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loma》无线电缄默

1、Play: Side A 播放：Si

　　义肢套进去的时候，窗外刚好响起第一声钟。

　　很远，隔着半座镇子传过来，沉沉的一下。钟声撞在清晨潮湿的空气里，又被尚未修缮完的断墙和脚手架截住，余音很快就散了。

　　我坐在床沿，没有动。

　　左腿剩下的那一截陷在硅胶套里，皮肤被闷了一整夜，边缘泛着一圈不太好看的红。昨晚磨破的地方已经结了薄痂，套进去时还是疼，像有人拿一枚细钉，抵住骨头不轻不重地往里推。

　　我等那阵疼过去，才把接受腔往上提。

　　先对准，再压紧，听见锁销咬合时发出很轻的一声“咔哒”。

　　这个声音让我安心。

　　东西扣住了，今天就不会散架。

　　我扶着床柱站起来，将身体的重量慢慢移向左侧。义肢先是迟疑地承住我，随后才像一件终于想起用途的旧器械，僵硬地配合起来。残肢深处泛起一阵酸胀，我站着等了几秒，确认膝盖不会突然软下去，才伸手去拿靠在墙边的拐杖。

　　起床。穿衣。洗漱。烧水。

　　这些事从前加在一起只要几分钟。现在每一件都得拆开来做。

　　穿裤子时要先坐下，把左边裤腿卷成一团，套过义肢的脚掌，再一点点往上放。洗脸不能俯身太久，否则重心会往前偏。水壶也不能装满，装到三分之二就够了，太重的东西提在右手，会让拐杖落地的位置不稳。

　　我学得很快。

　　军队教会我的东西里，最有用的不是怎样开枪，也不是怎样在夜里辨认方向，而是无论日子变成什么样，都得把它分成一件一件能做完的小事。

　　把被角压平，床单抻到没有褶皱。牙杯摆在盥洗架左侧，杯柄朝外。外套最上面一颗纽扣不系，剩下的从上到下依次扣好。出门前检查炉火，检查窗，检查门锁。

　　一样一样做。

　　做完了，天也就亮了。

　　镜子挂在门后。我拎起拐杖时，不经意从里面看见自己。

　　退伍以后，我把头发剪得比在军中时更短。这样省事，也不用常去理发店花钱。镇上只有两家理发店，一家的老板娘见过我以后，转头就在门口挂了一块“今日客满”的木牌。另一家倒没赶我，只是从头到尾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剪刀落在耳边，冷冰冰的，像在处理一团不愿碰的杂草。

　　我后来买了一把旧推剪。

　　手艺很差，后脑勺总是推得一块深、一块浅，不过戴上帽子便看不出来。

　　镜中的人脸色发白，左边眉骨上留着一条被弹片划开的旧伤。天气阴时，疤痕会泛红。领口之下还藏着几处，腹侧也有，最严重的都不在镜子里。

　　我低下头，把裤腿又往下扯了扯，遮住义肢与鞋帮连接的位置。

　　其实遮不遮都一样。

　　因为拐杖落在地上的声音太特别了，咚咚咚的。

　　无论我走得多慢，别人总能在看见我以前，先听见我。

　　我出门时，楼道里没有人。

　　这栋楼在轰炸里塌过半边，后来用新砖勉强补上了。新砌的墙比旧墙白，接缝处却歪斜得厉害，像一块没有长好的骨头。楼道灯坏了很久，白天也昏暗。我扶着栏杆下楼，拐杖先落到下一级台阶，右脚跟下去，最后才是左腿。

　　下楼比上楼其实要难得多。

　　义肢不会替人试探高度。每迈一级，身体都有一瞬间悬在半空，只能依靠右腿和手臂把自己接住。

　　一共二十七级。我每天都数。

　　走到第十九级时，二楼的门忽然开了。

　　门后站着一个端水盆的女人。她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水面在盆里晃出一圈细纹。

　　我停下来，侧过身，尽量给她让出位置。

　　“早。”

　　她没有应。两只手把水盆抱得更紧，从我身边挤过去时，肩膀几乎贴住墙。她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孩子仰着头看我，视线从拐杖慢慢落到我的左腿上。

　　“妈妈，”他问，“就是她吗？”

　　女人立刻攥住孩子的手。

　　“别看。别说话！”

　　她压低了声音，可楼道太静，字句还是清清楚楚地落下来。

　　我没有回头。

　　等脚步声消失，我才继续往下走。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出门以后，街上已经有了人。战后重建的石料堆在路边，几个工人正往一幢只剩下正面的房子上搭木架。空气里全是潮湿的灰尘、碎石和新鲜木料混在一起的气味。路口悬着一条褪色横幅，上面写着“瓦诺克必将重生”。右下角被风撕开一道口子，一卷一卷地翻着。

　　卖早餐的窗口在街角。

　　我走过去时，前面排了五个人。卖饭的是罗婶，她从前认识我母亲。我小时候发烧，母亲去工厂值夜，也是她把我抱到诊所的。后来母亲病逝，她还来家里帮忙料理过丧事。

　　轮到我时，她脸上的笑淡了下去。

　　“要什么？”

　　“还有炖豆子吗？”

　　“没有了。”

　　我看见锅里还有小半勺。

　　“那面包呢？”

　　她弯下腰，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纸包。纸边洇着油，打开以后，是两截干硬的面包尾和一点昨晚剩下的炖菜。菜汤已经凝住，上面浮着一层白色的油。

　　“就这些了。”

　　“多少钱？”

　　她说了一个数，和前面那个人买热汤与整块面包的钱一样。

　　我摸出钱，放在窗口的小碟子里。

　　罗婶没有拿纸包，只抬了抬下巴，示意我自己取。

　　身后有人不耐烦地咳了一声。

　　我伸手碰到纸包，隔着纸便闻到一点轻微的酸味。它大约放了一夜，也可能更久。我停了一下，还是把手收了回来。

　　“不要了？”罗婶问。

　　“嗯。”我说，“天气热，您自己也别吃了。”

　　她像是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脸上空了一瞬，很快又沉下来。

　　“你还嫌啊？”

　　后面有人笑了一声。

　　“人家怎么不能嫌？当过士官呢，命金贵得要死。战友扔在炮火里都舍不得搭把手，哪看得上这种东西。”

　　我握紧拐杖。

　　掌心贴着木柄，旧茧压住旧茧。我曾经用这只手握枪，拉伤员，攀过壕沟边缘湿滑的土。现在，它只要能握稳一根木头就够了。

　　“抱歉，耽误你们了。”

　　我向旁边让开。

　　“钱不用退了。”

　　走出一段路，身后的说笑声还断断续续地传来。

　　我没有回头。

　　菜市场在钟楼后面。这个时候摊贩刚把篷布撑起来，叶菜上还带着水。修补过的玻璃顶棚漏下细碎晨光，落在一筐一筐的番茄、洋葱和土豆上，看起来都很新鲜。

　　我选了两个土豆，一把青菜。

　　摊主是个我没见过的年轻人。他刚要替我称，旁边卖香料的老妇人凑过去，在他耳边说了两句话。

　　年轻人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像手碰到脏东西以后立刻缩回去。他把我选好的菜放回原处，又从摊位最下面抽出几片发黄的叶子，连同两个长了芽的土豆，一起扔上秤。

　　“就剩这些。”

　　他身后的菜筐还满着。

　　我垂眼看了看秤盘。青菜外层烂了一点，掐掉还能吃。土豆的芽挖深些，也不要紧。

　　“好。”

　　我付了钱。

　　他把菜装进旧报纸卷成的纸袋，递过来时故意松得早了一些。

　　纸袋掉在地上。

　　一个土豆滚出去，撞到旁人的鞋尖。那人立刻挪开脚，土豆又滚了一小段，停在一摊积水旁边。

　　我没办法蹲得太低。

　　义肢的膝部不会像真正的关节那样顺从。我先将拐杖横过来撑住身体，再慢慢弯下右膝。残肢被接受腔顶得发疼，身体晃了一下，手指离那个土豆还差一点。

　　周围安静了片刻。

　　没有人帮我。

　　本来也不该有人帮我。

　　我又往前探了探，终于把土豆捡起来。起身时右腿发颤，拐杖底端在湿地上滑了半寸。我下意识收紧腰腹，稳住了，没有摔。

　　有人从旁边走过去，小声说了一句：“活该。”

　　我把土豆表面的泥水在外套上擦干净，放回纸袋。

　　是的。

　　活该。

　　上午八点，我去了军需后勤处。

　　战后缺人手，我虽然已经退役，仍被安排在这里整理阵亡和失踪军人的遗物。这个职位不需要与太多人交谈，也不需要长时间站立，很适合一个只有一条腿、名声又不怎么样的人。

　　后勤处原本是一座货运仓库。

　　屋顶很高，窗子靠近房梁，常年照不进多少阳光。一排排铁架从门口延伸到最深处，上面堆满军绿色的遗物箱。每只箱子都贴着编号，有些写着姓名，有些只有发现地点和所属部队。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登记、清理、归类。

　　等待家属认领。

　　或者等待它们再也无人认领。

　　进门以后，我先把拐杖放进办公桌与墙之间的缝隙里。那里不容易被人看见。随后坐下来，把左边裤腿从膝盖一直理到鞋面。

　　第一只遗物箱来自西线步兵团。

　　箱子的主人叫阿乐，二十二岁。里面有一件烧坏半边的军服、一只停在四点零七分的怀表、三枚硬币和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信封上写着“给姐姐”。

　　我没有拆。

　　军需处的规定是，未拆封的私人信件应保持原状，直接交还家属。于是我只用软布擦去信封表面的灰，将卷起的边角轻轻压平，再装入防潮袋。

　　第二只箱子没有姓名。

　　里面是一把断齿的木梳，一只儿童尺寸的红色毛线手套，还有半张照片。照片上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右肩和一小片花园，另一半已经被火烧没了。

　　我将物品逐一编号。

　　木梳，01。

　　手套，02。

　　照片残片，03。

　　发现地：北部旧车站。

　　所属人员：待核。

　　保存状态：较差。

　　处理建议：长期留档。

　　写到“长期留档”时，我停了一下。

　　这几个字通常意味着，不会再有人来把它们领走。

　　下午，一位老人来认领儿子的遗物。

　　他把一张已经折得发软的证明递给我。纸上写着他儿子的名字：张怀恩，工兵营，停战前二十七日失踪。

　　我在名册里找了很久，终于找到相应编号。

　　箱子放在第三排铁架的最高层。我需要站起来才能取到。

　　我伸手去摸藏在桌旁的拐杖。

　　老人顺着我的动作，看见了左边裤腿下僵硬的轮廓。

　　他的神情变了。

　　“你是许烬？”

　　我的手停住。

　　“是。”

　　老人盯着我看了几秒。

　　那双眼睛与镇上其他人的不太一样。里面没有立刻燃起来的愤怒，只有一种漫长得近乎空白的疲惫。

　　“公告栏上那个？”

　　“是。”

　　他垂下眼，望着我的左腿。

　　“你活下来了。”

　　我没有回答。

　　“我儿子没有。”

　　“对不起。”

　　“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老人抬起头，“他又不是你丢下的那一个。”

　　我握着拐杖，指节一点点收紧。

　　老人沉默片刻，突然笑了一下。

　　那笑比责骂更令人难受。

　　“要是他也像你一样，只顾自己就好了。”

　　我站在原地。

　　他转过身，不再看我。

　　最后是值班员替他取下遗物箱。老人抱住箱子，像抱住一个太轻的孩子。他离开时，没有再说一句话。

　　仓库的门合上，灰尘在斜照进来的光线里缓慢沉浮。

　　我重新坐回桌后。

　　左腿深处开始隐隐发疼。

　　拐杖没有再藏起来，斜靠在桌边，露出磨损严重的木柄。

　　我忽然觉得，仓库里的这些东西与我有些相像。

　　被烧坏的军服，停止行走的怀表，不成对的手套，失去另一半的照片。

　　它们都曾属于某个人，也都曾被某个人珍视。

　　如今它们被编号、登记、放进箱子，等待有人认出。

　　而我和拐杖、义肢一起坐在这里，像另一件归类失败的战后遗物。

　　无人认领。

　　也不必被认领。

　　我只要好好工作。

　　把每封信装好，把每枚姓名牌擦净，把死者留下的东西尽可能完整地交到家属手中。

　　然后悄无声息地老去。

　　死去。

　　这大约就是最适合我的赎罪方式。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镇中心的公告栏。

　　栏里贴着阵亡名单、失踪人口、配给新规和重建招工启事。新纸压着旧纸，边角被雨打湿，名字重叠在一起。几名穿校服的年轻人站在那儿寻找自己认识的姓氏，看见我走近，便默契地散开了。

　　最里面还贴着那份通报。

　　纸已经黄了，墨迹也淡，标题却依然醒目。

　　《关于战壕撤离事故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下面写着我的名字。

　　许烬。

　　原瓦诺克第三守备军第十七连士官。

　　在敌军轰炸逼近时，违背撤离纪律，弃负伤战友于战壕，独自逃生，造成严重后果。

　　我没有继续看。

　　那些句子闭上眼睛都背得出来。

　　回到楼下时，左腿已经开始疼了。

　　倒不是残肢磨破的疼，而是更下面本该属于小腿和脚踝、如今已经空无一物的地方。

　　我去问过医生，腿都已经不在了，为什么还会痛。

　　医生回答得很复杂，说神经，说大脑，说身体尚未接受那一部分已经消失。我听了很久，只听懂最后一句。

　　身体记得。

　　有些东西，就算人不想记得，身体也会替你记得。

　　上完二十七级台阶，后背已经被汗浸湿。进门后，我先把买来的菜放在桌上，再锁门，检查炉火，检查窗。

　　窗外没有雨。

　　天阴得很低，远处的云压在重建中的屋顶上。一只灰色的鸟落在断墙边缘，很快又飞走了。

　　我坐下来，摘掉义肢。

　　硅胶套褪下去时，磨破的地方已经渗了血。血不多，沿着皮肤淌出一道细线。我用温水擦干净，涂上药，再拿纱布绕了两圈。

　　晚饭是煮土豆和青菜汤。我把发芽的地方一块块削去，剩下的土豆已经不大。菜叶腐烂的边缘掐掉以后，只够铺满半只碗。

　　水烧开，我把东西都扔进去，加了一点盐。

　　炉子火力不好，汤半天不滚。我坐在旁边等，拐杖靠着膝盖。屋里太安静，能听见水底的小气泡一个个裂开，也能听见墙后的邻居在说话。

　　“她回来了？”

　　“早回来了。刚才还听见上楼。”

　　“真有脸啊，还敢回来。”

　　“有什么不敢的？这种人，命都硬。别人差点死在战壕里，她不过少条腿。”

　　小孩子的声音也夹在里面。

　　“她为什么不救人？”

　　女人说：“因为她坏。”

　　我伸手，把炉火调小了一些。

　　锅里的水终于滚起来，灰白的浮沫贴着锅沿，一圈一圈地转。

　　她们说得没错。

　　这镇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刻薄。战争死了太多人，活下来的人也各自缺了一部分。有的人缺孩子，有的人缺爱人，有的人连一具能安葬的遗体都没有。

　　他们需要恨一个具体的人。

　　而我恰好活着回来，恰好有名字，有脸，有一条足够醒目的残腿，还有一桩无从辩驳的罪。

　　我把汤盛出来，坐在桌边慢慢喝。没有油，土豆也没煮透，中心还有一点硬。青菜发苦，我嚼得很仔细。

　　在军中时，吃饭不许出声，也不能剩。我于是把汤喝得很干净，连碗底碎掉的菜叶都刮起来咽了。

　　饭后，我洗碗，擦桌，把剩下的一点土豆皮包好，放进垃圾桶。

　　一个人的夜晚，时间还很长。

　　我把两件衬衣洗了，挂在窗边。又取下墙上的军装，用软刷一点点刷掉肩部的灰。

　　军衔早就拆了。

　　胸口的姓名牌也已经摘下，只留下一块颜色略深的长方形痕迹。我原本想把军装扔掉，可那是我所有衣服里最结实的一件。再说，衣服又没有犯错。

　　晚风从没装严的窗缝钻进来，晾衣绳上的衬衣轻轻晃动。

　　我在桌前坐下，打开收音机。

　　这台老式调频收音机是母亲留给我的，旋钮转动时会发出沙沙的杂音。它的频率不太稳定，有时要用指甲抵着刻度盘，慢慢往回拨一点，才能听清播音员的声音。

　　电流声漫过房间。

　　随后，是一个女人温和平稳的播报：

　　“这里是瓦诺克国家广播电台。停战协议已正式生效，战争结束后，各地重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首都东部铁路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通行，国民物资配给将根据重建进度逐步调整……”

　　我靠在椅背上，听着她往下读。

　　战争结束了。

　　这句话每天都有人说。公告栏上写着，横幅上印着，电台里也反复播送。

　　可镇上仍然到处是倒塌的墙。仍有人在废墟里挖掘，仍有家属守在军需处门前，等待一只箱子、一枚姓名牌，或一句“没有找到”。

　　战争结束，大约只是炮声停了。

　　其他东西都没有那么快结束。

　　播音员停顿片刻，纸张翻动的声音很轻。

　　“受持续暴雨天气影响，原定于明日晚举行的军方告别舞会将延期至后日。此次舞会旨在欢送来自希尔国的各行业交流专家，感谢其在战后医疗、工程修复、心理援助及记忆创伤治疗等方面所提供的支持……”

　　窗外仍然没有下雨。

　　我看了一眼玻璃。云很重，或许后半夜会下大的。

　　“气象台预计，本地区明日将有大到暴雨，请市民减少不必要外出，并提前检查门窗……”

　　广播继续响着。

　　那个声音平静得近乎没有感情，像一条缓慢流过废墟的河。

　　战争、舞会、暴雨、配给，都被她用同一种语调念出来，仿佛只要足够平稳，一切就都能被安放进正常生活。

　　我听完最后一条消息，关掉收音机。

　　房间骤然静下来。

　　晚上九点，我从抽屉里取出日记本。

　　封皮是深褐色的，边角已经磨白。第一页贴着处罚决定的副本，后面是邱家派人送来的要求：每日重述事发经过，诚实记录内心，反省过错，不得回避，不得美化，直至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责。

　　除此以外，他们没有再追究。

　　邱湛在战壕里昏迷了半个月，肺部感染，左肩留下永久损伤，险些没能活下来。她是大校的女儿，邱家本可以让我上军事法庭，可以让我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可他们没有。

　　他们只让我每天写上一份反思。

　　我始终觉得，这是过分的宽宏。

　　我拧开钢笔，在纸上写下日期。墨水从笔尖渗出来，落下一个小小的黑点。

　　随后，我开始回忆那一天。

　　其实不必刻意回想。那段记忆总是异常清晰。

　　战壕里全是烟。

　　刚被炸开的泥土带着焦味落下来，耳边轰鸣不止。撤离命令从前方向后传，声音已经被炮火撕碎了。我跨过倒塌的支架，沿着壕沟往外跑，在转角处看见邱湛。

　　她靠在土墙下，左肩全是血，一条腿被折断的木板压着。她看见我，朝我伸出手。

　　“许烬。”

　　她喊了我的名字。

　　我停住了。

　　那一刻，我明明可以走过去。

　　我受过负重撤离训练，也曾在演习中背着比她更重的人跑过三公里。木板并没有完全压住她的腿，只要挪开，再把她背起来，我们或许都能离开。

　　可我没有。

　　我站在烟尘里，看着她，心里浮出的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救人。

　　而是顾梦。

　　顾梦与我一起长大。

　　小时候她住在我家隔壁，夏天常常翻过院墙，坐在我家的梨树上等我。她怕打雷，每逢暴雨就抱着枕头来敲我的窗。她第一次离开小镇去上学，是我替她提着箱子，一直送到车站。

　　我知道她最喜欢喝什么，知道她撒谎时会摸自己的耳垂，也知道她紧张时总把右脚藏到左脚后面。

　　可她后来与邱湛在一起了。

　　镇上的焰火大会那天，她们跳了一支华尔兹。顾梦穿着浅色长裙，手搭在邱湛肩上，灯光从她发间穿过去。她从我面前旋转而过时，对我笑了一下。

　　那笑与从前没有区别。

　　只有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不一样了。

　　战壕里的邱湛又叫了我一声。

　　炮火就在近处。撤离通道随时可能被炸塌。

　　我看着她，忽然想，如果她死在这里，顾梦会怎么样？

　　她会伤心。

　　会痛苦。

　　但也许有一天，她会重新回到我身边。

　　这个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一瞬。

　　可它确实存在过。

　　我甚至记得自己当时看了邱湛一眼。

　　不是愧疚，也不恐惧。

　　是隐秘的、卑劣的得意。

　　然后我转身跑了。

　　我听见邱湛在身后喊我。第一声还很清楚，第二声被爆炸压住，第三声便再也没有了。

　　我没有回头。

　　后来，我在撤离途中踩中敌军埋下的地雷。

　　白光从脚下炸开时，我甚至来不及感觉疼，只觉得整个人被掀飞了起来。落地以后，左腿已经没有知觉，耳朵里全是尖锐的鸣响。

　　我躺在泥里，看着远处翻涌的黑烟，忽然就明白了。

　　这就是报应。

　　我丢下了一个人，所以上天拿走我一条腿。

　　很公平。

　　我把这些一字不漏地写下来。

　　钢笔偶尔停顿，墨水便在纸上洇开。写到“我转身跑了”时，左腿又开始疼。并不存在的小腿似乎抽搐起来，像在提醒我不要漏掉任何细节。

　　我继续写：

　　“邱家没有要求监禁，也未进一步追究，只希望我通过书写认识自己的过错。对于这样的宽容，我无以为报。我会用自己余生的每一天认真反省，诚实面对自己曾经产生的恶念。”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会儿。

　　窗外掉下一些雨点。

　　衬衣已经收进屋里，空荡荡的晾衣绳在墙面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来回摇晃。

　　我翻到下一页。

　　这一页不属于悔过书。

　　我偶尔会在日记后面给顾梦写几句话，不会有任何人看得见。

　　“梦：

　　今天镇上的钟还是响得好早。

　　我经过公告栏，没有看见你的消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邱湛已经醒了。听说她恢复得不错。你应当陪在她身边，不必来看我，也不要为我辩解。那天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地方。

　　你与我断绝来往，是对的。

　　我这样的人，不值得被原谅。

　　你们以后好好生活。”

　　写到最后一句，我想了很久，又在“好好”前面加了一个“平静”。

　　“你们以后平静地、好好生活。”

　　我合上了钢笔帽，没有写落款。

　　我不愿自己的名字再打扰她们。

　　我合上日记本，将钢笔擦净，放回抽屉。墙上的挂钟指向十点四十分，秒针一格一格地往前走。

　　洗漱。检查炉火。检查窗。检查门锁。

　　我坐回床沿，解开义肢。

　　残肢已经肿了，白天新磨破的地方与旧伤叠在一起。硅胶套内侧留着一小片淡红色的血迹。我把它洗净，端端正正放在床边，又把拐杖靠到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

　　关灯以后，屋里只剩下钟表走着秒针的声音。

　　嗒。

　　嗒。

　　嗒。

　　我躺下来，将被角拉到胸口。

　　顾梦的脸在黑暗中浮现了一会儿，仍然是焰火大会上的样子。她在灯下旋转，裙摆像一片缓慢绽开的花。邱湛牵着她的手。乐声很远，我站在人群外面，始终没有走过去。

　　后来灯熄了。

　　舞曲也停了。

　　我想，这样就很好。

　　战争结束了。邱湛活了下来。顾梦不会再见我。大校一家宽恕了我。镇上的人只是骂几句，也没有真的把石头砸进我的窗户。

　　我还有一间屋子，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一条虽然会疼、但勉强可以行走的义肢。

　　明天会有大雨。

　　我会早些起床，在雨下来以前去买菜。

　　也许摊主仍然只肯卖给我烂掉的叶子。

　　没关系。

　　把坏掉的地方摘干净，剩下的仍然能煮一碗汤。

　　我闭上眼睛。

　　钟表在黑暗里不紧不慢地走着，沿着一条早已规定好的轨道，走向明天。

　　而我还不知道——

　　所谓的明天，不过是今天的再次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