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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三十天 等待期的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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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期的第一天,周叙平替陶秋宜买了早餐。
豆浆不加糖,饭团不要肉松。纸袋放在餐桌左侧,下面压着药盒。陶秋宜起床时,他已经去学校。
她吃完,把自己的那只碗洗了,也把他昨晚留在水槽里的杯子洗净。
他们仍住在一起。
新租的房子要月底才能交付,照相馆楼上虽有小间,水电却没收拾好。两个人决定等手续完成再搬,不需要为了证明离婚坚决,提前制造一场仓促的出走。
第二天,陶秋宜买了周叙平常用的胃药。
第三天,他修好她工作灯松掉的接头。
第四天,两人一起去银行确认贷款。工作人员问他们是否考虑将房子出售后一次结清。陶秋宜说不卖,周叙平在旁边签字。
他们办理离婚比维持婚姻更默契。
所有外部问题都有表格、金额和期限。谁多拿十万元,谁承担剩余贷款,设备折旧怎么算,都能通过计算得到一个不完美但明确的数字。
只有每天晚上回到家,他们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问一句“吃了吗”。
第五天,周叙平发烧。
陶秋宜听见书房咳嗽,拿体温计和水进去。他说自己能照顾,她仍把退烧药拆好放在床边。
“我不撤回。”他忽然说。
“什么?”
“你不用因为照顾我觉得有别的意思。”
陶秋宜把药板放下:“我也不撤。”
“嗯。”
“可我不照顾,你明天可能更严重。”
“我知道。”
“所以先吃药。”
他吃了。
第八天,朋友来劝和。对方说他们是在最痛的时候做决定,至少应该等一年。陶秋宜问,一年后如果两份意见仍不变呢?朋友说,时间会让人柔软。
周叙平回答:“柔软不等于变成同一个人。”
朋友又说,为了孩子也不该分。
屋里立即静下来。
对方意识到说错,连声道歉。陶秋宜没有责怪,只请她以后不要用周杏劝他们维持婚姻。
“可她如果知道……”朋友说到一半,自己停住。
“她不知道。”周叙平说。
第十二天,他们去照相馆楼上量窗帘。房间只有二十多平方米,一张床、一只衣柜和一扇朝街的窗。楼下打印机工作时,地板会轻轻震。
“太小了。”周叙平说。
“一个人够。”
“你的灯架放不下。”
“放店里。”
“冬天冷。”
“装空调。”
“卫生间漏水。”
“房东会修。”
他逐项挑毛病,像只要房间不合适,搬走就能推迟。
陶秋宜问:“你希望我找更好的,还是别搬?”
周叙平站在漏水的洗手池边,回答:“找更好的。”
她点头。
第十五天,新的租房定下来。离照相馆步行十分钟,两室一厅,楼下有菜场。押金需要一次付三个月,周叙平从共同账户转了一半。
“不用。”陶秋宜说。
“财产还没分完。”
“这是我以后住。”
“那就从你应分的存款里扣。”
“你连这个都算。”
“你不是要算清?”
“是。”
两个人都听出,她真正不满的不是钱,而是他已经能够如此准确地支付她离开的成本。
第十六天,他们一起去买生活用品。
陶秋宜原本想自己去,周叙平说共同账户里的东西需要分,缺的再买。超市货架把生活拆成了无数小件:垃圾桶、衣架、毛巾、锅、菜板。每一样他们家里都有,却不能都带走。
“锅你拿。”周叙平说,“我用小的。”
“大的你煮面方便。”
“一个人不用那么大。”
“我也一个人。”
两个人同时停了一下。
最后新买了一只中号锅给陶秋宜。结账时,收银员问是不是搬新家,还推荐情侣牙杯第二件半价。
“不用。”他们同时说。
回去后,周叙平帮她把锅洗了一遍,擦干装进纸箱。箱子上写“厨房”,字是他的。
“你不用每一箱都帮我标。”陶秋宜说。
“搬的时候好找。”
“你不搬过去。”
“我可以帮你搬。”
“办完以后再说。”
“好。”
第十七天,他们照常去菜市场。卖菜的人认识两人,抓了一把葱放进袋子,说夫妻俩别为几毛钱争。周叙平付钱,陶秋宜提菜,谁都没有纠正。
回家路上,她问:“为什么不说?”
“还没办完。”
“办完以后呢?”
“她如果再问,就说。”
陶秋宜想象他们以后各自来买一人份的菜,被摊主问另一个怎么没来。真正的离婚不是印章落下,而是这些认识他们共同生活的人,要一点点学会改口。
第十八天,他们整理照片。
底片复制需要一整晚。硬盘指示灯不停闪,进度条从百分之一走到百分之百。周叙平怕中途断电,坐在旁边守着。陶秋宜凌晨醒来,看见他仍在客厅。
“不会断。”她说。
“万一呢?”
“有两份备份。”
“这一份是给你的。”
她坐到另一张椅子上,陪他等完最后十分钟。
复制完成,系统提示“可以安全弹出”。周叙平没有立刻拔硬盘。
“秋宜。”
“嗯。”
“如果不离,我们能怎么过?”
她想了很久。
“不谈罗成海,不整理杏杏的东西,各睡各的。等有一天谁先受不了。”
“也可以谈别的。”
“我们已经在谈。你工作,我店里,今天吃什么。可每一句别的话,都绕着不能说的那件事。”
“以后可能会好。”
“可能。”
“你为什么不等?”
“因为你问的是能不能好,不是我们还想不想这样等。”
周叙平看着她:“你不想?”
“不想。”
他说:“我也不想。”
这是等待期里最接近挽留的一次,最后仍然得到同一个答案。
第二十二天,陶秋宜搬走第一箱东西。周叙平帮她抬灯架,绳子绑了两遍。他们在新房门口吃外卖,地上还没有桌子,只能把餐盒放在纸箱上。
“床什么时候到?”他问。
“明天。”
“今晚回去睡?”
“嗯。”
“我以为你要先住。”
“手续办完再搬。”
两个人都严格遵守自己说过的话。
第二十六天,周杏的物品清单确认完。听写纸原件留在旧居,陶秋宜拿一份扫描件。那张未选全家福还没有被扫描仪发现,仍卡在机器底下,谁都不知道。
第二十七天,他们去了一次墓园。
不是纪念日,只是以后要错开,想在正式离婚前一起去最后一次。两个人都没有带花。陶秋宜擦照片,周叙平清理台阶边的落叶。
“要不要告诉她?”陶秋宜问。
“告诉什么?”
“我们要离婚。”
“她听不见。”
“我知道。”
“你想说就说。”
陶秋宜最后没有说。周叙平也没有。他们不愿把死去的女儿安排成证人,更不愿在墓前请求一个永远无法给出的许可。
第二十九天,周叙平问:“明天几点?”
“九点。”
“我开车。”
“办完我自己走。”
“好。”
第三十天,他们一起出门。天气很好,街边早餐摊还冒着热气。周叙平停下买了两份早餐,仍是豆浆不加糖,饭团不要肉松。
陶秋宜接过自己的那份:“以后不用买了。”
“知道。”
手续办得很快。工作人员再次确认双方自愿、财产处理无异议。两个人分别签名,红色印章落下时,声音很轻。
走出大厅,周叙平把车钥匙递给她:“你开走吧。我打车。”
“车分给你。”
“今天先给你。”
“为什么?”
“灯架还在后备箱。”
她想起昨晚最后一箱设备没卸。
“好。”
街口就是他们后来分开的地方。
周叙平问:“你后悔吗?”
“不后悔。”
“我也不后悔。”
陶秋宜看着他:“我没问。”
“你会问。”
“那你呢?离婚后悔吗?”
这一次,他没有沿用同一个答案。
“不知道。”他说。
陶秋宜握着车钥匙,点了点头:“我也不知道。”
他们不后悔那两份意见。
至于离婚,三十天没有替他们变出一个确定答案。
门已经关上。
不知道可以留在门的两边,继续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