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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恩师 周维仁指定 ...

  •   傍晚6:20,心外科老楼。

      这栋楼是医院最老的一栋,建于1987年,外墙的白瓷砖已经发黄,像被碘伏浸泡过的纱布。电梯是货梯改造的,门是手拉的,关闭时发出金属碰撞的闷响,像器械托盘被护士重重放下。

      林栖站在电梯里。她用左手按了四楼按钮。右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手指握着那张名片——李建国,设备科,高级工程师。名片被她捏出了褶皱,像手术中被反复夹持的缝合线。

      电梯门打开。走廊里没有感应灯,只有两盏长条形的日光灯,灯管是旧的,一端发黑,发出一种低频的电流声,像麻醉机的气泵在最低功率运转。

      她走到走廊尽头。门牌上写着:“心脏外科荣誉主任室”。门是开着的,一条缝,大约5厘米。从缝隙里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一台老式CRT显示器,屏幕是黑的。一个老人坐在桌后,背对着门,正在看一份文件。

      她敲门。敲门的声音很轻,像手术中器械护士递器械时的手指轻叩。

      “进。”

      一个字。声音比陈牧野的低一个八度,像监护仪报警音从音量2调到音量1。沙哑,但稳。

      林栖推开门,走进去。

      周维仁转过身。68岁。头发全白,但梳得很整齐,像手术铺巾的折边。他的脸是瘦的,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像一台被使用了太久的体外循环机——功能还在,但外壳磨损了。他穿着白大褂,扣子系到了最上面一颗,领口勒出一道浅痕,和陈牧野一样,但勒得更深。

      他说:“坐。”

      林栖没有坐。她站在办公桌前,距离桌子大约80厘米。这个距离在医院的办公室里属于“工作距离”。

      周维仁说:“你站着,我坐着。像术前谈话。”

      林栖说:“是术前谈话?”

      周维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片子袋。片子袋是蓝色的,塑料材质,边缘有磨损,像被反复开合过。他打开袋子,抽出一张CT片,放在桌面的观片灯上。

      观片灯是旧的,荧光灯管,亮度不均匀,中心亮,边缘暗。CT片在灯光下显示出心脏的横断面影像——心肌、心室、心房、大血管。

      周维仁用一支钢笔,指向影像的右上角。右心房的位置。他说:“这里。”

      林栖走近一步。距离桌子大约50厘米。她看着CT片。

      右心房里有一个占位。不规则形态,密度不均匀,边界模糊。大小大约3.2×2.8厘米。位置靠近上腔静脉入口,压迫右心房壁,侵犯范围涉及房间隔。

      她说:“肿瘤。”

      “是。”周维仁说,“心脏恶性肿瘤。原发性。血管肉瘤可能性大。”

      “位置。”

      “右心房,上腔静脉入口。侵犯房间隔。”

      “大小?”

      “3.2×2.8。”

      “生长速度?”

      “三个月前1.5×1.2。”

      林栖计算了一下。三个月,体积增长了大约4倍。倍增时间不到一个月。她说:“快。”

      “是。”周维仁说,“很快。”

      “症状?”

      “心悸。乏力。下肢水肿。上腔静脉综合征早期表现。”

      “治疗?”

      “手术。”周维仁说,“切除。但位置不好。”

      “怎么不好?”

      “上腔静脉入口。房间隔。右心房壁。”周维仁用钢笔在CT片上画了一个圈,圈住肿瘤和周围组织,“切除范围要包括部分上腔静脉、部分房间隔、部分右心房壁。重建需要人工血管、补片、体外循环。”

      “成功率?”

      “不到10%。”周维仁说,“国内文献,类似手术,术后30天生存率8.7%。”

      林栖说:“谁主刀?”

      周维仁看着她。看了三秒。三秒里,他的眼睛没有眨——像手术显微镜下的视野,固定,清晰,没有颤动。他说:“你。”

      林栖说:“为什么是我?”

      周维仁说:“因为我知道你的手还稳。”

      他用了“还”字。

      林栖看了他一眼。看了两秒。两秒里,她的右手在口袋里动了一下——她捏着那张名片的手指,突然收紧,名片被捏出了一道新的褶皱,像一根被加粗的缝合线。

      她说:“还。”

      “是。”周维仁说,“还。”

      “什么意思?”

      “意思是,”周维仁说,“我知道你的手在衰退。我知道你在用左手练习持针器。我知道你在更衣室的白板上写数字、划掉。我知道你的日程表上没有‘恐惧’,但有‘倒计时’。”

      林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幅度很小,大约0.5毫米,在观片灯的冷光下几乎不可见。但周维仁看到了——他在手术台上看了四十年的瞳孔变化,比任何人都敏锐。

      她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周维仁说,“老师看学生,不是看现在,是看趋势。你14岁进少年班,我看过你第一次拿手术刀。你的手比同龄人稳30%。22岁博士毕业,我看过你第一台动物实验。你的缝合速度比标准快40%,但精确度没有下降。28岁主刀第一台心脏移植,我看过你吻合主动脉。你的手在缝最后一针时,停顿了0.1秒——不是犹豫,是确认。”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现在,你的手在缝最后一针时,停顿了0.3秒。不是确认,是迟滞。”

      林栖说:“你观察我。”

      “我观察你。”周维仁说,“和砚山不一样。他观察数据,我观察手。”

      “手在衰退。”

      “是。”周维仁说,“但还稳。”

      “还能稳多久?”

      “18台。”周维仁说,“你给自己排了28台。已经做了12台。还有16台。但我的手——”他用钢笔指了指CT片上的肿瘤,“等不了16台。它等不了三个月。它最多等两个月。”

      林栖说:“两个月,我能做8台。”

      “8台之后呢?”

      “8台之后,”林栖说,“我的手就不属于我了。”

      周维仁说:“那现在呢?”

      “现在,”林栖说,“它还在。”

      周维仁把CT片从观片灯上取下来,放回片子袋。他的动作很慢,像手术结束后的器械清点——每一件都要确认位置。他说:“第27台。”

      林栖说:“什么?”

      “你的第27台手术。”周维仁说,“我排进去了。陈牧野签的字。”

      林栖说:“你排的是我的手术?”

      “我排的是我的手术。”周维仁说,“但主刀是你。”

      “为什么不是第28台?”

      “因为第28台,”周维仁说,“是你的。不是我的。”

      林栖沉默。沉默持续了五秒。五秒里,观片灯的荧光灯管发出持续的嗡鸣,像一台小型的体外循环机。

      她说:“成功率不到10%。”

      “是。”

      “我可能失败。”

      “是。”

      “失败之后呢?”

      周维仁把片子袋放进抽屉,关上。抽屉滑轨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像关节退化的膝盖。他说:“失败之后,你还有第28台。”

      “第28台是什么?”

      “第28台,”周维仁说,“是你自己的手术。”

      林栖说:“我没有病。”

      “你有。”周维仁说,“ALS。肌萎缩侧索硬化。你的病不在心脏,在神经。但第28台,是你给自己做的手术。不是身体上的,是身份上的。”

      林栖说:“什么意思?”

      周维仁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文件。不是CT片,是一份病历。病历的封面写着:“1999年11月17日。心脏移植。供体:女性,24岁。受体:男性,56岁。”

      他说:“二十年前,我做过一台手术。那台手术,供体心脏的来源有问题。不是脑死亡,是‘被脑死亡’。供体是一个24岁的女性,车祸,头部外伤。但脑死亡诊断是我签的。诊断依据不足。”

      林栖说:“你伪造了脑死亡?”

      “我没有伪造。”周维仁说,“我‘放宽’了标准。她的脑干反射确实消失了,但脑电图还有微弱活动。按严格标准,她不是脑死亡。按放宽标准,她是。”

      “为什么放宽?”

      “因为受体等不了。”周维仁说,“受体是一个56岁的男性,扩张型心肌病,心功能IV级。他等了三年。他的家属等了三年。供体出现的那天,他的血压已经维持不住了。”

      林栖说:“所以你把一个还有微弱脑电活动的女性,判定为脑死亡,取了她的心脏?”

      周维仁说:“是。”

      “那颗心脏,”林栖说,“原本属于谁?”

      “属于那个24岁的女性。”周维仁说,“但她不需要了。她永远不会醒来了。即使不取心脏,她也会在48小时内死于多器官衰竭。”

      “48小时。”

      “是。”周维仁说,“48小时。我提前了48小时。”

      林栖说:“谁参与了?”

      “陈牧野。”周维仁说,“他当时是我的研究生。他负责确认脑死亡诊断。他签了字。”

      “记录里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

      “因为记录被修改了。”周维仁说,“术后,有人删除了他的签名。有人删除了脑电图原始数据。有人把‘放宽标准’改成了‘符合标准’。”

      “谁修改的?”

      周维仁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观片灯的荧光灯管闪了一下,像监护仪的电源指示灯。

      他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修改记录的人,和今天修改你基因报告的人,可能是同一个。”

      林栖的右手在口袋里松开了。那张名片——李建国,设备科,高级工程师——从她指间滑落,掉进口袋底部。她感觉不到名片的边缘了,只感觉到口袋布料的纹理。

      她说:“你想让我通过第27台手术,发现真相?”

      “我想让你通过第27台手术,”周维仁说,“看到我的心脏。”

      “看到什么?”

      “看到疤痕。”周维仁说,“二十年前那台移植手术,在我的心脏上留下了一道疤痕。疤痕的位置,和记录中的手术方式不符。记录写的是左心室移植,但疤痕在右心房。”

      林栖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过自己的心脏超声。”周维仁说,“每年体检,我都看。二十年前,疤痕在右心房。现在,肿瘤也在右心房。”

      林栖说:“肿瘤和疤痕有关?”

      “可能有关。”周维仁说,“也可能无关。但我想让你看到。让你在开胸之后,亲眼看到。”

      林栖说:“看到之后呢?”

      “看到之后,”周维仁说,“你决定。是继续缝,还是停下来。是继续查,还是放过去。”

      林栖说:“如果我不接呢?”

      周维仁说:“你会接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林栖。”周维仁说,“因为你14岁进少年班,22岁博士毕业,28岁主刀第一台心脏移植。因为你不会拒绝一台成功率不到10%的手术。因为——”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因为你需要证明,你的手还稳。”

      他又用了“还”字。

      林栖转身,走向门口。她的手放在门把手上,停顿了0.3秒。0.3秒后,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她没有说“好”。她没有说“我接”。她没有说“让我想想”。她什么都没说。

      但周维仁知道她会接。因为他看她的趋势看了二十年。趋势不会说谎。

      走廊里,林栖站在电梯口。电梯门是手拉的,她拉着门,没有进去。她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天色。

      天色是暗蓝色的,像手术室备用照明的颜色。远处的城市灯光亮起来了,像无影灯的可调光斑,亮的地方很亮,暗的地方很暗。

      她的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里没有名片了。名片掉在口袋底部,她懒得捡。

      她看着自己的右手。在暗蓝色的天光下,皮肤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色调,像被冰盐水浸泡过的供体心脏。她活动了一下手指。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每一根手指都活动了两次——屈曲,伸展,屈曲,伸展。

      无名指最僵硬。屈肌的肌张力比伸肌高,手指在被动伸展时有轻微的抵抗感。ALS的上运动神经元受累。她知道。

      她用左手,一根一根地掰直右手手指。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每掰一根,她感受那根手指的阻力。无名指最僵硬,像一根被拉紧的橡皮筋。

      掰完,她把右手平贴在电梯门上。金属是凉的,18度,像手术室的温度。她的手掌贴在金属上,感受凉意从掌心渗透到皮下。

      她想起周维仁说的话:“因为我知道你的手还稳。”

      还稳。还。这个字像一根缝合针,刺进她的指腹。深度4毫米。和二十年前那道旧疤一样深。

      她收回手,拉开电梯门,走进去。

      电梯下降。四楼到一楼。下降的过程中,她的右手在裤缝上轻轻划了一下。

      不是打勾。不是问号。不是叉。不是点。

      是一个数字。27。

      她划完,把数字擦掉。但墨迹穿透了裤缝的布料,在白色的手术服内衬上留下一道浅痕。像手术记录上被橡皮擦过的铅笔痕迹,擦不掉。

      电梯门打开。她走出去。走廊的感应灯因为她的脚步声亮了,白光从头顶照下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地面上,像一张被钉住的病历。

      她不知道,在四楼的荣誉主任室里,周维仁还坐在观片灯前。观片灯是黑的,CT片已经收起来了。但他还坐着,看着那片黑色的玻璃,像看着一颗不再跳动的心脏。

      他的右手放在桌面上,手指自然张开。他的右手无名指上,也有一道旧疤——和林栖的位置一样,深度一样,形状一样。那是二十年前,他在同一台手术中,被同一根缝合针扎的。

      他看着那道疤,看了很久。

      然后他用左手,轻轻摸了摸那道疤。摸了三秒。

      三秒后,他收回手,关灯,起身离开。

      (第十二章完)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2章 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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