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手术 十二月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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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八日，临城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手术安排在上午十点。
江屹早上五点就醒了，没开灯，坐在床边听着里屋的动静。母亲在里面翻身，压着嗓子咳嗽，一声一声，闷得像隔着棉花。他数到第七声，才起身去烧水。
水壶是旧的，壶底结了一层白垢，烧开的时候会发出尖锐的哨音。他把水倒进暖瓶，又煎了两个鸡蛋——母亲这几天不肯吃早饭，说怕手术台上吐。
“屹啊。”母亲在里屋叫他。
“嗯。”
“你书包收拾了吗？”
“什么？”
“你今天有课。”母亲说，“别在这儿耗着。”
江屹端着碗进去，把鸡蛋放在床头柜上：“第一节课是自习。”
“那也得去。”母亲看着他，“妈又不是第一次进医院。”
江屹没说话，把鸡蛋剥了壳，塞到她手里。
“吃。”
母亲咬了一口，忽然停住：“屹啊，那一万块……”
“合同签了。”江屹说，“有利息，三年还清。沈阿姨写的，公证处盖了章。”
“那个沈阿姨，”母亲说，“她儿子跟你一个班？”
“嗯。”
“她对你挺好的。”
“她是投资人。”江屹说，“她投的是项目，不是我。”
母亲看了他很久，然后把剩下的鸡蛋吃完，把壳捏在手里。
“屹啊。”
“嗯？”
“要是妈今天下不来手术台——”
“妈。”
“你让我说完。”母亲的声音很稳，“你要是以后有钱了，先把那一万还了。人家是信你才给的，不是可怜你。还完了，再去给你爸上坟，告诉他你没学他。”
江屹站在床边，手撑在床栏上，指节泛白。
“我不会让你下不来。”他说。
“我知道。”母亲笑了，“我就是想听你说这句。”
八点四十，医院走廊。
沈青来了，穿一件黑色的大衣，手里还是那个皮质手提包。她身后跟着程砚——他肩上背着一个很大的登山包，手里还拎着两个纸箱，箱子上用马克笔写着“书”和“衣服”。
江屹看见那堆东西，愣了一下。
“你这是……”
“搬回来了。”程砚说。
“今天？”
“我妈说，东西放下再过来。”程砚把纸箱放在长椅上，“她说手术这种事，人多一点好。”
沈青走到江屹面前，从包里抽出一个信封。
“押金交了。”她说，“八千，走的我事务所的账，算在你的成本里。”
江屹接过信封，没说话。
“还有这个。”她又递过来一张名片，“我律所的朋友。术后如果有纠纷，直接打这个电话，不用花钱咨询。”
“沈阿姨，”江屹说，“您这不像投资，像收购。”
“我就是在收购。”沈青说，“我收购的是一个十六岁孩子未来三年的百分之二十。这笔买卖划不划算，得看你十年后是什么样子。”
她顿了顿。
“所以你别让我亏。”
母亲被推出来的时候，已经打了麻药，半睡半醒。她看见走廊里站着三个人，眼神有点散，但还是努力聚焦了一下。
“沈……沈女士。”
“江大姐。”沈青走上前，“您放心做。外面有人。”
母亲的手动了动，想去握她的手，但没抬起来。
“谢谢您。”她说。
“别谢我。”沈青说，“谢您儿子。他焊的东西，我打算卖很多年。”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
指示灯亮起，红色的“手术中”三个字，在雪白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刺眼。
等待的时间比想象中难熬。
江屹坐在长椅上，盯着对面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走廊里清晰得让人心烦。
程砚坐在他旁边，把登山包放在脚边，从里面掏出一本书。
“你还带书来？”江屹问。
“等的时候没事干。”
“你看得进去？”
“看不进去。”程砚翻了一页，“但手得有事做。”
江屹看了他两秒，忽然伸手：“给我。”
“什么？”
“那张图。”江屹说，“第十七版。”
程砚从包里抽出那张电路图，递给他。
纸已经被折了很多次，折痕处有些发毛。江屹摊开在膝盖上，手指顺着那些线路一寸一寸地摸过去。
“三路并联，”他说，“坏一路还能亮三分之二。”
“嗯。”
“但有个问题。”江屹指着中间那一块，“你这儿，三个支路的电流不一样。最左边那条阻抗最小，会先烧。”
程砚凑过来看了一眼。
“不会。”他说，“我加了均流电阻。”
“加了也没用。”江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在图上画了一条线，“你看，实际焊接的时候，焊点本身就有电阻。你焊得不好，这条路的阻值就偏大，电流就往另一边跑。你算的是理想情况。”
程砚盯着那条线，很久没说话。
然后他从包里掏出一支铅笔，在旁边写下一个公式，划掉，又写了一个。
“你说得对。”他最后说，“要加微调。”
“加什么微调？”
“每个支路串一个可调电阻。”程砚说，“装好之后逐个测电流，调到一致。”
“那成本呢？”
“三十七块二。”
江屹吸了口气：“贵了十三块六。”
“寿命能翻五倍。”程砚抬起头，“而且坏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全灭，是一颗一颗暗下去。孩子们能提前知道该换了。”
江屹看着那张图，看着那行“三十七块二”，看着程砚镜片后的眼睛。
他忽然想起三个月前，这个人站在他家十平米的屋子里，说“题目太简单，不想写”。
“程砚。”
“嗯？”
“你这个版本，”江屹说，“得改。”
“怎么改？”
“可调电阻太贵，乡镇买不到，坏了没人会调。”江屹拿过笔，在图上圈了三处，“改成这样——三条支路用同一批灯珠，同一卷线，剪一样长。长度一样，阻值就差不多。不用调。”
程砚看着那三个圈。
“公差呢？”
“靠手。”江屹说，“我剪的线，误差不会超过两毫米。”
“那是经验，不是设计。”
“设计最后都得落地。”江屹把图递回去，“你书上看来的东西，有一半在现实里行不通。我就是那个让它行得通的人。”
程砚接过图，低头看了很久。
然后他在旁边写下一行字：第十八版·等长支路，免调试。
写完，他抬起头：“你量过你自己的误差吗？”
“什么？”
“你剪线的误差。”程砚说，“两毫米，是你猜的，还是你测过的？”
江屹愣了一下。
“我测过。”他说，“去年修一批台灯，剪了四十根线，最长和最短差三毫米。平均一点七。”
“样本太小。”
“那你再给我四十根线，我测给你看。”
程砚忽然笑了一下。
很浅，很短，但江屹看见了。
“好。”程砚说，“回去就测。”
十一点四十，手术室的门开了。
医生摘下口罩：“腰椎间盘突出伴神经根压迫，减压做得很顺利。病人大概一小时后醒，住院观察五天，两周后拆线，三个月内不能负重。”
江屹站在原地，腿有点软。
“大夫，”他说，“她能站起来吗？”
“能。”医生说，“但别再让她熬夜摆摊了。再熬两年，这片椎间盘就废了。”
“好。”江屹说，“她不摆了。”
“你说没用。”医生说，“让她自己答应。”
母亲推出来的时候还在昏睡，脸上戴着氧气面罩，脸色白得像纸。江屹跟在推车旁边，一路跟到病房，看着她被挪到床上，看着护士接上输液管，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一跳一跳。
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直没说话。
沈青站在窗边打电话，说的是德语还是英语，江屹听不懂。她打完电话，回头看了一眼，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
“程砚，”她说，“去给你同学买点吃的。”
“我不饿。”江屹说。
“不是你吃。”沈青说，“是你妈醒了要吃。术后六小时不能进食，之后先喝米汤。你去楼下买，要热的，别买那种冲的粉。”
程砚站起来，拎着包走了。
病房里剩下两个人。
沈青拉过椅子坐下，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江屹，”她说，“趁这会儿，我们把话说清楚。”
“您说。”
“市科协那五千块，一月中旬到账。”她说，“采购合同我看了，第一批三十套，单价一百二，总价三千六。你的成本三十七块二，毛利八十四块八一套，三十套是两千五百四十四。”
江屹愣住了：“三千六……”
“扣掉税、扣掉运输、扣掉验收整改，到手大概三千二。”沈青把文件合上，“加上你那三千二的积蓄，手术的钱平了。但住院费、药费、复查费还没算。”
“……还差多少？”
“大概四千。”沈青看着他，“这四千，你得在一月份挣出来。”
江屹算了一遍，又算了一遍。
“我做不到。”他说。
“你做得到。”沈青说，“三十套是第一批。乡镇那边还有四所学校的意向，一共一百二十套。如果你一月底之前能把样品交上去，二月就能签第二批。”
“一百二十套……”江屹的声音有点干，“我一个人焊不完。”
“谁说你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