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钙值异常》我是废物小宝贝

22、第二十二章 亲属 贺明远和贺

　　贺明远和贺行舟的关系，是通过户籍档案确认的。

　　桑栀和闻述在省厅户政部门的协助下调取了贺行舟和贺明远的户籍底册。贺行舟的户籍信息在城东老城区，贺明远的户籍信息在城郊某乡镇。两本户籍底册的户主栏里，都写着同一个名字——贺德厚。

　　贺德厚，贺行舟的父亲，贺明远的祖父。

　　“贺明远是贺行舟的侄子。”闻述把两本户籍底册并排放着，“贺行舟的弟弟贺明远——不，是贺行舟的弟弟的儿子叫贺明远。”

　　桑栀凑过去看。贺德厚的户籍底册上，子女栏里有两个名字：贺行舟、贺行远。贺行远是贺明远的父亲。贺行远早年迁出了城东老城区，落户在城郊的乡镇，贺明远的户籍跟着父亲。但贺德厚的底册上，贺行远的名字旁边用铅笔标注了迁出日期——1998年。

　　“贺行远的儿子叫贺明远。”桑栀说，“所以贺行舟是贺明远的伯父。”

　　闻述翻开2004年案件的材料，翻到询问笔录那一页。贺明远，二十八岁，和死者是同一家工厂的工友。询问笔录上登记的家庭住址是城郊某乡镇——和户籍底册上的地址一致。

　　“贺行舟一直知道这个案子。”桑栀说，“他是物证鉴定处的检验人员，2004年的时候就在。他看到了那份没有签名的复核意见，看到了雍庭川签的鉴定报告，看到了周远声没有签字。但他什么都没做。因为涉案的是他的侄子。”

　　闻述把材料放下。“他在短信里写的是‘家属一直没有申诉’。贺明远的家属——也就是贺行舟自己——没有申诉。”

　　“他不能申诉。”桑栀说，“如果他申诉，就意味着他承认自己看到了那份有问题的复核意见却没有阻止。他会被调离岗位，甚至被追究责任。他选择了沉默，但他记住了这个案子。他记住了2004年11月，记住了宗明远的名字，记住了那份没有人签字的复核意见。”

　　桑栀想起贺行舟在检察院询问时说过的那些话。他承认了2007年改数据的事，承认了2008年打匿名电话的事，但他没有提贺明远。他只在短信里说了“2004年11月，鉴定中心接了一个案子。死者是女性，家属一直没有申诉。褚慎没有签那份报告。是雍庭川签的。”

　　他没有说“涉案的是我的侄子”。他把这个信息藏在了最后。

　　闻述看了看时间。“贺明远现在在哪个监狱？”

　　桑栀翻开2004年案件的结案报告，在判决书摘要栏里找到了监狱名称——邻省的一所重刑犯监狱。贺明远200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2018年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目前仍在服刑。

　　“如果我们要找贺明远了解情况，需要走什么程序？”桑栀问。

　　闻述翻到检察机关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因办案需要向罪犯了解有关情况的，凭办案机关公函和办案人员有效工作证件，经监狱批准后可以提讯。我们以调查核实的名义去，不需要提讯证，但需要检察长批准。”

　　“我去申请。”

　　闻述点了点头。“还有一件事。贺明远如果知道鉴定报告有问题，他可能已经申诉过。案卷里没有家属申诉的记录，但贺明远本人在监狱里可能写过申诉材料。监狱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应当及时处理或者转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

　　“所以监狱里可能有贺明远的申诉记录。”桑栀说，“我们先申请调阅贺明远的申诉档案，再去见他。”

　　闻述在笔记本上记了一行字。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楼下的梧桐树在风里轻轻晃。

　　“你去申请调阅函。我去找佟检签字。”闻述说。

　　第二天上午，闻述从佟检察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份批准函。佟检察长批得很快，但他多说了一句话：“这个案子已经超出最初的范围了。从鉴定造假到真凶追查，案件的性质在变化。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桑栀明白他的意思。最初的调查对象是周远声和雍庭川，案由是鉴定造假。现在案件指向了2004年的命案，如果真凶另有其人，那就是一起新的故意杀人案。检察机关不能直接侦查故意杀人，但可以监督公安机关重新侦查。调查核实和重新侦查之间的边界，需要精确把握。

　　“我们先见贺明远。确认2004年的鉴定报告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桑栀说，“至于真凶追查，等贺明远的陈述之后，再决定下一步。”

　　批准函是通过机要通道发往邻省监狱管理局的。回复在三天后到了：同意调阅贺明远的申诉档案，安排在周五上午提讯。

　　周五早上六点，桑栀和闻述出发了。开车四个小时，到了邻省的那所重刑犯监狱。监狱在郊外，高墙和电网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沉默而坚硬。监狱的狱政科接待了她们，核对批准函和工作证件之后，一个副科长带她们去了档案室。

　　贺明远的申诉档案有三份。

　　第一份是2006年写的，那时他刚入狱不久。申诉书只有两页纸，内容很简单：“我没有杀人。我认罪是因为他们说鉴定报告不会错。我现在觉得鉴定报告可能错了。请重新审查。”

　　第二份是2010年写的。这一份比第一份长一些。贺明远写道，他在监狱的图书室里看了法律书籍，知道了鉴定报告需要经过复核。他问：“我案子的鉴定报告，有没有经过省厅物证鉴定处的复核？如果没有，鉴定报告能不能用？”

　　第三份是2015年写的。这一份只有一页纸。上面只有一行字：“我叔叔贺行舟在物证鉴定处工作。他从来没有来看过我。”

　　桑栀把第三份申诉书翻过来。背面没有字，但在纸的边缘有一小块折痕，像是被人捏在手里很久。

　　“他一直在申诉。”闻述说。

　　“但没有人回应他。”桑栀翻到申诉档案的后面。三份申诉书都有监狱转送的记录，转送单位写的是原审法院和原侦查机关。但没有回复记录。没有立案复查，没有驳回通知，什么都没有。

　　“三份申诉，全部转送了。但没有任何回复。”桑栀说。

　　狱政科的副科长在旁边说：“罪犯的申诉材料，监狱按规定转送。但转送之后，处理结果由接收单位决定。如果接收单位不回复，监狱也没有办法。”

　　闻述把三份申诉书的关键信息记了下来。然后她问：“贺明远现在在哪个监区？我们想见他。”

　　副科长查了一下系统。“三监区。我现在安排。”

　　提讯室在监狱办公楼的一层，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墙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上有一台录音录像设备。桑栀和闻述坐在桌子一侧。等了大概十分钟，门开了，一个穿着囚服的男人被法警带了进来。

　　贺明远比照片上老了很多。他五十岁了，头发几乎全白，脸上的皱纹很深，颧骨突出，眼窝凹陷。他的背微微驼着，走路的时候步子很小，囚服的袖口挽到手腕，露出的手指粗糙，指甲很短。

　　他在椅子上坐下。法警站在他身后。他抬起头，看了看对面的两个女人。他的目光在闻述身上停了一下，然后落在桑栀脸上。

　　“你们是检察院的？”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这么多话。

　　“对。”闻述出示了工作证件，“我是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的闻述。这位是桑栀，法医。我们今天来，是想向你了解2004年案件的一些情况。”

　　贺明远的手指在桌面上收紧了一下。他的目光在闻述的工作证件上停了几秒，然后收回去。

　　“2004年。”他把这个年份念了一遍，“二十年了。”

　　“你的申诉材料，我们看了。”闻述说，“三份申诉书，分别写于2006年、2010年和2015年。”

　　贺明远沉默了一会儿。“你们看了。”

　　“对。你写‘我没有杀人’。你写‘鉴定报告可能错了’。你写‘我叔叔贺行舟在物证鉴定处工作，他从来没有来看过我’。”

　　贺明远的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收紧。他的指节发白，手背上的青筋凸起。

　　“你们查了我叔叔？”

　　“我们查了2004年的案件。”闻述说，“鉴定报告是雍庭川签的。复核意见是空白的，没有签字。你叔叔贺行舟当时在物证鉴定处工作。”

　　贺明远低下头。他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叔叔没有来看过我。”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我入狱的第一年，他来过一次。隔着玻璃，他什么都没说。就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了。后来再也没有来过。”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他说了一句话。”贺明远说，“他说，‘明远，我对不起你。’然后他就走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对不起。我以为他是觉得没帮我请律师。后来我在监狱的图书室里看了法律书，才知道鉴定报告需要复核。我才想，他是不是知道什么。”

　　桑栀坐在旁边，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收紧。贺行舟知道。他从2004年就知道。他看到了那份没有签名的复核意见，看到了雍庭川的鉴定报告，看到了周远声没有签字。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没做。他去看了一次贺明远，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然后走了。

　　“贺明远，”闻述说，“2004年那个案子，你认罪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什么？”

　　贺明远抬起头。“有。审讯的时候，办案的人跟我说，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我跑不掉。他们说‘省里的鉴定报告，你翻不了’。我就认了。”

　　“办案的人是谁？”

　　“一个姓宗的。别人叫他宗支队。”

　　宗明远。2004年，宗明远是省厅刑侦总队副队长。

　　“你有没有见过鉴定报告？”

　　“见过。他们给我看了结论页。上面写着‘颈部压痕与嫌疑人右手掌印吻合’。我看了，就认了。我不懂鉴定报告，他们说吻合就是吻合。”

　　“你有没有注意到鉴定报告上的鉴定人是谁？”

　　贺明远想了一会儿。“好像是一个姓雍的。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不是褚主任。”

　　“你认识褚慎？”

　　“褚主任来过我们厂里做过一次普法讲座。我见过他。他的签名我认得。鉴定报告上不是他的签名。”

　　桑栀和闻述对视了一眼。贺明远知道褚慎的签名。因为褚慎去过他工作的工厂做过讲座。他记得褚慎的签名，所以在鉴定报告上看到雍庭川的名字时，他觉得不对。但他说不出哪里不对。

　　“贺明远，”桑栀开口了，“你写的第三份申诉书，写的是2015年。为什么是那一年？”

　　贺明远看着她。他的眼睛很浑浊，但目光很稳。“2015年，我在监狱的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省高院复查了一个案子，维持了原判。那个案子的鉴定报告是省法医鉴定中心出的。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想，我的案子也是那个中心出的鉴定报告。如果他们能复查别人的案子，为什么不能复查我的？”

　　“你写了申诉书。”

　　“写了。但没有人回复。”贺明远说，“我把申诉书交给管教，管教说会转送。后来我问他有没有回复，他说‘没有消息就是没有消息’。”

　　闻述翻到申诉档案的最后一页。“你的三份申诉书，转送单位都是原审法院和原侦查机关。没有转送给省检察院。”

　　贺明远看着她。“转送给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交了申诉书，然后就没了。”

　　提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贺明远的陈述很平，没有情绪起伏，像是在讲述一件已经放了很久的事。他说了2004年案件的基本情况——他和死者是工友，案发当天他上夜班，下班后回宿舍睡觉，第二天被警察带走。他说他不记得自己掐过人，但鉴定报告说吻合，他就认了。

　　提讯结束的时候，贺明远站起来。法警走过来，准备带他回去。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着桑栀。

　　“那个鉴定报告，真的有问题？”

　　“有。”桑栀说。

　　贺明远看着她。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他转过身，跟着法警走出了提讯室。囚服的背影在走廊里渐渐变小。

　　桑栀坐在椅子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她想起再审开庭那天，2007年的被告人走出法庭时的眼神。浑浊的，有血丝的，但很静。贺明远的眼神也是那样的。

　　“闻述。”

　　“嗯。”

　　“他的三份申诉书，都没有转到省检察院。”桑栀说，“如果其中任何一份转到了，我们可能早几年就发现了。”

　　闻述把录音设备关掉，把笔录收好。“申诉书的转送流程是监狱按规定转给原审法院和原侦查机关。原审法院和原侦查机关如果没有回复，监狱没有义务再转。这是制度上的漏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

　　“但贺行舟知道这个漏洞。”桑栀说，“他在物证鉴定处工作了十几年，他知道申诉材料会转到哪里，也知道转到哪里之后会石沉大海。他2015年看到电视新闻的时候，可能也想过帮贺明远申诉。但他没有。”

　　闻述把材料放进包里，站起来。“他没有。他选择了沉默，和2004年一样。但他留了线索——电费催缴单背面的‘宗。2004。11月。’。他一直在等有人来问。”

　　桑栀把杯子从包里拿出来。杯子里没有水，杯壁冰凉。她握着杯子，看着杯沿那道裂纹。

　　“走吧。”她说，“回去。”

　　两个人走出提讯室，穿过监狱的走廊，经过一道一道的铁门。狱政科的副科长在办公楼门口等着她们，把调阅函的副本递给闻述，上面盖了监狱的公章。

　　“贺明远的申诉档案，我们会整理一份复印件给你们。”副科长说。

　　闻述道了谢。两个人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天还是阴的，风从旷野里吹过来，带着泥土和枯草的气味。桑栀站在监狱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那道高墙和电网。

　　“闻述。”

　　“嗯。”

　　“贺明远的案子，2004年的。鉴定报告有问题，但被告人认罪了。如果没有新的证据证明真凶另有其人，再审很难启动。”

　　“但鉴定报告造假这件事已经查实了。”闻述说，“周远声和雍庭川的行政处罚决定已经生效。贺明远的案子，至少可以以‘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为由申请再审。”

　　“那真凶呢？”

　　闻述没有马上回答。她看着远处的公路，一辆货车经过，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传过来，很沉。

　　“先启动再审。”她说，“再审之后，如果判决‘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公安机关可以重新立案侦查。2004年的案发现场虽然不存在了，但物证可能还在。鉴定报告造假这件事本身就是线索——造假的人是为了掩盖什么，被掩盖的东西就是侦查的方向。”

　　桑栀把杯子放回包里。“宗明远。2004年，他是刑侦总队副队长。贺明远说审讯的时候，办案的人跟他说‘省里的鉴定报告，你翻不了’。这个话，可能就是他说的。”

　　“宗明远2011年因受贿罪被判了十二年。他还在服刑。”闻述说，“我们可以去见他。”

　　“先提交再审检察建议。”桑栀说，“2004年的案子，加上2007年和2009年的，一并提交。”

　　闻述点了点头。两个人走下台阶，走向停车场。桑栀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她透过车窗看了一眼监狱的高墙。墙上拉着电网，灰色的天空下，铁丝的轮廓很清晰。

　　贺明远在里面待了二十年。他的伯父贺行舟在外面等了二十年。两个人都知道鉴定报告有问题，但一个不能申诉，一个不敢申诉。

　　“回省城。”桑栀说。

　　闻述发动引擎。车驶上公路，监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桑栀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她想起贺行舟在检察院询问室里说的那些话。他承认了2007年改数据的事，承认了2008年打匿名电话的事，但他没有提贺明远。他只在短信里说了2004年11月的案子。他把这个信息藏在了最后。

　　他把最重的东西，留在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