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岛》》枯木止于秋

17、第十六章 镜中人 那天早

　　那天早上栖禾起得比我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厨房里已经有动静了，锅铲碰铁锅的声音轻轻响着，煎鸡蛋的油香从门缝里钻进来。我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天花板，今天周四，是去医院复查的日子。我翻了个身坐起来，脚伸进拖鞋里，走到客厅。栖禾背对着我在灶台前面翻鸡蛋，听见我的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说“醒了？吃饭”。桌上摆了两碗粥和两双筷子，她端着煎蛋过来放在中间，鸡蛋的边缘煎得微焦，蛋黄还软着。我夹了一个放进她碗里，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咬了一口。

　　吃到一半的时候我说：“今天我要去医院复查，你陪我去吧。”

　　她抬起头来，筷子上还夹着半块煎蛋，看了我两秒。“几点？”

　　“十点。”

　　“那我跟老板请个假。”她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发了一条消息。我看着她发消息的样子，她打字很快，拇指在键盘上跳来跳去，最后点了一下发送，把手机搁在桌上，端起碗继续吃饭。吃完之后她洗碗我收拾桌子，两个人换好衣服出了门。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那件浅蓝色的牛仔外套，头发扎成低马尾。我穿了那件深色大衣，围巾是灰色的那条，末端有两道浅白色的条纹。她帮我掖了掖领口，说“走吧”。

　　去医院的地铁上人不多，我们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来。她坐在我左边，靠着车窗，窗外的隧道壁一帧一帧地掠过，广告灯箱的颜色一块一块地闪，明暗交替的光落在她的脸上，忽明忽暗的。她的手指搭在膝盖上，偶尔动一下，拇指轻轻摩挲着另一只手的手背。我伸手把她的手握住，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手指在我的掌心里收拢了。地铁过隧道的时候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凉凉的，吹着她的碎发贴着脸颊飞。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闭了一会儿眼睛。我握着她的手，看着窗外那些飞掠而过的光斑，一站一站地坐过去。

　　到医院的时候快十点了。门诊楼的人还是那么多，挂号和缴费的窗口前排着长队，空气里那股消毒水混着药味的气味扑鼻而来。我们坐电梯上五楼，精神科的走廊比楼下安静，白色的墙壁，浅蓝色的塑胶地板，日光灯管亮着均匀的光。候诊区那排蓝色的塑料椅子上坐了几个人，旁边那个中年女人还在，手里还在绞着一只帆布袋的带子，低着头。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一次，护士出来叫号，叫了一个名字，有人站起来跟着她进去了。栖禾坐在我旁边，手搁在腿上，安安静静的。她的目光在走廊里扫了一圈，看了一眼墙上那张心理健康科普海报，又收回来了。

　　“陆屿。”护士叫了我的名字。

　　我站起来。栖禾也跟着站起来。护士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侧过身让我们进去。我走在前面，栖禾跟在后面，两个人沿着走廊往诊室走。走廊尽头那间诊室的门半掩着，推开来的时候秦医生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翻一份文件。她抬起头来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秒，然后落在我身后。她的视线在栖禾身上停了一下。很短，短到可能只有半秒钟，但她的眼睛在那个方向定了一瞬。然后她收回目光，朝我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

　　我拉开椅子坐下来。栖禾坐在我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诊室不大，办公桌靠窗摆着，桌面上摊着病历本、一支笔和一杯没喝完的茶。窗户开着一条缝，冬天的冷风从缝里渗进来，把窗帘的下摆吹得微微摆着。秦医生把文件合上放在一边，两只手交叠着搁在桌面上，身子微微前倾。

　　“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她开口了，声音还是那样，不高，语速偏慢。

　　“挺好的，”我说，“睡眠规律，吃饭正常，情绪也稳定。”

　　她拿起笔在病历本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抬起头来。“药按时吃了吗？”

　　“按时吃的。”

　　“有没有漏掉过？”

　　“没有。”

　　她把这些信息记下来，笔尖在纸面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写完之后她放下笔，两只手交叠着搁在桌面上，看着我。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移到旁边那把椅子上。

　　“今天有人陪你来？”她问，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随口问一句。

　　“嗯，”我说，“这是我女朋友，沈栖禾。”

　　我侧过身看了栖禾一眼。她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交叠着，嘴角浮着一个浅浅的笑，看着秦医生微微点了点头。她的毛衣袖口露出一截白色的手腕，上面有一根粉色的皮筋。诊室窗外有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她肩膀上，把那件米色毛衣照出了一层暖暖的底色。

　　秦医生看着她。她的目光很平静，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但她的眼睛在那个方向停留的时间比一个普通的对视要长了一点点。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然后她收回目光，看着我。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她问。

　　“快一年了，”我说，“她之前住我对门，后来搬过来一起住了。”

　　秦医生点了点头。她的目光又移到旁边那把椅子上，像是看着栖禾，又像是在看那一片空气。“沈小姐，”她开口了，声音不快不慢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栖禾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刚要开口。我接了话：“她在花店上班，运河西边那条街上的花间，她做花艺的。”

　　秦医生看了我一眼。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拍，然后收回来，在病历本上写了一个字。她继续问：“她平时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我说，“就是偶尔会痛经，上个月有一次挺厉害的，我给她煮了红糖姜枣奶，拿热水袋敷了一下，后来好了。”

　　秦医生又点了点头。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然后她低下头，拿起笔在病历本上写了一行字。写完之后她抬起头来，看着栖禾的方向，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笑得很淡。

　　“你们平时相处得好吗？”她问。

　　“挺好的，”我说，“她脾气好，我有时候画图烦了会语气不好，她不跟我计较。她做饭也好吃，比我强。我们早上谁先起来谁做饭，晚上谁先到家谁做饭。上个月她休息的时候陪我去滨江公园看夕阳，那天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睡了两个钟头。后来我们去看了电影，吃了烧烤，她吃鸡翅的时候啃得特别干净。”我说着说着嘴角浮出一点笑，侧头看了栖禾一眼。她也看着我，眼睛里亮亮的，嘴角弯着。

　　秦医生听着，没有打断。等我说完了，她微微点了一下头，把笔放下来，两只手交叠着搁在桌面上。她的目光在我和旁边那把椅子之间来回移了一下，然后停在我的脸上。

　　“陆屿，”她说，“你今天的状态比前几次来的时候好一些。情绪平稳，表达清晰，愿意跟人交流。”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一下。“但你刚才描述这些的时候，都是你在说。”

　　她停在这里，看着我。我的手指在膝盖上动了一下。“她比较安静，”我说，“不太爱说话。”

　　秦医生点了点头。她没有接着追问，而是拿起笔，在处方笺上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她把处方笺递给我，手指在纸边上敲了一下。

　　“药物到了第二阶段，可以换配方了，”她说，“之前的药主要是稳定情绪和改善睡眠的，现在你的状态比刚来的时候好了很多，可以换一种侧重不同的。新药还是每天吃，剂量我写在上面了，早上一片，晚上一片。可能会有一些适应期，比如口干、嗜睡，正常现象，如果持续超过一周再给我打电话。”

　　我接过处方笺，折好放进书包里。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开大了一点，冷风从外面灌进来，把窗帘吹得猎猎作响。她伸手把窗帘拉到一边，让更多的光进来，然后转过身看着我。

　　“平时多出去走走，”她说，“天气好的时候晒晒太阳。”

　　“好。”

　　“有什么不舒服随时打电话。”

　　“好。”

　　我站起来，栖禾也跟着站起来。我把椅子推回原位，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边的时候秦医生叫住了我。

　　“陆屿。”

　　我回头。她站在窗边，身后的百叶窗半开着，光从她背后照过来，在她灰色的毛衣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白。她的脸在半逆光里看不太分明，但她的眼睛看着我，很认真。

　　“按时吃药，”她说，“会好的。”

　　我点了点头，推开门走了出去。栖禾跟在我后面，走廊里的白炽灯光比诊室里亮一些，照在地板上反射着晃眼的白。我沿着走廊往电梯方向走，经过候诊区的时候那个中年女人还在，手里还在绞着那只帆布袋的带子。栖禾走在我旁边，步子很轻，帆布鞋踩在塑胶地板上几乎没有声响。我侧头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在走廊灯光下白白的，嘴角还挂着那个浅浅的笑。

　　电梯来了，我按了一楼，两个人走进去。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门合上之后空间变小了，她往我这边靠了靠，肩膀碰着我的手臂。我伸手把她的手握住，她的手指凉凉的，掌心有一层薄薄的潮。电梯一格一格地往下走，指示灯从五跳到四跳到三跳到二跳到一，门开了。大厅里人来人往，声音嘈杂，我们穿过人群从大门走出去。外面的阳光比来的时候亮了一些，雪已经化干净了，路面上干干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在头顶交错着。

　　回去的地铁上她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呼吸慢慢缓下来，像是睡着了。我一只手握着她的手，另一只手搁在膝盖上，书包放在脚边，里面装着那盒新开的药。地铁经过一段地面上的轨道时，阳光从车窗外面照进来，落在她闭着的眼睛上。她的睫毛被光照得透亮，在颧骨上投下一排细细的影子。她动了一下，睫毛颤了颤，但没有睁眼，把脸往我的肩膀里又埋了埋。

　　回到公寓的时候快中午了。她脱了外套挂在门后，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了看，说“还有昨天的剩饺子，煎一下吃吧”。我说好。她系上围裙站在灶台前面，往锅里倒了一点油，把饺子一个一个码进去，饺子底在油里滋滋地响着。我坐在餐桌旁边看着她。她的背影在灶台前面安安静静的，马尾辫垂在肩膀后面，围裙的带子在腰间系了一个蝴蝶结。她煎好了饺子端过来放在桌上，自己也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个吹了吹气送进嘴里。我看着她嚼饺子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伸手帮她把嘴角沾的一点油渍擦掉。她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坐在桌前画图，手机震了一下。是江明发来的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纸箱，箱子里装了一堆东西，上面搁着一个圆形的铁盒。他配了一行字：“我妈收拾屋子翻出来的，说这是你以前放在我家的，让我哪天顺路带给你。”我放大了照片看那个铁盒，圆形的，铁皮盖子有点生锈了，看不太清里面装的是什么。我回了一句“什么东西”。他过了一会儿回：“不知道，我没拆，挺沉的。下次见面给你。”然后他又发了一条：“对了，你上次说你室友搬过来了？住得惯吗？”我回了一个“嗯”。他没再问别的。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那个铁盒的样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铁皮盖子生锈的痕迹、圆形的轮廓、盖沿上一道浅浅的凹痕——看着眼熟，但想不起来具体是在哪儿见的。也许是在镇上老宅的某个柜子里，也许是在母亲家的杂物堆里。想了一会儿没想起来，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面上，继续画图。铅笔在纸面上沙沙地响着，窗外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图纸的边角上。

　　画了一会儿图，铅笔停下来了。我伸手拉开书桌最下面那个抽屉翻橡皮，手指碰到一个东西，硬硬的，凉凉的。掏出来一看，是一个圆形的铁盒，铁皮盖子有点生锈了，跟江明照片里那个很像。我把盖子拧开，里面的东西不多——几颗磨圆了的玻璃弹珠、一个塑料的小陀螺、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旧邮票。底下压着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非洲的邮票，邮戳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几个字。是我爸的信。信封的边角卷了，纸面发黄，摸上去脆脆的。我没有打开，把它放回铁盒里，盖上盖子，搁在抽屉最里面。

　　但江明照片里那个铁盒——那个他还没拿给我的——和我抽屉里这个，是不是同一个？我坐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他妈妈说是我以前放在他家的。以前，很多年以前，我确实往他家放过东西。高中的时候有时候周末去他家住，书包里塞不下的课本和杂物就搁在他房间的角落里。后来他家搬去市里，那些东西大概一起搬过去了，堆在他家书房的纸箱里，一放就是好几年。那个铁盒大概就是那时候落在他家的。里面装的是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也许和抽屉里这个差不多，也许不一样。等下次见面拿到手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栖禾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我坐在桌前画图。台灯的光照出一小片圆形的区域，铅笔在纸面上走，线条从这一端拉到那一端。栖禾忽然说了一句：“你那条围巾戴着暖不暖和？”我说暖和。她说：“我织的时候还挺担心不够厚的，那个毛线买回来的时候我摸着有点薄，后来织了两层才觉得差不多。”我低头看了看脖子上挂着的那条灰色围巾，末端那两道浅白色的条纹，中间那一段织错的鼓包。我说：“挺好的，很暖和。”她笑了一下，没再说话，继续翻手机。

　　画了一会儿图，铅笔停下来了。我伸手摸了摸围巾末端那两道浅白色的条纹，手指顺着毛线的纹路捋过去。织得确实密实，两层毛线叠在一起，厚墩墩的。我把围巾摘下来翻到背面看了看，背面的针脚和正面不一样，正面的辫子纹路整齐，背面的线头藏得不太干净，有几个地方露出了线头，用针别进去了，但还能看出来。围巾的末端有一处收针的地方，线头打了个结，结头有点大，凸出来一小粒。我把围巾翻回正面，绕回脖子上。

　　窗外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围巾的穗子晃了晃。我低头看了一眼那道条纹，忽然想起前阵子老家那边寄过一个包裹来，是姑姑寄的。箱子里装了些冬天的衣物，姑姑在电话里说是整理老宅柜子的时候翻出来的，有些是我爸以前的东西，有些是我小时候留下的。那个包裹我拆开看了一眼，里面有几件旧毛衣、一条围巾、一本相册。围巾是灰色的，羊毛线织的，末端有两道浅白色的条纹。我当时拿起来看了看，针脚很密实，是我爸的东西。他生前冬天常戴的那条。姑姑说收拾柜子的时候在棉被底下找到的，洗过了，晒过了，让我收着。我把那条围巾搁在衣柜上层，后来没怎么动过。再后来栖禾说天冷了，给我织了一条围巾。灰色的羊毛线，末端两道浅白色的条纹。跟衣柜里那条一模一样。我当时没在意，只觉得暖和。

　　此刻我坐在桌前，铅笔搁在纸面上，窗外的风轻轻吹着。我站起来走到衣柜前面，拉开上层柜门，翻了翻。那几件旧毛衣还在，叠得整整齐齐的。但那道围巾——灰色的、末端有两道浅白色条纹的那条——不在那儿了。衣柜上层翻了个遍，没有。下层也翻了，没有。抽屉里，没有。我蹲在衣柜前面，手撑着柜门，柜子里的衣物整整齐齐地码着。我摸了摸脖子上的围巾，灰色的羊毛线贴着皮肤，暖融融的。末端那两道浅白色的条纹在台灯的光里泛着淡淡的暖色。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旁边的栖禾已经睡着了，呼吸一起一伏的。我侧过身去看她，她的脸在黑暗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头发散在枕头上，肩膀的线条在被子下面微微隆起。看了一会儿我又转回去，闭上眼睛。脑子里转着那个铁盒——江明照片里那个还没拿到手的，和抽屉里这个已经翻出来的。两个都是圆形的，铁皮盖子都生了锈。里面的东西大概也差不多，玻璃弹珠、小陀螺、旧邮票，还有那些年从非洲寄到南安的信。信是我爸写的，字歪歪扭扭的，笔画粗得像在用力。那些信以前放在铁皮盒子里，压在枕头底下。后来搬了几次家，铁皮盒子散了，信也散出来了。江明家那个铁盒里装的，大概就是我以前放过去的、后来忘了拿回来的那些。等下次见面就知道了。

　　窗外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轻轻的，像谁在很远的地方说着什么，听不真切。我翻了个身，目光从黑暗中移开，落在窗帘缝里漏进来的那线月光上。月光细细的，落在床尾的被子上，灰白色的，凉凉的。我看着那道光，忽然想到一件事。我来江海已经五年了。五年里我搬了三次家，换了两份工作，认识了很多人也离开了很多人。五年里唯一没变过的大概是每年中秋姑姑打电话来的时候总会提一句——桂花树今年开得好，满院子都是香的。

　　可我一次也没回去看过。家里的桂花树现在长成什么样了？我爸种那棵树的时候我九岁，树苗只有一人高，细细的枝干，种在院子东墙根底下。他说等他回来就能闻见花香了。那年秋天没开花，第二年也没开，第三年的时候枝头冒了几粒小小的芽苞，母亲说还早。后来我就来了江海，之后每年秋天都是姑姑在电话里跟我说桂花树的事。第二年她说树长得比院墙还高了，枝桠伸到二楼窗户前面，秋天一开窗满屋子都是甜的。第三年她说今年花开得特别密，风一吹落了一地碎金，隔壁邻居都来问能不能摘几枝回去。第四年，第五年。我每年都听她说，每年都没有回去看过。桂花树现在多高了？枝叶密不密？秋天的花开得还像以前那么好吗？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吗？

　　我想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已经想不起来院子的样子了。青砖的地面，东墙根的桂花树，堂屋正中间的旧方桌，父亲以前喜欢坐在那儿喝茶。那些画面在记忆里一张一张地翻过去，像旧相册里颜色褪了的照片，能看出轮廓，但边角模糊了，细节也看不清了。我闭上眼，想闻一闻桂花香。记忆里那股味道好像还在，甜丝丝的，带着一点凉意，像秋天早晨的风。但越想越淡，越淡越想，最后什么都没剩下，只剩一个空空的念头挂在脑子里。

　　窗帘被风吹得晃了一下，月光在床尾的被子上跟着晃了晃，像一截细细的银线在水里漂着。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旁边的栖禾呼吸均匀，一起一伏的，跟运河的水波同一个节奏。我看了那道光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睡着之前最后一个念头是——那条围巾到底是谁织的。但这个念头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还没来得及看清就被水带走了。我沉进梦里，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是黑沉沉的，一直往下坠，坠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