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蝶不渡》德曲任

40、番外八 · 光 我叫高

　　我叫高桥光。

　　这个名字，是妈妈给我取的。她说，“光”的意思是希望。她希望我的人生里，永远有光。

　　我出生在京都，在“缘”和果子店的二楼长大。从小闻着糯米和红豆的香气入睡，听着擀面杖和蒸笼的声音醒来。我的玩具是木头模具，我的零食是刚出炉的铜锣烧。别的小孩在公园里滑滑梯的时候，我在柜台后面帮妈妈递纸袋。

　　但我从来没觉得委屈。

　　因为我有两个妈妈。

　　美智子妈妈是生我的妈妈。她话不多，但她的手很巧。她会做各种好看又好吃的和果子，会把樱饼的花瓣一片一片贴在米纸上，像在做艺术品。她教我揉面的时候说：“面是有脾气的，你用力太大，它就硬；你太温柔，它就塌。要用刚刚好的力气。”

　　海伦娜妈妈是另一个妈妈。她看不见，但她什么都知道。她能听出我回家的脚步声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能闻出我有没有偷吃冰箱里的羊羹。她教我认盲文，给我读英文诗，告诉我伦敦的泰晤士河是灰色的，但下雨的时候会变成银色。

　　我还有一个外婆，叫真理子。她是我妈妈的妈妈。她走路要拄拐杖，手会抖，但她剥豆子剥得又快又好。她喜欢给我讲北海道的故事，讲那里的雪有多深，狐狸有多狡猾，海豹在浮冰上晒太阳的样子有多憨。

　　我就是在这样四个女人的包围下长大的。

　　小时候，我以为每个小孩都有两个妈妈。后来上了小学，同学问我：“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没有爸爸，我有两个妈妈。”他们露出奇怪的表情。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委婉地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我家很好啊。”老师没有再问，但从那以后，她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种同情。

　　我不需要同情。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

　　如果非要说什么缺了，那就是关于“爸爸”这个概念。我从来没有叫过谁爸爸。妈妈们也很少提起。我只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外公，叫高桥翔太，他也死了。外婆偶尔会说起他，说他做过很多错事，但最后用命救了她们。

　　我不太懂那些复杂的事。我只知道，没有爸爸的日子，我也过得很好。

　　十六岁那年，一切都变了。

　　那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国外寄来的，贴着看不懂的邮票，盖着一个叫“圣保罗”的邮戳。收件人写的是“高桥美智子”，但妈妈打开看的时候，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那天晚上，妈妈和海伦娜妈妈在房间里谈了很晚。我躲在门外偷听，只听到几个词：“妹妹”、“姨妈”、“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妈妈把我和外婆叫到一起，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姨妈，也就是外婆的亲妹妹，还活着。她住在巴西，这些年一直在找我们。

　　外婆听完，愣了很久。然后她问：“她叫什么？”

　　妈妈说：“信上署名是‘铃木真理子的妹妹’。但没有写名字。”

　　外婆的手开始抖。她把信拿过来，凑近了看。虽然她识字不多，但那几个字她看了又看。最后她放下信，说了一句让我心惊的话：“我确实有一个妹妹。但她在六十多年前就死了。”

　　“死了？”妈妈和我同时问。

　　外婆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开口。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死后，母亲改嫁了。继父不喜欢我们，想把我和妹妹卖掉。我哥哥翔太把我藏了起来，但妹妹……妹妹被带走了。我后来听说，她被卖到了南边，再也没回来。”

　　“那您怎么确定她还活着？”妈妈问。

　　“我不确定。”外婆说，“但这封信，用的是我母亲的名字。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只有家里人。”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最后，妈妈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亲自去一趟巴西。

　　“光，你留在家里照顾外婆。”妈妈说。

　　“不。”我说，“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你还要上学——”

　　“我已经请假了。”我说，“而且，如果真的是姨姥姥，我也想见她。”

　　妈妈看了我很久，最终叹了口气：“好吧。”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飞机飞了二十多个小时，从大阪到圣保罗。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下面的云层从白色变成金色，又从金色变成黑色。妈妈坐在旁边，一直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

　　我知道她在紧张。

　　到了圣保罗，我们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一条老街。街上到处都是涂鸦，电线杆上挂着乱七八糟的电线。空气里有一股混合着烤肉和灰尘的味道。

　　我们找到了一栋黄色的房子。门牌上写着“Rua da Luz, 88”。

　　妈妈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她皮肤黝黑，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扎着一个低低的马尾辫。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她看到妈妈的那一刻，愣住了。

　　然后她用日语问了一句：“……真理子？”

　　妈妈点了点头。

　　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伸出手，颤巍巍地摸上妈妈的脸，说：“像……太像了……你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她侧身让我们进去。

　　屋子很小，但很整洁。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婴儿。老太太指着照片说：“那是你们的曾外祖母，我的母亲。她抱着的是我。”

　　妈妈在照片前站了很久。然后她转过身，问出了一个我们都想知道的问题：“您……真的是我妈妈的妹妹吗？”

　　老太太点了点头。

　　“我叫铃木百合。是你妈妈的亲妹妹。”

　　那个下午，百合姨姥姥给我们讲了她的故事。

　　六十多年前，她被继父卖给了一个人贩子。人贩子把她带到了横滨，装上了船，说是去南洋做工。实际上，她被卖到了巴西的一个咖啡庄园，做奴隶一样的劳工。

　　她在庄园里干了十五年。吃不饱，穿不暖，挨打是家常便饭。她想过逃跑，但被抓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她想过自杀，但每次都被救活了。

　　后来，庄园主破产了，她才恢复了自由。但那个时候，她已经不会说日语了。葡萄牙语也只够日常交流。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就留在了巴西，在圣保罗的贫民窟里住了下来。

　　她结过婚，丈夫是一个日本移民的后裔。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了。丈夫也在十年前去世了。她现在一个人住，靠做手工活维持生计。

　　“我一直想找你们。”百合姨姥姥说，“但我不知道从哪里找起。我只记得家乡叫尾岱，记得姐姐叫真理子，哥哥叫翔太。我托人打听过，但都说没有消息。”

　　“直到去年，我遇到一个从日本来的旅行者。他告诉我，京都有家和果子店，店主姓高桥，做得一手好樱饼。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那可能跟你们有关。”

　　“所以我就试着写了那封信。”

　　妈妈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外婆、妈妈、海伦娜妈妈和我的合照。

　　百合姨姥姥接过照片，手指颤抖地抚过外婆的脸。

　　“姐姐……她还活着……”

　　“活着。”妈妈说，“她很想见您。”

　　百合姨姥姥哭了很久。她一边哭一边笑，像一个受了委屈终于等到家人来接的孩子。

　　我在旁边看着，眼眶也湿了。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百合姨姥姥家。她给我们做了巴西特色的黑豆饭和烤牛肉。她的手艺很好，但口味很重，放了大量的盐和香料。妈妈吃得有些不习惯，但还是夸好吃。

　　饭后，百合姨姥姥拿出了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着几张泛黄的照片、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一对银耳环。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她说，“这对耳环，本来是准备给真理子做嫁妆的。”

　　妈妈接过耳环，在手心里握了很久。

　　“我带回去给妈妈。”她说。

　　百合姨姥姥点了点头。

　　我们在圣保罗待了三天。那三天里，百合姨姥姥带我们逛了市场，看了教堂，吃了街边的炸鸡肉包。她走路很快，完全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她说，她在贫民窟里生活惯了，走路不快不行。

　　临走前，妈妈问她：“您愿意跟我们回日本吗？”

　　百合姨姥姥想了想，摇了摇头。

　　“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太阳很烈，人们说话很大声，街上有流浪狗和流浪猫。但这是我的家了。”

　　“而且，”她笑了笑，“我要是走了，谁来给我的母亲扫墓呢？”

　　妈妈没有再劝。她只是抱了抱百合姨姥姥，说：“那我们以后常来看您。”

　　“好。”百合姨姥姥拍了拍妈妈的背，“替我向姐姐问好。告诉她，妹妹活得很好，让她不要担心。”

　　回日本的飞机上，妈妈一直看着窗外。我坐在她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妈妈，”最后我开口，“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人的一生，到底要经历多少次分离才算够。”妈妈说，“你外婆和她妹妹，分开了六十年。六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六十年？”

　　我握住妈妈的手。

　　“至少她们找到了彼此。”我说。

　　妈妈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

　　“你说得对。”她说，“至少找到了。”

　　回到京都后，妈妈把耳环交给了外婆。

　　外婆接过耳环，看了很久。然后她把它戴在了耳朵上。

　　“好看吗？”她问。

　　“好看。”妈妈说。

　　外婆笑了。那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笑容——有欣慰，有遗憾，有思念，也有释然。

　　那天晚上，外婆破例喝了一点酒。她坐在窗边，看着月亮，轻轻地哼着一首北海道的民谣。

　　我靠在门框上，听着那首歌。旋律很简单，歌词我听不太懂，但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

　　后来妈妈告诉我，那首歌叫《渔火》。是外婆小时候，她的母亲哄她睡觉时唱的歌。

　　我想，百合姨姥姥在巴西的某个夜晚，大概也曾哼过同样的旋律吧。

　　血脉这种东西，真的很奇妙。不管隔了多少年，隔了多少海，隔了多少苦难，它都不会断。

　　就像那对银耳环。

　　就像那首渔火。

　　就像我们。

　　高桥光。

　　我的名字是光。

　　我希望，我能成为照亮所有家人的那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