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衫碎》》秋雨无痕

12、第 12 章 岁末将临，

　　腊月就这么在一派死寂沉闷里悄然而至。没有年画，没有鞭炮，没有往年那种蒸馒头炸油果子的热气腾腾。公社里一早贴了通知，说今年过“革命化春节”，不许搞封建迷信活动，不许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家家户户要学习最高指示，用革命的方式迎接新年。村里按着上面的意思照办了。大红的标语贴满了村口的老墙，写着“过革命化春节，做新型农民”之类的话。红纸在灰扑扑的冬景里显得特别刺眼。
　　尽管上面号召知青要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但大家心里都明白，那不是红头文件，不是硬性规定，仅仅是提倡。到时候想走的照样走。知青们都归心似箭，好容易盼到过年想回家，便有了最充分的理由。张静文和郑倚静接到家里来信，去队长那里请了假，除夕前两天就赶回去了。
　　我和苏晚晴留在了深坑，没有回去。我没有回去的原因是我妈要我遵照“知识青年要留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的号召。她希望我好好表现，政治上要求进步，所以写信给我让我不要回去过年。苏晚晴也接到了家里的来信。信是薄薄一张纸，上面说今年她父亲的身体又不大好，天气一冷就咳得厉害，可又嘱咐她不用回来。路上折腾，让她安心在深坑过年，好好表现，政治上要求进步。
　　苏晚晴把信叠好收进枕头底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那天晚上在火盆边坐了很久，一直坐到我们抱回来的柴烧得差不多要完了才去睡觉。
　　第二天她跟我说：“念荷，今年就咱俩在深坑过年了。”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心里是想家的。可她又比谁都清楚，回去了又能怎样？父亲咳嗽还是咳嗽，她回去也不过是再多听几句叹气，再多看几眼愁容。倒不如留在这里，守着屋里那团火，等一个春天。
　　腊月二十五那天，刘队长敲着锣从村头走到村尾。“哐哐哐”的响声在冬日干冷的空气里传得格外远。各家各户听见锣声就站在自家门口听。队长对着铁皮喇叭话筒大声喊着：“各家各户听好了，现在给知识青年送冻米糖……哐哐……”他从村头到村尾敲一遍锣就重复一遍那句话。
　　我和苏晚晴正在祠堂里劈柴，听见锣声对望了一眼，放下斧头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工夫，村里的妇女们就用葫芦瓢装着冻米糖，沿着青石板路朝祠堂这边涌过来了。苏晚晴拉着我手忙脚乱地往回跑，在屋子里翻找装糖的容器。没有铁箱也没有饼干筒。真不知这许多糖该装在什么地方。人已经涌进来了。苏晚晴急中生智，一把扯下帐顶上挡灰尘的塑料布。那还是下乡时打背包用的那块。她把它铺在地上，让婶子嫂子们把冻米糖倒在上面。有糯米的、红薯的、玉米的、芝麻的，白的、黄的、褐的，堆成一座小山，散发着甜丝丝的焦香。
　　苏晚晴蹲在地上一边接着一边仰头笑着道谢。火光从火盆那边透过来照在她侧脸上，辫梢那截红头绳一晃一晃的。等大家都散了，玉儿最后一个把糖倒在塑料布上，又从围裙底下拿出一个花布包，在我们眼前一晃。苏晚晴眼尖，先叫了出来：“毛栗子！”
　　毛栗子是野生的，比板栗精巧，只有开心果那么大，像孩子们玩的陀螺，一头尖尖的，蒸煮后烘干，味道比板栗细滑香醇。打毛栗子要爬很高的山，经常会碰到野兽，所以都是男人们上山去打的。
　　“哟！这个好吃呢，玉儿你自己留着吃吧。”苏晚晴说。
　　“我还有。我晚点再回去。你们两个人要晚上害怕的话，就到我那里去睡吧。”玉儿说。
　　苏晚晴扭头看了我一眼，嘴角撇了撇：“我们两个人呢，怕什么。”
　　“这祠堂以前是放棺材停死尸的，你们俩真不怕？”玉儿压低了声音。
　　苏晚晴“噗”地笑出声来：“玉儿姐，你这是故意吓我们。本来不怕的，经你这么一说……”她顿了顿，“那到时候再说吧。”
　　玉儿也笑了。那笑淡淡的，像山洞里一条不太肯出声的溪。
　　那天晚上，苏晚晴和我蹲在那一大堆冻米糖前面，每样拣了几块放进茶缸里留着慢慢吃。然后把塑料布四个角牵起来合拢，用麻绳紧紧扎住，扎成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立在墙角，像一尊敦实的粮囤。
　　苏晚晴拍了拍手上的碎渣，忽然轻声道：“念荷，咱们今年过年比在城里还富呢。”
　　除夕那天下午，刘队长又来了，手里拎着一块牛肉，大约三斤多重，说是前几天队里摔死了一头牛，今天分给各家各户的。苏晚晴接过来连声道谢。刘队长摆摆手走了。她捧着那块牛肉在桌边站了一会儿，低头看着掌心那一方暗红色的肉块，突然小声说了一句：“有肉了。”
　　那天下午我们就开始忙活起来。苏晚晴去菜地拔了几个萝卜，我蹲在火盆前面生火。她把牛肉切成块，萝卜滚刀切了。锅里放了一点油，先把牛肉煸出香味，然后下萝卜，撒盐，搁了几只干辣椒进去，加水炖上。深坑的村民平日里是不买酱油吃的，所以那锅牛肉烧萝卜便只有盐和辣椒调味。可还没等烧熟，香味就从锅里漫出来，钻进祠堂的每一条砖缝里去了。
　　苏晚晴坐在桌边守着那口锅，手里捏着一把火钳，时不时往火盆里添一根柴。火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的眉眼染成了橘黄色。她忽然偏过头来看我，嘴角微微笑着：“念荷，你说他这会儿在红枫坪吃什么过年呢？”
　　我顿了顿：“大概也吃着什么好的吧。我们这队里摔了牛，他们那边说不定也杀猪了。”
　　苏晚晴没接话，低下头把火盆里的火拨了拨。火苗“呼”地蹿高了一下，又稳稳地落回去。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嗯”了一声，像是回应给我听的，又像是回应给她自己听的。
　　那锅牛肉烧萝卜我们吃了整整一个除夕夜。两个人坐在小方桌前面，一人捧着一只粗瓷碗，碗底盛着滚烫的肉和萝卜，汤面上浮着一层红亮的油花。祠堂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我们两个人对面而坐，挨得近近的。苏晚晴吃得很慢，夹起一块萝卜要吹半天才送进嘴里，嚼着嚼着就眯起了眼睛：“真香。”那两个字她说得很轻巧，像怕说重了会把这份“香”吓跑似的。
　　正吃着，外面起了风。北风顺着祠堂的门缝往里钻，呜呜地响着，一声长一声短。苏晚晴放下碗站起来，把大门又推了推，确认门严实了，然后回到桌边坐下。她看了一眼那盏煤油灯，忽然伸手把灯罩摘下来，用袖口擦了擦玻璃壁上的烟垢，重新罩好。火苗稳了稳，光便亮了一些，把她搁在桌边的手照得清清楚楚。
　　晚上我们收拾了碗筷，把剩下的牛肉装进一只瓦钵里扣好，搁在桌子最凉快的角落。祠堂里静下来了。外面的风却越刮越紧，贴着土墙呜呜地响。苏晚晴把两张铺并在一起，把棉被叠成双层，两个人挤在一处取暖。她躺在里侧面朝着墙，过了一会儿翻过身来对着我。黑暗里只能看见她眼睛那两粒微微的光：“念荷，你要是害怕，咱俩说说话。”
　　“不怕，”我说。可声音连自己都觉得有些虚。
　　苏晚晴笑了一声。那笑声在黑暗里轻轻的软软的：“我也不怕。我就是……”
　　她停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接上，“就是有点想念他。”
　　那几个字说得很轻，像羽毛落在水面上，无声无息的，却漾开了一圈一圈的涟漪。
　　我没有接话，只是把手伸过去碰了碰她的手背。她把我的手握住了，像是握着一根稻草。我们就这样各自躺着，听着外面的风声。风一阵紧似一阵，忽而扑在窗上发出“扑嗒扑嗒”的声响，忽而又从屋檐下灌进去打着旋地呜咽。苏晚晴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可她的手一直握着我的手，没有松开。
　　我睁着眼睛望着头顶黑漆漆的房梁。恍惚间想起玉儿白天说这祠堂以前是放过棺材停过死尸的话。那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棺材、死尸、诈尸、阴魂回来团圆……一个接一个地浮上来，像水里翻起的黑泥，怎么也按不下去。我翻了个身，听见木窗被风掀动发出“扑嗒扑嗒”的响。我把头埋进被子里，可耳朵还在外面，那声音愈发清晰了。我又翻了个身。苏晚晴被我弄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
　　“没事，你睡。”我说。
　　可我的声音在发抖。苏晚晴撑起身子来。黑暗里她看不清我的脸，可她大概从我的呼吸里听出了什么。她坐起来伸手摸到火柴，“喀”地划亮了，把煤油灯重新点上。火苗摇摇晃晃地亮起来，把她散下来的头发照得毛茸茸的一圈光晕。
　　“怕了？”她问我，眼睛里没有笑，只有认真。
　　我没声，算是默认了。
　　苏晚晴把煤油灯端到床头搁着，然后重新躺下来。这回她面朝着我，眼睛在灯火里亮亮的：“念荷，我给你唱歌吧。”
　　她轻轻哼起来。调子我从来没听过，大概是她家乡那边的小调，又或者是她自己瞎编的。她的声音软绵绵的，像棉线穿过针眼一样细，贴着空气慢慢地走。她唱了几句就自己先笑了：“不好听吧？”
　　“好听。”我说。其实她唱得好不好听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我记得那声音像一床薄薄的棉被盖下来，把那些棺材和死尸的念头全挡在了外面。风还在刮，窗还在响，可那声音隔了一层，不那么吓人了。我闭上眼睛之前想：一个人在这祠堂里住着是真怕的，可两个人就不一样了。两个人中间隔着一盏油灯，哪怕那油灯的光只有豆子那么大，也够把一整间黑屋子撑满了。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苏晚晴就起来了，穿了那件布棉袄，领口洗得干干净净，两条辫子梳得齐齐整整，红头绳换了两根新的。她坐在桌边生火烧水。水开了灌进暖水瓶，又从柜子里翻出几块冻米糖用油纸包好揣进怀里。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轻快稳当，可眼睛总往窗外飘，飘向那条被雪水泡得泥泞的山路。
　　“真去？”我靠在门框上问她。
　　她回过头来看我。晨光从门缝里挤进来，在她脸上落了一道细细的光：“他说初一来的。”
　　“雪化了，路滑。”
　　“滑也来。”三个字落地有声，像三颗小石子扔进水面，“扑通扑通”沉到底了。
　　我和苏晚晴一早就上了后山凉亭，坐着等。北风从竹林那边穿过来，灌进亭子，钻衣袖贴脖颈，一阵比一阵刁。苏晚晴坐在石栏上，两只手揣在袖子里，下巴微微抬着，目光一瞬不瞬地落在那条山路拐弯的地方。
　　“你冷么？”我问。
　　她摇头，嘴唇却已发白。我把围巾解下来给她裹上。她没推辞，把下巴往围巾里缩了缩，露出一双亮亮的眼睛。
　　等了一个多时辰，山路上始终没人影。竹林静悄悄的，连鸟叫都没有。她直直地坐着，隔一会儿微微动一下，目光重新落回拐弯处。她不问我“他会不会不来了”，也不说“再等等吧”，就那么等着，像山等着春天一样，一寸一寸地等。
　　快正午时，我站起来往山下望了一眼。陆砚辉从竹林尽头走过来。旧棉袄袖口磨得发毛了，泥浆溅到裤腿上。他就这么一步一步朝这边走来。
　　我回头看苏晚晴。她还坐在石栏上，可话没说完，自己先低了头，下巴往衣领里缩了缩，笑意却从鼻尖儿上冒了出来。我退到竹林边上。隔着竹叶，看见陆砚辉走到亭前停下，站在石阶下仰头看她。苏晚晴从石栏上跳下来，往前走了两步，在石阶上站住了。两人隔着两级台阶，隔着一整个冬天的风和雪，就那么对望着。
　　风从竹林穿过来，吹起她的衣角。她把散下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伸出手去，掌心朝上。陆砚辉从怀里掏出一卷用油纸裹好的东西递过去。她接的时候手指碰到他的手指。两人都没缩回去，搭了一小会儿，她才收回去，慢慢展开那卷画纸，低头翻看。每看一张都用指腹轻轻按一下纸边。翻过去又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眼眶慢慢红了，嘴角一直挂着微笑。陆砚辉站在石阶下看着她，也微微笑着。那笑轻得像竹叶上的霜。
　　那天他们在凉亭里待了很久。我坐在竹林外的石头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根枯树枝在地上无目的地画着。风从亭子那边吹过来，裹着说话声和偶尔压不住的笑声。太阳从东边爬到头顶又滑到西边。后来陆砚辉站起来，背好琴盒，跟苏晚晴说了几句话，便转身上了山路。苏晚晴站在亭子口目送他，直到那背影消失在竹林尽头。
　　我走过去时她还站在那儿，画纸贴在胸口，笑意还挂在她的脸上。
　　“他说过些时间他还会来。”她说，声音轻轻的，“说等以后回了城，要租一间有院子的屋子，种一棵梧桐树。到时候画画给我看，拉琴给我听，什么都不用怕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很自信，而且信得那么笃定，让人不忍心在她面前提起任何“可是”。可她明明都知道。知道“可教育好子女”的分量，知道“海外关系”还贴在他门楣上，知道开春后学习班的名单上他的名字排在第一行。这一切她全都知道。可她还是坚定地相信。
　　从年初二开始，苏晚晴和我一道去村里拜年。走到哪家吃到哪家。刘队长家、王大娘家、刘婶子家，每一户都热情。苏晚晴嘴甜，见人就喊婶子大伯，接过东西时双手捧着微微弯腰。孩子们围桌抢糖，她就蹲下去把散落的糖果一颗颗捡回盘里，顺手摸摸小娃娃的头。大人们笑说“这城里来的女娃真懂事”，她也笑着回应他们。
　　年初三那晚，苏晚晴和我挤一张铺，被子叠成双层裹得严严实实。我把玉儿唱“哭嫁歌”的事讲给她听。她侧躺着，眼睛在黑暗里微微亮着。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轻声说：“念荷，你说以后我出嫁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人给我唱？”
　　“你嫁谁？”我问。
　　她没接话。黑暗里我听见她笑了一声，极轻。过了一会儿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被子拉到下巴底下，呼吸渐渐平了。我盯着她后脑勺那截红头绳看了很久，心里把她那句“什么都不用怕了”翻来覆去地嚼着，嚼得嘴里都是甜的、烫的。
　　年初四我们又去了玉儿家。三个人围着火盆坐着。玉儿把红薯埋进火灰里，苏晚晴也学着她的样子埋了两个，搓着手上的灰抬起头笑。玉儿被我们缠得没法子，清了清嗓子，尖着嗓门用方言唱起“哭嫁歌”来。苏晚晴静静听着，两个手指一下一下地轻轻叩着。唱完了，玉儿递过烤好的红薯。苏晚晴接过来烫得直吸气，剥开硬壳咬了一小口，嚼着嚼着忽然说：“等以后回了城，我也要在院子里种棵梧桐树。”
　　玉儿没听懂，只当她说笑。可是我听懂了。
　　年初九的晚上，张静文和郑倚静回来了。我们四个人围着小方桌吃饭。张静文切了一碟腊肉，油亮亮的，郑倚静用辣酱拌了一碗干豆角。煤油灯搁在桌子中间，火苗摇摇晃晃，把四个人的脸照得忽明忽暗。苏晚晴端着碗慢慢吃，听张静文讲玉城街上的事。听到好笑处跟着笑。可右手一直放在桌下，偶尔不自觉地抬起来按一下胸口的位置。动作极轻极快，像一只鸟在水面上点了一下就飞走了。只有我看见。那卷画纸还在她怀里，还贴着她的心跳睡着。
　　外面又起了风。檐上的残雪正在悄悄地化，一滴一滴落在石阶上，滴答滴答，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点松动。也许是雪，也许是冰，也许是那些被冻了一整个冬天的东西。它们在等一个更暖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