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波兰！波兰！（1） 绞刑架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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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德加德·克莱斯特（Hildegard Kleist）出生的那一年，《贡比涅停战协定》签署，数百万士兵带着残破的身体和心灵回到被炮火犁过一遍的家乡，整个欧洲都在讲一个关于波兰的笑话：“波兰人就像酒馆里的醉汉，刚被扶到椅子上，还没坐稳，就会被另外两个壮汉一脚踹翻在地。”
——这个地狱笑话在她成长的二十二年里，被德国人、俄国人反复咀嚼，最终在1939年9月变成了现实。
初冬时节，天气已经很冷了，醒目的万字旗悬挂在街道两旁的建筑上，其下行走着趾高气扬的德国士兵和低着头匆匆路过的波兰本地人，希尔德行走在其中，莫名有点想苦笑。
现在这个被踹翻在地的醉汉要增加一个了。
她捏了捏手上的纸袋，但那摞没有温度的文书没有带给她任何安全感。那个厚实的袋子里装着她的身份证件和毕业证书，前者在1918年签发，签发时波兰第二共和国刚刚成立，现在，这个国家甚至不复存在了；后者在1940年签发，就在前天，签发这份毕业证的学校也因为法学院院长的演讲而遭到关闭。
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纳粹德国或者别的什么名字，那片土地强势地在她的人生里打下烙印，被卷进来的她毫无办法。
工作被暂停（实际就是解职）、父亲留下的遗产被冻结、母亲的肺结核得不到药品、煤炭的价格在入冬后飞涨，她这样有大学学历的人有一个微妙的身份，“知识分子”，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抓走，就像她被暂停工作那天被带走的上司一样。
虽然很不幸，但她这样的人在当前的局势下，确实有可能被两边各踢一脚，现在——就是看这边会不会把她踢去集中营了。
希尔德战战兢兢地站在那扇厚重的门后，试图用地毯上被烟头烫出来的痕迹转移注意力，但只要一抬头，走廊墙上那面代表纳粹德国的旗帜就会强势地占据她的视线，她不得不看着点别的什么才行。
守在门口的士兵是个年轻的中士（三级小队长），薄嘴唇，刀削一般的侧脸，头发一丝不乱地被发油贴在头皮上，和这条街、这个建筑里的任何一个德国佬一样打扮得生硬无趣，但他有一双圆圆的蓝眼睛，看起来颇有点孩子气。
端着枪的菲尔茨偷偷将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好让另外一条腿获得一点休息，今天有行动，这层楼都没什么人，他借着机会也大胆地侧过一点脸来观察这个姑娘。裁剪得体的大衣虽然有点旧了，但是能看出来用料很不错，这具被包裹的身体算不上成熟健壮，偏瘦，看起来毫无攻击性；元首推崇的金发碧眼，但五官显然没有日耳曼人的锋利，仔细看能看出来有斯拉夫人血统，但她无疑是个美人，他在心底偷偷惋惜。
“少校（二级突击大队长）在开会，可能还得一会，”他在盯着她和地毯上那个洞搏斗三个来回之后忍不住开口了，不知道是安慰还是陈述事实，“别太紧张，能让你来一趟，应该不是什么坏结果。”
——如果是坏结果，就是上门去“请”了。他识趣地咽下了后半句话。
女孩因为被突然搭讪而吓了一跳，在识别声音来源于走廊上另一个活物之后，神游到瓦尔哈拉的眼睛重新聚焦，落在了他身上，露出一个茫然又勉强的笑。
“别害怕，”他忽略掉了那个令他有点难受的笑，小声说：“我听说过一些你的事情，因为非常特殊，少校还向柏林请示了。”
希尔德再次露出一个勉强的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一个端着枪的大头兵试图和她搭话，不像外面那些家伙，他看起来暂时没什么恶意。
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手上的纸袋，她心情复杂地在心里认同了他说的“特殊”。毕竟不是任何一个波兰人都同时具备一个德裔波兰籍的父亲、一个波兰母亲、一个被抓走的波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舅舅，还有一份荷兰莱顿大学的毕业证，学位是医学。她的身份在“该被枪毙的波兰知识分子兼抵抗分子家属”和“可重新被日耳曼化的稀缺人才”之间摇摆，可以被德国和波兰各自找理由踢入深渊。
就算是被占领者接纳又如何呢？她出生的这片土地、她的邻居又该怎么看待她？
“柏林？”她问眼前这个男孩，也问自己，“伟大的元首在那里吗？”
“当然，”提到元首，菲尔茨站得笔直，“元首承诺过我们将建立一个伟大的千年帝国，柏林可是元首所在的地方。”
希尔德哑然失笑：“你呢？你是哪里人？”
“黑森人，女士，”菲尔茨注意到她的德语带着点荷兰口音，“那里有很漂亮的树林和农庄，风景和这里不一样。”
如果不是这场战争，这个德国兵手上拿的应该是铲子，种土豆和小麦才是他该做的事情，他也不会来到这个离家几百公里的地方，他的人生将在离家里的田地二十公里内的地方打转。可是现在，战争将他推到了自己面前，两个本该毫无交集的人站在同一块地毯上，分享同一份空气。
而柏林……小时候她是去过那个地方的，父亲的手很干燥温暖，他在玩具店将一个玩具熊放进她的怀里，那些规整、毫无生气的建筑构成了她对那个城市为数不多的记忆。
“我也是柏林人吗？”尚且天真的她问父亲。
父亲当时是怎么说的？无关战争，无关仇恨，他只是告诉她，柏林只是他们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对她而言，妈妈在的地方才是故乡。
那时的她并未读懂父亲说这些话时的复杂情绪，她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出生，没有经历过那一切，不懂什么战争、不懂什么民族仇恨，现在她有些懂了，可父亲死了，故乡被侵略者占领。他们——波兰人，才是那个纳粹疯子构想的帝国里的劣等人。
门被推开的动静将她从回忆的故纸堆里拉了出来，她惊惶地想起来今天来这里是接受审查的，心率也不由自主地升了起来，而她身边的菲尔茨也立马立正站好。推门出来的人身上并没有带着党卫队的领徽——他穿着一身国防军的制服，看肩章是上尉。在他们目光交汇之前，希尔德低下头躲开了那道视线。
审视、鄙夷、还是厌恶？她盯着落在自己面前的军靴，意识到他正在看着自己。
“上尉。”菲尔茨脚跟落地，向面前的人打了声招呼。
但他的注意力似乎并没有被吸引走，希尔德能感觉到，那道视线依旧落在她的身上。
国防军……国防军与党卫队并不同心，也有不少声音反对国社党的种族政策，这个上尉，为什么要看着她？
在那沉默的十几秒里，希尔德设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但面前的人什么都没说，他看了一会，似乎是索然无味，他走开了。
但没走两步，另一个脚步声从门内传了过来，那道声音带着点调笑的意味：“马克西米利安，盯着女人做什么？你不会想大白天兽性大发吧？”
“别说疯话，”那道身影开口了，语气里带着点挥之不去的倦怠，但似乎并没有真的生气，“我只是想……这里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
军靴踩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希尔德勾着头看向自己的脚尖，没有对这句话展现出任何情绪。
“欢迎您的到来，克莱斯特小姐。”另一双军靴进入视线，希尔德不得不抬起头来。
和人说话的时候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是有礼貌的。虽然她很想保持礼貌，但和这样一个巨人对视，她需要努力抬起头才行。
——眼前的人穿着一身党卫队制服，红色的袖标高调地抢占着视觉重点，深棕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过去，眼睛是漂亮的绿色，但那里带着点漫不经心的审视意味，眉压眼，透露着一股无法忽视的压迫感。哦，他的脊椎一定非常健康，才能站得如此笔直，笔直得让她脖子都酸了。
“您好，先生。”她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卑不亢，殊不知裹在长风衣里、梗着脖子抬头但又控制不住轻微发抖的自己看起来像是一只从巢里掉出来的鸟。
……让人想怜爱地捏起来，好好放进金丝绞成的笼子里的那种鸟。
“克莱斯特，”面前的手指划过那本波兰护照上姓氏的那一栏，他似乎若有所思，“你的家族和冯·克莱斯特将军有渊源？”
“……”和本土那些老地主们动不动就将家谱追溯到公元八世纪相比，她对自己的姓氏知之甚少，至于和那位最近声名大噪的将军的关系，大概是没有的，也避之不及，她只能如实作答：“我不知道，先生。”
职业病使然，先用无关紧要的闲聊拉近距离，但这位小姐似乎并不接招。她像任何一个被传召到这间办公室的人一样忐忑，并且一开口就将自己暴露在了不利的那边。
但他没有将这点讥诮表现出来，依旧维持着完美的面具，问出了下一个问题：“德语很流利，第二代移民？”
“第四代。”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大概是普法战争——”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普法战争时期的移民，很容易联想到躲避战乱、兵役、或者政治避难，加上这个和容克军事贵族有渊源的姓，很难不联想到这些“负面”的东西。她的声音低了下去，“——我不是很确定。”
他总不能用普鲁士王国时期的事情来追究现在的责任！
对德意志的荣誉并不热衷，可以说是消极，恩斯特如此判断，但他依旧不动声色。
“你的父亲也是受人尊敬的医生，他自己是在波兰接受的教育，但为什么替你选了莱顿？不是华沙大学，也不是某个女校？”
“……”总不能说是莱顿给了你最高额的奖学金，那听起来像是投机的“犹太行为”，应该拉出去枪毙，希尔德选择了一个最圆滑的回答：“他认为莱顿的教育质量更高。”
说完这话，想起自己那刚刚被纳粹关闭的母校，希尔德就一阵心梗，或许这时候也不应该说这种话为好，她听说党卫队都是一些地痞流氓，如果面前这人完全不懂什么是高等教育，只会唯元首是从，那她恐怕又得被记一笔了。
但他似乎并没有不悦，只是翻了翻手上的材料：“第四代还能说如此流利的德语，你认可德语是你的母语吗？”
送命题还是来了，她背一般说出了那个答案：“是。”——她可没否认波兰语也是她的母语。
这个答案反而逗笑了对面的人，他从喉咙里挤出一声低笑，挺得笔直的腰杆也微微放松了下来，看着面前女孩的表情从惊恐到不解，恩斯特更想笑了。
如果不是装的，那这是一个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但又不得不强行推出来淋雨吹风的小女孩，完全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变化。因为失去了保护者而被过早丢出巢穴、羽毛还没长齐的雏鸟。
9月才颁布的法令，针对占领区内德裔人口的身份认证，上面的意思是在克拉科夫树立一个典型，让那些心存疑虑的家伙看看拒绝的下场，而这个女孩幸运地被选为了那个典型。她的亲舅舅还关在审讯室没日没夜地接受审讯，母系完全是低劣的波兰血统，但有一个和冯·克莱斯特将军一样的姓氏、一本荷兰莱顿大学颁发的医学毕业证，如果没有希姆莱将军的恩典，她将不被任何一方所接受。
她可以被任何一方推进深渊，连带着她那快要病死的母亲一起。
“元首很欢迎流落在外的血脉回到帝国的怀抱，”他像任何一个处于这个位置上的人一样说着台词，“可惜——”
他看着面前的女孩的表情逐渐僵硬，像是在逗弄一只鸟。
“可惜，你身上流着低贱的斯拉夫人的血。”
血色从她的脸上褪去，她本想要站起来怒骂这个侵略者凭什么贬低她的亲人，但他身上红白底色的党卫队袖标将她死死地按在椅子上。这一年里他们对波兰知识分子的清洗让那份红色红得晃眼，她不该冲动的，绝对不能。想想妈妈……希尔德，你不能让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失去丈夫之后又失去女儿、还有兄弟。
她用沉默抵抗着这份侮辱，她显然并不服气。恩斯特专业地判断着。
“但是没关系，”他在刻意控制停顿的节奏之后重新开口，大发慈悲地说：“你依旧是一个有着良好日耳曼基因、认同德国文化的公民。”
希尔德在他说到“公民”这个词时避开了他的眼睛。
恩斯特没有纠缠这份回避，他的手指划过那份档案上的出生年份，1918年12月，《贡比涅停战协定》上的墨迹可能还没干透，这个女孩出生了，多么幸运的一代人。
于是他也这样说了：“1918年，真是幸运，没有经历过那一切。”
希尔德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接下这句话，也判断不了这是不是一个语言陷阱。沉默了十几秒，她还是开口了：“可是毁掉的一切都回不来了。”
“战争也并不完全是坏的，”他合上了所有文件，从抽屉里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套文书，推到了希尔德面前，“那场战争之后，经济、科技、教育，乃至政治文明的高速发展都是客观的。”
——可明明那场战争之后，魏玛德国一度深陷战争赔款的泥潭，失业、治安失控、物价飞涨，问题接踵而来，他——
“我去过柏林，”她抬起眼睛和他对视，那双湛蓝色的眼睛里绽放着生命的光彩，此刻她没有畏惧，仿佛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只是带着点困惑说：“那里的人……并没有因为这些东西过上更好的生活。”
多天真的家伙。
莱昂·恩斯特，首饰匠人的儿子，几乎要笑出声来了。
她没有受过元首的教导，不懂得伟大民族的繁荣之下，个人的境遇并不重要，一切都是必要的牺牲。可是她不关心，她只在乎具体的人有没有过上更好的生活。
狭隘、短视，有女人一贯的目光短浅，但又无意识地卖弄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家伙，“知识分子”，他的队员们已经绞死很多了。
“如果你没有疑问，就在文件的签字栏签字吧，克莱斯特小姐。”
被首肯的幸运儿、集各种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于一身，一个典型案例，她会遭遇什么？
“鉴于你母亲家族的情况，我们很遗憾，只能给你III类（Eingedeutschte）的身份，配给、待遇都有详细的规定，也需要定期接受教育和审查。”
种族与定居局（RuSHA）签发的证件，证明她已经在《德意志民族名册》（Deutsche Volksliste）上做了注册，她的余光盯着男人衣领上的领章，没有流露出额外的情绪。
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想想需要药物的母亲，想想还没有被释放的舅舅，想想那些死在集中营里的医生。
“我没有异议。”她轻声说。
他伸手过来掀开下一份文件，衣袖上沾染着淡淡的烟草味和微苦的薄荷味，视线随着修长的手指游移，她看向那份文件上的内容。
“你将被陆军医院征召，在那里为军队和你的同胞服务，我们会确保你以医生的身份受到尊重，获得报酬。”——他说的同胞显然是德国人。
希尔德顺从地在那里签了名，下一份文件被翻开：“很遗憾，你的母亲无法改变身份，但她可以因为你获得更好的待遇。”
那是一份文件，安娜·科瓦尔斯卡·克莱斯特放弃自己的波兰身份，取而代之的是打上标注的特殊身份证明，那意味着她将被剥夺独立的身份，依附于自己的德国混血女儿，从敌人的指缝里获得可怜的施舍。
希尔德茫然地看着这份文件，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婚前当过家庭女教师的母亲在结婚后没有再踏出家庭，她尊重有主见的女儿、支持她做的一切决定，她已经被名为“婚姻”的制度剥夺了太多东西，她还要被女儿连身份都拿去吗？
“有什么疑虑吗？”那个声音温和地在头顶响起。
母亲和女儿似乎总有特殊的联系，恩斯特饶有兴趣地想。这个女孩唯一的犹豫来源于她的母亲，明明她替母亲签下这份文件，可以换来更好的生活，可她犹豫了，她视母亲为完整的“人”，或许她有一个不太配合的母亲——现在是该犯点职业病，但那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可怜的女孩茫然地垂头看向文件，紧咬的嘴唇显示出她的不甘，可是她说：“不……没有。”
所有文件都签了字，现在，她的波兰护照被收走了，她莫名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被古怪地嫁接到了另外一块土地上——虽然她本来就和那块土地血脉相连。
雏鸟被赶进笼子了。
恩斯特的视线从她微微发汗的额角落到那双眼睛，然后是被咬出一些不和谐红痕的嘴唇，再到空荡荡的脖颈，再往下的皮肉泛着令人愉悦的粉色，淹没在衣领里。
是只毛色漂亮的鸟，他如此判断。折了翅膀从树上丢下去未免可惜，但飞走了也令人遗憾。
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打量，希尔德难堪地撇过了头去。
这只线条优雅的脖子上不挂点什么有点可惜。
绞刑架上的绳子，或者剔透的宝石，都可以。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波兰！波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