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里的惜字》喜喜要嘻嘻

2、转变 司锦禾是我

　　司锦禾是我的敌人，我们的第一个仇，是在抓周礼上确立的。
　　据我母亲后来笑着描述，满桌的珠玉、算盘、笔墨、脂粉……我那双刚能看清东西没多久的眼睛，直勾勾就瞄中了正中那块羊脂玉佩——那是祖父给我的周岁礼，温润莹白，雕着小小的如意云纹。我摇摇晃晃，手脚并用地爬过去，小手眼看就要够到那抹让我心安的暖白色。
　　斜刺里杀出另一只更有劲的小手，“啪”一下，结结实实盖在了玉佩上，还用力抓了起来。我抬头，看到一个穿红缎褂子、虎头虎脑的男孩，眼睛黑亮得惊人，正拿着我的玉佩，咧开没长齐牙的嘴，冲我得意地笑。
　　大人们哄堂大笑。“哎哟，锦禾这小子，手真快！”“安安别哭，哥哥跟你闹着玩呢！”“瞧瞧，这俩孩子多有缘！”
　　谁跟他是缘！我嘴一扁，“哇”地哭得惊天动地。司锦禾，这个名字和那张讨厌的笑脸，从此在我心里打下了“强盗”的烙印。
　　七岁那年，我好不容易央求父亲给我买了只通体雪白的狮子猫，取名“雪团儿”，爱得跟眼珠子似的。司锦禾来静庐，瞧见了，眉毛一扬：“这猫，看着不太机灵。”我立刻把他往院子外推：“要你管！离我的雪团儿远点！”
　　第二天，他翻墙过来，手里拎着个竹编的小笼，里头是两只油光水滑的蝈蝈，叫得正欢。“喏，”他把笼子往石桌上一搁，溅起几点昨夜的雨水，“比那傻猫有意思多了。”
　　我抱着蹭我脚踝的雪团儿，瞪他：“谁要你的虫子！拿走！”
　　“偏不。”他老神在在地在石凳上坐下，开始用草茎逗弄那两只聒噪的玩意儿，“放着，给你家添点动静。免得某人整天对着只哑巴猫，自己也成了小古板。”
　　我气得去抢笼子，他手长，轻易举高。争夺间，笼子打翻，两只蝈蝈瞬间蹦得无影无踪。我愣住了，看着空笼子，又看看他。他脸上那点惯有的惫懒笑意也收了些，摸了摸鼻子，难得有点无措：“……跑了算了，吵得慌。”结果下午，他又来了，这回拎来个更精巧的铜丝鸟笼，里面是只嫩黄羽毛、叽叽喳喳的芙蓉鸟。“赔你的。”他硬邦邦地说，把鸟笼挂在葡萄架下，“这个总不会乱跑。就是嘴碎，随你。”
　　我望着那抹鲜亮的黄，心里那点气，不知怎么，像烈日下的冰酥酪，慢慢就化了，可嘴上不肯认输：“谁稀罕！吵死了！”
　　八岁那年，司伯伯和我的父亲买下了一个院子。
　　那会儿我们俩正蹲在院角的泥地上，为一只误闯进来的蟋蟀该归谁而吵得不可开交。司伯伯和我父亲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笑。我父亲问：“这院子总得有个称呼，老叫‘那小院’不成体统。”
　　司伯伯看向司锦禾：“小子，你说叫啥？”
　　司锦禾头也没抬，手指紧紧扣着那只破瓦罐的边缘，盯着里头的蟋蟀，嘴里却蹦出两个字：“惜安。”
　　大人们都愣了一下。我父亲抚掌笑：“惜安？珍惜安宁？倒是好寓意，想不到你小子还有点文气。”
　　司锦禾不吭声，耳朵尖却有点红。我却莫名觉得一阵别扭，冲口而出：“谁要你‘惜’！难听死了！”
　　他这才抬头，黑亮的眼睛瞥我一眼，带着惯有的挑衅：“偏叫惜安。这院子是我爹和你爹买的，名字归我取。”顿了顿，又补充，“安分的‘安’，跟你没关系。”
　　“你！”我气结。但“惜安”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久而久之，我也叫习惯了，只是每次叫出口，心里总掠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微澜，像是平静湖面被丢进一颗极小极小的石子。
　　惜安是我们的天地。院子里那架秋千，是我们争夺的“要塞”。他力气大，总能荡得老高，几乎要飞过墙头去。我在下面眼巴巴看着，又羡慕又不服：“你下来！该我了！”他往往在最高处得意地朝我喊：“有本事你上来抢啊！”等我真去扯绳子，他又会故意晃悠着，让我抓不稳，然后在我快要生气时，猛地跳下来，把还在微微晃荡的秋千座推到我面前，语气硬邦邦：“快点，磨蹭。”
　　我们一起在惜安的老梅树下埋过“宝藏”——几颗漂亮的鹅卵石，几枚磨去了字迹的铜钱，还有我舍不得吃、最后化了的饴糖。埋的时候煞有介事，还画了张歪歪扭扭的“藏宝图”，约定十年后再挖出来。结果没过三天，他就借口找东西，偷偷刨开看过，被我发现，又是一场追打。
　　我们也一起在惜安的书房里“受苦”。先生要求背诵《论语》篇章，我背得快，他坐不住，总是偷看窗外树上的鸟。我背完，得意地瞥他，他撇撇嘴，转过头去。可等到先生抽他背，他磕磕绊绊，竟也能接上大半。下学后，我问他是不是偷看了我的口型，他哼一声，从怀里摸出个九连环丢给我：“背书有什么难，这个你能解开吗？”
　　那是种精巧的金属玩具，我弄了半天，手指都酸了，也没解开一环。他看不过去，夺过去，手指翻飞，没几下，叮铃哐啷，九个环全部分开。在我惊诧的目光里，他又迅速还原，然后胡乱塞回我手里：“自己琢磨。比死记硬背有意思。”
　　让他往东，他就不往东。这是惜安里不变的铁律。
　　我说惜安西墙角的蔷薇该剪了，长得太乱。他第二天就扛了把大剪刀来，却对着东墙那株半枯的紫藤一通修剪，美其名曰“修旧如新”。我气得不想理他。过了几日，紫藤没见多精神，西墙的蔷薇却被人仔细地修去了杂枝，还搭了个更结实的竹架，攀爬得更有模样了。他没说，但我认得那绑缚枝条的手法，是他跟他家花匠学的。
　　夏天，惜安的石板地被太阳晒得滚烫。我想要井水镇的酸梅汤。他听了，转身就往外跑，半天不回来。我正嘀咕他又去哪儿野了，他却满头大汗地提着一个竹编食盒回来，打开，里面是两碗晶莹剔透的木瓜冰酪，点缀着鲜红的樱桃。“东街那家甜腻腻的酸梅汤有什么喝头，”他把一碗推到我面前，自己端起另一碗，“试试这个，新开的南味铺子买的，说是广州那边的吃法。”
　　冰酪入口即化，清甜带着果香，瞬间驱散了暑气。我小口吃着，心里那点气早就没了，嘴上却还要强：“也就……还行吧。”
　　他吃得快，几口就见了底，看着我慢条斯理的样子，忽然说：“喂，盛安。”
　　“干嘛？”
　　“明年，我可能要去省城的学堂了。”他眼睛看着空碗，语气平常得像在说明天吃什么。
　　我手里的勺子顿住了。冰酪的凉意好像一下子渗到了心里。惜安要空一半了吗？那些争吵、追赶、一起埋藏的“宝藏”、还有他总能变出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有意思的东西”……
　　“哦。”我听见自己干巴巴地说，“去就去呗。省得在惜安吵我。”
　　他没接话，只是拿过我的空碗，和自己的叠在一起，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碗边。夕阳透过葡萄叶，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光影。惜安的傍晚，第一次安静得有些陌生。
　　那年，我们大约十五岁。惜安的时光，仿佛在那一刻，被无形的手轻轻拨动了一下，朝着我们都未曾预料的方向，缓缓流转。
　　十五岁那年，我在惜安的书房里翻到一本杂志。
　　是同学偷偷带来的，纸张粗糙，边角卷曲，翻开来是浓烈的油墨味。上面印着些陌生的名字，还有我从未见过的、锋利的文字。
　　我读得入迷。读到深夜，读到烛火燃尽，读到窗外天色发白。
　　我给他写信，写得很长。说我读到的文章，说我想做点什么——不只是读书，不只是写诗，而是真正地做点什么。
　　他的回信变了。
　　不再只是琐碎的日常，而是认真的、近乎严肃的讨论。他写在省城听来的演讲，写他对那些新思想的看法，写他想象中未来的样子。
　　“中国需要一个彻底的改变，”他在一封信里写道，“从根子上。盛安，你觉得呢？”
　　我握着那封信，心怦怦跳。
　　我觉得——是。那年，我们大约十五岁。惜安的时光，仿佛在那一刻，被无形的手轻轻拨动了一下，朝着我们都未曾预料的方向，缓缓流转。
　　1919年的春天，风里似乎都带着躁动的因子。一些崭新的、滚烫的词汇，伴随着纸张和口耳，不可阻挡地闯入了我的生活，也最终占据了惜安心头那方原本只属于四书五游和孩童嬉闹的天地。
　　消息传到我们小城时，我十六岁了。
　　北京的学生被捕了。罢课、游行、演讲。那些激越的词汇，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全国。
　　我也跟着去了。写标语，印传单，在街头演讲。喊得嗓子嘶哑，喊得热泪盈眶。
　　司锦禾从省城回来了。
　　他站在人群里，我一眼就看到了他。身量更高了，肩膀更宽了，下颌的线条更锋利。
　　我们并肩走在游行队伍里。
　　他走在我左边，替我挡开拥挤的人群。
　　从那之后，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新青年》，读着那些翻译过来的、拗口却充满力量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名字和他们的思想，像惊雷，劈开了我过去十几年被温柔书香浸润、却也难免有些迂腐的世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着激荡与痛苦的清醒。
　　我提笔写诗，不再是“春眠不觉晓”或“庭院深深深几许”，而是写劳工、写曙光、写砸碎的铁链。墨迹在纸上晕开，像我心头的火。
　　然后，几乎是下意识地，我想到了司锦禾。这个从小到大处处与我作对、却又总能把新奇玩意儿带到惜安来的人。这一次，我想分享给他。不是炫耀，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这样翻天覆地的震撼，这样照亮前路的光，怎么能不让他也知道？
　　我忐忑地揣着几本卷了边的杂志和几页自己涂改得乱七八糟的诗稿，在一个午后去了惜安。葡萄藤新叶初绽，阳光很好，他却没像往常那样在院子里折腾什么，而是少见地坐在书房窗下，手里也拿着一本书，眉头微锁。
　　“司锦禾。”我唤他。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些许疲惫，但看到我手里东西时，那惯常的惫懒或挑衅并没有出现，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我把杂志和诗稿放在石桌上，推过去。“你……看看这个。”
　　他没说话，拿起最上面那本《新青年》，翻到我折了角、谈论布尔什维克的那一页。他看得很慢，手指划过那些铅字。然后，他拿起我的诗稿。我的脸有点发烫，那些稚嫩而激切的句子，在他面前袒露无遗。
　　我以为他会嗤笑，会说我“异想天开”，或者干脆把东西丢还给我，就像过去无数次他对我的“风雅”或“见解”表示不屑那样。
　　但他没有。
　　他看完，沉默了很久，久到惜安里的蝉鸣都显得聒噪起来。然后，他指着诗稿上一行字——“铁屋中的呐喊，总要有第一个声音”——抬起头，目光笔直地看进我眼睛里：“你觉得，这声音够响吗？能传到外面去吗？”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他没有反对，他在问，用一种近乎严肃的、探讨的语气。
　　“总要有人先喊出来。”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带着一点颤，但很清晰。
　　他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石桌面，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说得对。”他拿过另一本杂志，指着上面一篇关于工人现状的调查文章，“光喊不够，还得看清楚铁屋子是什么样子，墙有多厚。”
　　那天下午，我们没有争吵，没有互相讥讽。我们坐在惜安熟悉的石桌旁，第一次，像两个平等的、怀着共同困惑与激情的探索者，谈论着“德先生”与“赛先生”，谈论着阶级与革命，谈论着这个国家令人窒息的现状和似乎遥远却并非不可及的希望。
　　他的话依然不多，但每句都落在实处，有时甚至比我更尖锐，更直指核心。
　　我才恍然发觉，这个我以为只会舞枪弄棒、处处与我唱反调的少年，不知何时，也有了如此深沉的目光和对时局清醒的认知。
　　直到夕阳西下，给惜安的院落镀上一层悲壮的金红。我收拾起散乱的纸张，心中充满了某种饱胀而激昂的情绪。
　　忽然想起自从游行那日他回来后在这里待了一个月之久，便随口问：“你怎么还不回省城？回到惜安后舍不得回去了？”
　　他正在帮我按平一张卷起的诗稿边角，闻言动作顿了一下，声音有些淡：“不去了。”
　　“不去了？”我愕然，“为什么？你爹能答应？”
　　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没什么笑意的表情：“学堂里教的，未必有这里看到的真切。”他目光扫过石桌上的杂志，“有些路，未必只有学堂一条。”
　　我没再追问。他语气里有一种我不熟悉的、近乎沉重的决断。那一刻的司锦禾，仿佛褪去了惜安里那个总与我针锋相对的少年外壳，显露出某种更坚硬、也更孤独的内核。
　　我们抱着书和稿纸，在惜安的门口分开。他转身往巷子那头走去，背影被拉得很长。我忽然想起多年前他给这小院取名“惜安”的时候。安分的安。
　　如今，安分似乎正在被我们亲手打破。而“惜”呢？这复杂难言的心绪里，是否还藏着一丝旧日的温度？
　　惜安的葡萄藤依旧年年生长，但吹过庭院的风，已然不同了。
　　我们不再仅仅是吵闹的玩伴，我们开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同路人”，尽管前路茫茫，分歧或许仍在暗处潜伏，但至少在那个下午，我们共享了同一片精神上的烈日光焰，并第一次，没有背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