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钙值异常》我是废物小宝贝

2、第二章 四十八小时 省厅物证保

　　省厅物证保管中心在城北，一栋灰白色的六层楼，外墙没有任何标识，只有门口的保安亭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桑栀和闻述在门口登记的时候，保安翻了两遍她们的调阅审批单，又打了一个电话，才把门打开。

　　“三楼，档案室。找李科长。”

　　档案室在三楼走廊的尽头。推开门，一股旧纸和防虫剂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房间很大，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在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档案架上。档案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每一层都塞满了牛皮纸档案盒，盒脊上贴着手写的标签，字迹密密麻麻。

　　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从档案架后面探出头，头发剪得很短，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用胶带缠了一圈。

　　“桑法医？闻检察官？”

　　“李科长。”闻述把审批单递过去。

　　李科长接过来看了一眼，转身往档案架深处走：“2009年的案子，故意杀人，对吧？我昨天查了索引，档案盒在第七排最上面一层。你们自己上去拿还是我给你们取？”

　　“我们自己来。”桑栀说。

　　李科长搬来一架铝合金人字梯，靠在档案架旁边。“最上面那层，靠左边，标签上写着‘2009-刑-047’。小心点，这架子有点晃。”

　　桑栀爬上梯子。第七排最上面一层落了薄薄一层灰，她把档案盒抽出来的时候，指尖沾了一层灰白色的粉末。档案盒很重，牛皮纸的边缘有些发脆，盒脊上的标签用黑色签字笔写着案号和案由，字迹工整，是当年归档时统一写的。

　　她把档案盒抱下来，放在档案室中间的阅览桌上。闻述拉开椅子坐下，桑栀坐在她旁边，两个人面前摊开那个牛皮纸档案盒。

　　“这里面的东西，”李科长站在旁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从2009年归档之后，没被人借出过。调阅记录上只有一次，2015年，省高院复查的时候，派人来看过一次。看的是复印件，原件没动。”

　　“2015年那次，来的人是谁？”闻述问。

　　李科长想了想：“记录上签的是周远声。省厅物证鉴定处的。”

　　桑栀的手指停在档案盒的盖子上。周远声。闻述之前查到的那个名字——雍庭川在省厅物证鉴定处的下属，2015年复查的实际执行人。

　　“记录还在吗？”

　　“在。你们看完档案我给你们调调阅登记簿。”

　　桑栀打开档案盒的盖子。

　　里面的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每一份都装在透明的塑料文件袋里，袋口用回形针别着。最上面是一份送检登记表，纸张已经泛黄，但字迹清晰。送检单位：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送检人：周远声。送检时间：2009年3月19日。

　　她翻到下一页。样本采集记录。

　　采集日期：2009年3月17日。采集地点：案发现场。采集人：戚霖。样本编号：从01到14，共十四份。其中12号样本的备注栏写着：“颈部皮肤组织，约2cm×1.5cm，置于无菌样本管，4℃保存。”

　　桑栀的目光在两个日期之间来回移动。3月17日采集，3月19日送达鉴定中心。中间隔了两天。

　　“四十八小时。”她说。

　　闻述凑过来看了一眼：“从采集到送检，中间隔了四十八小时。”

　　“案发现场在市区，鉴定中心也在市区。正常的样本送检流程，采集完成后应当立即送检，最迟不超过二十四小时。这四十八小时里，样本在哪里，谁在保管，有没有人接触过——这些信息在这份记录里完全没有体现。”

　　桑栀把送检登记表和样本采集记录并排放在一起，用手指沿着两份文件的边缘对齐。纸张的尺寸完全一致，但送检登记表上有一条明显的横向折痕，折痕穿过表格的中部，正好压在“送检人签字”那一栏上。样本采集记录的同一位置也有一条折痕，但比送检登记表上的浅得多，像是被上面的纸张压出来的。

　　“这两份材料，”桑栀说，“曾经叠在一起存放过。而且存放的时候，送检登记表是放在上面的。”

　　闻述看着她：“说明什么？”

　　“说明归档的时候，这两份材料是被当作一个整体处理的。送检登记表和样本采集记录放在同一个文件袋里，送检登记表在上，采集记录在下。”桑栀把两份材料翻过来，看着背面。纸张的背面是空白的，但在采集记录背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极淡的圆形痕迹，像是曾经被一个杯底压过。

　　“这个痕迹，”她把纸凑到灯下，“杯底的直径大概六厘米，边缘有一圈水渍干涸后留下的浅褐色环。有人把一杯水或者别的什么液体放在这张纸上过。”

　　闻述也凑过来看：“你确定这是杯底？”

　　“圆形，直径一致，边缘有水渍环。而且位置在右下角——通常人坐在桌前，随手放杯子的位置就在右手边。”桑栀把纸放平，“更重要的是，这张纸是装在文件袋里的。如果归档之后没有人打开过文件袋，杯底的痕迹不可能出现在纸上。”

　　她抬头看着李科长：“李科长，2009年归档的时候，这些材料是装进文件袋之后封存的吗？”

　　李科长从档案架旁边走过来，看了看那张纸：“归档的时候，材料按顺序装进文件袋，文件袋封口，然后放进档案盒。如果封口完好，说明没有打开过。”

　　桑栀把装采集记录的透明文件袋翻过来。袋口用回形针别着，回形针的金属表面有一层暗色的氧化痕迹，但没有明显的弯折或重新夹过的迹象。封口处的胶带——不，没有胶带。文件袋的封口方式是折叠后用回形针固定，这种方式可以无损打开。

　　“回形针。”桑栀说。

　　她把回形针取下来，放在白纸上。回形针的两端有一个微微翘起的弧度，那是被反复掰开再合拢之后留下的痕迹。正常的回形针，在没有被反复使用的情况下，两端是平行的。但这枚回形针的两端明显向外翘，金属的弹性已经被消耗掉了。

　　“这个回形针被打开过。至少一次。”

　　李科长皱起眉：“你的意思是，有人在归档之后打开过这个文件袋？”

　　“打开过。放回去的时候，用了一个已经被掰过很多次的回形针重新别上。”桑栀把回形针翻了个面，“而且，文件袋的折叠口上有一道浅色的压痕，说明折叠的方式和最初不一样。第一次折叠是在某个位置，后来打开再折，折到了另一个位置。纸的折痕不会消失，两道折痕都留在了上面。”

　　她把文件袋举到灯下，折叠口的位置确实有两道平行的浅色线条，间距大约两毫米。

　　“有人打开过。”桑栀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平。

　　闻述没有说话。她翻开档案盒里剩下的材料。送检登记表之后是检验流程记录，记录着从3月19日到3月28日期间的每一次检验操作。检验人签名栏里，大部分是褚慎的签名，中间夹杂着雍庭川的签名。流程记录的最后一页，附着那份补充数据表——就是第十二页上钙含量异常的那份。

　　桑栀把补充数据表抽出来，和送检登记表并排放着。两张纸的纸质不同。送检登记表用的是统一的表格纸，纸质较厚，纤维分布均匀。补充数据表用的是另一种纸，更薄，表面有一层淡淡的蜡光，像是从某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这张数据表的纸不对。”她说。

　　闻述看着她：“什么意思？”

　　“2009年鉴定中心使用的报告用纸是统一的，从送检登记表到检验记录到最终报告，用的都是同一种纸。但这张补充数据表用的是另一种纸。它可能是后来补进去的，也可能是从别的地方转移过来的。”

　　她把数据表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但在右下角有一个极小的数字，用铅笔写的，字迹很淡，几乎看不清。“12”。

　　“12号样本的数据表，背面手写了样本编号。但其他的数据表——你看这几张——背面都没有写编号。”桑栀把档案盒里其他几张数据表翻出来对比，“这个编号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为了确保这张纸不会和别的样本混淆。”

　　闻述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用手指揉了揉鼻梁。“所以，现在的证据链是：样本3月17日采集，3月19日才送检，中间四十八小时去向不明。送检登记表和采集记录被叠放在同一个文件袋里，文件袋在归档后被打开过至少一次。补充数据表的用纸和其他材料不一致，背面有后加的手写编号。”

　　“对。”

　　“而这份补充数据表上的钙含量数值，比同批次样本高出百分之四十。这个异常被‘合理解释’圆了过去。”

　　桑栀把材料重新装回文件袋。她的动作很慢，每一份材料都按原来的顺序放好，文件袋的折叠口对齐原来的折痕，回形针别回原来的位置。然后她把文件袋放进档案盒，盖上盒盖。

　　“李科长，”她说，“调阅登记簿能看一下吗？”

　　李科长从档案架旁边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硬面笔记本，封面写着“物证调阅登记簿 2009-2018”。她翻到2015年那一页，递给桑栀。

　　登记簿的记录很简短。日期：2015年3月12日。调阅人：周远声。单位：省厅物证鉴定处。调阅事由：复查。调阅材料：2009-刑-047号案全部鉴定档案。借出时间：上午9时15分。归还时间：下午4时40分。备注栏里写着一行小字：“原件未带离，在阅档室查阅。复印三份带走。”

　　桑栀看着那行字。“复印三份。哪三份？”

　　“记录上没写。”李科长说。

　　闻述从桑栀手里接过登记簿，翻到前一页和后一页。2015年3月之前的一次调阅记录是2011年，之后的一次是2017年。中间整整四年，只有周远声这一次。

　　“四小时二十五分钟。”闻述说，“他在阅档室里待了四个多小时。”

　　桑栀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物证保管中心的后院，院子不大，停着两辆警车，车身上落了一层薄灰。院子角落有一棵梧桐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

　　“四十八小时，样本去向不明。”她说，声音很轻，“归档之后文件袋被打开过。补充数据表用纸不对。周远声在2015年调阅了全部档案，复印了三份带走。”

　　她转身看着闻述。

　　“闻述，2009年这个案子送检的时候，雍庭川是副主任法医师。他协助完成了全部检验流程。戚霖是样本采集人，2010年离职，由雍庭川推荐去了外省司法鉴定机构。周远声是省厅物证鉴定处的，2015年复查的时候，雍庭川还在省厅任职。”

　　“复查之后半年，雍庭川退休。”

　　“对。”

　　桑栀走回桌边，把档案盒盖上，推回桌子中间。她的手指在盒盖上停了一会儿，牛皮纸的表面有一层细微的纹理，摸上去有些粗糙。

　　“这四十八小时，”她说，“是关键。样本在采集之后、送检之前，中间有四十八小时的空白。如果有人要替换样本或者往样本里添加东西，这四十八小时就是窗口。”

　　“但戚霖是采集人。”闻述说，“他采集完样本之后，按照流程应当直接送到鉴定中心。如果中间隔了四十八小时，说明有人让他等，或者他把样本交给了别人。”

　　“戚霖当时只有二十三岁，刚入职的法医助理。如果他接到指示说‘样本先放一放，等通知再送’，他不会觉得有问题。或者说，他不敢觉得有问题。”

　　桑栀拿起自己的包，把档案盒的调阅单折好放进口袋。她看了一眼阅览桌上的那枚回形针，还放在白纸上，金属表面的暗色氧化痕迹在灯光下清晰可见。

　　“2009年3月17日到19日，”她说，“这四十八小时里发生了什么，戚霖应该知道。”

　　闻述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他在外省。那家司法鉴定机构的名字，我查到了，在邻省，坐高铁两个小时。”

　　“先别急。”桑栀说，“在去找戚霖之前，我要先见一个人。”

　　“你老师。”

　　“对。”桑栀把包挎在肩上，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档案架。第七排最上面一层，那个空出来的位置像一个被拔掉牙的缺口。

　　“李科长，”她说，“2009年归档的时候，这批材料的文件袋封口，有没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用回形针别着的，不是胶带？”

　　李科长想了想：“2009年那会儿，档案管理规范还没有现在这么细。文件袋封口有的用胶带，有的用回形针。用回形针的话，确实可以无损打开。”

　　桑栀点了点头，推开门。走廊里的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她的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

　　闻述跟在她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下楼梯。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闻述忽然开口：“桑栀。”

　　“嗯。”

　　“你刚才说，那枚回形针被反复掰过。说明打开文件袋的人不止一次做过这件事。不是临时起意。”

　　桑栀的脚步顿了一下。她没有回头，继续往下走。

　　“对。不是临时起意。”

　　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保安从保安亭里探出头看了她们一眼。桑栀推开玻璃门，外面是十月的下午，阳光斜照在物证保管中心门口的台阶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梧桐树的叶子落在台阶上，踩上去发出干燥的碎裂声。

　　她站在台阶上，从包里拿出那个白色马克杯。杯子里还有早上接的水，已经凉透了。她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凉水滑过喉咙的时候，她想起2009年3月17日。

　　那一天，戚霖在现场采集了十四份样本。其中12号是死者颈部的皮肤组织。他把样本装进无菌管，贴上标签，写上了编号。然后呢？他把样本交给了谁，放在了哪里，谁在这四十八小时里接触过那个装着样本的箱子？

　　她拧上杯盖，把杯子放回包里。

　　“走吧，”她说，“去见褚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