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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归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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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生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村子跟他走时不一样了。记忆中那些歪歪扭扭的土墙还在,但墙根的草没了,树皮也没了,连门槛都被刨去了一截。到处都光秃秃的,像被什么东西舔过一遍。
他摸黑走到自家门前。门没关严,从缝里透出一丝昏黄的光。
他推开门。
灶台边的油灯下,他二姐正蹲在灶前烧火。她瘦得厉害,颧骨突出来,脸上的皮松垮垮地挂着,像老了十岁。听见门响,她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延生?”她声音发颤,像是怕认错了人。
“姐,是我。”
二姐愣了一瞬,猛地站起来,踉跄了一步,抓住他的胳膊,上上下下地摸,从肩膀摸到手,又从手摸到脸,好像要确认他是真的、是活的。然后她一把抱住他,哭了出来。不是嚎啕大哭,是把脸埋在他肩窝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没有声音。
哭了一阵,她抹了把眼泪,拉着他往里屋走。
“娘在床上躺着呢,下不了地了。进去看看吧。”
炕上躺着一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头发全白了,乱蓬蓬地散在枕头上。听见脚步声,她慢慢转过头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娘,是小弟,延生回来了。”二姐趴在她耳边说。
“延生?”声音很弱,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娘,是我。”陈延生蹲在炕沿边,握住她伸出来的手。冰凉的,没有一丝热气。
他娘的手指在他手心里慢慢摸索着,像是在确认这不是做梦。
“回来了就好,”她说,声音颤得厉害,“回来了就好。”
爹是去年冬天没了。
那天晚上,他娘躺在炕上,拉着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爹走了……去年冬天……把最后一把杂面留给我们,自己喝了半个月的野菜水……”
她哭了一阵,又说:“走的时候还在念叨你,说不知道你在外面好不好。”
二姐站在旁边,也跟着抹眼泪。
陈延生没说话,攥着娘的手,攥得很紧。
第二天,他去了爹的坟前。坟头光秃秃的,连根草都没长。他在那儿站了很久,最后跪下磕了三个头,站起来,转身回了家。
家里还有什么?
半缸红薯叶干,一袋谷糠,墙角堆着几捆剥下来的榆树皮,磨碎了可以掺在杂面里。菜园子早就荒了,连土都被翻了好几遍——野菜根、草根、能嚼动的东西,全被人刨去吃了。
大姐年前嫁了,嫁到山那边的一户人家,换回来十斤红薯干。大哥跟着村里的壮劳力去山里找吃的了,走了三天还没回来。
陈延生把包袱解开,从里面掏出雷月英塞给他的那两个窝头,递给二姐。
“姐,你把这个热一下,给娘吃。”
“你吃了吗?”
“吃了。”他说。
二姐接过窝头,看了他一眼,没再问,转身去灶台生火。
日子要过,人得活。
陈延生开始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他跟着村里的男人们去山上找吃的——捋树叶子,挖野菜根,刨地里的冻红薯。有时候走得很远,翻过两座山,去那些没人去过的地方碰运气。
他年轻,腿脚快,眼神也好,每次都能比别人多找回来一些。二姐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地收拾好:叶子晒干磨粉,根茎洗净切片,能存着吃的都存着。
他还试着去找过活路。去镇上转了一天,粮店的掌柜认出了他——以前戏班在镇上唱戏时,掌柜听过他的戏。
“你不是唱戏的那个小延生吗?”掌柜说,“这儿没人听戏了,你往南走,南边收成好,那边还能唱。”
陈延生愣了一下。
“往南走多远?”
“几百里地吧,”掌柜说,“找个戏班搭伙,挣了钱再回来。”
陈延生没接话。
他当然想去。几百里地,他走得动。他能唱戏,能挣钱,能换粮食寄回来。
但他走不开。
娘还在床上躺着,大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二姐已经瘦的皮包骨了,烧火做饭有时候都直打晃,他走了,这家就散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地里的野菜冒了头,日子好过了一些。娘能坐起来了,但还是下不了地。二姐的脸上有了一点血色。
大哥也从山里回来了。只是瘦得脱了相,腿肿得老高,走路一瘸一拐的,挑不动水,劈不动柴,连蹲下生火都费劲。
大姐在山那边托人捎了信来。说她怀了孩子,家里总算有了点喜气。
他一直记得,他说过要去西安找她。不管爹娘在不在,他都往西安去。
但却不能是现在,他要等大哥能下地干活,等娘能自己从炕上坐起来,等二姐能吃饱饭不再打晃。
他要等这个家不再缺了他就转不动。
他有时候会在夜里,站在院门口,往西边看。
西安,在那个方向。
他不知道她有没有走到西安,不知道她娘的身体好些没有,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等他。
也许她等了。等了一天,等了一个月,等了一年。
也许她等不到,就走了。
他不敢往下想。
但他心里始终有一种感觉,就像当年他跪在冰上相信自己一定能留下来一样——他觉得,他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到了那一天,他要跟她解释,他不是故意不去的。
就是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原谅。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糖纸。
那条深蓝色的围巾压在枕头底下。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会拿出来摸一摸,针脚不太匀,但织得很密实。
围巾还在。糖纸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