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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毕业 铺子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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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秋天,她那间铺子上的牌子换了。
上面还是那三个字,只是底下多了一行小字:布艺设计·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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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她四十二岁,年底满四十三。
铺子那两年长得很慢,但是每一步都长在地上。
第一年她靠他事务所那两单活,加上服装厂的账和铺子里零碎的活,一年挣了六万多。第二年他给她介绍了一个做民宿的老板,那一单做了三个多月,是她做过的最大的一笔。
她那间二十多平米的铺子不够用了。
那年夏天她把隔壁那间也租了下来,中间打通,前面做成样子间,后面做车间。她买了第二台机器,是一台新的,电动的,走线不打晃。
她还收了两个学徒。
一个是王秀莲的外甥女,十九岁,手笨,但坐得住。一个是隔壁街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原先在服装厂做流水线,裁得一手好板。
她教她们的时候,用的是那台蝴蝶牌。那台机器她修过三次,踏板换了两个,机头上的漆磨掉了大片,露出来的铁也是亮的。
那年搬铺子的时候,她那口榆木箱也搬过来了,靠在新车间的墙根上。箱子上的麻绳还是当年捆的那三道,已经起了毛。
她一次都没有再打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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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她给自己买了一双皮鞋。
是在县上那家老鞋店买的。她在里面试了三双,试了四十分钟。店员后来有点不耐烦,她没有理会。
她最后买的是最贵的那双,二百八十块。
付钱的时候她没有犹豫。
她穿着那双鞋走出店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边有人在卖烤红薯,五块钱一个。她买了一个,两只手捧着,一边走一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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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八月,她换了一个新账本。
那个深红硬皮的本子记满了。
她翻开那一本,从头看到尾。
第一页上写着“我想要”。
后面一页一页记的全是进账:九月十七号,酒店软装二期,四千二百;十月二十三号,民宿床品,三千一百;十一月五号,窗帘,一千六;十二月九号,抱枕零卖,二百八……
她看到最后一页。
她翻了翻那些页边。
页边干干净净。
一道竖线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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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天下午把那个本子合上,放进了柜子。
她想,她这两年没画过一道线。
不是因为她这两年没受过气——她见过难缠的客户,见过挑三拣四的老板,见过把价钱压到本钱底下的中介。
可那些事不往她心里去了。
她那天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在自己的地方干活,受的那些气,它就不叫气。它是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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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莲那两年脾气见长。
铺子前面那些零碎的活现在都是她在管:来客、量体、收钱、跟人讲价。她讲价讲得狠,有人说她嘴不饶人,她说,我嫂子手不饶人,我们两个配着正好。
她那年跟人说过一句话,被人传了出去。
她说:□□这个人,前十八年是给人当账的,现在她是自己家的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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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婆婆走了。
是张广莉打听到铺子来的。
她那天上午来的,进门站在门口,没有坐。
她说:嫂子,我妈想见你。
她说:她说不清楚话了。可她前天写了一个字。
她说:她写了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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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天下午去了医院。
老太太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半边身子是塌下去的,脸歪着,头发白得像雪。
她进去的时候,老太太的眼睛转过来看她。
她在床边坐了半个钟头。
老太太一直看着她。后来老太太的眼泪从眼角下去,流到耳朵边上。
她拿了一张纸巾,给老太太擦了。
她那天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坐了半个钟头,站起来,跟张广莉说了一句:你保重。
她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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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辈子也不知道那眼泪是什么意思。
那十八个红包,她永远不会知道。
张广莉那天在病房门口站了很久,手里攥着那叠红包。她后来没有拿出来。
她想,她妈这辈子没有送出去的东西,现在送出去,也迟了。
她把那叠红包带回了自己家,收在了一个纸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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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斌那年不行了。
门市在二〇二五年开春关了。那批货清出去,只抵了一半的欠账。
他那时候四十二岁,腰不好,腿也不好——年轻时候骑摩托车冻下的毛病,一到冬天就疼。他后来在县上一个朋友的仓库里帮人看着货,一个月两千二。
仓库里另外还有两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常坐在货堆上,端着个饭盒说:我这一天到晚为了谁。
那两个人听着,谁也不接话。
这句话他这辈子说过很多回。他说得最早的那一回,是在二〇〇三年那顿酒席上,一桌子人都在笑。
现在他还是这么说。
他瘦得厉害,脸也垮了下来。有一次她在街上远远看见过他一次,他骑着一辆旧电动车,戴着头盔,从她铺子那条街过去,没有看见她。
那天下午陈玉芳来过一次。
她拿来一件旧棉袄,要改个领子。那件棉袄是深灰的,袖口磨得起毛,她说这是她男人那年发的。
许□□给她改了,用了两天。
陈玉芳来取的时候,从兜里摸出钱来。她没收。
陈玉芳把钱压在机器上,转身就走了。
她走到门口的时候说了一句:□□,你这儿亮。
她说的是这间屋子。
他后来没有再来过。
他没有再来问过她一次。
也没有再找过任何人来当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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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九月,张念来了。
他十六岁,上高二。那天下午他进铺子的时候是放学以后,穿着校服,书包背在一边肩膀上。
他把书包往地上一放。
他说:妈。
她说:坐。
他没有坐。
他在铺子里转了一圈。他看那两台机器,看那面墙上挂着的布样,看她在纸上画的那个拼色图。
后来他站在那张桌子前面,两只手插在校服兜里。
他说:妈,我想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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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天手里还捏着一块布。
她看着他。
她十六岁那年,把高二的课本装进了木箱。她那天走的时候,教室里的黑板报上还留着她的字。
她说:想学就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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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了一会儿。
他好像还想说什么。
他后来什么都没说。他背起书包,说了声“我走了”,出门了。
她没有送他。
她没有抱他,也没有哭,也没有说一句“妈等你”。
她只是在他走了以后,站到门口,看着他的后背拐过街角。
她想,这道门开了一条缝。
一条缝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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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收工以后,陆晓阳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卷图纸,是另一个项目的样板间。他把图纸摊在桌上,两个人对着看了一个多钟头。
看完,她在灶上煮了两碗面。她给他那只杯子里倒了水——那是一只白瓷的杯子,她去年给他买的,一直放在铺子里。
他吃完面,坐在那儿,看她整理布样。
他没有说过一句“你嫁给我吧”。
她也没有问过他一句“你要不要我”。
没有人提过以后的事。
她那年四十二岁,年底才满四十三。
他们都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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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多的时候他站起来收图纸。
他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下个礼拜五我还来。
她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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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坐在车间里。
活还剩一点——一件衣服的袖口没有锁完。她把那件衣服拿起来,捏在手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窗外路灯亮了。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
她没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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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她数路灯,是因为有几根灯亮着,就意味着有几段路要走。她得数清楚,才知道自己要撑多久。
今天她看一眼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