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遇见的学姐》白日流云

4、陪夜 第二周开启

　　第二周开启，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在国内课堂我最怕被老师点名，在这里反倒没什么压力，大家都特别友善，说错也没关系。我能明显感觉到口语一点点变流畅，开口不用在心里反复预演，小组讨论我也敢插话。

　　学院举办 BBQ 露天活动，明媚阳光下，大家吃烤串、听音乐，氛围松弛热烈。我和邻桌的西班牙女孩、法国男孩聊到一起，先是聊各自中学的课业作息，后来又聊起足球。

　　吃完饭，她收拾餐盘路过我们这一桌，停下脚步：“可以啊，周然，英语进步很大。”我的脸颊微微发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也就敢在这儿随便说说，回国上课我还是不敢开口。” 嘴上这么讲，心底却悄悄泛起一丝得意。

　　某天下午我们去游览剑桥植物园。刚下过阵雨，草叶花瓣挂满水珠，阳光洒落，整座园子亮晶晶的。园中有一座玻璃温室，一走进去，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踏入另一个季节。

　　我们顺着温室小径缓步前行，不少植物我从未见过。她走在前面，遇见有特点的品种就停下给我们简单介绍。她平时说话语调软软的，聊起植物的时候却不一样，特别有热情，看得出是真心喜欢。我跟着她东张西望，顺口问她："学姐，你怎么认识这么多植物？"

　　"小时候爷爷家院子种了许多花草，我一直很喜欢，就多认了些。" 她说。

　　温室又闷又潮，我抬手擦了擦脖子。出了温室，没走几步，痒意顺着小臂往上蔓延。我低头一看，小臂上浮起一片疹子，和上次球场过敏时一模一样。

　　"学姐。" 我喊住她。她回过头，皱了皱眉，快步走近，仔细看我的手臂："是不是在温室碰到什么植物了？"

　　"不清楚…… 可能被哪片叶子或者花粉蹭到了。"

　　她说："我带了抗过敏药在包里，我找找看。"

　　还没等她把药品找出来，我感觉脖子一阵阵发烫，喉咙像被什么东西一点点收拢，吸进去的空气堵在半路。我停下脚步，撑着膝盖喘了两口，胸口发紧。

　　她察觉不对，目光落在我脸上，声音一下子绷紧了："周然？你还好吗？你嘴唇都白了。"

　　我想说没事，开口却只剩粗重的喘息，脚步也像灌了铅，走路都困难了。她扶住我的胳膊，回头喊了一声。营地一位英国老师跑过来，看了看我的状况，神色立刻变了，掏出手机就拨了电话。

　　我靠在林晚身上，身体一点点往下坠。喉咙像被人从里面掐住，每一次吸气都只能挤进来一丝，胸口闷得发疼。我脑子里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我不会死在这里吧。十七岁，在英国，在一场夏令营里。
　　她一只手扶着我，另一只手攥着我的手腕。我勉强侧过头看她，她的侧脸绷得很紧，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一直盯着那个打电话的英国老师。我从没见过她这样。认识她这些天，她永远是稳的、从容的、温柔的。可现在她的呼吸是乱的，攥着我手腕的手指也是凉的。

　　她低头看我，那双平时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此刻红了一圈：“周然，你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到。”她凑到我耳边说，像是在对我说，也像是在对她自己说。那个眼神，我后来想起过很多次。

　　我点点头，或者说我以为我点了头。视线开始变得模糊，周围的草地、远处的建筑，像被水泡过的画一样，颜色一点点洇开。我听见那个英国老师在旁边和林晚说话，声音又急又短。那些声音都隔着一层什么，忽远忽近。

　　不知过了多久，急救人员赶到了，给我打了一针，冰凉的药液推进血管，喉咙里那股堵塞感才一点点松开，呼吸慢慢顺畅起来。接着我躺在担架上被抬上车，她跟着上了车，坐在我旁边，一只手始终扶在我的胳膊上。

　　到了医院，检查做完，医生说情况还不稳定，建议住院观察一天。我被推进病房，才发现自己住的是儿童病房。一米八几的我缩在儿童病房的小床上，脚差点顶到床尾，无言地望着天花板。

　　护士是一个胖胖的中年英国女人，笑眯眯地问我：“亲爱的，要不要iPad？我可以拿一个过来给你玩。" 我愕然，而她站在床边，本来还挂着担心的神色，听见这句也忍不住弯了弯嘴角。

　　她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说：“我感觉喉咙还有点肿，但是呼吸没有问题了。”

　　她握了握我的手，掌心的温度传递过来，那双漂亮的眼睛深深地看着我：“周然，刚才真的吓死我了，还好你没事。”

　　我有点窘迫，指尖微微蜷了蜷：“我刚才呼吸困难的时候，其实也很害怕。在国内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自己也没想到。”

　　“你睡会儿吧，我在这儿。” 她说。

　　“你不回去吗？”

　　“你还没满十八，医院需要有一个成人陪护，我今晚就不回去了，已经跟营地那边说过了。”她说。

　　医院提供了简单的晚餐，吃饭的时候我问她：“学姐你的英文怎么这么好？和医院里的人聊天都很流利。”

　　她说：“我本科是英国读的，已经待了好几年了，上课生活全用英文，久了就习惯了。”

　　我好奇地追问：“”那你学的什么专业？“”

　　“数学。”

　　我很意外：“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你读文科。” 我语气带上几分泄气，“说起来挺惭愧，我的数学一直是老大难，上了高中学得一塌糊涂。”

　　她沉默片刻：“你父母给你找过家教老师补课吗？”

　　我老老实实回答道：“其实以前也补过课，效果不太好。”

　　气氛有点僵，她开起玩笑：“你还记得三一学院门口那棵小树吗？据说它是牛顿老家移植过来的，是那棵著名苹果树的后代。”

　　我呆住：“真的？就是砸中牛顿脑袋的那棵苹果树？”

　　她笑起来：“其实真假我也不清楚，就姑且当真好了。说不定回头你去那棵树下，让苹果砸砸你的脑袋，数学就开窍了。”

　　笑过之后，她似乎又认真想了想，轻声补充：“别太灰心嘛，说不定只是没找对路子。以后有想不通的数学题，搞不定可以来问我。”

　　我很惊讶，好半天才挤出一句：“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她的回复听上去并不像是场面客套。

　　心底一下子涨起一阵暖意，我咬了咬嘴唇：“谢谢学姐。”

　　晚上她就躺在我床边的沙发上，那沙发不长，没有办法完全躺平，我估计她也不舒服。半夜里，我借着微弱的光看到她睡着的眉眼，恬静又美好。

　　我躺在病床上，把那句“可以来问我”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我想，这算不算一个承诺？不算吧，她说的是“可以”，又不是“一定”。万一她只是客气呢？

　　次日醒来，窗外天光大亮，护士给我拿来了烤好的吐司当早饭，医生进来了。查看了我的情况，问了我一些问题，她在旁边做翻译，然后她告诉我可以出院了。有个行政人员在和她交代支付治疗费的事情。那个胖护士又拿了一些抗过敏药给我，说万一病情反复，可以马上使用。

　　回营地的路上，我问：“学姐，那个医药费怎么付？”她说：“没事，不用你付，夏令营统一买了保险的。”我没再追问。坐在车里，我忍不住侧过头看她。她靠在窗边，眼睛半闭着，大概是昨晚没睡好，累着了。我没有叫醒她，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