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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P地址 砚山查到I ...
凌晨0:15,信息科机房。
砚山站在服务器机柜前。机柜是黑色的,42U高度,玻璃门后面是一排闪烁的LED灯,绿色和黄色交替,像监护仪上的心律波形。空调温度是20度,比手术室低两度。他的白大褂扣子系到了最上面一颗,但领口仍然漏风——机房的冷风是从地板下方吹上来的,垂直穿透裤腿。
他用左手操作键盘。右手拿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个IP地址:192.168.3.47。信息科值班员给他的——医院内网数据访问日志的源地址查询结果。
他输入查询命令。屏幕刷新,显示:
IP地址:192.168.3.47
物理位置:药剂科,主任办公室,工位A
设备类型:台式机,Dell OptiPlex 7090
MAC地址:A4-B1-C1-D4-E2-F8
注册人:药剂科主任,孙明远
注册日期:2021年6月15日
药剂科主任办公室。孙明远。57岁。在医院工作了三十一年,比陈牧野还早三年。
砚山盯着屏幕看了五秒。五秒里,机房的空调发出一种低频的嗡鸣,像麻醉机的气泵在最低功率运转。他的右手在纸面上轻轻敲击,节奏是他在手术中监测心率时的节奏——一、二、三、四、五。五下。
他关闭查询界面,打开医院内网的设备管理数据库。输入MAC地址:A4-B1-C1-D4-E2-F8。查询维修记录。
屏幕刷新:
2024年6月12日:报修,无法开机。状态:已处理,更换电源模块。
2024年7月3日:报修,蓝屏。状态:已处理,重装系统。
2024年7月18日:报修,网络连接中断。状态:已处理,更换网线。
2024年8月5日:报修,无法开机。状态:已处理,更换主板。
2024年8月20日:报修,无法开机。状态:待处理。
待处理。8月20日报修,状态是“待处理”,意味着这台电脑从8月20日到现在——将近一个月——是“坏”的。
但数据访问日志显示,9月10日、9月12日、9月14日,有人用这台“坏”电脑访问了基因筛查报告系统。用林栖的工号。
有人在用一台“坏”的电脑,给林栖栽赃。
砚山关闭设备管理数据库,打开医院内网的报修流程系统。输入MAC地址,查询详细报修记录。
2024年8月20日的报修单:
报修人:孙明远
故障描述:“电脑无法开机,按电源键无反应,已尝试更换插座,无效。”
处理人:设备科,李工程师
处理记录:“现场检查,主板故障,需更换。配件缺货,已申请采购。预计到货时间:9月初。”
9月初。配件到货时间。但9月10日,这台电脑“复活”了,访问了基因筛查系统。
砚山点击“配件采购记录”。屏幕显示:
采购申请日期:2024年8月22日
配件名称:Dell OptiPlex 7090主板
供应商: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到货日期:2024年9月8日
安装日期:空白
到货了,但没有安装记录。9月8日配件到货,9月10日电脑“复活”,但没有人记录过主板的安装。
有人在9月8日到9月10日之间,用某种方式让这台电脑恢复了功能。但没有走正常的维修流程。没有安装记录,没有验收记录,没有重启记录。
砚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输入一行字:
“192.168.3.47。药剂科孙明远。8.20报修,9.8到货,9.10‘复活’。无安装记录。”
然后他加了一个问号。
不是因为他不确定。是因为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面对的不是数据异常,是人。
上午7:30,药剂科主任办公室。
砚山站在门口。门是开着的,但只开了一条缝,大约10厘米。从缝隙里能看到办公室的内部:一张办公桌,桌上堆着药盒和文件,一台电脑显示器,屏幕是黑的。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桌后,背对着门,正在打电话。
砚山敲了敲门。敲门的声音很轻,像手术中器械护士递器械时的手指轻叩。
“进。”
一个字。孙明远没有转身。他继续打电话,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像麻醉机的气流经过湿化器后的声音——湿润,但失真。
砚山推开门,走进去。他没有坐下。他站在办公桌前,距离桌子大约80厘米。这个距离在医院的办公室里属于“工作距离”——再近一步,就是“私人距离”。
孙明远挂了电话。他转过身。57岁,秃顶,眼镜的镜片上有两道划痕,像手术显微镜上的污渍。他说:“砚主任?稀客。”
砚山说:“孙主任,您办公室的电脑,8月20日报修,现在好了吗?”
孙明远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的面部肌肉像被注射了肌松药,松弛,但僵硬。他说:“没好。三个月前就坏了。”
“三个月?”
“是。三个月前就无法开机。我换了笔记本电脑。”他指了指办公桌的角落,那里放着一台银色的MacBook,屏幕亮着,显示的是一份药品采购清单。
砚山说:“设备科的记录显示,8月20日报修,9月8日配件到货。”
孙明远说:“配件到了,但没人来装。设备科说工程师忙,让我等。等到现在。”
“那台电脑,从8月20日到现在,没有开过机?”
“没有。”孙明远说,“按电源键,没反应。主板坏了。”
砚山说:“但信息科的日志显示,9月10日、9月12日、9月14日,有人用这台电脑的IP地址访问了基因筛查报告系统。”
孙明远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幅度很小,大约0.3毫米,在眼镜的折射下几乎不可见。但砚山看到了。他在麻醉科工作了十五年,观察瞳孔变化是他的职业本能。
孙明远说:“不可能。电脑是坏的。”
“日志不会说谎。”
“日志不会说谎,”孙明远说,“但记录日志的人会。”
砚山说:“什么意思?”
孙明远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走到办公桌后面,那台黑屏的显示器旁边。他按了一下电源键。显示器没有反应。他又按了一下,长按五秒。仍然没有反应。
“你看,”他说,“坏的。”
砚山走过去。他站在显示器前,距离大约30厘米。他弯下腰,检查显示器后面的电源线。电源线插着。他顺着电源线往下,看到主机箱。主机箱的电源指示灯是灭的。
他直起身,说:“我能看看主机吗?”
孙明远说:“请。”
砚山蹲下去,打开主机箱的侧盖。侧盖是免工具的,一个塑料卡扣,他用拇指按下去,侧盖弹开。
里面是一块主板。Dell的原装主板,型号和采购记录一致。但砚山注意到一个细节:主板上的CMOS电池,那个银色的、纽扣大小的电池,表面有一道划痕。像被螺丝刀撬过的痕迹。
CMOS电池被更换过。或者,被取下来过。
他直起身,说:“主板是新的。”
孙明远说:“新的?不可能。设备科说配件缺货。”
“主板是新的,”砚山重复了一遍,“但没有人记录过安装。”
孙明远的表情终于变了。他的嘴角向下移动了大约2毫米,像手术切口被电刀灼烧后的收缩。他说:“砚主任,你在怀疑我?”
砚山说:“我在怀疑数据。”
“数据指向我的办公室。”
“数据指向一台电脑。”砚山说,“电脑在您的办公室。但使用电脑的人,不一定是您。”
孙明远沉默。沉默持续了五秒。五秒里,办公室里的空调发出持续的嗡鸣,像一台小型的体外循环机。
他说:“这台电脑,除了我,还有谁能接触到?”
“谁有您办公室的钥匙?”
“我自己。”
“还有谁?”
孙明远停顿了一下。停顿了0.5秒。他说:“清洁工。每天早上6点,清洁工来打扫。”
“清洁工有钥匙?”
“有。统一配发的。”孙明远说,“但清洁工不会用电脑。”
“清洁工不会,”砚山说,“但有人可以冒充清洁工。”
孙明远的瞳孔又收缩了一下。这次收缩了大约0.5毫米。他说:“你是说,有人进了我的办公室,用了我的电脑,修改了基因筛查报告?”
砚山说:“我是说,有人在用一台‘坏’的电脑,给林栖主任栽赃。”
孙明远说:“林栖?心外科的林主任?”
“是。”
“为什么?”
“我不知道。”砚山说,“但我知道,9月10日、9月12日、9月14日,有人用这台电脑访问了基因筛查系统,用林栖的工号,把三份‘慢代谢型’报告改成了‘快代谢型’。”
孙明远坐回椅子上。他的动作很慢,像一台被调低了功率的呼吸机。他说:“这件事,陈主任知道吗?”
砚山说:“不知道。”
“你应该告诉他。”
“我会的。”砚山说,“但在我告诉他之前,我想先知道——您的电脑,9月8日到9月10日之间,有没有人来过?”
孙明远想了想。想了大约3秒。3秒后,他说:“9月9日。设备科的工程师来过。说配件到了,来检查。”
“他检查了多久?”
“大约半小时。”
“他有没有动电脑?”
“他说要检查主板接口,打开了机箱。”孙明远说,“但我没看他具体操作。我去开会了。”
“开什么会?”
“药事委员会。”孙明远说,“每周一上午。9月9日是周一。”
砚山说:“会议从几点到几点?”
“8:30到10:00。”
“工程师几点来的?”
“8:00左右。”
“您几点离开办公室的?”
“8:15。”
“工程师几点离开的?”
“我不知道。我10:00开完会回来,他已经走了。电脑还是黑的。”
砚山说:“这个工程师,叫什么名字?”
孙明远打开抽屉,翻找。翻找了大约10秒。10秒后,他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砚山。
名片上写着:“李建国,设备科,高级工程师。”
砚山接过名片。他看着名片上的名字,看了三秒。三秒后,他把名片放进口袋,说:“谢谢。”
他转身,走向门口。在门边,他停了一下,回头说:“孙主任,您的电脑,建议尽快修好。或者,彻底报废。”
孙明远说:“什么意思?”
“意思是,”砚山说,“一台‘坏’的电脑,比一台好的电脑更危险。”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上午9:00,心外科办公室。
林栖坐在椅子上,面前是术后记录模板。她用左手握鼠标,右手放在桌面上,手指自然张开。
门开了。砚山走进来。他没有敲门。他径直走到她面前,站在距离她桌子大约60厘米的地方。
他说:“192.168.3.47。”
林栖没有抬头。她说:“什么?”
“药剂科主任办公室。孙明远。8月20日报修,9月8日配件到货,9月10日‘复活’。无安装记录。”
林栖的左手在鼠标上收紧了。塑料鼠标壳发出轻微的挤压声。她说:“谁?”
“设备科工程师。李建国。9月9日,周一上午,8:00到10:00,孙明远去开会,李建国独自在办公室待了两个小时。”
林栖说:“李建国。”
“是。”
“我认识。”林栖说,“三年前,那台手术,患者的呼吸机是他修的。”
砚山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右手在裤缝上轻轻敲击了一下。一、二。两下。他说:“什么手术?”
“三年前。”林栖说,“你主刀的那台。主动脉夹层。术中呼吸机报警,李建国来修的。修完后,患者血压下降。你调整了麻醉方案。术后患者死于呼吸衰竭。”
砚山沉默。沉默持续了五秒。五秒里,办公室里的空调发出持续的嗡鸣。
他说:“你记得他的名字。”
“我记得所有参与过那台手术的人。”林栖说,“李建国,设备科工程师,修了呼吸机。陈牧野,科室主任,签了术后死亡证明。周维仁,我的导师,当时在外地开会,没有参与。”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还有你。”
砚山说:“还有我。”
“你调整了麻醉方案。”林栖说,“术后患者死了。你被停了一个月。”
“是。”
“李建国修了呼吸机。”林栖说,“但他没有出现在任何记录里。设备科的维修记录显示,那台呼吸机的最后一次维护是在术前一周。术中维修,没有记录。”
砚山说:“你在怀疑什么?”
林栖终于抬起头。她的脸在屏幕的冷光下是苍白的,像手术台上被无影灯照亮的皮肤。她说:“我在怀疑,三年前和今天,是同一台呼吸机。”
砚山说:“什么意思?”
“意思是,”林栖说,“有人在三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准备一台‘坏’的机器,在需要的时候‘复活’。呼吸机。电脑。基因报告。都是机器。都是可以被控制的。”
砚山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李建国。设备科。高级工程师。
他把名片放在桌上,放在林栖的鼠标旁边。
他说:“下一步?”
林栖说:“查李建国。”
“怎么查?”
“从他的工号开始。”林栖说,“查他9月9日的所有操作记录。查他9月10日、9月12日、9月14日的行踪。查他三年前那台呼吸机的维修记录。”
砚山说:“如果查不到呢?”
林栖说:“那就查他的上级。查设备科主任。查陈牧野。”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查我。”
砚山说:“查你?”
“查我的工号。”林栖说,“查我的密码。查谁有权限用我的身份登录系统。查我的更衣柜。查我的抽屉。查我的手机。”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像在报手术器械清单。没有停顿,没有安慰,没有“但是我们要小心”。只有名词和数字。
砚山说:“你确定?”
林栖说:“我确定。”她拿起那张名片,用左手捏住,右手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一、二、三、四、五。五下。
五下后,她说:“因为如果有人能用我的工号修改基因报告,他也能用我的工号做别的事。比如,修改我的手术记录。比如,删除我的术前评估。比如,在我的麻醉记录上添加不存在的药物。”
她把名片放在桌上,用左手食指按住。按住的动作很重,像按在一块出血点上。
她说:“我的手在死。但我的身份,可能死得更快。”
砚山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道细长的亮线。
他说:“我替你查。”
林栖说:“你替不了。手是我的,身份也是我的。”
“手是你的,身份也是你的,”砚山说,“但数字是我的。我替你数数字。”
林栖的嘴角没有动。她的瞳孔在昏暗的光线中收缩了一下。她说:“好。”
一个字。和三年前的那个“嗯”不一样的语气。这次不是确认,是许可。
砚山转身,走向门口。在门边,他停了一下,回头说:“还有一件事。”
“什么?”
“孙明远问我,这件事陈主任知道吗。”
林栖说:“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知道。”
“他会告诉陈牧野。”
“我知道。”砚山说,“但我更想知道,陈牧野知道之后,会做什么。”
林栖说:“他会做什么?”
砚山说:“他会查。查谁查了这件事。查你,查我。”
林栖说:“那就让他查。”
砚山说:“你确定?”
林栖说:“我确定。”她拿起桌上的笔,用左手在一张废纸上写了一个字:“查”。
字迹潦草,但有力。像手术中紧急止血时的一针。
砚山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他的脚步声在空荡的空间里回响。他走过感应灯,灯亮了又灭。他走到楼梯口,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在之前的记录下面加了一行:
“9:00。心外科。她让我查。查李建国。查陈牧野。查她自己。”
然后他加了一个字:
“查。”
不是问号。是陈述。
(第十一章完)
三年前那台呼吸机,和今天这台“坏”电脑,中间隔着一条线。线的两端,一头是呼吸机,一头是基因报告。线的中间,站着李建国。林栖说“查我”——她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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