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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第 51 章 一回头,那 ...

  •   秘书走后,他独自站在栈桥上,把信拆开,里面掉出一张照片。是偷拍的,角度有些歪,光线也不算好,不过勉强能看清楚,郑君站在纺织厂大门口,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正和旁边的人说话。他比以前胖了一些,气色很好,头发剪短了,也更有精神了。他嘴角带着笑,安定从容的,属于他自己的笑。照片背面写有一行小字备注:“民生纺织厂采购部襄理郑君。”

      江凌誉把照片翻过去,又翻回来。拇指轻轻划过照片上郑君的侧脸。

      已经四年了。当初说“我有自己的路要走”的少年,现在是民生纺织厂的采购部襄理,要结婚了,就要有一个当护士的妻子了,有家庭,有幸福。

      他转身走下栈桥,沿着码头往回走。路过誉正货栈新建的办公楼,继续往前走,走到了三柳铺老街上。老街变化不大,还是原来的青石板路,还是原来的铺面。张记生煎还在原来的位置,老板换成了老张的儿子,生煎的味道和从前一模一样。

      他排在一群码头苦力和店铺伙计中间,买了一客生煎。老板的儿子不认识他,麻利地把生煎包好递过来,收了钱就招呼下一个客人去了。他端着油纸包,走到码头边上的石墩上坐下来。刚出锅的生煎很烫,差点烫了他的舌头。后来郑君有没有再来吃过呢?他不知道。

      他把一客生煎吃完,连最后一点汤汁都喝干净了。他坐在石墩上,看黄浦江上往来如织的船只,挂着“江”字旗的货船一艘接一艘驶过,他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码头、产业、地位、话语权。当年害过他的人,他一个都没有放过。当年属于江家的东西,他一件一件都拿了回来。

      可那个人,他不在了。

      四年前,他给郑君写过一封信,他说如果你愿意来,我等你。那天他一个人在院子里等了整整一夜,面前放着两杯茶,一杯自己的,一杯留给郑君的。月光把桂花树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和从前郑君坐在这里剥花生时的影子一模一样。他从傍晚等到半夜,从半夜等到天亮,茶水换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是滚烫的,直到天亮的时候,那杯留给郑君的茶还是满的,一口都没动过。

      郑君没有来。

      天亮以后,他把凉透的茶端起来喝了,茶很苦。

      江凌誉把院子里的花树又浇了一遍水,把石凳上的落叶扫干净,把院门锁好。把钥匙放在门口的花盆底下,那是郑君从前喜欢放钥匙的地方,每次他忘了带钥匙,就知道去花盆底下找。

      然后江凌誉坐上了回汉口的火车,再也没有回过那座小院。

      后来的四年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夺回江家产业的事业中。他用铁腕手段整顿了誉正货栈,把趁火打劫的竞争对手一个一个地挤出市场。他打通了从上海到汉口再到重庆的整条长江货运线,在那段最混乱的年月里,江家的货船也从来没有停过。他在上海商界重新站稳了脚跟,被推举为上海商会的常务理事。出入有专车接送,来往的都是体面人物,比当初江怀远在的时候更风光更权贵。

      他回了自己家,江公馆被日本人烧毁了大半宅子,他找到了图纸,依照原样重新修葺一新,花园里的假山、回廊、月亮门都恢复了原样。他说到做到,新修了祠堂和灵堂,给父亲母亲合葬在一处,还了自己心愿,他甚至不惜重金大海捞针把赵叔也找了回来,让他继续在厨房做管事。赵叔老了,眼花了,头发白了大半,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唠叨,江凌誉给他配了一副老花镜挂在胸前。

      家还是家,可江凌誉从来没在江公馆里住过一整夜。

      每次夜深人静,他坐在新修的书房,看着窗外重新种上的花树,总觉得这里少了点什么。明明东西都在,壁炉在,书柜在,母亲留下的那幅字画也在。

      是人,那个天不亮就蹲在廊下等他出门的少年,那个用攒了大半年的工钱给他买白衬衣的少年,是那个在下雨天跪在院子里、膝盖跪出了血也要等他一句“起来”的少年。

      那个少年不在了,江公馆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可到处都是空的。

      他试过用工作填满这种空虚。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开不完的会,签不完的文件,约见不完的人。他把自己忙到精疲力竭,以为这样就不会在深夜醒来时下意识去摸床边的位置。可他越忙,那个空洞就越大,夜深人静的时候,井底就开始往外冒冷风。

      他也试过用别的方式来填补。他身边从来不缺人,想攀上江家这棵大树的人多的是。商界名流、政界新贵、名媛闺秀,他出席过无数场宴会,见过无数笑脸。可那些笑容都和从前那些巴结他的人一样,精致算计有所图谋。没有一个人会像郑君那样,再不会有一个人像郑君那样。

      这些事,他想了四年,想了无数遍,每次想,都心如刀绞。

      终于,他动身去了一趟信阳。其实信阳的商号早就不需要他亲自打理了,他就是想去看看小院。

      他四年没回来过了,院门上的锁已经锈得打不开了。他从花盆底下摸出备用钥匙,花盆还在,钥匙还在,上面落满了灰,锈迹斑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他推开院门,花树还在,比四年前更高了,枝繁叶茂,树下落了一地金黄的花瓣。石桌上积了厚厚的灰,爬满了青苔。

      他在石凳上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产权转让书,他已经签好了字,盖好了章。受益人那一栏,填的是郑君。他把文件放在石桌上,用茶杯压住。茶杯是空的,哪里还有茶。他看着两份并排放在一起的文件,四年前在这里,郑君也是用茶杯压着留给他的字条。上面写的是“少爷,我尽力了。花树我浇过水了,开春以后会开花的。”现在他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留在这里,留给那个不会再回来的人。

      返回到上海以后,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很多年前在江公馆的走廊里,他刚从英国回来,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在走廊尽头转过身。郑君站在走廊另一头,手里端着茶盘,怯生生地看着他。那张脸很年轻,十七八岁的样子,眼睛亮晶晶的,里面有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璀璨光芒,想靠近又不敢。他在梦里朝郑君伸出手,说过来。郑君就笑了,朝他跑过来,脚步轻快得像一只蝴蝶。可走廊变得很长很长,郑君怎么跑都跑不到他面前,他想往前走,一步都迈不动。他只能看着郑君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的白光里。

      他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窗外已是深夜,远处外滩钟楼敲了三下。脸上痒痒的,他摸了一下脸颊,湿的。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哭的。

      第二天一早,他让人把后花园的老梅树挖掉了。梅树是当年江太太种的,他一直舍不得动。可他还是让人挖掉了。他在那个位置种了一棵桂花树,从小院挖过来的,路途遥远艰难重重又怎样,只要他想没有做不成的事。赵叔问他为什么,他说桂花开了,满院子都是香的。赵叔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只是叹了口气。

      中秋,江凌誉给自己放了一个假。说是放假,其实就是把所有能推的应酬都推了,把所有能交给手下的事都交出去了。

      他每天早上在书房里坐到很晚,手总会不由自主伸向书桌下面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一个铁皮盒子。不是郑君那个,郑君的被他带走了,这个是他后来自己找的,里面装的东西不多,一张郑君留给他的字条“少爷,我尽力了”,一张船票,四年前他放在茶馆桌上,被郑君推回来的那张,后来他从地上捡起来,展平了压在书里,还有一张偷拍的照片,上面的人是郑君。

      他把这些拿出来一样一样摆在桌上,靠在椅背上,对着它们看了一遍又一遍。

      赵叔进来送茶,看见桌上摊着的这些东西,默默站了一会儿。

      “少爷,”赵叔把茶放在桌上,声音有些沙哑,“您要是想他,就去把他找回来呗。”

      江凌誉没说话,把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收起来,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面无表情看了赵叔一眼。“他就快结婚了,他过得很好。”

      赵叔“啊”一声,他活了六十多年,见过太多的人和事,他认出了少爷面无表情下面的东西,是后悔。

      “少爷,您知道当年在江公馆里,郑君那孩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水干活,是为了什么吗?为了他想第一个看见您,也让您第一个看见他。”

      他自问自答,出去了,留下江凌誉独自坐。窗外,新种的桂花树在秋风中轻轻摇晃,今年没有开花,也许明年会,也许后年会,谁知道呢?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把那个铁皮盒子紧紧抱在怀里。

      他想他,赵叔说得对,要是想他,就找他呗。

      不是非要把他抢回来,也不是要拆散他即将拥有的家庭。他想亲口说一句,以前的事,是我错了。然后呢?也许就真的从此各自安好,继续各自不同的活法。他不奢求郑君原谅他,也不奢求郑君会跟他走。他只是想知道,那个从八九岁起就仰望他的少年,现在过得是不是真的像照片上那样好,他想亲眼看见他笑,听他说一句“我过得很好”。

      哪怕这句话会让他肝肠寸断。

      他想了很久,把这些念头翻来覆去掂量着。最后,他铺开一张信纸,拿起笔,信是写给郑君的,措辞很克制,语气很平淡。

      “郑君:见信如晤。多年不见,近闻你在武汉一切安好,甚慰。我将于下月中旬途经武汉,若有闲暇,盼能一叙。无他,只想亲口道一句故人之谊。小院的桂花树已种在上海的院子里,今秋还未开花,但枝繁叶茂。江凌誉。”

      他写了好几稿都撕掉了,措辞太淡了怕郑君觉得他冷漠,太浓又怕郑君觉得他有企图。最后这一稿写完已经天亮了,他看了很久,折好放进了信封里。邮票贴倒了,绝对不是故意的,是他没看清,手又抖了一下。他没撕下重贴,封好交给了秘书。

      他不知道郑君会不会回信,也不知道郑君会不会愿意见他。秘书把信寄出去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心口的空洞缩小了一点点,只是一点点而已,可那一点点,他等了四年。

      武汉和上海很不一样。

      上海的秋天是黏腻的,水汽把整座城都泡在一层薄薄的湿意里。武汉的秋天是干爽的,天高云淡,长江上的风裹着沙洲上的芦苇絮,吹在人脸上痒痒的。街边的法国梧桐叶子变黄了,一片一片落在人行道上,踩上去咔嚓咔嚓响。

      民生纺织厂坐落在武昌城外的工业区里,沿着江堤走两里路就能看见厂区的大烟囱。厂子不算大,管理得很规范,车间里几十台织机整日整夜响着,生产出来的棉布供应着大半个鄂北市场。

      郑君的办公室在厂区东边,在一栋二层小楼的楼上。办公室不算小,一张大大的旧办公桌,两把椅子,几个文件柜,窗台上摆着一盆兰草。桌上永远整整齐齐地码着各式各样的文件。

      郑君坐在办公桌后面,他的头发比从前短了些,鬓角修得很整齐,头发全部梳在后面,露出饱满干净的额头,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是去年才配的,长期看文件,眼睛吃不消,一不留神就近视了。

      “沈襄理,这几份订单需要您签字。”敲了几声门,进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采购科的小汪,刚毕业,分到厂里来跟着郑君学做财务采购。小伙子精神得很,身高腿长,说话声音洪亮,办事也利索,就是太年轻,有些毛躁。

      郑君接过订单,一页一页翻看,仔细核对没一笔数字,确认无误的项目才用钢笔签上自己名字。他的字迹流畅漂亮,一笔一划都透着稳重老练,最后收笔在一处画了一个圈。

      “小汪,第三页的棉花单价,比上周的报价高了三个百分点。你跟供货商确认过了吗?”他抬起头来看着小汪,眼镜后面的目光平和,但认真。

      “还没有,我以为是正常浮动。”

      “你先去确认。棉花的行情最近不稳,三个点不是小数目。如果不是行情波动,是供货商擅自提价,我们要开会重新议价。”他把文件合上递回去,语气不疾不徐,“拿回去改好再来找我签。”

      “好咧,遵旨,我的爷。”小汪接过文件,笑嘻嘻的。

      小汪已经跟着郑君干了大半年了,最开始连采购单都填不对,到现在能独立处理简单的供应商谈判,都是郑君手把手教出来的。他对郑君很尊重,不过不是下级对上级的尊重,也不是学生对老师的感激,说不清楚,反正每次郑君靠近他给他讲解文件说这说那,他心跳老加速。

      小汪把这东西藏得很好,从不会在郑君面前表现出来。郑君的左手无名指上明晃晃的戴着一枚银戒指。今年秋天才有的,素面银圈,很简单,是订婚戒指,他知道的。

      “郑襄理,今天是周末,厂里组织去打篮球,您来不来?”

      “不了。家里还有点事。”郑君低头继续看文件,嘴角弯了一下,提到“家里”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温和。

      小汪眨巴眨巴眼镜,应了一声,转身走了。走到楼梯口,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郑君坐在窗边,阳光从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低垂的侧脸上,低沉柔和。他专注工作,眉头微拧,手指飞快打着算盘,全然不知自己的小下属在偷瞧他。

      小汪叹了口气,把脑子里不该有的念头赶走,快步下了楼。

      郑君下了班,骑着自行车往家走。从厂区到城里的职工宿舍要骑二十多分钟,沿着江堤一直走,过了汉阳门就到了。途中要经过一片芦苇荡,这个季节的芦苇正是最茂盛的时候,白花花的芦穗在风里摇啊摇的,衬着远处的江水和夕阳,好看得很。他每次骑到这里都会放慢速度,多看两眼。这已经成了他下班路上的一个小习惯。

      他家在一栋老旧的职工宿舍楼里,三楼,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厨房的窗户正对着长江,晴天的时候还能看见江面上的船帆。他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打开门,屋里满是饭菜香味儿。一个女人正围着围裙在厨房里炒菜,听见门响,探出头朝他笑了一下。

      “你回来了?去洗手,饭菜马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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