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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吻 自那个深谈 ...

  •   自那个深谈之后,一切似乎都不同了。我们依然会争论,但不再是少年意气的口舌之争,而是关于某篇文章的理解、某个策略的可行性、某句诗的力量是否足够。
      我写诗,他不再嘲笑“扭捏”,反而会凝神细看,然后用他那不算文雅但一针见血的语句提出修改意见:“这里太直白,失了力量。”
      “这个比喻好,但可以再淬炼一下。”
      他甚至会帮我誊抄,他的字迹依旧带着武将之家的筋骨,却工整了许多。那些涂改着我们共同思想印记的诗稿和摘抄的报刊文章,成了我们之间新的“信物”。
      司锦禾总比我先到,书房窗下那张圆桌已经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上头铺了块素蓝的粗布,摆着笔砚和一盏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比原来的烛火亮堂许多。
      “怎么,你这惜安的‘主人’也开始讲究了?”我打趣他。
      他头也不抬,正用一把小刀削着铅笔:“不是讲究,是省眼。你那字本来就小,再看瞎了,我可没法跟你爹交代。”
      我把带来的东西摊开。这一期《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读了不下五遍,每一遍都觉得有新东西。我指着其中一段,几乎是用分享珍宝的语气说:“你看这里——‘资本主义的脚下,不知踏死了多少无辜的工人’——这种话,从前谁敢写?”
      司锦禾凑过来看,肩膀挨着我的,我没在意。他看完,沉吟片刻,说:“光写不够。得让人看懂。你上次那首诗,写‘工厂的烟囱像吞吃血肉的巨兽’,有人觉得太吓人了。”
      “那是事实。”我有点不服气。
      “事实归事实,”他拿铅笔在我诗稿边缘写了几个字,字迹刚硬,“得让人先不害怕,再明白自己也是那被吃的血肉。”他说的在理,我沉默了,心里却泛起一点陌生的感觉——从前那个只会跟我抬杠、用木剑“中路突破”的莽撞少年,何时学会用这种方式说话了?
      这种变化,在后来的日子里愈发明显。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动不动就翻墙、跑马、弄得尘土飞扬。他来惜安时,脚步轻了,甚至会在进门前先绕到巷口看一看有没有闲杂人。我带去的书刊,他会仔细用旧报纸包好,再塞进书房墙角那只带锁的木箱——那箱子不知什么时候添的,钥匙只有他有。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鬼鬼祟祟了?”有一次我忍不住问。
      他正把一沓传单样的东西压平,闻言抬眼看我,表情有些复杂:“不是鬼祟,是小心。”顿了顿,他低下头继续整理,“这些东西,一旦被发现,不只是我们自己倒霉,牵连的人多了。你想想传给你书的那几个同学,还有印刷铺的小工。”
      我心头一凛。他说得对。我从前只觉得这些思想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却没想过传播它们要付出的代价。而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些。
      他是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缜密的?
      我问自己,却找不到一个清晰的节点。仿佛是在我未曾留意的地方,他悄悄长出了另一副筋骨。
      那个把竹蜻蜓栽进水缸、把风筝挂上树梢的男孩,如今会在离开惜安时仔细检查门窗,会在我们讨论到敏感话题时下意识压低声音,甚至会在圆桌旁多坐一会儿,等我先走,才独自收拾残局。
      我开始在心里记下这些细节,却不好意思说出口。
      而我的心,不知从哪天起,会在去惜安的路上跳得快一些。
      推开门之前,我会不自觉地先听一听里面有没有动静——他来了没有?今天的阳光照在葡萄架上,影子落在圆桌的什么位置?他会不会已经泡好了茶?那盏煤油灯的玻璃罩,他擦得亮晶晶的,我上次随口说了一句“干净”,之后每次去,它都是亮的。
      我告诉自己,这是惜安的缘故。是那些书刊、那些诗稿、那些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新思想,让我对这间小屋有了不同寻常的期待。与司锦禾无关。
      可我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他偶尔缺席的那几日,我会对着那盏擦得锃亮的煤油灯发呆,会反复翻开他替我修改过的诗稿,看他那些简短到近乎吝啬的批注——“好。”“改第三行。”“这句留着。”——然后不自觉地,嘴角微微上扬。
      有一次,他拿来一本翻得很旧的《晨报》副刊,上面有首署名“C”的小诗,写的是一个青年在雨夜里等待什么。“这个‘C’是谁?”我问。
      “不知道。”他回答得太快了。
      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正看着我,然后立刻别开脸,去摆弄那盏煤油灯。“大概是……某个无聊的人吧。”他补充道。
      我没有追问。只是后来反复读那首诗,总觉得某个句子的节奏,像极了他改我诗稿时的口吻。
      那首诗的结尾写着:我没有伞,也不怕雨,只怕你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
      读到这里,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我把它折了个角,夹在自己新写的诗稿中间,没有给司锦禾看。
      那段时间,我们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深入。从最初的“是什么”“为什么”,渐渐变成了“怎么做”。他说:“光读书不行,得让更多的人读到。光我们几个人懂,没用。”我说:“怎么让更多人读到?印出来?发出去?”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你倒是比我急。”
      “是你磨蹭。”我别过脸,假装去看窗外。
      后来,他就开始修那条暗道了。我起初不知道,只是发现他有时会提前离开,留下我一个人在惜安收拾。又有几次,他手上多了些细小的擦伤,问他,他说“修东西蹭的”。我问修什么,他只说“到时候你就知道。”
      那条暗道打通的那个雨夜,他浑身湿透了,站在惜安书房里,水顺着衣角滴在地砖上,脸上却带着少年时代才有的、那种得意的笑。他按动机关,墙壁无声滑开,露出那道窄缝。
      “进来看看。”他说,声音压得很低,眼睛却亮得像那盏煤油灯的火苗。
      我侧身进去,潮湿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暗道不长,走到底是一扇简陋的木门,推开,外面是一条废弃的小巷,长满荒草,连着一片无人的空地。
      “从这里走,谁也看不见。”他跟在我身后,声音就在我头顶,“以后……我们就能安心了。”
      “你什么时候……找了什么人?”我转身,差点撞上他胸口。他退后半步,耳朵在昏暗中似乎红了。
      “找的人你也不认识。别问这个。”他又恢复了那种硬邦邦的语气。
      可我的心里,某种东西却在那一刻松动了。不是感动——或者说,不只是感动。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柔软的、让我隐隐有些害怕的情绪。它不像小时候收到荷花酥时的那种欢喜,也不像读到一首好诗时的那种共鸣。它像那条暗道一样,隐秘、幽深,通向一个我还不敢触碰的地方。
      我没有说破,甚至对自己都不肯承认。只是从那以后,每次去惜安,我都会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一刻钟。坐在圆桌旁,等那扇门被推开,等他走进来,带着一身外面的风尘,坐在我对面。
      他翻开书,说:“今天看什么?”
      我低下头,假装在翻找,其实只是为了藏起嘴角那点不争气的笑意。
      “随便。”我说。
      他哼了一声:“随便最难伺候。”
      窗外的葡萄藤正抽着新枝,风从惜安的院子里穿过,带来远处隐约的、不安的、却又充满希望的声响。而我心里那头困了很久的小鹿,终于开始在晨光里,轻轻地、试探般地,跳动起来。
      风声渐紧,而这条隐秘的通道,成了我们这批向往新世界的青年最安全的堡垒。
      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有像我和锦禾一样出身尚可的学生,也有家境清寒但渴求知识的工人、店员——定期在此聚会。
      暗道里空气不流通,弥漫着土腥味和灯油味,空间逼仄,但我们甘之如饴。
      在这里,我们压低声音,却热烈地传阅着好不容易得到的禁书、手抄的段落、还有我们自己创作的鼓动诗文。
      我们讨论俄国的十月革命,讨论中国的出路,讨论劳工的权益,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却又在疲惫时相视一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站在同一边。
      司锦禾不再是那个处处与我作对的少爷。他是我们中最警觉的“哨兵”,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仔细检查暗道入口的伪装。
      他也是最可靠的“运输队长”,那些珍贵的报刊、书籍,不知他通过什么渠道,总能安全地送到我们手中。当有同志因为家庭压力或外界恐吓而动摇时,他话不多,但一个坚定的眼神,一句“怕什么,路还长”,往往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能让人安心。
      在共同理想的光芒映照下,在生死与共的隐秘战线上,那些少年时代吵吵闹闹积累下的了解,发酵成了更深沉的东西。我渐渐看懂了他桀骜背后的担当,沉默之下的灼热。他也似乎读懂了我温婉表象下的执拗,诗情画意里的铁骨。
      一个初冬的夜晚,聚会散去,只剩我们两人最后清理痕迹。油灯将我们的影子投在潮湿的土壁上,晃动,交叠。气氛安静得有些异样。连日来的紧张和此刻的独处,让某种压抑已久的情感寻到了缝隙。
      我低头收拾着散落的纸张,忽然觉得他的视线落在我的发顶,久久没有移开。我抬起头,对上他的眼睛。暗道里光线昏暗,可他眼中的光却亮得灼人,那里没有了平日的锐利或调侃,只有一种近乎疼痛的温柔和……倾慕。
      “盛安。”他声音沙哑,比平时低了很多。
      “嗯?”我的心跳如擂鼓。
      他向前迈了一小步,我们之间的距离骤然缩短,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混合了旧书、尘土和一种独特清冽的气息。
      “我……”他喉结滚动了一下,似乎下了很大决心,“我以前总跟你对着干……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好。我怕……怕你跟别人一样,觉得我只会胡闹,是个粗人。”
      我怔住了,没想到他会说这个,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理由。
      “后来你让我看那些书,那些诗……我才觉得,我们看的,是同一个世界。”他目光灼灼,话语不再犹豫,“我修这条道,不只是为了传书读报。我是想……无论如何,给你,给我们,留一条能说话、能在一起的路。”
      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上我的眼眶。那些年他别扭的好意,那些南辕北辙却最终落到我心坎上的“有意思的东西”,那些争吵背后笨拙的关注……一切都有了答案。
      “司锦禾,”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带着哽咽,却又无比清晰,“你真是个……傻瓜。”
      他笑了,不是那种气人的、得意的笑,而是一个带着释然和深深眷恋的、柔软的笑。然后,他伸出手,轻轻拂去我脸颊不知何时滑落的泪珠,指尖温热而微颤。
      没有更多言语了。在惜安这隐秘的“心脏”里,在油灯昏黄的光晕下,在弥漫着泥土与理想气息的空气中,我们第一次拥抱了彼此。
      他的手臂有力而温柔,将我紧紧环住,下巴轻轻抵着我的发顶。我闭上眼睛,听到他胸膛里传来同样剧烈的心跳。
      然后,他低下头,吻了我。是一个生涩的、带着试探,却无比珍重的吻。仿佛在触碰最易碎的梦境,又仿佛在确认最真实的拥有。
      暗道外是严冬,是压迫,是未知的风险;暗道内,在这一刻,是我们滚烫的青春、萌发的爱恋,以及对共同信仰最虔诚的交付。
      这个拥抱和亲吻,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有着乱世之中同路人的深刻理解与生死相依的承诺。
      它发生在惜安最隐秘的角落,却成了我们青春年华里,最光明、最不可磨灭的见证。
      我们知道,从此以后,无论是理想的道路,还是情感的道路,我们都将并肩同行,再无犹疑。
      司锦禾。
      这个名字,曾经是我所有烦恼和不服气的源头。
      那个永远跟我唱反调、我指东他偏向西的少年,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成为我生命里最坚实的岸,最契合的半圆。
      以前,我觉得他就像一阵捉摸不定的风,或是惜安院子里那棵最不安分的梅树,枝条总要伸向意想不到的方向。我气他,恼他,却也习惯了生活里有这么一股“逆流”的存在,仿佛没有他的反驳,连阳光都少了些跳跃的光斑。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的呢?或许,是那次我把那些滚烫的、自己也未必完全理解的诗文推到他面前时,他没有转身,没有嘲笑,而是坐下来,用那双惯常握着木剑或摆弄新奇玩意儿的手,拿起笔,为我斟酌一个更妥帖的词语。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是在纠正我,而是在为我点灯,为我将要踏上的、荆棘丛生的路,小心地拨开眼前的迷雾。又或许,是更早。是他每一次看似违逆我之后,变戏法般拿出的那些“有意思的东西”。从前我只当是孩童的炫耀或补偿,如今才恍然,那或许是他另一种笨拙的注目。
      他知道我向往什么,哪怕我嘴里说着相反的话。他把远方拉到我眼前,把新奇放进我手心,用一种近乎“挑衅”的方式,
      告诉我:看,世界不止你眼前这一方天地。他是在用他的方式,为我推开一扇又一扇窗。而现在,在这条他亲手挖出的、昏暗却安全的地道尽头,在这摇曳的油灯下,我们并肩而坐,讨论的已是家国天下,生死理想。
      他的肩膀就在我旁边,那么稳。他的话依然不多,却总能切中要害;他的目光依然锐利,却总在落向我时,不自觉地放软。我写激昂的诗,他会提醒我隐蔽的锋芒;我沉浸于理想的光辉,他会让我看见前路的崎岖。
      他不是泼冷水,他是在为我加一件御寒的衣,添一把防身的刃。有他在身后,我好像真的可以少些畏惧,多些勇往直前的底气。他是我的同志,是我的战友,是与我共享同一份信仰、同一种心跳的人。
      可他又不止于此。他还是那个记得我所有小脾气、所有隐秘喜好的人。是在我疲惫时,会默默递来一杯温水的人。是在危险来临前,已经为我准备好退路的人。
      他的好,从来不是宣之于口的甜言蜜语,而是融在每一次无声的支持里,刻在每一次并肩的脚印中,藏在每一道为我挡去风雨的背影后。他是我的“死对头”,也是我难遇的知己;是我年少时最想打败的“对手”,却成了我此刻最想并肩同行、直至生命尽头的爱人。
      司锦禾,原来所有的“偏不”,都是为了最终的“同行”。原来那些吵吵嚷嚷的岁月,都是在为这一刻的心意相通,埋下最深的伏笔。这份感情,生于青涩的争斗,长于危难的相扶,在理想的烈焰中淬炼得纯粹而滚烫。它不那么浪漫,却比任何风花雪月都更刻骨;它带着硝烟与墨迹的气息,却是我青春里最温暖、最不容错认的光。
      时光在理想的热忱与地下工作的惊险中飞逝。惜安,以及那条通往隔壁废巷的隐秘暗道,成了我们这个小团体日益壮大的“摇篮”。
      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出现在昏黄的油灯下,眼眸被新思想点燃,如同暗夜里渐次亮起的星辰。我们传抄,我们辩论,我们创作,将微弱的火种小心翼翼地传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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