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法官的战争 距离辩 ...
-
距离辩方举证结束越来越近，来自美方的隐性压力也愈发直白。
休庭后的傍晚，希金斯在走廊拦住了我。
四下无人，他靠在身后的墙壁，语气温和，态度却异常坚定：“审判长，我们都是法律人。我们都清楚，东京审判从来不仅仅是一场审判，它承载着沉重的政治后果。如果我们把日本的所有军政精英全部送上绞刑架，谁来接管、治理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谁来稳住远东局势、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
这就是美国人藏在法理外衣下的真实想法。
他们从来不是分不清善恶，只是国家利益永远凌驾于受害国的公道之上。
我没有当场反驳。
我很清楚，说服手握远东话语权的美国毫无意义。
真正能撬动最终投票的，是那些立场摇摆的中立法官——法国、荷兰、菲律宾。
我要争取的，从来不是无可撼动的美国，是那一张张尚存良知、可以争取的浮动选票。
1946年深秋，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
日本辩护团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传唤了上百名证人，提交了成箱的文件，试图证明日本在亚洲的军事行动是“自卫”和“解放”。他们甚至找来了一些西方学者，论证“大东亚共荣圈”的正当性。
这些论证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但在拖延时间和混淆视听上非常有效。
每次辩方发言结束，我都会看见旁听席上那些中国记者的脸色更加阴沉一分。
我知道他们在担心这个法庭会被日本人的巧言令色所迷惑，担心最终的判决会和历史上的东京审判一样，漏掉太多、判得太轻。
我也担心。
但我不能表露。
1946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召集了一次非正式的法官会议。十一位法官坐在法庭旁边的小会议室里，长桌上摆着咖啡和文件，气氛凝重得像一场葬礼前的守夜。
我开门见山：“控方已经提交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现在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在辩方举证结束之后，我们如何投票。”
希金斯第一个开口：“审判长，我觉得现在讨论投票还为时过早。辩方还没有开始举证，我们应当保持开放的心态。”
“开放的心态不等于盲目的公平，”我说，“证据已经摆在那里。南京三十万死难者的证词，大量慰安妇受害者的口述记录，三光政策的作战命令，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报告——这些事实不会因为辩方的狡辩而改变。”
英国的帕特里克法官清了清嗓子：“我同意希金斯法官的意见。我们应当等辩方举证结束后再做判断。”
我看向法国法官伯纳德。他在真实历史上是一个摇摆票，有时候支持重判，有时候支持轻判。法国在战争中也被日本占领过，但战后法国急于恢复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对日本的立场并不坚定。
伯纳德感受到了我的目光，低下头喝了一口咖啡。
苏联的扎里亚诺夫开口了，语气硬邦邦的：“我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日本的战争罪行是确凿的。任何试图减轻战犯罪责的投票，都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伤害。”
澳大利亚的韦伯法官——那个被我抢了审判长位置的人——冷笑了一声：“扎里亚诺夫法官，你的立场可以预见。但正义不是靠预判来实现的。”
“那正义是靠什么实现的？”我接过话，看着韦伯，“是靠包庇吗？是靠把证据挡在法庭之外吗？”
韦伯的脸微微发红。
我知道我不应该在这种场合说得太直接。审判长应当中立、客观、不偏不倚。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用最直接的方式把问题摆上台面，这些西方国家的法官就会用各种程序性问题把判决拖到猴年马月。
“希金斯法官提到了政治后果，”我说，“但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如果正义不能让受害者感到公正，那么政治后果是什么？是被害国人民对战胜国的不信任，是对国际法治的彻底失望，是下一次战争爆发时没有人再相信国际秩序。”
我扫了一眼全场：“数千万中国民众葬身战火。这不是冰冷统计数字，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普通人。他们的死不是政治筹码，他们的死是犯罪的结果。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搞政治，是为了还他们一个公道。”
会议室沉默了很久。
荷兰法官罗林开口了：“我同意审判长的部分观点。但死刑判决需要慎重。尤其是对于那些……罪行不那么明确的被告。”
罗林是一个好人。在真实的历史上，他在东京审判中投了重判票，但对某些被告他倾向于轻判。他的立场是可以争取的。
“罗林法官，”我说，“我完全同意死刑判决需要慎重。但本庭的所有被告，都经过了充分的举证和质证。如果我们因为‘慎重’而放过任何一个战犯，那么我们对慎重这个词的理解就出了问题。”
罗林没有再说话。
那天的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但我至少做了一件事：我让所有人知道，我会为每一个战犯的判决战斗到最后一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在法官之间频繁穿梭。
我请菲律宾法官德洛斯·雷耶斯从法理角度撰写侵略战争罪行的法学意见书，在法官之间传阅。
同时以亲身经历讲述日本占领期间的暴行，拉拢那些在东南亚有殖民利益的欧洲国家。
我找到荷兰法官罗林，和他逐条讨论每个被告的罪证，让他相信大多数判决都是罪刑相适的。
这个过程漫长、枯燥、磨人。
但我知道，每一个被我说服的法官，都可能意味着一个战犯从无期变成绞刑。
1948年夏天，辩方举证终于结束了。检察长季楠做了最后陈述，声音嘶哑但坚定：“控方请求法庭，对所有犯有战争罪行的被告判处法律范围内的最高刑罚。”
清濑一郎在最后辩护中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历史将由胜利者书写，我们接受这个现实。但请法庭记住，每一个国家的军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祖国而战。”
他的意思是——日本军人和其他国家的军人没有区别，战争罪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我听完之后，在判决书的草稿上写下了一行批注：“为祖国而战，不等于有权屠杀平民。这个道理，不需要国际法专家来解释。”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法官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