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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第二十章 动机 再审判决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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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判决之后,国家赔偿程序走得比桑栀预想的快。
被告人委托了法律援助律师,向省高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申请材料包括再审判决书、原判刑罚执行证明、羁押期间的工资收入证明。按照2026年5月最高法公布的标准,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每日495.94元计算。被告人被羁押了四千七百多天,人身自由赔偿金算下来是两百三十多万。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总额接近三百万。
赔偿决定书下达那天,闻述把复印件放在桑栀桌上。
“赔了。”她说,“钱不多,但程序上算完了。”
桑栀看了一眼那个数字。两百三十多万。十三年的自由,换算成每天495.94元。她把复印件翻过来,背面是赔偿决定书的送达回执,被告人的签名歪歪斜斜,像是握笔的手还在抖。
“他拿到钱之后打算做什么?”桑栀问。
“不知道。法律援助律师说他想回老家。他老家在农村,父母已经不在了,但还有一个姐姐。”
桑栀把复印件放进文件夹。她想起再审开庭那天,被告人站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我申诉了十三年。今天终于有人看了我的材料。”这句话在法庭的空调嗡鸣声里显得很轻,但桑栀记得很清楚。
国家赔偿是钱能解决的部分。钱不能解决的部分,是那个至今没有找到的真凶。
贺行舟发来了第三条短信。
这一次号码和之前都不一样,内容比前两次长。桑栀是在办公室收到这条短信的,当时闻述正在整理再审判决书的归档材料。
“2007年之前,物证鉴定处复核过的案件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过很多次。不是周远声。是当时刑侦总队的一个副队长,姓宗。他负责的案子,鉴定报告流转都特别快。雍庭川调去鉴定中心之前,和他吃过好几次饭。2005年之后这个人调走了,去了外省。你们可以查。”
没有落款,没有标点。桑栀把短信截图发给闻述,闻述看了一眼,打开电脑。
“姓宗。刑侦总队副队长。2005年之后调去外省。”她在搜索栏里输入了几个关键词,翻了十几页结果,停在一则2011年的旧新闻上。
“宗明远。2002年到2005年任省厅刑侦总队副队长。2005年调任外省公安厅刑侦局副局长。2011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新闻里写的是‘利用职务便利,在案件侦办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没有写具体是哪些案件。”
桑栀凑过来看。新闻配图是一张庭审照片,宗明远站在被告席上,头发很短,面颊凹陷,穿着看守所的蓝色马甲。照片像素很低,但能看清他的五官轮廓。
“2002年到2005年。”桑栀说,“2007年的案子发生在2007年,宗明远已经调走了。但2007年的鉴定报告,周远声改数据的理由是‘案件催得紧’。如果宗明远在2005年之前经手的案件也是这种模式,说明‘催得紧’不是偶然,是有人在上面推动。”
“宗明远2005年调走,但2005年之前他在刑侦总队负责的案子,鉴定报告都在物证鉴定处复核过。贺行舟说‘鉴定报告流转特别快’——这和王志刚说2007年案件‘从送检到移送将近两个月’是矛盾的。”
“不矛盾。”桑栀说,“宗明远在的时候,报告流转快,因为他在上面压。宗明远调走之后,2007年的案子换了别人负责,但鉴定报告的复核还是周远声在做。周远声已经习惯了‘快’的节奏,所以他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数据异常。”
闻述把宗明远的信息记在笔记本上。“宗明远2005年调走,2011年因受贿判刑。他收受的财物,有没有和鉴定报告相关的部分?”
“新闻里没写。但可以查判决书。”桑栀说。
闻述给省高院档案室打了电话,申请调阅宗明远案的判决书。对方回复说需要走正式调取程序,三天左右。闻述提交了申请。
下午,桑栀去了褚慎原来的小区。
她没有特定的目的,只是想看看。六楼的门还是关着,隔壁的老太太不在家。她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棵老樟树。叶子落了大半,枝丫光秃秃地伸向灰白色的天空。
她走到单元门口,按了按隔壁老太太的门铃。没有人应。她转身准备走的时候,看见一楼楼梯间旁边的信箱。信箱是老式的铁皮箱,一排六个,每个箱子上贴着住户的房号。褚慎的那个信箱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标签,上面写着“601”。标签的边缘翘起,露出底下另一层更旧的标签。
桑栀打开信箱。信箱里塞着几份广告传单和一张电费催缴单。她把催缴单拿出来看了一眼,户名是褚慎,地址是601室,欠费金额不多,日期是上个月的。褚慎搬走之后没有办电费过户,催缴单还在往这个地址寄。
她把催缴单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很淡,几乎看不清。她把纸凑到光下,辨认出几个字:
“宗。2004。11月。”
桑栀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宗。2004。11月。褚慎在搬走之前,在这张电费催缴单的背面写了这几个字。他不知道谁会看到,但他留了下来。
她拿出手机,把催缴单正反面都拍了照。然后她把催缴单放回信箱,关上信箱门。铁皮门发出吱呀一声,在安静的楼道里回响。
桑栀走出单元门的时候,风从巷子口灌过来。她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站在老樟树下,给闻述发了一条消息:“褚慎的信箱里有一张电费催缴单,背面写了‘宗。2004。11月。’”
闻述回复得很快:“他在等有人来找。”
桑栀把手机放进口袋。她抬头看了一眼六楼的窗户。窗帘拉着,里面是空的。褚慎搬去了南方,寄了一张明信片,写了一行字。他没有留下地址,但他在信箱里留了三个词。宗。2004。11月。
这三个词是什么?一个名字的缩略,一个年份,一个月份。2004年11月,褚慎在鉴定中心工作,宗明远在刑侦总队任副队长。如果那个月发生了什么,让褚慎在十几年后仍然记得,那一定不是小事。
桑栀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手机又震了一下。贺行舟的第四条短信。
“2004年11月,鉴定中心接了一个案子。死者是女性,家属一直没有申诉。褚慎没有签那份报告。是雍庭川签的。”
桑栀站在小区门口,看着那行字。2004年11月。雍庭川签的鉴定报告。褚慎没有签。宗明远当时还在刑侦总队。
她把短信截图发给闻述。闻述的电话打了过来。
“2004年的案子,死者是女性,家属没有申诉。”闻述说,“如果褚慎没有签那份报告,雍庭川签了,而宗明远在刑侦总队。这个案子的鉴定报告可能根本没有经过物证鉴定处的正规复核,或者复核被绕过了。”
“宗明远2005年调走。2004年11月是他调走前最后几个月经手的案子之一。”
“这个案子可能才是起点。”闻述说,“2007年和2009年的操作模式,可能是在2004年形成的。”
桑栀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小区门口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她脚下。一个老人牵着狗从她身边走过,狗绳拖在地上。
“查2004年的案子。”她说,“贺行舟知道案号或者死者信息吗?”
“他没说。但他说‘家属一直没有申诉’。这意味着死者家属可能不知道鉴定报告有问题,或者不认为有问题。”
桑栀想了一下。“如果家属没有申诉,这个案子可能已经结案了。鉴定报告在档案里,没有被翻出来过。”
“我们需要找到这个案子。2004年11月,鉴定中心,雍庭川签的鉴定报告,死者是女性。”
桑栀挂了电话。她站在路灯下,把那个白色马克杯从包里拿出来。杯子里没有水,杯壁冰凉。她握着杯子,看着杯沿那道裂纹。
褚慎在电费催缴单背面写了“宗。2004。11月。”,然后把催缴单塞回信箱。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他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打开那个信箱。他把线索留在了最不起眼的地方,就像他把那沓手写记录留在河边仓库、老航运宿舍、巷子旧木柜和顶楼棚屋里一样。
他一直在留东西。只是她之前没有找到这个信箱。
桑栀把杯子放回包里,走向地铁站。路过一个垃圾桶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那个垃圾桶旁边放着一个旧纸箱,箱子里有几本被丢弃的书。最上面一本的封面已经卷边,书名是《司法鉴定程序通则释义》。她看了一眼,没有捡。
她继续往前走。地铁站的灯光在前方亮着,人来人往。她刷卡进站,站在站台上等车。列车进站的风吹起她的头发。她上了车,找了一个靠门的座位坐下。
车窗外是漆黑的隧道,玻璃上映出她自己的脸。
2004年11月。一个褚慎没有签字的案子。雍庭川签的。宗明远经手的。家属没有申诉的。
这个案子可能是所有事情的起点。
列车在隧道里行驶,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很规律。桑栀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她在想那个2004年死去的女人。她的家属至今不知道鉴定报告有问题,可能已经接受了“凶手被绳之以法”的结论。但如果那个凶手是错的,就像2007年和2009年的被告人一样——
那真凶在哪里?
列车到站了。桑栀睁开眼睛,站起来,走出车厢。站台上的风比隧道里凉一些。她走上扶梯,回到地面。省城的夜晚亮着路灯,行人匆匆走过。她往检察院的方向走,步伐比刚才快了一些。
明天要查2004年的案子。明天要找那个案号。明天要告诉闻述,褚慎在信箱里留了东西。
她走到检察院大楼楼下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七楼。复核小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闻述还在里面。
桑栀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