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辞Ⅰ》壹只熊猫

514、白露的所长 文件是五月

　　文件是五月十七号上午到的，一个牛皮纸袋，里头一纸三页，红头，第二页上印着八个字：任命白露同志。日期、签章、编号，四样他一样一样核过去，核完把文件合上，放在桌角，压了大概十分钟，才给眠眠打电话。他说了一句，妈，我上副主任了。眠眠在电话那头停了半秒，说，念一遍给我听。他念了，念的是第一段。念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是眠眠先挂的；挂了以后隔了二十分钟，程遇的车到了楼下——不是来办事的，是来送一个纸箱，箱子里是新的门牌，铜的，字是新刻的，副主任三个字。程遇把箱子放下，看了一眼他原来诊室桌上那三个奖杯，说了一句要不要我给你挪个地方。他说不用，你走吧。程遇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这三个奖杯加起来，也没有那一个杯子沉。他说，我知道。
　　程遇走后他没有马上走。他站在诊室门框里头，回头看那张桌子。桌子是三层的，三合板面，四边包着一圈铁皮，铁皮早磨秃了，靠门那一角翘起来一寸多，他一直没有找人来敲平。桌上那三个奖杯还在原来的位置，两个玻璃的一个铜的，铜的那个底座磨出一圈亮。他把三个奖杯一个一个掂了一下，掂完放回去，放的时候转了个向，让两个玻璃杯都朝门。师姐后来说起这一段，问他为什么要转。他说：“不知道，摆完才发现转过了。”师姐说：“转过来你就顺眼了。”他说：“那就算顺眼吧。”师姐又说了一句别的：“你掂那三个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在想那一句。”他说：“没有。”师姐说：“没有就好。”师姐跟人提起他的时候说过一句：这个人从来不解释。
　　那天下午的门诊他照常看了。号是前一天挂出去的，一共二十六个，他看了十九个，剩下七个是别人替班的。第七个是一位老太太，脸熟，是院门口卖豆浆那家的，来看心慌，坐下来说的还是那几句：上回开的药还有两盒。她说：“这两盒能不能再便宜点。”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主，你问收费的窗口去。”老太太走了以后他在病历上又添了一行字，添的是老太太说的那句能不能便宜点，添完自己看了一遍，看完没有划掉。那七个号他是在下班前打的电话，一个一个打过去，说的是同一句：“我今天有事，明天上午来。”打到第五个的时候对方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事，他说：“不是，是我自己有事。”打完最后一个他把手机放回桌上，站着看了一会儿窗，窗外的旗已经落到底杆上了，旗布垂着，一动也不动。
　　到下午四点，他手机里陆续进来十几条消息。有的是同组的，有的是别的科室的，还有两三个他连名字都对不上，号码存的是一个姓。他一一回了，回的都是四个字：“谢谢您。”回了九条以后他停下来，把剩下的都看了一遍，看完没有再回。师姐的电话是三点多打来的，只说了一句：“办公室还缺什么，你说一声。”他说：“不缺。”她在那边停了一下，说：“那行，我下班过去一趟。”他嗯了一声。她又说了一句：“你桌上那三个奖杯先别动。”他说：“知道了。”她挂了。他把手机扣在桌上，扣了半分钟才翻过来，翻过来又看了一遍那几条没有回的。他把那几条从头看到尾，看到最后还是没有回，也没有删。删了更不好，删了像是他知道那些人是谁。
　　那只牛皮纸袋他没有扔。袋子里那三页纸他当天没有再翻第四遍——三页他都看了，看了不止一遍：第一遍看的是字，第二遍看有没有改过的痕迹，第三遍看纸背。纸背干干净净，没有铅笔印，没有折角，也没有潮斑。他把三页对齐了边，重新装回袋子。装的时候第一页放在最上头，封口那道棉线绕了两圈，线头压进绳圈里，压完看不见。袋子展平了夹进抽屉最底下那一格，上头压着一本用不上的旧登记簿。压完他把抽屉推到底，推到底以后又拉出来半寸，看了一眼那只袋子还在不在。那只袋子他一直留着，别的旧纸都进了碎纸箱，这一只没有，卷了边也是整的。管用的不是上头那几行字，是那几行字要他去干什么。这一层他是两个礼拜以后才想明白的，想明白以后没有跟谁说。
　　那天晚上他到家是七点二十。饭已经摆好了，摆的是三个人，眠眠吃得少，阿砚吃得慢。白露坐下以后没有提文件的事。饭吃到一半，阿砚问了一句门诊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十九个。”阿砚说：“十九个比平常少。”他说：“下午去办了一件事。”眠眠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往下说。那顿饭吃完他帮着把碗收到水池边，收到一半阿砚说：“放着，你忙了一天。”他说：“不忙。”收完回自己屋，门关上以后他在书桌前站了一会儿，站到楼下阿砚的车发动响了一声，他才把台灯打开。台灯亮起来他先看的不是书，是桌角那把钢尺——他这一个礼拜量过很多东西，量的都是不必要的东西。量完他没有记，记了也没有用。
　　那一晚上他没有睡好。半夜起来上了一趟厕所，回来路过书桌，顺手把台灯按亮，看了一眼抽屉那一格。牛皮纸袋还在，他没有抽出来，只用手指在抽屉把手上按了一下，按完把灯关掉。躺下以后他想的不是文件，是程遇临走那句话。他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两遍：第一遍过的是字面，第二遍过的是别的。第二遍他没有想完，想完那一半人就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二十他就醒了，比平常早了四十分钟。醒来他先在床沿坐了一会儿，坐完下床洗脸，洗脸的水凉，他用的是院里那只掉了瓷的搪瓷盆。洗完脸他没有立刻回屋，在院里站了几分钟。旗杆底下有一圈石子，石子上压着昨天扫过的落叶，扫帚的痕子是新的，一层压一层。他看了一阵，转身回屋，把抽屉拉开半寸，看了一眼又推上。
　　第二天上午他把手上剩的号推给同组一个年轻人，推完交代了两句：“一号到十二号的病历在抽屉第二层，先看重的；十三号那个是复诊的，别让人家等太久。”交代完他抱着那卷纸往楼里走。走到四层他没有进自己那间办公室，先往走廊另一头去了一趟。那边有一间屋子，门虚掩着，门上钉着一块小木牌，牌上的字掉了一半，剩下一半认不出是什么。他推门进去，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站了大概两分钟，又退出来，把门带上，带的时候把门轴捏了一下，捏得没有响。回到自己那间屋子，他做的头一件事是把走廊上那几张贴歪的号码重新贴了一遍。贴完他退到楼梯口看，从楼梯口看那一行号码，字是反的，反着也认得出来。门诊的号贴了七年都是这样贴的，他没有改。
　　那间办公室在老楼四层，十七平米，窗正对着院子里那根旗杆——新旗挂了两个月，颜色已经深了，远看跟原来那面差不多，近看能看出经纬不一样。靠墙一排铁皮柜子，柜门上的漆掉了一圈。桌上摆着东西：奖杯三个，两个玻璃的一个铜的；证书十几张，用一块玻璃板压着，玻璃板是新的，纸是旧的。他一样都没有动，进进出出走了两个礼拜，还是原样摆着。师姐来看过一回，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跟你师父那间一模一样。白露说哪一间。她说老主任那间，你八九年进院头一天待的那间——就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墙上什么也没有，那本册子他当年是揣在白大褂口袋里带进带出的，值夜班也不离身。说完她顿了顿，又说：那个位子空出来两年了，你上去坐的是他坐过的椅子，你想清楚了没有。他说想清楚了。她说想清楚就好。她说这一句的时候把手里那杯水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又说了一句：这两年院里有人问过我三回，问我推不推；我说我推不了，我这个岁数了，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她说完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那个位子空着也好，空着才轮得到你把东西重新摆一遍。
　　师姐走的时候没有把椅子推回去。那是从走廊上临时搬进来的一把木椅，椅背上贴着一层旧漆，漆裂成了小片。她起身走得急，椅子被她带得往后错开半尺，正对着门口。他过去把椅子搬回墙边，搬的时候发现一条腿短了一点，落地以后三条腿着地、一条腿悬着。他找了两张叠起来的旧报纸塞到那条腿底下，垫完坐了一下，试了试不晃。这把椅子后来就一直搁在墙边，谁进来都坐，谁坐之前都要先垫一垫那两张报纸。他没有换新的，换新的要走家具的单子，太麻烦。师姐后来又来过两回，每一回都坐这把椅子，坐下之前都要先摸一下那条腿。摸完她说一句：“垫着呢。”这句话她前后说了两回，一回是对着他说的，一回是自言自语。他两回都没有接。第三回她没有坐，站了两分钟就走了。
　　那两个礼拜他每天在这间屋里待的时间不长。门牌还没有装，门框上留着四个旧钉眼，钉眼边上有一圈黄。他每天进来先把窗推开一半，再把桌子上的东西用抹布擦一遍，擦完站到门口看一眼，看完就走。屋里原来堆过东西，靠墙码到窗台那么高，两年的档案箱，箱子上贴着年份，最上头那一箱是去年的，箱盖没有盖严。他第一回看见的时候把箱盖都盖上了，盖完又觉得不对，又把最上头那一箱打开一条缝——他要看的是里头有没有他自己的东西。看过三次，三次都没有。他看完把箱盖照原样虚掩上，虚掩的缝跟来时一样宽。临走他把窗摇到底，摇到底又摇起一条缝，留的那条缝跟他每天留的一样宽。这条缝他后来守了一年多，一年多里每天都是先摇出这么宽的一道，再去擦桌子。
　　老主任那间屋子在走廊另一头。他一共去过四回。头一回是师姐来过的这天下午，后头三回是隔了几天去的，都没有跟谁打招呼。那间屋子的门都是虚掩着的，屋里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墙上什么也没有，连挂过东西的钉眼都没有留下。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靠里那一角有一圈印子，是长年搁一只杯子压出来的，圈的中间颜色深，外头浅。他站着看了那一圈很久。这一屋里没有那本册子——他知道没有，那一册在他母亲手里。他看那一圈的时候，把手指在桌面上比了一下大小，比完发现比那只杯子大。他没有跟人问过师父现在住在哪儿，也没有问过他还来不来。这个问题他绕开了二十年，绕到今天也没有问出口。他给自己找的理由是：问了就得有个答案，有了答案就得去一趟，去一趟就得请假。
　　四回里他只做过一件事：把柜门打开过一次，看了一眼，又关上。柜子里头是空的，最下头一层放着一叠旧表格，表格的最上头一张是空白的。他抽出来看了看，看完塞回去，把柜门按到底。第二次去他带了自己那只搪瓷缸子，缸子里装了半缸开水，缸盖拧着，放在桌上；坐了十来分钟，水凉了，他把剩下的那点倒进走廊尽头的洗手池，回来的时候顺手把地拖了一遍——他拖到门口就停住，师姐那天正巧进来，看见他在拖地说了一句：“地不用你拖。”他说：“我马上拖完。”拖完他把拖把挂在门外的水管上，挂完才走。师姐没有问他为什么来拖地，他也没有解释。廊灯坏了两盏，从东头数第三盏和第五盏，坏了有半年，报过两回，没有人来换。他每次上楼先摸一排，摸到哪一盏不亮就清楚了。
　　从四层那扇窗看出去就是院子里那根旗杆，一根水泥的，底座是方的，边角磕掉了一块。他每天早上进屋第一件事是往窗外看一眼，看的是旗。新旗挂上去的头两个礼拜颜色最深，往后一天淡一点；到第三个月上头那种布面特有的斜纹就显出来了，远看还是一面旗，近看能看出一格一格的经线，横的竖的各走各的，谁也不挨着谁。他有一天在窗前站着看了半个钟头，看完拿手指在玻璃上比划了一下经线的走向，比完把手放下来，玻璃上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后来没有再比过，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包括师姐。他看的是布，不是旗上有什么。旗上什么也没有，就是一面布。他把一面没有字的东西看了半个钟头，看完自己也知道不合常理，合常理的事他后来没有再做。第二回他只看了三分钟。
　　桌上那十几张证书压在一块玻璃板底下。玻璃板是新的，四条边磨过，摸上去不割手；压着的纸是旧的，最旧的一张是八九年那一年发的，纸已经发脆，边上有一道折痕，折痕那里颜色浅。他没有把纸抽出来对着光看，只把玻璃板的一角抬起来一点，看了一眼底下那几张没有压到边上的。最旧那一张上发的是他进院的时候，名字那一栏是他自己填的，填得很规矩，一笔不多一笔不少。他后来想起来才觉得，那几个字填得太正了，像是写给别人看的。这十几张证书他没有数过，师姐替他数过，数完说了一句：十五张。他后来没有再数，也没有再添。这十五张里有三张是同一个年份的，那三张他没有并在一起，仍旧一张一张压着，纸与纸之间留着缝。压完他把玻璃板擦了一遍。
　　那天晚上吃饭眠眠问了一句，问的是师姐那三回怎么答的。他说：“她先说她推不了。”她说完这句的时候正把筷子放下，伸手去够汤碗，够到没有端起来。眠眠又问：“那她自己想的是推，还是不想推。”他说：“师姐没有讲。”他停了一下，又添了一句：“她要是想推，就用不着等我上去。”眠眠听完没有再往下问，把碗里最后一口汤喝完，起身去收桌子。收桌子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别的，说的是别的：“你那个师姐，前两年院里风不顺。”他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往下接。这件事里最要紧的那一句是师姐自己说的三个字——推不了；这三个字是当着人说给听的，不是抱怨，是把路让出来。他后来把自己坐这把椅子的头一个月记成一句话：这条路是别人让出来的，不是自己走出来的。
　　四层这段楼梯他从前不走。他那间诊室在一楼西头，进出走后门，那条路比上四层近得多。上了四层以后他才天天走这段楼梯，一层十七级，他数过三回，三回都是十七级。最上头那层的楼梯口挂着一块牌子，写的是档案室，那三个字他天天看。有一回他上到三楼转角，正碰上楼下来的两个人，是从楼下往上走的；三个人在转角停了两三秒，各让了半步，谁也没有说话，上去的下楼的各走各的。那两个人后来他知道是骨科的，一个姓王，一个姓吕。他没有记住是谁先让的。扶手上的漆在拐弯那一段磨得最亮，是十几年里上下的人用手掌磨出来的，他上下的时候习惯扶右边，靠左扶的人少一些。楼梯半层平台上有一块地砖比别的高半公分，他每回走过去都要跨过去，跨的次数多了他就知道哪一块高。
　　这间屋子是十七平米。他进来量过一次，用的是门诊那把卷尺，从门框这头拉到窗台，一拉到底十七米不到；后来他从图纸上查，图纸上写的是十七。他把这个数记在本子上，记的是十七平米，底下画了一条线，线下面添了三个字：够用了。他后来跟人说过这句话，有人说十七平米做一间办公室太窄，他说：“这个我量过。”他就没有再往下说。他没有说的是：他进这间屋子的第一件事不是搬东西，是站在门口把四边走了一遍——门到窗五步，窗到柜子两步，柜子到桌子一步半，桌子到门口两步半。加起来十步半。这十步半他后来没有再量过，也没有跟人说过。别人问起这间屋子，他说的都是十七平米和够用了这两句。师姐在门口站过一次，站完只说了三个字：屋子小。
　　那天从老主任那间屋子出来，他站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走廊的窗朝西，下午这个钟头光斜进来，斜到他脚背上。他站着想的是一件事：那本册子不在老主任手里了，在他母亲手里；老主任退休那天捆了一箱讲义交给她，册子是那一箱里的第一本。他这些年听人提起过那本册子，听了不下二十回，他自己一次也没有去要过。他站着把这件事想完了，想完了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下的决心。想完他下楼，下楼的时候在转角碰上一个人，是三楼管库的，问他借一把钥匙。他把钥匙给他，站在楼梯口看那人上楼，看完了才走。这一天下来的活他没有再干。他从楼下上来的时候绕了一段，绕到东边楼梯，从东边上来，那边没有那两盏坏灯。走到四层他才停住，停住才发现自己在数楼梯。
　　他做的头一件事，是回家去要东西。眠眠这些年收着一册手抄医案，蓝布包着的，扉页上老主任那七个字她说过不下二十回。东西放在她资料室的柜子第三层，白露去请了三回才请出来——第一回她说等两天，第二回她问你要它做什么，第三回她把蓝布包放在桌沿上，自己往门口挪了两步，让出那一块地方。册子比记忆里薄，边角磨圆了，封面上有一块洗不掉的黄，是当年一只茶碗底印上去的。他翻开看了一眼就合上，合上以后用软布把封面包回去，包了两层；包到第二层的时候师姐伸手要接，他没给，自己系上了那道棉线。系完他没有马上走，在书柜前站了一会儿。他后来跟师姐说，师姐那句话他一直记着：老主任退休那天把一箱讲义捆好递给母亲，说东西留下来就总有人用；这一册是那箱里的第一本。
　　头一回他没有说要用。他只是问了一句，问的时候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眠眠在资料室里正做一件事：把一箱子旧照片往牛皮纸上贴编号，一箱一百二十几张，她一天贴三十几张，那天桌面上摊着三张。她听完他的话没有回头，说了一句：“等两天。”他说：“好。”他就走了。走出去到院门口他才想起来，他没有问的是哪一天。他站在门口把那两天在心里数了一遍，数完觉得自己问得笨。回家路上他买了两斤橘子，橘子是走到半路才想起来要带的，提在手里一整路。路上他一直在想那一句等两天是哪两天，想了半天，这两个字就是不肯落到日子里。到了家门口他也没有想到该追问一句。进门他把橘子搁在灶台上，搁完就去洗手。饭桌上他把这事没有提；他一向不提还没有结果的事，这一点他母亲知道。
　　第二回他隔了两天去。这一回他站着说完，改成坐下说。他坐下以后眠眠把手里的活停下来，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问他一句：“你要它做什么。”他说：“要用。”她没有问拿来干什么，只问：“谁跟你说的。”他说：“师姐。”她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师姐跟你说的，不是我跟你说的。”他说：“我知道。”她又说：“那你回去跟师姐说，是我自己要给的。”他愣了一下，说：“好。”停了一下他又说：“妈，我保证不弄脏它。”她看了他一会儿，说：“不弄脏是好事，那不是条件。”她说完就把老花镜重新戴上，接着贴她那几页编号。他坐在旁边没有动，也没有再说话，坐到她的手停下来为止。她停的时候把笔搁下，说了一句：下午你不要来了。
　　第三回去的那天上午，眠眠把资料室的钥匙挂在自己腰上，挂的是那一串里的一只小铜钥匙。她进屋以后没有先去开柜子，先把桌上那几页贴编号的活做完，做完才开。柜子第三层是一只大木柜，两扇门，柜门上贴着一张标签，标签上的字是眠眠自己写的，写的是年份。她从那一层里取出一册东西，用两块干净的手绢托着，托到桌沿上，放下以后自己往门口挪了两步，让出那一块地方。她挪那两步的时候没有说话，眼睛也没有落在册子上，落在桌角那只笔筒上。他站着没有伸手去拿，先把手上那一层汗在白大褂上擦了，擦完才伸手。她也没有催，就站在门口看着，看他把那一块地方腾干净。腾完他说了一句：妈，我下回自己来取。她嗯了一声，没有说别的。
　　那块蓝布是靛蓝的，四边锁了一道细边，锁边的线已经起毛；布面上折出几道折痕，是长年压出来的，展开以后展不平。这块布原来裹的是那一箱讲义，册子在里面压了二十年。布是从里头往外解开的，解的时候那道细边上的线断了一小截，断的地方发白，他用指甲把那一段拨到布底下。扎口用的是一根棉线，线的颜色比布浅，扎成一个十字，十字打在布的正中间，扎得很紧。他解开那道棉线只用了几秒，解完把棉线卷成一圈，卷好握在手里没有放下。他解那道十字的时候试了两次：第一次顺着结解，越解越紧；第二次先拆一边，再拆另一边，拆完棉线才退出来。线退出来以后他没有扔，卷好塞进白大褂上衣的口袋里；这一根线他后来没有再用过。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
　　册子比他记得的薄。边角都磨圆了，封面上有一块洗不掉的黄，是当年一只茶碗底印上去的，印子的形状他不认得，只认得那个黄。他翻开看了一眼，看的是扉页——扉页上是那七个字，他不用问就认得：先问人，再问机器。七个字底下有一道横线，横线是他师父当年划的，划得比正文重，划到末尾往上挑了一下。他没有往下翻，翻完这一页就把册子合上了。他翻开的那一下其实是想看第二页，看到那七个字就停了。他后来跟自己解释过：第二页上写的是别人的病，他一翻开就想起那七个字是谁教的，想起那一回是谁在床边一步一步带着他做的。想起这些他就合上了。他把册子重新包了一层，包完又打开看一眼封面，看完才系上那道棉线。
　　包的时候用的是一块软布，一层不够，两层才盖严。包到第二层师姐伸手要接，说：“给我，我拿回去。”他说：“不用。”师姐说：“你倒是自己系。”他说：“我不怕你抢。”师姐说：“我不抢，我就是怕你把它勒出一道印。”他没有回答这一句。他自己系那道棉线，绕了三圈，绕完打了一个平结——这个结他小时候看老主任打过，看过不止一次。系完他把结往里按了按，按到底，不让它翘起来。他没有问师姐是怎么看出他要自己系的。系完他把包递过去让师姐掂，师姐掂了一下说：“比我想的轻。”他说：“册子薄了。”师姐说：“不是它薄了，是布散了。”这一句说完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后来他把这句话记住了，记的是后半句。他记的是：东西还是那样，是包着它的散了。
　　从家出来他是坐公交回去的，怀里抱着那个蓝布包，一只手托着底下，另一只手扶着上头。路上有一段在修路，他绕了远，绕的那一段两边是菜地，鞋底沾了泥。上楼的时候他在三楼转角停了一下，不是喘，是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东西，看完接着上。进了屋他把蓝布包放在桌上，摆在靠墙那一侧——那一侧后来摆奖杯，摆了两天以后才换。他后来跟师姐说的是另一件：他记得他母亲把东西放在桌沿上以后，挪的那两步。师姐问他那两步有多远。他说：“一步半。”他这一路把公交坐过了两站，坐过站他又往回坐了一站；回程的车上人少，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抱在膝上。抱了半程他换了一只手，换完又换回来。到家门口他还坐了两分钟才下车。
　　摆的位置是想了三天的。第一天他把册子放在桌角，看了一天；第二天换到柜子上头，压在一摞旧杂志上，还是不顺眼；第三天他在一摞案卷底下垫了两本旧字典，把册子挪到靠墙那一侧——那一侧原本摆奖杯——又把三个奖杯一个一个挪到窗台上，排成一行，间距一样。挪完他退到门口，从门口看，又走进来，从桌子这头看那一头。师姐下班前进来看了一眼，说，挪它干什么。他说，奖杯是我的，这本不是。师姐说，人家问起来你怎么答。他说，我就说奖杯搁窗台，碍事。师姐笑了一下，说这话你也说得出来；她笑完又补了一句，说你这一句比你刚才那一句强。搬完那天下班他没有立刻走，坐到六点多，把那七个字又看了一遍才起身。起身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把柜子最上头那一格打开，翻出一只空的铁皮饼干盒，把去年的门诊登记本副本装进去，装了半盒，扣上盖子，放回原处。那盒纸是给下一个坐这把椅子的人准备的，他不打算告诉谁。
　　第一天他把册子放在桌角。位置在左手边，靠着桌沿，离桌边三寸。第一天上午他看了十一个病人，十一个看完用了两个半钟头，中间没有起身，也没有挪那本册子。中午他去食堂端饭回来，饭是铝饭盒盛的，热的，他把饭盒放在桌上，把册子往里推了两寸，推完又推回来半寸——推出去是怕饭汤洒着，推回来是他觉得那两寸宽了。整个中午他吃了六分钟。下午剩下那两个病人他看得快，两个人是结伴来的，看完他又在那个位置上坐了一刻钟。那两个是一起来的老两口，说的是同一件事，说完他给两个人开了同一副药，只多写了一行字。他把这一行字添上去的时候停了一下——添的是他早上记的那句能不能便宜点，添给谁他没有写。那天他把病历合上以后又坐了一刻钟，坐到窗外的旗升上去。
　　第二天他把它换到柜子上头。柜子上头原来摞着一摞旧杂志，一共十七本，最下头那本受了潮，卷了边。他把杂志往左挪开一半，在腾出来的那一块上放了册子，册子底下垫了一张硬纸板。放到下午三点他就不看了——站在屋里看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太高，抬头要抬到下巴以上，一抬眼就看见，不看的时候又落在别的上头。收工前他把它取下来，捏在手里往门口走，走了两步又放回柜面。柜面上留下一个方印，是册子压出来的，印子的边角很清楚。他对着那个方印看了一会儿，看完把杂志摞回原处。第二天收工以前他又去柜子那儿站了一回。这一回他没有把册子取下来，只是站着看那个高度，看完在心里定了一个数：再高半寸就过头。他这个数后来没有用上。
　　第三天他把柜面上一摞旧杂志全部抱下来，搬到墙角地上，靠着踢脚线码成一摞。他自己蹲下去，从柜子最下头翻出两本旧字典——那是他刚进院时院里发的，人人有两本，翻烂了可以换新的，他那两本一直没有换——把字典叠在一起，压在底下一摞旧案卷上，垫了大约半寸厚。垫完他把册子放上去，放的位置是正中。退到门口看了一眼：高了半寸，正好。他回来把那摞杂志也搬到了墙角，靠着旧字典那一摞放，码好以后屋里空出来一块地方。空出来的那一块他起初不知道该放什么，放了两天还是空的。第三天晚上他才把三个奖杯挪过去——挪之前先用抹布把那一块柜面擦了两遍，擦完等它干，干了才摆东西。摆完他退到门口看了一眼，这一眼看完他就改了主意。
　　挪奖杯他用了两块毛巾。铜杯最沉，抱起来要托着底座，一只手托不住，他换了两次手才抱到窗台上。三只杯子在窗台上排成一行，间距是他拿手掌量的：一次放一只，中间隔开一个手掌，够不着的距离再开半寸。摆完他退到门口，从门口看那一行；看完走进来，从桌子这头看那一头；两头看完又退到门口再看一回。有一回他从门口往外看，正碰上走廊上两个人过来，那两个人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又走了。他没有叫他们进来，两个人也没有问这是哪一间。有一回他去开水房，回来从走廊那头看自己屋里的窗台，看不见杯子，只看见玻璃上三个亮。他站了一会儿，回去把三个杯子的位置又各挪了半寸，挪完站在窗前又看了一回。
　　师姐走的时候把她自己带来的那杯水喝完了，杯子拎在手里。出门前她在门口停了一下——她没有把杯子拎走，她把杯子放回窗台上，跟那三个奖杯挨着，放得很轻，放完用手把杯子的把儿转了个向。椅背上还挂着她的包，包带挂在椅背一角上，她自己忘了。他把包取下来挂在门后头的钉子上，那个钉子上原来挂着三四个人的包，他挂了以后在门口站着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个钉子该换一个了。后来那个钉子果然换过，换成一个吸盘式的，是师姐自己拿来的。那个吸盘式的钉子挂上去以后不牢，头一回挂包挂了不到半天就掉了，包在门后头地上摊了一下，所幸没有摔着。是他自己重新挂的，挂完拿手指弹了弹，试了两回才放心。师姐后来知道这件事，没有提。
　　搬完那天下班他没有立刻走。他把那只搪瓷缸子洗了，缸子放在桌角，离册子半尺。屋里只剩他一个人，窗开着半扇，外头院里有人在推车，轮子压在水磨石上，一道一道地响。他坐了半个多钟头，中间把册子翻开一次，只翻了扉页那七个字，看完合上。他后来跟师姐说，那半个钟头他什么也没有干，就坐着。师姐说：“那你就是在干。”他愣了一下，没有反驳。他走的时候把窗关上，关到一半停了停，又推开了一条缝，推开多少他自己也没有定。推车的声音在六点半以后就没有了，外头院里静下来，他坐着把那七个字在心里又过了一遍，过完起身，把椅子推回墙边。椅子底下那两张报纸被他压得平平的，抽出来的时候纸角已经卷了。
　　柜子最上头那一格拉不动，滑轨锈住了，他拿一张旧报纸垫在把手底下才拉开。里头是一只空的铁皮饼干盒——那不是他的，是这间屋里原来就有的，盒盖上印的一朵花早磨没了，只剩下几块浅蓝。盒底还有两片碎饼干渣，一片大一片小。他把去年的门诊登记本副本取来，是两捆，用旧报纸各包了一层，一捆塞进去塞到底，第二捆塞进去以后盒盖扣不上，他抽出来三本再塞。扣上盖子他用手压了压，压实了，放回那一格最里头。他放回去以后又拉出来看了一眼，看完才把抽屉推上。这一格他后来没有再打开过。抽出来的纸又少了十几本，是年底清过一次；少掉的都是当年的旧账，没有人问，他也没有说。剩下那半盒一直摆在最里头，摆到第二年春天。铁皮盒子外面那几块浅蓝，后来又掉了一块。
　　那盒纸是给下一个坐这把椅子的人准备的。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想过要怎么跟谁说，也没有在本子上记；做完他坐回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应该在哪一页记一行字，想完他又觉得不用记——记一行字就得写清楚是留给谁的，写清楚就得有人来拿，没有人来的话这一行就白记了。他后来只跟师姐说过一句，说他柜子上头多了一只空铁盒。师姐问什么东西。他说：“纸。”师姐说：“纸好。”他补了半句：“是去年的门诊登记本，副本。”师姐没有再问。他这一层想法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讲了就成了交接，交接就得有交接的日期和接收的人。他算了算，要是三年之内没有人来，这盒纸就一直搁在那一格，搁到他也不坐这把椅子为止；那也说不定。他没有再往下算。
　　搬进去那天是六月初二，下午。搬完他站在屋子中间，忽然发现屋里三样东西换了位置一样没有动：钟还是那个挂钟，笔筒还是那个搪瓷的，桌上那张他自己画的门诊排班表还是用四枚图钉钉着。他坐下来，把那本册子往自己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的角度推了半寸——推完抬眼就落在那七个字上。第一天他就发现自己的视线总往那个地方去，落一次，落一次，一天落了不下二十回。第二天他就不去数了。搬进去第三天早上他一进门又把窗台上那三个奖杯往里推了两寸，把靠墙那一块彻底让出来；让出来以后，那一本册子摆的位置，比三个奖杯都高。
　　搬东西是他自己搬的，前后一共跑了四趟。头一趟是一只带盖的搪瓷缸子、一支笔、一本门诊排班表；第二趟是一沓空白病历，四本一封，封皮朝下摞着；第三趟是那三个奖杯，每一个都用毛巾包了，两只手臂夹着，走一步看一眼；第四趟才是那一册蓝布包。走廊不长，走一趟二十来步，第四趟回来的时候他出了一层汗，汗是从后脖子那儿起的。搬到一半的时候同组那个年轻人上来要帮忙搬奖杯，他说：“不用。”那人说：“三个我搬得动。”他说：“我搬得动。”那人站在门口看着，看完自己下楼了。那趟他下来以后在楼梯口站了半分钟，半分钟里他把三个杯子的顺序又过了一遍：玻璃的、玻璃的、铜的。谁也没有替他拿，他也没有让人拿。他后来在屋里又把顺序摆对了。
　　搬进去之前他把这间屋子看过两回。墙是白的，白得发黄，靠门那一面墙中间有一块颜色浅的长方形，比周围白，比周围亮一点，四个角都能看出来，是挂过东西留下的印子。他拿卷尺量过两遍，两回都是长一米二，宽八十公分。挂钟是上一任留下的，走得准，一个月差不到两分钟；笔筒是搪瓷的，白底蓝字，字掉了一半，剩一个半字。屋角原先摆过一只痰桶，桶撤了，地上留了一个圆印，圆印的中心比外头干净。有一只蜘蛛在窗框上做网，网做了一半，做了三天没有做完。那只蜘蛛他也没有赶。他走的时候把窗推开一条缝，推的宽度跟每天一样；过了三天他再来看，网的另一半也没有添。他后来为这件事想过一次，想完就忘了。
　　搬完他把门关上，站在屋子中间没有动。站了大概一分钟，这一分钟里他把屋里的东西又过了一遍：钟还是那个挂钟，笔筒还是那个搪瓷的，那张他自己画的门诊排班表还是用四枚图钉钉着，三枚是新钉的，一枚是旧的，头上那一点红漆掉了。他先想到的不是那三个奖杯，是这四枚图钉——两天前钉的时候少带了一枚，那一枚是从抽屉里翻出来的旧钉子。他站在中间把这件事想了半分钟，想完没有动它。他后来跟师姐说的是这句：搬进去第一天我先看见的是一枚旧钉子。他把这件事跟师姐说了。师姐说：“一枚钉子有什么好说的。”他说：“正因为没什么好说，我才记着。”师姐没有接。她那天下午走的时候，把桌上那张排班表又看了一眼，看完用手指在第四枚钉子上点了一下。
　　排班表是他自己画的，画了三个晚上。第一晚画星期几，第二晚画人和时段，第三晚把两个夜班的人名挪了一次。表是横着的，一张纸对折折成两半，展开有两页宽。钉的时候他先在墙上比了比位置，比了三回才落钉。第一枚钉得正，第二枚歪了两分，第三枚钉进去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第四枚是那一枚旧的，钉进去以后那颗钉子的头歪了，正着看是歪的，斜着看是直的。他一直没有换。这张表他自己擦了灰，一个礼拜擦一回，擦的时候先用干布，再用湿布，湿布拧得很干。擦完他顺手把窗台上那三个奖杯的位置核了一遍，核完又把纸上的一个时段划掉重写——那个时段他画重了，重了以后一格里挤了两个名字。改完他把笔帽扣上，扣得比平常用力。
　　六月初二那天晚上他到家是八点多。进门的时候眠眠在客厅看东西，看见他进来把东西合上了。她问的第一句是：“那间屋子多少平米。”他说：“十七。”眠眠又问：“窗子朝哪。”他说：“朝旗杆。”她听完没有再问，转过身去把台灯拧小了。吃饭的时候她说了第三句：“老主任那间屋子的窗子朝什么方向。”他说：“朝北。”眠眠说：“朝北不好。”他问：“怎么不好。”她说：“冬天冷。”说完她自己又改了一句：“也不一定，人各有各的习惯。”他把这句记住了，后来在办公室又想起过一回。他没有把这句话跟人解释过。解释起来要说朝南朝北、要说冷不冷，越说越像在讲道理；不讲道理的事他一向不讲，讲不清的就不讲。他吃了半碗饭，把碗端进厨房，回来的时候顺手把客厅的灯拧小了。
　　柳溪县这一头是阿望待得最久的一个地方。第一年他在工地上，窝在工棚里，跟十几个人一起吃工地灶；第二年他手里有了两个项目部和一支四十几人的队伍，县城边上租了一处院子，院里堆着钢筋和模板，办公室就两间；第三年，也就是这年春天，那处院子换成了自己的，一栋三层，楼下两层做仓库，楼上留了一间给他自己。公司的名字还是当年那个，没有改过，中间有人提议加两个字做区分，他没让。二十几年里他只学会一件事：修路的人不能住在路上，得住在离路三里外的地方——头一年他把办公室设在工棚边上，天天在车灯底下签图，签了半年，人瘦了十一斤，年底回家云轻轻捏了半天没说话。柳溪这边的人叫他阿总，久了以后连他自己也习惯，改不过来。
　　头一年他住的是工棚。工棚是油毡顶，两排，每排八个人。灶在棚子外头，一口大铁锅，饭是两荤一素，菜里的油不大，油是从村里打来的散油，装在那种一斤装的铁桶里。冬天漏风，睡觉戴帽子。他那时候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就用一本小本子一个一个记：谁叫什么，哪一年来的，哪个乡的。记了大半年才记全；后来那本本子他留着，前年搬家翻出来过一次，纸已经黄了，末一页还空着，空的那一页他也没有撕。本子上记的也不全是名字。有几页记的是活：哪一段路的活干了几天，几个人，几台机器；有几页记的是别人家里的事：谁家老人病了，谁家孩子考上学，谁家娶了媳妇。工棚里的人后来散了，散了以后谁也没有再联系，只有这本子还在他手上。
　　人瘦了十一斤，这话不是他自己说的。年底回家，云轻轻捏了半天没说话，捏的是他胳膊，捏完把手收回去了。收回去以后她转身去灶上端饭，端上来一碗，说了一句：“多吃。”她说完自己也觉得这一句没有用，就又添了半句：“外头风大。”说完她自己先笑了。他那半年做的是工地上最杂的一类活，哪一处缺人去哪里，抬过水泥，也下过涵洞；夜里睡得少，半夜起来签图，车灯是别人给他打的，一打打到后半夜。给他打灯的那个人后来不是他队里的人了。他提过一回，提完就没有再提。那十一斤他自己心里有数，是秋天称的。工棚门口有一杆秤，秤是工头挂的，称东西要排队；他在那杆秤上称过四回，四回都是他自己记的数，记在本子的另一页上。他那本子上记体重，也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
　　第二年他手里有了两个项目部和一支四十几人的队。四十几人是四十三：春天点的四十一个，夏天又添了两个。院子是租的，在县城边上，租了两年，一年四千八。院里堆着钢筋和模板，堆得很高，靠墙码成两排，中间留出一条能过板车的道。办公室两间，一间办公，一间堆图纸。图纸太多，后来在院里支了一个铁皮棚子，图纸分两摞码在棚子里，用塑料布盖着。他每半个月掀一次塑料布，翻一遍，怕受潮。有一回翻的时候发现底下两张图纸泡了水，那两张是同一段路的，他就重画了一遍。院子租期是两年，他一直按两年算，中途有人劝他买下来，他没有马上答应，说要等手上的两个项目收了尾。后来他等了三个季度，第四个季度他不等了，把定金先付了。
　　第三年开春他把那处院子买下来了。房子是三层的，楼下两层做仓库，楼上留了一间给自己。楼上那一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电扇，桌上摊着图纸。窗子朝东，早上太阳照进来照到床脚，他每天是被照醒的。仓库的门从早开到晚，进出的人多，院子里的车辙压出两道沟，沟里存着水，存了有半个月。买下来以后他做的头一件事是把院里那口井掏了，掏完砌了井台，井台比原来高了半尺。这件事他跟人提起过一回，说的是井，没有说别的事。楼上的那间屋子他后来陆续添了三样东西：一盏台灯，一个书架，一只插电的暖手。第一样是买的，第二样是拿旧门板自己钉的，第三样是他媳妇给的。窗台是水泥的，比屋里别处凉，早上太阳还没有照到的时候，那上头不能放东西，一放就返潮。
　　名字的事是第三年春天提的。有个替他们办过手续的人说：“你们这个名儿太素了，加两个字区分开是规矩。”他说：“不加。”那人说：“万一以后有第二家呢。”他说：“有第二家再说。”那人说：“你这个人，别人给你方便你都不肯要。”他说：“这个跟方便不方便没关系——名字是别人喊了十几年的东西，改一次要改许多处，招牌、合同、图纸上签的章、已经打出去的标牌，全得跟着改，改一遍不如不改。”他把这话说给云轻轻听过一次，云轻轻说了一句：“你这是懒。”他说：“不是懒，是怕麻烦。”云轻轻说：“这两样在你身上我分不出来。”这句话他记了很多年。后来有人再提加字的事，他仍然是那一句不加，问急了就说一句有第二家再说；这句话他自己也说烦了，说烦了也还是那一句。
　　住在路边的滋味他领教过一次。第一年他在工棚边上设办公室，第二年换到县城边上的院子，第三年才落到离路三里外的地方——这个三里是他后来自己定的，不是谁跟他说的。他跟人讲过这个数的来历：有一年秋天他从工地回住处，车灯照着路两侧，走了半个钟头才到家门；到家他没有开灯，坐了十来分钟。那十来分钟里他忽然想，自己这一辈子要是天天在这样的路上过，那就不是过日子，是过车。后来他定了个规矩：住的地方离路三里以外。工程上的事他仍旧天天往路上跑，跑完回来就是了。这个规矩他跟人说过四五回，每一回说的都是同一段。饭桌上说的是钱和工期，说了也不能少走一里路；这一段他只在有人问起为什么不住得离路近一点的时候才说，说一次算一次。
　　柳溪县的人叫他阿总。头一回是县里一个管事的人叫的，那人一边叫一边往办公楼里让，那一回他愣了一下，愣完还是应了。第二回是工地上的一个包工头，再往后是县里所有的人。叫了几年以后他自己也顺了口，有一回他在电话里交代事情，说着说着自己说出一句“这个我去问阿总”，挂了电话才反应过来是自己。他后来跟小满提起过一回，小满问他为什么不当真纠正一下。他说：“纠正了人家下次还叫，改一次要记住三回，三回以后才算改过来。”纠正的事他试过一回。那一回是一个新来的小伙子，当着七八个人的面叫了一声陆总，他立刻说：“别这么叫，叫阿望。”小伙子改口改了三回，第三回又叫了回去。他后来不提这一回了，提起来也是笑着提，谁都不当真。
　　学校是他提的。提的缘由很小：前年冬天歇工那七天，他住在磴口村里。那天下大雪，村里的小学停了课，五个孩子还是走了两个钟头的山路去邻村上课，回来的时候鞋里灌满了雪，脚趾头没有知觉。他蹲在村口看他们进门，看完回屋写了一页纸，第二天照常上工，那页纸压在图纸底下，压了两个月。纸上的第一条是路已经修到村口了，第二条是路到村口没有用，第三条是这个村里没有一间能上课的屋子。这三条他后来跟人说过好几回，说完都要加一句：修路这个事，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路通了就是做完了。
　　歇工那七天他住在村里。村东头有一户人家，他住了两个晚上，第三晚回了他自己带的那顶帐篷。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和一盆菜，菜是酸菜，酸得很重。第一天下大雪，雪是后半夜起的，起到早上门推不开，他拿肩膀顶了三次才顶开一条缝。村里的小学停了课，停课的消息是村长第二天早上挨家说的，说今天不用去了，谁家孩子要问就说等雪停了再说。村长说完在几家门口都站了一会儿，站完才走。村长挨家说这话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多，说到第十一家的时候嗓子哑了，之后改成了摆手。屋里的人出来站在门口听，听完把门关回去，关得很轻。他那天在村东头那户人家没有出去，一整天坐在灶膛跟前烤火，膝盖烤得发烫。下午他一个人在屋里把那五个孩子走的路在纸上走了一遍。
　　出门的是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六岁半，五个人里有三个是兄弟。村里派了两个大人跟着，一个在前头，一个在后头；天太冷，后头那个大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木棍没有别的用处，孩子们走不动的时候他往前一伸，孩子们就抓一下，回来的时候那根棍子在雪地上插了十几个印。来回两个钟头。回来的时候五个人的鞋里全是雪，脱下来摆在火炕边上，袜子硬得掰不开，有人用剪刀把袜子剪开，脚趾头没有知觉，一个也没有哭。屋里有六七个大人围着，谁也没有大声说话。他是从村口一路跟回来的，跟到那户人家门口才停。进门以后他没有说话，站在门边上一直站到袜子都剪完了。走的时候他跟送他的两个孩子说了一句：明天不用去了。孩子说：村长说了，要去。他没有再劝。
　　那页纸是从他的本子上撕下来的，撕的是横格的那一面，撕的时候用尺子比着，撕口是直的。他记了三条。第一条：路已经修到村口了。第二条：路到村口没有用。第三条：这个村里没有一间能上课的屋子。第三条底下他自己画了一道横线，横线画完又添了一句，添的是：还有二十七个孩子。记完他把笔帽扣上，看了一遍，看完把这一页对折，压在图纸底下。他后来在柳溪翻出来的时候，这一页压了两个月，上头有一个方印，方印压在图纸的第二十号那一块上。那两个月里他一次也没有再翻这一页。翻图纸的时候他翻得很快，从筒里抽出来，摊开，看完卷回去；有一次他抽错了卷，抽到那一页，看了一眼，照样卷回去。卷回去以后他把筒放好，还用原来那一道旧麻绳捆了。
　　这三条他跟人说过好几回。第一回是跟县里的人说，那天在会议室，开完会有人问他这一趟来是不是修路，他说：“路修了。”他说的是这三条。说完有人笑，说：“你这个跟修路有什么关系。”他说：“有关系。”第二回是在饭桌上，桌上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正抽着烟，他说到一半停了，把剩下的一半咽了回去。第三回是前些年云轻轻问的，云轻轻问的是：“修完了能怎么样。”他把第三条又重复了一遍，重复完补了一句：“妈，这一条是我在那五个孩子身上看见的。”云轻轻没有说话，把碗里的汤喝完了。这三条他后来没有再添过第四回。有人再问起，他就照着三条说，说完还是那句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路通了就是做完了。说完他会停一下，停完不等别人接话，自己把话头收回来。
　　修路这个事，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路通了就是做完了——这一句他第一次说出口是二十四岁那年。刚毕业跟着队里下工地，在一个岔路口，两台压路机来回压，压完他从坡上往下走，走了二里地才看见挂红布的地方。看见以后他心里想的是：这件事做完了。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个想法，连本子上也没有记。这句话他后来只在小满面前完整地讲过一次，讲完小满问了一句：“那现在呢。”他说：“现在我知道没有做完。”小满说：“这两个怎么不一样。”他说：“不一样也是一样的：路通是给车的，屋子是给人的。”说完他就把话收住，不再往下讲。小满也没有再问，两个人那顿饭剩下的半句谁也没有说。这句话他后来在工地上想起来过好几回，每一回都是在签完图抬头看那条路的时候。
　　批这个事批了一年零两个月：钱是他出的，大头；县里出人和手续；村里出工，农忙时干不动，就等冬天，等他们回来。图纸改过四版，最难的一版是水——那个村底下是湿陷性的土，房子要架空，架空层至少四十公分，村里没人做过这套活，他带着两个人在那儿蹲了九天，蹲出一套村里自己能干的法子，图纸上还添了一行小字：架空层里不放东西。开工那天来了四十多个人，没有一台机械，全是人搬石头和扛椽子；房梁上梁那天村里放了一挂鞭炮，鞭炮屑落进眼睛里，两个孩子揉了一中午。他媳妇后来问他苦不苦，他说不苦，就是这九天里我最想的是当年那个把被子留给我的大娘。
　　批这个事前后跑了一年零两个月。他在县里跑过十一趟，每趟住一晚，住的是汽车站旁边一家小旅馆，一晚上三十六块，十一趟三百九十六块，这笔钱他自己出，回来没有报销。手续一共十七项，前十二项是图纸和钱，第十三项起是用地和开工，后四项是验收和登记。钱分三笔：第一笔在图纸定下来以后，第二笔在开工以前，第三笔在封顶以后。第一笔他让人从自己账上打的，走的是他自己的一个户头，没有过公司的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走公司的账，他说：“这个不是公司的活。”十一趟里有四趟是为同一件事去的：那一趟的手续卡在一个人手里，那个人休假去了外地，回来以后又让补一样材料，材料补完才算完。补的那一样是一张纸，那张纸他自己开车去村里开的，一趟四十七公里。那四趟他都没有跟人提，
　　村里出工的人是分时候的。农忙的时候村里能出来的只有十九个：十二个是四十岁往上的，三个是半大小子，剩下四个是妇女，三个妇女是跟着男人一起来的。等的那些冬天不一样，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能出工的有四十三个人，那四十三个人里有二十来个是从外头回来过年的，也有几个是从邻村过来帮忙的。四十三个人里没有一个是白来的：工钱按天算，一天七十，管一顿中午饭；饭是村里凑的米，菜各家出一点。有一年的工钱拖了半个月，拖到年根上才结清，结清那天他一个一个点的人。点人这件事他每年都做，拿一张纸和一支笔，点一个画一个勾。农忙那十九个人他也点过，点完他知道他们替代不了那四十三个人——不是他们不肯，是他们的活离不开家。他把这一条记在本子上，圈了一个圈，圈里没有写字。
　　图纸改过四版。第一版把教室排成一排，一排四间，排得整整齐齐。第二版改成一横两排，理由是山那一头地不平，一排排过去底下要垫的东西太多。第三版动的是排水，把屋外一圈的散水加深了二十公分，又在坡那一面加了一条截水的沟，改这一版的时候他在县里跑了两趟。第四版是架空层，也是最费事的一版。改完他把前头三版的图都收起来，卷成筒，塞在图纸筒的最底下，塞进去以后抽不出来，他抽了两次才抽到。抽出来他数了数，一共三卷，卷得都不齐。第三版和第四版之间隔了四个月。四个月里他一直在想架空层，想的不是四十公分这个数，是村里人能不能自己做。四十公分他一个人量得出来，村里人量不出来——他没有工具，也没有量过。
　　架空层至少四十公分，这一条是他自己在坡上踩出来的。他第一次到村里是冬天，在一户人家的院墙外头看见一处塌陷，是去年雨水泡的，院子比房基高出两拃。他蹲下去用手在墙根上掏了一把，掏出来的土一攥就散，攥成团也捏不拢。村里有个木匠跟在后头看，问他：“这是不是土不结实。”他说：“不是土不结实，是这个土见水就往下坐。”木匠说：“我们盖房子从来不架空。”他说：“你们盖的是一层，这个地要盖两层；这一层就是给房子坐的，房子坐高了，下面的土就淹不着。”木匠没有再问，低头去看那道墙根。那道墙根他后来又去看过两回，都是冬天。第一回是雪后，土冻住了，掏不动；第二回是开春，土里返了潮，一脚踩下去陷了小半寸。回来以后他在本子上添了一行数字，添的是两拃。
　　他们在那儿蹲了九天。第一天画线，用石灰画的，石灰线一两天就被风吹淡了，第二天重新画。第三天开始试，试了三种：一种是垫木板的，一种是砌石头的，第三种是把两排短木桩打进地里，上头架横木，横木上头再做面。第三种最省材料，村里人自己干得了。他把这三种的法子都记在纸上了，记了三页，钉在墙上给村里人看，钉了十几天，看的人一天比一天少，第五天以后没有人再来。他后来说这一句：记下来的东西不一定有人看，看过的人也不一定记得；记得住的是站在旁边看他做了九天。那三页纸到后来糊了，他裱过一回，裱完塞回图纸筒。那三页纸他后来给第三个人看过一次。那个人看完说了一句：这个法子我们现在也在用。他听完只问了一句是谁写的，那个人报了一个名字，他记在本子上。
　　上梁那天村里放了一挂鞭炮。鞭炮屑落进两个孩子的眼睛里，那两个孩子揉了一中午，揉完眼皮是红的。中午吃饭是在工地边上支的三口锅，一锅烩菜，一锅馍，一锅汤，来的人有五十几个，碗不够，村里从邻家借了二十几个碗。吃完他把那只没用上的碗抱到教室那边码好，码的时候数了一遍，数完放回去。那天晚上他没有回住处，就睡在教室里，课桌拼起来当床，身上盖的是村里凑来的一床旧被子——被子是谁拿来的、村里凑了多少钱，他后来一直没有问明白。半夜他起来过一次，起来是去看架空层那一格，看完又躺回去。他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四点多，醒来是因为外头有鸡叫。起来他先把身上的被子叠了，叠成方的，放在教室后头那张桌子上；那床被子后来一直放在那张桌上，谁也没有拿走。
　　名字是七月三号定下来的。那天在县里的会议室里坐着九个人，争了四十分钟，争的不是钱，是字。原先拟的几个都被否了：公司名字太长；有一个提出拿他母亲的名字；有一个说不如就叫希望小学，反正这种学校多的是。他说不行，喊那样的名字喊出去了，学校就成了一所普通的学校。争到快散会，眠眠打了一个电话来，问了一句：那个村叫什么。电话那头说得不清楚，他让她重复了两遍才听清。挂了电话他跟会上的人说，就用这个村名，谁也别再提别的。散会以后他自己在本子上写了一遍，按县里户口簿上那个写法一笔不改地抄：磴口村。那是他大学时做毕业设计的三个县里最远的一个，从县里到那里要换两趟车，第二趟车到下午三点半，第三趟一天只有一趟。那一串换乘他背得出来，因为当年他数着钟头等车，等了一个下午。
　　那天在县里的会议室坐着九个人，他自己算一个。县里两个，一个是管钱的，一个是管手续的；村里来了两个，一个是村长，一个是村里的木匠；教上的一个，是县里一所小学的；另外三个是镇上请来的，两个是家长，一个是村里的会计。九个人坐的是两张桌子拼起来的，桌子不平，中间那条缝上头垫了一叠纸。他坐在靠门那一头；他是从柳溪赶到县里的，中午到，进门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暖壶里的，倒了大半杯，没有喝完。那杯水后来放到会议散了还是大半杯。九个人到齐是十二点零几，散会是十二点五十。他在中间没有看表，看的是窗外——窗外那一段路上一直有车过，车过一阵，桌上的纸就跟着动一下。他把纸压住，压了四回，压完才发现压的总是同一张。
　　前面提的名字有三个。第一个是把他公司的名字跟村名连起来，一共十一个字，念出来有二十二个字，他说：“太长，念一遍记不住。”第二个是把公司名字去掉后半截，只留前头两个字，后头加一个校字，四五个字。这个没有人当面反对，是后来被人否的——县里管手续的那个人说，登记的时候名字要跟图纸上的一致，图纸上写的是别的，改一次要连着改三处。第三个是有人提的，拿他母亲的名字，提出来以后屋里有人应了一声。他没有让往下说。那一声应完，屋里就没人再接。后来那三个名字他都记住了：太长的那一个他没有记住，第二个他记住了四五个字，第三个别的人提的名字他只记住了头一个字。他记名字的法子是记笔画和口音，不是记字；这三个名字他后来都能写出来。
　　希望小学这一个是镇上那位家长提的，理由说得很实在：叫这个名字的孩子多，好找，好记，哪儿都是。屋里有两三个人附议。他等他们说完，等完才开口。他说：“不行。”他说完屋里静了一下。他接着说的是：“喊那样的名字喊出去了，学校就成了一所普通的学校；这一所是给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上的，为什么不叫这个村子的名字。”屋里有人问：“那这个村叫什么。”他说：“这个我知道，我不用想。”屋里又静了一下。静完他把手里那杯凉水喝了一口。他这一句说完，管手续的那个人低头在纸上记了一笔，记完把纸转过来给旁边的人看。旁边的人看完没有说话，把纸又推回去。他把这一个来回看在眼里，看完把杯子放下，杯底在桌上没有响——他放得比平常轻。
　　他没有立刻答。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是他母亲。他跟旁边的人说了三个字：“我出去一下。”走出会议室，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子旁边。走廊那头有人在大声打电话，他往里挪了两步，还是听不清。他把手机换到左耳，问她那边在哪儿。她说：“在店里。”他说：“你那边太吵。”她说：“那你别问了。”他说：“不行，我得问。”他说的是：“那个村叫什么。”她答了一遍，他没有听清，让她再说一遍；她又说了一遍，他还是只听清头一个字。第三遍他听清了，握着手机站了一会儿，把那三个字在心里跟着念了两遍，然后说：“妈，我这边要开会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跟平常一样。说完他站着没有动，等那头先挂。他这一回没有先挂；这一回是那头挂的。
　　挂了电话他没有立刻回去。他在走廊上把手机放回口袋，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推门进去。屋里已经有人在说别的事。他走到自己那个位子坐下，等那一个人把话说完，才开口。他说的还是刚才那一句：“就用这个村名，谁也别再提别的。”他说完又添了一句：“今天要定就定下来，往后谁再提别的，就说是已经定了的。”屋里没有人再说。剩下那十分钟是别的事，散会散得比平常快。散会的时候没有人往他跟前凑，他也没有跟谁打招呼。他出门的时候是最后一个。屋里的人走完以后留下一屋子纸屑，是刚才有人撕纸角撕的。他把桌上那几张收起来，收进自己的本子里，收完才关灯；关灯以前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钟是圆的，白面，指针有一根细的有一根粗的。
　　散会以后他没有马上走。他坐在位子上把那三个字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本硬皮笔记——那本笔记用了十来年，后半本大半还是空的。他翻到空的那几页，找了一张有格的，记了一遍。记完他掏出手机，翻到县里发下来的那份材料，把材料里那一张对着看。材料上记的是县里户口簿上那个写法，一个字都没有多，也一个字都没有少。他一个字一个字对过去，对完在纸上把每一笔都描实了，描完在旁边添了两个字：照抄。抄完他把那一页对折，折口跟原来的折口错开了一点。这一页他后来一直没有再打开。那本笔记他用到第二年春天，后面又添了三页，三页都是别的事；再往后他没有再添。他把本子合上的时候用了一根橡皮筋，橡皮筋已经松了，绕两圈才箍住。
　　从县里到磴口要走三趟车。第一趟中午到换乘的地方，第二趟到那儿是三点半，第三趟一天一趟，五点开。第二趟和第三趟之间要等一个半钟头。他背得出这三趟车，是因为他数钟头等车等了一个下午——那年他跟着队里跑三个县，暑假走了三个月，那个下午他坐在换乘处的长凳上，什么也没有干，数了三趟车。等他真把这三趟车走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在路肩上站了一会儿，看远处有一点灯。回来以后他把这一趟记进了那本笔记的最后一页，记的是四行字。四行字他后来没有再添过。那四行字头一行记的是车，第二行记的是时辰，第三行记的是他在长凳上数了几趟，第四行记的是那一点灯。他记得那盏灯是在第二趟车开走以后亮的，亮了有半个钟头，亮完就没有了。
　　九月一号前后村里人来了十几个人，蹲在坑边看，问的都是实话：孩子中午在哪儿吃饭；冬天取暖怎么解决；老师从哪儿来，来了住哪儿。阿望一条一条答，答不了的记在本子上，答完先去看场地。教室的窗框是村里木匠做的，做废了四扇才拼出八扇；黑板是他从县里拉来的旧货，拉回来才发现其中一块中间有裂，他自己拿胶重新粘了，粘完又拿粉笔在上头写了两个字，写的不是课，是校训——他想了三天，最后定了两个字：不迟到。黑板挂上去那天孩子们提前一个钟头就来了，围在教室里看那两个粉笔字，看得最久的是那几个走山路来的。
　　九月一号前后村里人来了十几个人，蹲在坑边看，问的都是实话阿望一条一条答，答不了的记在本子上，答完先去看场地。教室的窗框是村里木匠做的，做废了四扇才拼出八扇；黑板是他从县里拉来的旧货，拉回来才发现其中一块中间有裂，他自己拿胶重新粘了，粘完又拿粉笔在上头写了两个字，写的不是课，是校训——他想了三天，最后定了两个字：不迟到。黑板挂上去那天孩子们提前一个钟头就来了，围在教室里看那两个粉笔字，看得最久的是那几个走山路来的
　　答得出来的他当场答。吃饭这一条他答的是：中午管一顿，村里出工的时候管，不出工的时候家里带什么算什么。他说完有人接着问：“带什么算什么是什么意思。”他停了一下说：“就是家里吃多少孩子吃多少，谁家也不多。”取暖这一条他答不了——那时候图纸上还没有画炉子的位置，他照实说了。老师和住处这一条他答了半句：老师县里调，来了住哪儿他还没有问。答完他把三条一起记在本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记，记完念了一遍给人听。念完他问了一句：“还有没有。”有人接了一句：村东头那个谁家也会来。有人说：不一定的。他把这两句也记了，记在本子上另起一行。他后来把这一页复印过一份，一份留在自己手上，一份夹在图纸筒里。
　　本子是他随身带的，厚，横格，前头三十几页写满了，记满的都是这一件事：谁家几个孩子，几岁；谁家有老人；哪一家烧柴，哪一家烧炭；哪一家的房子是土坯的，土坯到什么程度。他记这些的时候没有跟人解释过，解释了也说不清。其中有一页是他自己的，就是那三条的底稿，三条底下那道横线和后头添的那一句也在这上头。这一页翻的人最多，翻的人都不说话，翻完就合上。这三十几页他前后添过四回。第一回是问话的那几天，第二回是开工以前，第三回是上梁那一晚，第四回是开学前。第四回添得最少，只添了三行，三行都是关于那三个不在的孩子：两个去了哪里，一个几岁。他没有写他们的名字，只写了去向和岁数。写完他把这本子合上，放进上衣口袋，鼓起来一块。
　　窗框是村里木匠做的，八扇，做废了四扇。第一扇锯短了一指；第二扇刨的时候一侧刨薄了，薄得透光；第三扇榫头留得不够，合上以后扇子往里翘；第四扇是木料本身有节，节在要开榫的地方，前头那一段是后来接的，接缝在扇子的下角，缝里塞了一点麻。做废的那四扇他没有扔，都靠墙立着。做成的那八扇挂上去以后，有一扇关不严，风从缝里进来，他把那一扇的合页挪了一个眼，挪完好了。木匠来看过一回，看完说了一句：“这八扇里有一扇不是我的。”他说：“我知道，那一扇也是你的。”关不严的那一扇后来他每半个月看一次；有一回风大，把那扇吹开了，屋里的一摞纸吹到了地上。他一张一张捡起来，捡完发现最上头一张是孩子的作业，作业上一个字也没有写。
　　黑板是从县里旧货站拉回来的，一共四块，三块好的，一块中间有一道裂。他自己找的胶，把两块裂开的断面对上，压了半宿，压的时候用两块木板夹着，夹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揭开，缝还在，但是不动了。粘完他拿粉笔在上头写了两个字——写的不是课。他想了三天：头一天想的是两个字要让人一眼认得，第二天想的是笔画要少，第三天才定下来。定下来的那两个字是在那五个孩子身上想出来的：那天大雪停课，他们走了两个钟头山路去邻村上课，回来迟到了半个钟头，进教室的时候站在门口没有进来。这件事他在村里只跟人讲过一回，就是那天在村口看他们进屋的时候。他把这两个字写得很正，一笔一笔都顿了一下才走。写完他没有擦，也没有再在上头添第二个字。
　　九月初一开学，牌子钉在校门外那根水泥柱子上，铁皮的，字是烧上去的，三个：磴口村。牌子钉好以后他在校门口站了二十分钟，那天没有风，铁皮没有晃。第一堂课他没进去听，只在操场边上站着看。旗杆是新的，旗也是新的，比一院那面晚了半年。三十六个孩子分成五个班，一个村五个班就算全了；只有一个老师是从县里调来的，教语文，兼着全校的体育课，音乐课那学期空着。空着的课表上，阿望用铅笔写了一行：音乐，找人。他把那张课表看了两遍，看完折起来收进上衣口袋里。这所学校到他家最远的那一段路，他爸当年一个人来回走了二十几回，每一回都是一个人，走完蹲在路头抽半根烟再回来。
　　牌子钉好以后他回了一趟县里。铁皮是薄的，两寸来宽的一条长条，字是先描了样，再用烙铁一个一个烙上去的，烙一个要一分多钟，烙完上一层黑漆，漆是刷的，刷了三遍。他自己去铁器铺看的那一回，站在铺子门口看人家烙，烙完他问了一句：“这个漆能撑几年。”铺子里的人说：“三五年。”他点了点头，没有作声，回来以后他让铺子里把漆又加刷了一层，刷到第四遍才停手。停手的时候他又问了一遍：“几年。”铺子里的人说：“那就说不准了。”他说：“行。”他这一趟没有办别的事。铁皮是那家铺子里裁的，字是那家铺子里烙的，漆也是那家铺子里刷的；他这一趟是去问一件他心里放不下的事——这三个字烧上去以后能不能经得住日头。问完他自己也笑了，笑完还是等那三遍漆干。
　　钉牌子是他自己钉的。那根水泥柱子是他叫人浇的，立在校门外，柱底下垫了一层碎石，柱子比旁边那一根粗。钉的时候他叫了两个村里的后生，两个人扶着梯子，他在上头落钉，钉了四枚。前三枚都顺，第四枚打滑，柄子打滑了，钉子歪着进去半寸，拔出来重新打，打完那一枚的位置比前三枚低了一指。他没有换，就按这个样子留下了。钉完他从梯子上下来，抬头看那三个字，看完又从另一个方向看了一遍。他媳妇后来问他为什么不重新打一枚，他说他记着这一枚在哪儿。那两个后生后来常提起这根柱子，说的是钉子，说钉子是那位城里来的先生自己钉的，第四枚还打滑了。他说没有，打滑那一回才有人接话。他这一句说完，两个人就都笑了。
　　钉完以后他在校门口站了二十分钟。那天没有风，铁皮没有晃。二十分钟里他把那张课表从口袋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看完折好放回去。送孩子来的大人陆续到了十一个，来的多半是奶奶和母亲，没有一个开小车。校门口到操场之间那一片地是新平的，铺的砂石还没有压实，人踩上去起一层灰。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也没有往操场那边走，就站在牌子底下，把那三个字从头看到尾，看了两遍。那二十分钟里他一共回头看了四次。四次都是看操场那边，操场上还没有人，只有一块黑板靠在墙边——牌子挂得急，黑板还没有挂上去，是他前一天叫村里两个人抬到教室去的。他看完第四次才把头转回来，转回来以后他没有再回头。那天他也没有进教室；第一堂课他站在操场边上，从头站到下课，中间没有坐下。
　　三十六这个数是他自己对过的。村里报上来的名册是三十九，核下来三个不在：两个跟着亲戚去了外头，一个九岁的女孩家里说不念了。他一个一个核，核到夜里，把核完的数记在纸上，记的是三十六个。分班是他自己分的，分了五个班：一年级七个，二年级八个，三年级九个，四年级六个，五年级六个。他分班的时候把三个走山路的放进了同一个班，放的是一年级——这个安排后来有人问过一回，问的人说：“他们上学迟。”他说是迟，可是他们跟别的人不一样。他没有往下说这句话怎么讲完。这句话他没有跟人讲完过，讲完要往后讲，往后要讲到那三个孩子的家里，讲到家里就要讲大人的事。他不想把大人的事带进这所学校的账里。名册上他只记了姓名和年岁，别的一律没有记。
　　从县里调来的那个老师是九月头一天上午到的，三十来岁，村里人一开始都记不住她姓什么，后来都记住了。是一所小学借过来的，借一个学期，学期满了回县里。课表上她一个人教语文，剩下的全科她兼着，体育是她，音乐空着。她到的那天下午问了两句：第一句是宿舍在哪儿，第二句是冬天取暖怎么解决。阿望把本子翻开，翻到记着那一条的那一页，把本子递过去。她看完抬起头，说：“这个我一个人答不了。”他：“我知道，你答得了，我要的是你知道县里答不答得成。”她把那页纸看了两遍，看完把它折起来还给他，还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个我记着，我记着以后冬天冷不冷是我自己去问。他后来把这页纸夹在了自己那本笔记里，夹在中间，没有另做记号。
　　那张课表他后来带回家，压在书桌玻璃板底下。上头那四个字他后来用钢笔重新描过一遍，描得很轻，还是能看出来底下有铅笔的印子。他描完把那张纸抽出来看了三遍——第三遍是看那一行的位置：那四个字在空着的那一格靠左，格子是他自己划的，划得很歪，四边都不直。空着的那一格有一件事是他后来才弄明白的：不是忘了填，是留着。留着给一个他还没有找到的人。他找人的法子后来定下来两条，一条是问县里，一条是等。等的那一条他等了两年多。两年多里那张课表他换过一次位置，从玻璃板底下换到书桌角上，换的时候压着的是另外一沓纸，不是证书。——玻璃板底下的位置是他自己算的，从门口看过去，那一格正好在他抬眼要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