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分开的八组》茶焚雪

59、左宜之

　　我第一次见到易冉，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

　　那天我背着新书包走进教室，有点紧张。教室里有好多小朋友，有的在哭，有的在闹，我不知道该坐在哪里。我站在门口，攥着书包带子，犹豫着要不要往里走。

　　然后一只手拉住了我的手腕。

　　“你也是这个班的吗？”

　　我转过头，看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眼睛圆圆的，亮亮的，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她比我矮一点点，但拉着我的手很有力。

　　“我叫易冉！你呢？”

　　“左宜之。”

　　“左宜之……”她念了一遍，歪着头想了想，“这个名字好好听！那我们以后就是好朋友啦！”

　　她说完就拉着我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说：“我刚刚看了座位表，我们俩坐在一起！我特意挑的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外面的树……”

　　她叽叽喳喳地说着，声音像麻雀一样清脆。我被她拉着走，心里的紧张不知不觉就消散了大半。

　　那时候我七岁。我不知道“一辈子”有多长，但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们的课桌上，她在桌子底下偷偷塞给我一颗大白兔奶糖，小声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分你一颗。”

　　我接过那颗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甜味在舌尖化开。

　　我想，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小学六年，我和易冉几乎没有分开过。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写作业，一起在学校门口的文具店里挑五毛钱的贴纸。她数学不好，我教她；我体育不好，她拉着我跑。她会在下课的时候拉着我去小卖部买辣条，分我一半；我会在考试前帮她划重点，逼着她背公式。

　　三年级的时候，有个男生欺负我，把我的铅笔盒扔到了水池里。易冉知道后，二话不说冲到那个男生面前，叉着腰骂了他一顿，骂得那个男生哇哇大哭。后来班主任把我们三个叫到办公室，易冉死不认错，梗着脖子说：“他先欺负左宜之的！”

　　那天放学后，我陪她一起在教室外面罚站。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靠在墙上，侧过头看我，说：“以后谁敢欺负你，我就揍他。”

　　我说：“你打不过怎么办？”

　　她想了想，认真地说：“那我就叫上你一起打。”

　　我笑了。她也笑了。我们的笑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像是永远不会消失一样。

　　五年级的时候，她第一次跟我说起她家里的事。

　　那天放学后，我们坐在学校操场边的台阶上，她低着头，用鞋尖蹭着地面，声音很小：“我妈妈说，让我好好学习，以后找个有钱的男朋友，帮帮我弟弟。”

　　“你弟弟？”我愣了一下，“你还有弟弟？”

　　“嗯。”她点了点头，还是没有抬头，“我弟弟比我小六岁。我妈说，以后家里的东西都是他的，我要是想有好日子过，就得靠自己。”

　　我听不太懂这些话的意思。我家只有我一个孩子，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我看到易冉的眼眶红了，她的声音在发抖，我就没有再问了。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指尖微微颤抖。

　　“没关系，”我说，“以后我罩着你。”

　　她抬起头看我，眼眶红红的，但嘴角弯了一下，露出一个小小的笑容：“你说的啊。”

　　“我说的。”

　　那天我们在台阶上坐了很久，直到夕阳完全沉下去，天边只剩下最后一抹橘红色的光。她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左宜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说：“你也是。”

　　那时候我以为，“最好的朋友”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初中我们没有分到一个班。

　　她在三班，我在五班，中间隔了两层楼。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每天中午，她会端着饭盒跑到我们班来找我，我们坐在食堂的角落里边吃边聊。放学后，她会在校门口等我，我们一起走回家——虽然她家和我家并不顺路，但她总是说要送我，送到之后又自己绕一大圈回去。

　　初二那年，她第一次被父母逼着相亲。

　　说是相亲，其实就是她妈妈托人介绍了一个男孩子，比她大两岁，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在镇上打工。她妈妈觉得那男孩子家里条件不错，想让易冉跟他“处处看”。

　　易冉那天跑到我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才十五岁！”她哭着说，“我妈居然让我去相亲！她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不如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

　　我给她倒了杯水，坐在她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家里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压力，我爸妈只关心我的成绩，从来没说过让我嫁人的话。

　　“我不想嫁人，”她抹着眼泪说，“我想读书，我想考大学，我想去大城市。”

　　“那就去。”我说。

　　“可是我妈妈……”

　　“你妈妈是你妈妈，你是你。”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易冉，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想读书，就拼命读。你想考大学，就拼命考。谁都拦不住你，除非你自己放弃。”

　　她看着我，眼泪还在流，但目光慢慢变得坚定起来。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她在我家吃了晚饭，我妈妈做了她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吃完饭，她帮我洗碗，水流哗哗地响着，她忽然说了一句：“左宜之，如果我以后真的嫁人了，你会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我说：“会的。但如果那个人不是你喜欢的，我会把你抢走。”

　　她笑了，笑得眼泪又出来了。

　　中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和易冉一起查的分。

　　她考得不错，虽然不算顶尖，但足够上我们市最好的四中。我比她高一些，但也报了四中。我们说好了，高中还要在一起。

　　报到那天，我们一起走进四中的校门。阳光很好，路边的梧桐树叶在风里沙沙作响。她挽着我的胳膊，东张西望，兴奋得像个第一次去游乐园的小孩。

　　“左宜之你看，那个教学楼好高！”

　　“左宜之你看，操场好大！”

　　“左宜之你看，那边有卖冰淇淋的！”

　　我被她拽着走来走去，嘴上说着“你能不能消停会儿”，但心里其实很开心。她又在我身边了。我们又可以在同一个学校里上学了。

　　高一四班的教室里，我们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就像小学一年级那样。她坐在我旁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她的睫毛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

　　“真好。”她忽然说。

　　“什么真好？”

　　“我们又在一起了。”她转过头看我，笑得眼睛弯弯的，“左宜之，我觉得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分开了。”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那时候我真的相信她说的话。

　　后来的事情——认识凌不悔、陆仰止、陈穗，八组成立，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参加比赛、一起在操场上散步——那些日子美好得像一场不会醒来的梦。

　　我记得合唱比赛那天，我穿着那条抹胸黑裙站在台上指挥，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里，我一眼就看到了陈穗。他在合唱台上看着我，目光专注而温柔。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差点打错了拍子。

　　我记得运动会那天，凌不悔在生理期跑完八百米，拿了第一名，然后晕倒在终点线上。陆仰止冲过去抱起她，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慌张。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陆仰止看凌不悔的眼神，和陈穗看我的眼神，是一样的。

　　我记得长白山那个夜晚，我们五个人坐在民宿的院子里，头顶是漫天繁星。易冉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我希望时间能停在这一刻。”我说：“会的，这一刻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我记得高考前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给陈穗发了一条消息：“明天加油。”他回了一个字：“嗯。”我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在枕边，闭上眼睛，嘴角带着笑意睡着了。

　　我以为那就是幸福的形状。

　　我以为那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

　　陆仰止是自己去的戒网瘾学校。

　　他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买了火车票，背了一个包，翻进了那所学校。他拍到了陈穗被关押的照片，把证据交给了当地派出所。

　　然后他被抓住了。

　　那些人用橡胶棍打他，一下一下地打在他身上。他被打断了肋骨，打出了颅内出血。

　　他死了。

　　我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手机从我手里滑落，掉在地上，屏幕碎了。我没有去捡。我坐在那里，盯着前方，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是陈穗。

　　他从那所学校里出来了。但他的父母没有放过他。他们逼他娶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逼她让她怀孕，把他牢牢地锁在了那个小镇里。

　　他跳楼了。

　　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没有哭。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名字，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弯下腰，把脸埋进手里，发出了一声我自己都听不到的呜咽。

　　他最后发给我的消息，是那个“嗯”字。

　　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回复。

　　然后是凌不悔。

　　她成了一名缉毒警。她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了。官方发布了讣告，因为她是孤儿，没有直系亲属，所以公布了她的身份信息。

　　我看到那条讣告的时候，正在实验室里写代码。我盯着屏幕上的那行字，盯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关了电脑，走出实验楼，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又一圈。

　　那天晚上，我去了她的墓地。我把一束白色的雏菊放在碑前，蹲在那里，看着碑上她的照片——穿着警服，短发利落，目光平静而坚定。

　　“不悔姐，”我说，“我来看你了。”

　　风吹过陵园，没有人回答我。

　　只剩下易冉了。

　　凌不悔走后没多久，易冉的预产期近了。她嫁到了县城，怀了孩子。她不想生，但她的母亲以死相逼。她最终还是决定生下来。

　　我提前请好了假，买好了车票，准备去县城陪她生产。她在电话里说：“你不用特意跑来，我没事的，医院里有医生呢。”我说：“我不是去陪你的，我是去监督医生的。”她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得有些无奈，又有些开心。

　　我到县城的那天，天气很好。四月的阳光暖融融地照在身上，路边的柳树已经绿了。我拖着一个小行李箱，走进了那栋老旧居民楼。易冉来开门的时候，肚子已经很大了，行动有些迟缓，但脸色比之前红润了不少。她看到我，第一反应不是说话，而是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你瘦了。”她说。

　　“你胖了。”我说。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笑了出来。

　　住院那天是四月十二号。我陪她办了入院手续，送她进了产房区域。护士说家属只能在产房外面等候，不能进去。易冉被推进去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冲我笑了一下，说：“等我出来。”

　　我说：“好，我等你。”

　　然后那扇门关上了。

　　我坐在产房外面的长椅上。易冉的妈妈也来了，坐在另一侧，双手交握，指节泛白，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有期待，有紧张，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她看到我，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

　　我没有理会她。我靠着冰冷的墙壁，听着产房里传来的声音。有医护人员的指令声，有仪器发出的滴滴声，有易冉压抑的呻吟声。那些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我的心脏一直悬在嗓子眼。

　　我看了看时间。下午两点十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许更长。我坐在那里，手心全是汗，心里反复默念着同一句话——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现代医学这么发达，生产是很安全的事情，不会有事的。

　　然后我听到产房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警报声。

　　我猛地站了起来。

　　产房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护士快步走了出来，表情严峻。我冲上去抓住她的手臂：“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护士看了我一眼，语速很快地说了一句：“产妇出现羊水栓塞，我们正在抢救。”

　　羊水栓塞。

　　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一片空白。我学过这个名词——羊水栓塞，分娩过程中羊水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发过敏性休克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死亡率极高。

　　我松开护士的手臂，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了墙上。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在耳边轰鸣，盖过了周围所有的声音。

　　我站在产房外面，什么都做不了。

　　我听到里面传来慌乱的脚步声，听到医生在大声下达指令，听到仪器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站在那里，双手冰凉，浑身发抖，盯着那扇紧闭的门。

　　我在心里喊她的名字。易冉。易冉。易冉。

　　你不能有事。你说好了让我等你的。你说好了要出来的。

　　你不能有事。

　　我求你。

　　我不能失去你。

　　那扇门再次打开的时候，主治医生走了出来。他摘下口罩，看着我，沉默了几秒。

　　那个沉默像是一把刀，悬在我头顶，迟迟没有落下。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我听到那八个字的时候，发现自己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崩溃。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医生，像是在听一句我听不懂的外语。

　　“你说什么？”我问。

　　医生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更低了一些：“产妇因羊水栓塞引发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我们很抱歉。”

　　我没有哭。我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是易冉的母亲。那个老太太瘫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啕大哭，嘴里喊着易冉的名字，喊着“是我的错”“我不该逼她”。那声音尖锐而刺耳，在狭窄的走廊里回荡。

　　我没有回头看她。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产房那扇半掩的门，看着门缝里漏出的冰冷灯光。我想走进去看看她，但我的腿像是灌了铅一样，一步都迈不动。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久到走廊里的哭声渐渐平息，久到护士推着一张盖着白布的病床从我身边经过，久到窗外的天色从明亮的白昼变成了昏暗的黄昏。

　　我没有看到她最后一面。

　　她推进去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冲我笑了一下，说：“等我出来。”

　　她说让我等她。

　　她没有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我只记得自己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上，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亮着，停留在通讯录的界面上。我的目光从上到下扫过那个列表——陆仰止的名字还在，陈穗的名字还在，凌不悔的名字还在，易冉的名字还在。四个人的名字，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我的通讯录里，像是四个永远不会再亮起的头像。

　　我一个个点开，一个个看完了他们和我的最后一条聊天记录。陆仰止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一张照片，他在警校训练，满头大汗，对着镜头比耶。陈穗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一个“嗯”字。凌不悔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两个字——“活着”。易冉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一段语音，我点开听了，里面传来她的声音，带着笑意：“你到了没？我等你吃晚饭呢。”

　　我把那段语音听了好几遍。

　　然后我锁上屏幕，把手机放进口袋里，站起来，沿着街道往前走。我没有目的地，只是走着。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街道上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年轻女人在暮色中独自走着，脸上没有泪，眼里没有光。

　　那天晚上，我去了易冉住过的那间出租屋。我用钥匙打开门，屋里还保持着她去医院前的样子——茶几上放着一本翻了一半的育儿书，阳台上晾着几件洗好的婴儿衣服，蓝色的，小小的，在夜风中轻轻晃动。

　　我走进那间屋子，在沙发上坐下来。我没有开灯，就那样坐在黑暗里，坐了很久很久。

　　我想起了七岁那年，她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以后就是好朋友”。想起了小学二年级她分我一半辣条，辣得我们俩一起灌水。想起了三年级她为我出头被罚站，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想起了初中她哭着说不想嫁人，我说“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想起了高中她靠在我肩膀上，说“希望时间能停在这一刻”。想起了她挺着孕肚、连夜赶了几个小时的车程来陪我的那个夜晚。想起了她推进产房前回头看我的那一眼，那个笑容，那句“等我出来”。

　　她没有出来。

　　我坐在黑暗里，终于哭了出来。我哭得浑身发抖，哭得喘不上气，哭得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我哭陆仰止，哭陈穗，哭凌不悔，哭易冉。我哭那个曾经五个人挤在一起吃冰棍的夏天，哭那个在长白山顶许下的愿望，哭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八组。

　　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走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天亮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晨光从东方漫过来，落在我苍白的脸上。我看着那几件挂在晾衣架上的蓝色婴儿服，在晨风中轻轻摇晃着，像是在跟我招手。我伸出手，轻轻碰了一下其中一件，布料柔软而温热，带着洗衣液的清香。

　　我收回手，抬头看向远方。城市的轮廓在晨光中渐渐清晰，楼宇林立，街道纵横，无数人正在醒来，开始新的一天。

　　我回到屋里，开始收拾易冉的遗物。我把那几件婴儿衣服仔细地叠好，放进了一个袋子里。我把那本育儿书合上，放在袋子的最上面。我环顾了一圈这间小小的出租屋，确认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然后我拉上袋子的拉链，提着它，走出了那扇门。我没有回头。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到这里了。

　　我走在清晨的街道上，手里提着那个袋子，走向车站。阳光从我身后照过来，把影子投在前面，很长，很孤单，但一直在往前移动。

　　易冉，我带你回家了。

　　我决定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

　　从高一开始，从那个炎热的九月开始，从五个人第一次在八组的座位上坐齐的那一刻开始。我要把陆仰止写下来，把陈穗写下来，把凌不悔写下来，把易冉写下来，也把自己写下来。我要让这个世界知道——曾经有五个人，在最好的年纪相遇过，认真地活过，用力地爱过，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了。

　　我写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我写完了最后一个字。我保存了文档，关上了电脑。

　　宿舍的桌子上，我的手机还亮着屏幕。我打开那个名为“八组永不散”的群聊，里面空荡荡的，最后一条消息是陆仰止发的一张照片——他在警校训练，满头大汗，对着镜头比了个耶。

　　我打了一行字：“八组永不分开。”

　　发送时间：凌晨三点十七分。

　　没有人回复。

　　我知道不会有人回复了。

　　我放下手机，打开抽屉，拿出了那颗葡萄味的棒棒糖——陈穗在合唱比赛那天给我的。糖纸已经褪色了，边缘微微卷起，但我一直舍不得吃。我把它握在手心里，感受着它微凉的触感。

　　然后我打开抽屉，拿出那瓶安眠药。

　　我的手很稳。我的心里很平静。

　　因为我终于可以去见他们了。

　　陆仰止，陈穗，凌不悔，易冉——我来了。

　　八组，永不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