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窗》爱囚莲

1、序

　　我是在长春写下这些的。
　　窗外是十一月，北方的冬天来得早，下午四点钟光就开始收了。
　　我坐在窗边写字，母亲在隔壁房间听收音机，咿咿呀呀的评剧，是她喜欢的调子，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她喊我说志和，水开了。
　　我说知道了，她没再喊，只知道我在写字。
　　她从来不问我在写什么。
　　火车从长春到北京，那时候要坐一夜。
　　我坐在硬座车厢里，旁边的人靠在窗子上睡着了，嘴微张着，呼吸在玻璃上呵出一小片雾气，我用手指在上面写字，写了什么，现在已经忘了。
　　大概是北京两个字，写完又擦掉。窗外是黑的，偶尔掠过一两盏灯，我想起我爸，他以前下井的时候，头上顶着一盏灯，在几百米深的地下，四周全是黑的，只有那一小团光照着他前面的路，他怕不怕没说过，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
　　我是带着一个死人的钱上路的，这话不好听，但说到底就是这样，我爸用命换了一笔钱，留给我妈和我，留了一封很短很短的信，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遍都像是第一次看。
　　他说，爸不知道你想去的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样，你拿着这钱去看看吧，看完了回来告诉你妈，那地方也就那样。
　　最后这句话是他一贯的语气，他总是对我说他只是懒得管我，没有不支持我。
　　我记得我在火车上想，我一定要在北京写出一本书来，那时候觉得这事特别重要，重要到可以抵消一切。现在想想，那时候真年轻。
　　年轻到不知道自己年轻，这就是年轻。
　　其实我在北京也没待多久，七百多天……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七百天算什么，连打个招呼都嫌短。
　　我住在一个叫芍药居的地方，这名字好听，实际上就是一片灰扑扑的居民楼，楼道里永远飘着一股炒洋葱的味道，房东姓刘，我从来没叫过他的名字，一直喊刘哥，刘哥收租的时候会跟我聊两句，说你们东北人实在，他最烦跟南方人打交道，太精明。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夸我。
　　那间屋子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呢，两个人同时站在地上，就有一个人必须坐在床上，屋里有一扇窗，朝北，冬天灌风，夏天不进凉，但好歹能看见天。
　　北京的天气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晴天的时候蓝得不像真的，大多数时候是灰的，一种懒洋洋的灰色。
　　冬天的黄昏来得早，四点多钟天就暗下来了，屋里没有开灯，我坐在床边，看窗外的天从灰变成深蓝，再变成黑。
　　那个过程很慢，有时候我会想，我爸在地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一层一层地往下，从亮的地方到暗的地方。
　　他习惯了吗，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在暗处反而觉得安心。
　　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人们总说，讲故事要从头开始，但头在哪里呢？
　　是我上火车的那一刻么，还是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那一刻，还是更早。
　　更早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蹲在家属院的空地上，用树枝在土里写字。
　　每一个时刻都是头，每一个头后面都连着另一件事，像火车车厢，一节挂着一节，你不知道哪一节才是第一。
　　我不需要从头说起了，我只说那段日子，那些在北京的日子，那些我在这辈子剩下的所有时间里，会不断地回头去看的日子。
　　而所有的日子里，都有那个人。
　　那是我的室友，北京本地人，白净又话少，我跟他在这间小屋子里同住了两年。
　　我睡床，他睡另一张床，中间隔着一米多一点的距离，夜里安静的时候，我能听见他翻身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那声音很近，近得像一个人在你耳边呼吸。
　　有时候又觉得很远，远得像隔着一条河。
　　我后来还是回长春，回到了这间我爸住了半辈子的屋子。
　　窗外是北方那种燥的冷，不像北京的冷，北京的冷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犹豫。
　　我在这里待下去我妈需要我，我也需要她。
　　现在我坐在这里写这些，窗外的天黑透了，母亲已经听完评剧，关了收音机。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
　　我在写一本书，关于我印象里的北京的。
　　没有人会读到这行字，但我还是想写下来。
　　那天我推开门，北京的夏天又热又闷，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站在黑暗里，手里提着行李，用膝盖顶开门。
　　屋里亮着一盏台灯，一个人坐在灯下，回过头来看我。
　　那是第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