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退水后，旧学校里开始点名》壁炉杰瑞鼠

4、我不是周照 从水库

　　从水库回来后，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把磁带送去数字化；第二，查“第七码头”的真实身份；第三，回家找出生证明。
　　出生证明没找到。
　　我妈说九十年代县医院管理乱，纸质证明搬家时丢了。她拿出户口簿给我看，上面确实写着周照，父亲周守义，母亲沈春梅，申报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九日。
　　“你是我生的。”她反复强调，“你别信水库里那些东西。”
　　我问她，我出生时多重，几点，在哪个产房。她全答得出来：六斤二两，凌晨三点二十，县医院旧楼二层。
　　可她说这些话时，一直在搓左手虎口。她每次撒谎都会这样。
　　我没逼她，转去书房翻我爸的旧资料。在一个上锁的铁抽屉里，我找到一张澄江水库移民工作证、七张没填名字的补偿收据，以及一本一九九七年的行车日志。
　　七月二十一日那页写着：前往柳湾，接罗素琴及学生，车坏石门坡。
　　下面一行被墨涂黑了。对着灯能看出几个凹痕：带回男婴一名。
　　我正要拍照，我爸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
　　他没有发火，只问：“你都看见了？”
　　我点头。
　　“那年七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什么？”
　　他走进来，抽走日志，手抖得很厉害。
　　“本来八月一号才落闸蓄水。”他说，“上游连下暴雨，来水暴涨。工程方怕围堰失守，也怕洪峰直接冲向下游，临时决定提前落闸。我们挨村复查，柳湾名单上六十三户都签了字。卢主任说搬干净了，不用再进山。”
　　“七户呢？”
　　“没有七户。”他几乎是本能地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神又散开了。
　　“有。”他改口，“图上有，表上没有。石阶坪的人户籍归属扯不清，补偿款被人领了。他们怕事情闹大，打算等蓄水前再用卡车送走。可水提前来了。”
　　他忽然抓住我的肩膀，把我转向灯光，盯着我的眉毛和耳朵，像在确认一件旧物。
　　“我开车回去时，半个村已经进水。罗老师把人带到二楼，一遍遍点名。她说少一个，水就不肯退。我从教学楼侧面的气窗把她拖出来，又在屋顶上从陈茂林手里接过你。你脖子上挂着半枚锁。”
　　“我父母呢？”
　　我爸张了张嘴。
　　身后，我妈打翻了杯子。
　　她扶着门框，脸白得没有一点血色。过了很久，她才说：“我们真正的孩子一九九五年出生，只活了九分钟。你爸没注销他的户口。两年后，他从水库抱回一个和那孩子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男孩。他说如果送去乡里，那些人为了把七户彻底抹掉，连这个孩子也不会留。”
　　“所以你们用死去孩子的出生证明，给我上了户口。”
　　她哭着点头。
　　我没有想象中愤怒，只觉得荒唐。二十九年来，我以为最稳固的东西——名字、生日、父母——突然都成了借来的。
　　“陈望生是我的名字？”我问。
　　我爸说：“罗老师这么叫你。”
　　“她死了吗？”
　　“名单上是这样说的。”
　　这句话让我想起红伞女人。照片拍于一九九七年，年轻教师约二十七八岁。如果她活着，现在应该五十五六岁。屋顶上的人虽然看不清脸，长期躲藏和劳作也足以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
　　也许她没有死。也许所有怪事里，至少有一部分是活人做的。
　　当晚，修复磁带的人给我发来音频。
　　磁带开头是嘈杂的雨声和发动机声。有人在争吵，一个男人说七户的款已经做平，绝不能再报；另一个年轻女人不停追问学生在哪里。
　　四分十二秒后，出现了点名声。
　　“陈小川。”
　　“到。”
　　“李冬梅。”
　　“到。”
　　“赵双喜。”
　　声音一个比一个远。答到的既有孩子，也有成人。念到第二十二个名字时，录音突然中断了几秒。
　　再响起时，女人叫：“陈望生。”
　　没有人回答。
　　她又叫了一遍。
　　磁带里传出婴儿哭声。
　　第三遍之前，一个男人把录音机摔在地上，大喊：“这个不能点！他还活着！”
　　那个男人是我爸。
　　音频最后，本应空白的磁带尾部多出一句很轻的话。
　　“周照已经知道了。”
　　这是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