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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绷线   从会所 ...

  •   从会所回来后的第二天夜里,顾鸿洲头一回在赌场的旧办公室待到后半夜。

       名义是整理从前誊过的旧账,把哪几笔对得上、哪几笔对不上一样样写下来交上去,好让芬姐拿去给那位先生看,证明他这条咬过主人的狗,咬得确实准。

      办公室只剩他一个人,顶灯坏了一半,另一半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像一只随时会断气的虫。

      顾鸿洲伏在那张缺了角的旧桌前,笔尖在纸上划,心里却一秒也不在那些旧账上。

      他在等一样东西——一张能递到沈武京手里的字条,或者说,一个信号。

      他和沈武京、梁砚三个人,在搬回来的日子里,除了定下要演的戏,还定下了一套只有他们自己懂的记法。

      不打电话、不发短信,那两部机器如今多半都在别人眼皮底下。

      他们靠的是老法子——顾鸿洲从前在这间办公室里替人记账时养成的习惯:他会把当天的账誊得比平时多错几处,错哪几处、错在哪一行、错成什么数,都对应着一句话。

      这套法子笨,笨到外行根本看不出那是话,可笨有笨的好处,古承业的人可以翻他的纸,但看不出纸底下压着的字。

      今天他要递出去的话只有一句:他们给了我一份货单,让我送给你,那是饵,别急着咬。

      问题是这份东西他怎么送出去。

      梁砚不会靠近他,芬姐的眼睛钉在他身上,他自己更是连出这栋楼的门都要人陪着。

      他把这份货单的内容,装作不经意地,用同样的错法,夹进今天要交的旧账里——多写错三处,那三个数串起来,是他和梁砚早先约好的一个记号,意思是货在我手上,见沈。

      记号有了,还得有人来取。

      取账的人是每天清晨来收纸的那个哑巴杂工,那人不识字,只负责把纸搬下楼,搬给梁砚手下一个早就买通的司机。

      顾鸿洲算过时间,纸从这儿出去,最快也得明早,沈武京看到最早是明天中午。

      留给他的三天,从那位先生开口那晚起,已经过了两夜。

      这套错账的记法,是他、沈武京、梁砚三个人,在那间亮着灯的屋里琢磨了两个晚上琢磨出来的。

      起初梁砚主张用电子,沈武京摇头,“越是值钱的秘密越不能走机器,机器那头永远站着一个比你想的更耐心的人。”

      最后反而是顾鸿洲想起从前替人记账的毛病——他天生誊数爱在某些位子上手滑,改都改不掉,索性把这毛病变成暗号。

      那晚定下来时,沈武京看着他把几个数在纸上翻来覆去地试,“难为你把苦处练成了本事。”

      顾鸿洲当时手上没停,只回一句,“苦处若练不成本事,那就白苦了。”

      他把这句话记到现在,如今正用它来救他们三个人的命。

      就在他把最后一个错数落下去的时候,门被敲了两下。

      顾鸿洲手一抖,笔在纸上拖出一道歪线,他赶紧用指腹按住,抬头,是芬姐。

      芬姐靠在门框上,点了支烟,慢悠悠地说:“还没走呢?”

      顾鸿洲:“账没理完。”

      芬姐笑了一声,那笑在空办公室里格外清楚,“你倒是勤快,越勤快上头越喜欢。”

      顾鸿洲低着头不接话,把那页带错数的纸小心地压到最底下,像是在怕被人看见他誊得难看。

      芬姐把烟灰弹在烟缸里,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你最近夜里睡得可好?隔壁那间屋的灯怎么老亮着?”

      顾鸿洲后背一凉。

      隔壁那间是他暂住的地方,那盏灯是他每晚特意留着的——不是给谁报平安,是他和沈武京定下的另一重暗号:灯亮着,说明他还在、还活着、还没出事,这是给住在远处某栋楼里、能望见这一片的人看的。

      他没想到芬姐会注意到。

      他极快地稳住脸色,抬起头,眼里堆上一点恰到好处的疲惫,“睡不好,一闭眼就是那些旧事,开着灯心里踏实些,让芬姐见笑了。”

      芬姐盯着他那张脸看了很久,久到顾鸿洲几乎以为她要伸手去翻桌上那摞纸,末了却只是把烟掐了,“睡不好就早点回屋躺着,明早的车五点走,别误了。”

      她说这话时眼睛往那摞纸上瞟了一下,顾鸿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芬姐却已经转身往外走,到门口撂下一句,“上头说了,你这两天要是安生,好事就快来了。”

      顾鸿洲在黑暗里把那摞纸的摆放又默想了一遍。

      错数那页不能太靠上,太靠上,芬姐随手一抽就会露馅;也不能太靠下,太靠下,收纸的人图快,多半只翻头几页。

      他得把它埋在最容易被一笔带过、又一定会跟着一起下楼的地方——旧账的中段,压在一沓早就作废、连芬姐都懒得细看的流水中间。

      他闭着眼,在脑子里把那摞纸一页一页地叠,叠到第三遍,才确认放的位置既显眼又不起眼。

      这种把命托付给一叠废纸的滋味,他从前在赌桌上替人押注时尝过,那时尚且有人替他把输赢兜着,如今这桌上的每一注,押的都是他自己和那盏灯底下那个人的命。

      他不敢立刻去碰那摞纸。

      芬姐方才那一眼未必看穿了什么,多半只是习惯性地压他一头——这种在刀口上讨生活的人,最不信任的就是别人的安分。

      顾鸿洲索性一动不动。

      他听着窗外那阵嘈杂渐渐平息,又听见院子里有人压着嗓子在打电话,断续飘来几句,只捞到一个货字和一个砸字。

      他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他忽然明白外头那份慌是从哪来的:那位先生要三天,可沈武京那头多半已经先一步、按着他们原定的计划,去动了某个他们以为能拖一拖的环节——两边都在赶,赶着把对方往坑里引,结果两头一错,反倒把中间那层一直藏在暗处的东西,惊动了。

      芬姐走后,顾鸿洲在那把椅子上又坐了十分钟才敢动。

      他知道方才那道坎,是硬生生从他脸上迈过去的。

      他把最底下那页纸抽出来,重新检查了一遍那三个错数,确认没有涂改痕迹才把它们按原样理好,压回一摞旧账的中间,摆出最不起眼的样子。

      他吹灭了桌上那半盏灯,只留窗台上一支小蜡烛——那点亮光既够芬姐从远处望见,也算替他守着一桩说不出口的念想。

      他躺回隔壁那张硬板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把从会所那晚到今天所有能记住的细节,一条一条地在心里默背:货单上有几位生面孔,走货经过几道闸口,那位先生左手腕上那块磨白的旧表,落地窗左边那道缝,先生说过的每一句话。

      顾鸿洲知道这些东西明早就会顺着那条最笨、最慢、却最安全的路,一个字一个字地流到梁砚桌上,再流到沈武京手里。

      天快亮时,他才极轻地起身,摸黑把那摞旧账按心里排练过的顺序重新理了一遍,把带错数的那页不露痕迹地塞进中段。

      他的手在发抖,只能把手在裤腿上用力蹭了两下,直到指尖发麻,才勉强稳住。

      理完,他把纸摞摆回桌面最显眼也最寻常的位置,就像他这一整夜什么也没做过。

      他躺回床上,睁着眼等到窗纸泛白,听见楼下哑巴杂工那串熟悉的、拖沓的脚步声一点点近了,一颗心才随着那脚步声,被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提到了一个他既盼着、又怕着的地方。

      他不知道那叠纸到了梁砚手里,会被怎样飞快地译成沈武京能懂的话;他更不知道,外头那场他还没弄清原委的慌乱,会在几个钟头之后,以一种他完全没料到的方式,重新撞回这栋楼、撞到他脸上。

      顾鸿洲侧耳听着外头的动静,忽然想起沈武京在书房里说过的一句话:做局最怕的不是对方不咬钩,是双方都太急,钩还没沉底,线先绷断了。

      此刻窗外那阵撞门声,就是线绷得太响的声音。

      他恨自己此刻被钉在这栋楼里,连问一句都做不到,只能隔着一扇窗,听凭那条他亲手系的线,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被两头的手同时扯紧。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睡着的那几个小时里,城另一头那间亮着灯的屋子里,沈武京确实一夜没睡。

      这一夜,沈武京不是在等他的字条——沈武京在连夜做另一件事,一件顾鸿洲此刻还想不到、却将在接下来两天彻底改变整盘局的事。

      第二天清早,顾鸿洲被一阵嘈杂惊醒,那嘈杂不是往常车来人往的动静,而是好几辆车几乎撞着门停下的声音。

      他冲到窗边,正撞见院子里古承业铁青着脸从车上下来,芬姐小跑着跟在后面,手里攥着手机,脸上是一种他从没在芬姐脸上见过的神色——不是狠,是慌。

      顾鸿洲的脑子嗡的一声:那位先生要的是三天,可眼下才过两夜,怎么外头像是先有人沉不住气动了。

      他扶着窗台的手指一点点收紧,一个念头压不住地往上冒——有人,把戏演过头了,提前动了手。

      而他那份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话,那份写着别急着咬的饵,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楼下那摞旧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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