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钢铁炉》2130

5、地下通道 阮荣唱歌真

　　郑州的夏来得猝不及防，我明明做好了迎接炎热的准备，却还是被突如其来的高温打的措手不及。

　　城中村的风就褪去了温软的春风于毫无攻击力的炎热，带着街头巷尾的吆喝，卷着街边小吃的烟火气，我和阮荣穿梭在狭窄人流中。

　　合租小窝依旧简陋，泛黄的墙壁老旧，多年前贴上的墙纸泛黄发脆，在夏日的威胁下，我指尖刚挨着墙纸，就掉下来好大块。

　　中间那道薄薄的布帘，隔开两张单人床，隔不断我们俩说话的欲望。

　　日子过得规整又平淡，像巷口老钟表的指针，日复一日缓慢转动。

　　我重复着整理药架、登记药品、接待顾客的琐碎工作。阮荣依旧日日奔赴工地，天不亮就起身，动作轻得生怕惊扰到我，等我醒来，床头永远放着温好的白开水。

　　他归来的时间总比我晚些我不知道工地上有多累，但阮荣的工装裤上总是沾着尘土与泥浆，指尖磨出厚厚的茧子，身上偶尔会添几道新的细微擦伤。

　　我已经完全适应这样的生活，不再对着窗外的月亮胡思乱想落泪，也不再整夜失眠。

　　这座陌生的城市似乎在一点点赋予一个完整的我。

　　脱离父母的管束，我再也不用回医院。

　　可我偶尔还会漫出无边无际的迷茫，我现在十八岁，我想要什么？我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我还是要说出那四个字，我不知道。

　　人生要是一场有攻略的游戏多好，这样我就不用一边期待未知的二十一世纪，一边患得患失找我想要什么。

　　其实药店的日子枯燥又重复，中药的苦涩、西药的清淡混杂在一起，药味充斥我的鼻腔，我几乎要失灵。

　　下班后我不再闲逛，常常一个人沿着城中村的小巷慢慢走，看着巷口摆摊的小贩收摊，看着放学的孩子们你追我打，有时我会想，阮荣呢？

　　我们想两根漂浮的芦苇，一场大风中，从彼此出找到支点，撑过这场风暴。

　　我回到出租屋时，阮荣已经回来了。

　　狭小的房间里，昏黄的灯泡亮着，拉近了夜晚与我们的距离。

　　“你吃饭了吗？”我问他。

　　“吃了。”他坐在窗边，手里握着那支老旧的口琴。

　　他坐的位置偏僻，连灯光眷恋他的都不多，头发长的遮眼。

　　“你头发是不是有点长？”我迫不及待脱下蘸着药味的工作服，走到他身边，这时我才发现，他身上又多添了一道伤口。

　　我拿起碘伏为他擦拭脖子上的伤口，“我把遮眼睛的地方给你减掉吧。”

　　“好。”

　　我举着大剪刀在他额前比划，“阮荣，你会不会觉得无聊？”我忽然开口问他，剪刀落下，阮荣额前的头发短了一截。

　　“有饭吃，有地方住，我很满意了。”

　　我点头认可他的话，看着他轻颤的睫毛，却说不出什么。

　　“我以前也觉得没意思。”他低声开口，“没家人管，没期待，没牵挂，每天打架、漂泊、混日子，活着和死了没区别。”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说起自己的过往

　　我忽然想起初见他时，在医院，他跟一头倔强的小狼崽似的。

　　“后来呢？”我轻声追问。

　　“就是现在”他抬眼看向我，“我说不上是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还是那句话，有吃的，有地方住。”

　　我心头猛地一颤，喉间忽然发酸。

　　我看着他膝头的口琴，“你为什么学口琴？”我问他。

　　他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问这个，沉默几分钟后开口说“口琴便宜。”

　　“你会唱歌吗？”我接着问。

　　阮荣不做声，只是闷闷地点头。

　　我说，你唱《哭砂》给我听吧。

　　他声音潺潺似水，低声唱着，“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

　　我抱着腿坐在床上，跟着他的歌声晃动，听得如痴如醉，“你唱歌真好听。”我还沉浸在他的歌声中。

　　“要是能换成钱就好了。”

　　“怎么不能？”阮荣的话点醒我，我兴奋地从床上抓住他的胳膊，动作太迅速，等反应过来时我已经扑进阮荣的怀中。

　　我赶紧起身，拢了拢耳边不存在的碎发，红着脸看向别处，手掌停在空中比划着，“你去唱歌呀。”

　　阮荣垂眸看着掌心的口琴，轻笑着问我“唱歌真能挣到钱？”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我笃定地看着他，“等我这个月发工资了，友情赞助给你一个话筒。”拍着自己的胸脯打包票道。

　　“万一真的火了，记得请我吃饭。”

　　阮荣只当她是在开玩笑，直到真的看到李棠姗用自己一整个月的工资为他买来的话筒。

　　城中村的梧桐树长得枝繁叶茂，浓密的枝叶遮住燥热的日光，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街边的小贩依旧日日吆喝，大喇叭的声响此起彼伏，混着蝉鸣、风声、行人的笑语，凑成这片密不透风的小社会。

　　我拖着音响走在前面，这个时候地下通道的人正多，而且还是周五，说什么也要让阮荣试试。

　　“唱什么？”他问我。

　　“什么流行就唱什么。”我调出任贤齐的《心太软》，前奏放出，阮荣就跟着唱出来。

　　我说什么来着，果然来来往往不少人为他驻足，一首唱完接着一手，我放在面前的纸箱子中钞票填满箱底，又一层层向上叠着。

　　一个啤酒肚的大哥扔进来五块，点名要阮荣唱《情深说话未曾讲》，我没有这首歌的伴奏，看向阮荣的眼神中带着些错愕。

　　他双手撑着话筒，闭着眼唱起来，地下通道昏暗的灯光下，我竟真觉得他有些像黎明。

　　回去的路上我抱着箱子里的钱，阮荣拖着音响和话筒跟在我身后，回到这间捡漏狭小的出租屋内，我不顾不上一天的疲倦，将不同颜色的钱整理在一起。

　　钢镚混着纸币，阮荣唱了不到三个小时，箱子里有四十三块钱。

　　“你唱一周就跟我一个月的工资一样。”

　　“唱久了没人听怎么办？”阮荣担心地问我。

　　“不会，”我抽出一半，另一半递给他，拿着手里的钱说“明天我们去挑点磁带，你一定要学会世界上所有的歌，然后先唱给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