟刘师傅说了一声，说今天上午她不在，工作室的门锁了，要是有快递就放在值班室。

　　刘师傅问她去哪儿。

　　“去查一本册子。”静姝说，“查我爸的名字。”

　　刘师傅把笔从耳朵上取下来，在本子上写了一行。他写完抬头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你爸要是知道了，得笑。”

　　静姝说，他不太会笑。她自己也不太会笑，家里大概是传下来的。

　　“不太会笑的人，心里笑得比谁都响。”刘师傅说。

　　静姝没有接话。她出了巷子，回头看了一眼围挡。三张纸在早上的光里排得很平。

　　上车以后她给郑敏发了一条消息：上午我在外面，工作室不接人；X-02的取值依据今天下班前如果到了，你先看一遍，明天再给我。

　　郑敏回：好。她另外回了一句：祝顺利。

　　八点五十，她到市文化档案的楼下。

　　她在楼下站了有一分钟。门口有一棵槐树，树底下的地上落了一层黄叶子。有一个保安坐在门里看报纸，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她。

　　她走过去，把身份证拿在手里，问了一句：查档案是不是在里面登记。

　　保安说，一楼左边，先登记。

　　她说谢谢，往里走。走廊的灯是白的，墙上的漆有几处掉了。她走到窗口前面，才发现自己的手掌有一点汗，她把手指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楼不高，是九十年代的那种办公楼，外面的瓷砖是浅灰的，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她站在楼下抬头看了一会儿。她以前从这栋楼前面走过很多次，从来没有想过要进来。

　　九点，她在一楼的接待窗口前排了十分钟。前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来查单位志的，一个是来补□□明的。

　　九点十五，她递上身份证和申请。

　　窗口的女孩看了申请，抬头问她：“你要查的是编号？”

　　“是。”

　　“编号查询要走目录检索。”女孩说，“登记以后进查阅室。全程不能用手机拍照，摘录用我们的记录纸。你能接受吗。”

　　静姝说能。她在登记本上签字、写时间、写查询目的。女孩把她带进隔壁的一间屋子。

　　查阅室不大，一张长桌，四把椅子，靠墙一排浅绿色的柜子。屋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窗口的女孩，另一个是五十来岁的女工作人员，戴着老花镜。

　　屋子里的光是灯光，没有窗户。墙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三条注意事项，字很小：禁止拍照；禁止使用自带的记录本以外的纸张；摘录内容须经核对。

　　桌上铺着一层绿色的台布，边上有一处被烟头烫过的痕。

　　静姝把包放在椅子旁边，把椅子往里推了一寸，坐直了。

　　她把自己带的那张记录纸放在面前，拿笔的时候先把手上的汗擦掉了。

　　九点半，她坐下。

　　她先把那串六位数字写在一张记录纸上，双手推过去。

　　“前两位是年份。”她另外补了一句，“中间两位是类别，最后两位是顺序号。”

　　老花镜的女工作人员看了一眼，说这个格式她见过。她转身去柜子那边，拉出两本厚册子，抱到桌上。

　　册子是硬皮的，封面写着“代存物资登记（一）”。边角磨破了，用透明胶补过。

　　“这是目录。”她说，“目录里只有登记信息，物品本身不在我们这儿。”

　　静姝说她知道。

　　十点差十分，对照开始。
　　册子搬上来的时候有一股旧纸的味道。静姝自觉地把椅子往后挪了一点，让出翻页的空间。

　　女工作人员翻页的速度不快。她每一页都用手指从上面往下走一遍，像是在数行。翻到中间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把册子转了半圈，让那一行正对着静姝。

　　女工作人员按年份翻。翻到中间的时候，她把册子往静姝这边推了一点，用手指按住一页。

　　那一页上是一列手写的表格，一栏一栏填得很满。表格的列有：顺序号、物品名称、数量、代存单位、代存日期、接收人。

　　女工作人员用手指一路往下滑。

　　滑到第十几行的时候，她的手指停住了。

　　静姝把那一行看了三遍。

　　顺序号对得上。物品名称那一栏写着六个字：器材箱一只。

　　数量一栏写：一。

　　代存单位那一栏写：临川市文化服务公司。

　　代存日期那一栏，写的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接收人那一栏，写着三个字。

　　谭知白。

　　静姝看着那三个字，没有立刻说话。

　　她先看的是格子。那一行是用钢笔写的，字迹不是一个人写的——“顺序号”和“数量”是印刷体，“物品名称”“代存单位”“代存日期”是手写，最后“接收人”那一栏也是手写。写接收人的笔压比前面几栏重，笔画收得很快，尾笔没有回锋。

　　“是您父亲的签名吗？”女工作人员问。

　　“是。”静姝说，“也是他的字。”

　　“您怎么认出来的。”

　　“他写‘白’字的时候，那一撇拐得很急。”静姝说，“他写东西一贯快。”

　　女工作人员点了一下头，说她见过很多来查的人认笔迹，有的人认不出来，有的人一眼就认出来。

　　静姝没有再说。她的眼睛还在那一行上。

　　她想起父亲的手。那双手不太大，指节上有几个硬疙瘩，是常年握工具磨出来的。她小时候写不好字，父亲教过一次，说笔要握紧一点，写出来的字才不飘。她当时不服气，把笔握得死紧，写出来的字更难看。

　　现在她看到那行字，笔画确实不飘。

　　她想起了好多年前的一个下午。那天她放学回家，父亲在院子里洗一双手，手指缝里全是黑。母亲说他又去搬东西了，父亲说了一句“单位的东西”。

　　她那时候只觉得那是很平常的一句话。

　　“能摘录吗？”她问。

　　她问这句话之前，先问了一件别的事。

　　“这一行有没有被人改过。”

　　女工作人员把那一页凑近了看。她看了一会儿，说没有改过的痕迹，也没有涂改液；纸面干净，只是年份那一栏有人用铅笔在旁边轻轻点了一下，像是笔画的时候蹭的。

　　静姝说好。她把这一条也记了下来：无涂改痕迹；年份栏有铅笔轻点一处，性质不明。

　　女工作人员说，只能抄目录信息，不能抄物品内部的内容；而且只抄与她查询的编号相关的这一条。

　　静姝说好。她拿起笔，把那一行一个字一个字抄在记录纸上：编号、物品名称、数量、代存单位、代存日期、接收人。

　　她抄得很慢。抄到“谭知白”三个字的时候，她的笔顿了一下，随后把那三个字写得比别的字大一点。

　　十点二十分，她又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个编号有没有后续记录，比如领取、转出。

　　女工作人员又翻了两页，摇头。她说这一册里没有领取的记录。她另外说，领取记录一般在另一册，但那一册只记到二〇〇八年。

　　“为什么只到二〇〇八年？”

　　“二〇〇八年之前是分单位的。”女工作人员说，“后来几家并成一家，册子也跟着整。整的时候有人负责交，有人不管。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是当时交上来的那部分。”

　　静姝问，那没交上来的那部分，现在在哪儿。

　　女工作人员说她不知道。她说她只能告诉你，不在我们这儿。

　　“那我要想知道它在哪儿，该问谁。”

　　“问保管单位，或者问当年那家公司的上级。”她说，“也有可能已经没有了。”

　　静姝把“也有可能已经没有了”这一句也抄了下来。她抄的时候手很稳，因为她觉得这一句比任何一句安慰都实在。

　　“单位合并了。”她说，“合并以后，有的册子交上来了，有的没交上来。我们这儿只有交上来的。”

　　第二个问题：这条记录旁边那几个编号是什么，是不是同一批。

　　女工作人员说，是同一批，前后连着，代存单位相同，接收人是两个人。

　　静姝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

　　相邻的三行里，接收人一栏有两个名字。一个是谭知白，另一个名字她认得——是孙德海。

　　她没有说这件事。她只是把相邻几行的编号抄下来，一共三个，另外在两个名字旁边各打了一个小圈。

　　十点三十五，时间到了。

　　女工作人员把册子合上，抱回柜子那边。静姝把记录纸交给窗口的女孩核对，核对完由她带走。

　　出门的时候她问了最后一句：如果要看实物，要办什么手续。

　　女孩说，要看实物，需要向保管单位申请，或者由有权机关调取。她另外说，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原始代存人或者其继承人能提供与物品对应的凭据，可以申请核验。

　　静姝说，她手上有一张纸。

　　女孩说，那她可以把纸带来试试。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普通，就像在说别的一件事。

　　十点五十，她走出大楼。

　　门口那棵槐树下落了一层叶子。她站过去的时候，风把叶子吹动了一下，又停下。

　　她把手里的记录纸对折、再对折，放进包的内侧。她另外把那张写着父亲名字的纸条拿出来看了一眼——那张纸和记录纸上的三个字，是一样的。

　　她把两张纸并在一起放了。

　　外面有太阳，风不大。她在台阶下面站了一会儿，然后给母亲打电话。

　　母亲接得很快，第一句话是：“查到了吗。”

　　“查到了。”静姝说。

　　“册子里有他？”

　　“有。”她说，“册子上写着他的名字，是接收人。”

　　母亲那边没有声音。过了两秒，她说了一句：“他从来没说过他管过东西。”

　　静姝说，她也从来没听说过。

　　母亲问，那东西在哪儿。

　　“不在那儿。”静姝说，“册子只是目录。东西要看保管单位。”

　　母亲说，那你就去找。

　　静姝说，她下午还有一件事，明天再去找。

　　母亲说，好。她另外说了一句：她今天早上没去菜市场，把屋子扫了一遍。

　　十一点二十，她坐在街边的长椅上，把刚才抄的那三行看了一遍。

　　第一行是她父亲的编号。

　　第二行和第三行是相邻的两个编号，接收人一栏里有孙德海。

　　她把这三行抄在本子上，又把“孙德海”三个字圈了起来。

　　她记得孙德海。八月的时候，她跟这位老人在剧院后门口说过话；他讲过一次日常代班，讲过他见过的一个铁盒。她当时没有太在意这一个人。

　　现在她发现，同一个册子上，有两行挨着的编号写着他的名字。

　　她把本子合上，又打开。她想，她今天下午还有一件事，不能在上午把力气用完。

　　十一点四十，她给徐峰发了消息，只写了三句：编号在册；物品名称为器材箱一只；接收人为谭知白。

　　徐峰回：收到。他另外提醒她，下午查阅原件的时候，二十分钟只看一件事别贪多。

　　十二点，她吃了碗面，然后坐车往城西去。

　　面馆在一条小街里，桌子是折叠的，凳子是塑料的。她吃面的时候把记录纸摊在桌上又看了一遍，看到一半，老板娘过来收隔壁桌的碗，说了一句：写得真工整。

　　静姝说是抄的。

　　“抄的也要工整。”老板娘说，“我记账写歪了，过两天自己都认不出来。”

　　静姝笑了一下。她把纸收起来，另外在随身的小本子上写了一行：下午只问一件事——三页。

　　她给自己定了这一条：二十分钟里，她不能又看页数又看内容。她要先把“有几页”这件事定下来。

　　她想起徐峰上午说的话：别贪多。

　　她在车上把下午的四条核对项又默读了一遍：页数、装订孔、骑缝章、纸张颜色与折痕。

　　车过桥的时候，她把那张写着父亲名字的纸条从包里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那张纸今天没有用上。可她觉得它像是一把钥匙：先带着，总有一天会用上。她又想，钥匙不怕带着，怕的是拿着钥匙站在门口，却不敢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