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新世纪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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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31日。世纪末的最后一个跨年夜。
东京街头并没有像十年前那样张灯结彩。平成时代走过了十一年的岁月，带走了所有锋芒毕露的狂热。曾经寸土寸金的银座，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安静的、甚至有些落寞的商业区。那些挥着万元大钞拦出租车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廉价西装、拎着公文包，面色疲惫的上班族。
那场泡沫，已经破灭整整十年了。
这十年里，我一直在那家濒临倒闭的出版社做着校对。每个月拿着微薄的薪水，住在廉价出租屋里，吃着便利店的打折便当。我依旧单身。我不再呕吐了，但我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试图从空气中分辨出这个时代的味道。
那是灰的，湿的，带着一点金属和灰尘的混合气味。再也没有那种令人作呕的甜腻了。
几天前，我辞掉了出版社的工作。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觉得累了。我想去看看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到底留下了什么。
我先是去了上野公园。佐藤真佑先生摆地摊的地方，现在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公园的管理员说，那批卖“平成空气”的小贩，去年冬天就陆续散光了，有的去了乡下，有的进了养老院，还有的不知所踪。
我在地上搜寻了很久。最后，我在一条长椅的缝隙里，找到了一张被雨水泡烂的纸片。上面沾着泥污，但我还是认出了那行歪歪扭扭的字迹：平成空气，一百日元一瓶。
我把它捡起来，小心地夹进笔记本里。
佐藤先生彻底消失了。
他没有留下地址，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他从那家便利店辞了职，带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银色西装，和那个被大友隼人留给他的空瓶子，像一阵轻烟一样，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
但他给我留了一封信。
是几天前，门卫大爷在我的信箱里发现的，没有贴邮票，也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是用铅笔写着“小林君亲启”。信封里没有信纸，只有一张名片，和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条。
名片已经很旧了，边角磨损得厉害，但依然能看出当年那种特种纸的质感。上面印着：东京空气贩卖株式会社专务取缔役佐藤真佑。
背面，他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
“小林君，我打算去一个没有空气的地方。谢谢你做我的台账员。”
那张纸条上，只有三个字：
“对不起。”
没有“谢谢”，没有“再见”，没有“先生”。只有一句最沉重的、属于《人间失格》的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这十年，对不起他曾经是个骗子，对不起那些他再也还不起的十二亿债务，对不起大友隼人的死，对不起高桥冻死在桥下，对不起那个在跨年夜的香槟塔前举着空瓶子大声呼喊的自己。
我捏着那张名片，站在上野公园的寒风中，突然觉得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但这一次，我没有吐。我只觉得眼角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流下来了。
我在这十年里，从未为他哭过。我见过他被追债的人打，见过他在便利店被客人骂，见过他趴在废墟里说“神是不会流血的”。我都没哭。
但这一刻，看着这张写着“对不起”的纸条，我哭了。
那是整本书里，佐藤真佑唯一一次，以人的身份，说出的话。
最后，我去了银座。
我站在一丁目的十字路口，看着那些已经换了招牌的店铺，看着那些不再闪着刺眼霓虹的霓虹灯牌。寒风从街道尽头吹过来，卷起了地上的传单和纸屑。十年前，我们就在这里，把空气卖出了三千万日元的天价；十年前，大友隼人就是从这边的顶层跳下来的。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这口空气里，没有地价、没有股票、没有香槟塔、没有高尔夫会员证。只有冬天的冷，和一种已经沉淀了十年的安静。
空气本来就是看不见的。它只有在被赋予了信仰的时候，才会变得沉重。
我睁开眼睛，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他看了我一眼，问：“先生，去哪里？”
“随便开开吧。”我说。
窗外，新年的钟声开始敲响。平成时代在这一天迎来了它的尾声，而21世纪即将来临。
车子开过高架桥的时候，我看见了远处灯火黯淡的银座，也看见了桥下那片漆黑的、曾经冻死过高桥的荒川水域。
这个时代结束了。
所有人都在漫长的坠落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大友隼人化作了银座的风，佐藤真佑化作了上野公园的雾，高桥化作了荒川的冰。而小林健——这个在疯人院里每天呕吐三次的记录员，活了下来，带着一个空瓶子和一张过期的名片，走进了新的世纪。
我把头靠在冰冷的车窗上，闭上眼睛。
如果在1986年4月1日那个愚人节的夜晚，佐藤先生在银座递给我那杯一万日元的酒时，我没有喝，而是转身走出门去，推开那扇玻璃门，走进东京街头冰冷的夜色里，大声对着那些疯子喊一句：
“你，买空气不？”
他们会笑吗？他们会打我吗？他们会不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无可救药地吸着同一瓶空气，做着同一个永不醒来的梦？
我不知道。
窗外的街道开始变得模糊。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了。
作者有话说
第8章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