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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宴会 年近七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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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在镇南关重创法军。捷报传回京城,朝廷上下为之一振。然而这场用命拼来的胜仗并未发挥它应有的分量。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都以为应当见好就收。趁着法军新败,和谈条件或可稍宽。光绪十一年三月,停战诏书发往越南。关外的将士接了旨,一箭未放,班师回朝。镇南关的硝烟还没散尽,撤兵的队列已经排到了关外的官道上,有老兵坐在路边抱着刀哭,没有人敢劝。那些拿命换来的阵地,一纸诏书就全还了回去。
载汛是在公事房里看到这份邸报的。他把它放在那一摞待译的电文上面,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搁下了。
除了西南,东北边也不太平。朝鲜去年冬天闹了一场政变,亲日派开化党人占了王宫,朝鲜国王连夜逃到清军大营求助。虽然三日内就平了乱,日本公使却抢先一步赶回汉城,不等大清这边有任何动作便逼着朝鲜签了善后条约。几个月过去了,日本又派了特命全权大使来京,就善后之事与总理衙门交涉。对方抵京当日便递了国书,强烈要求觐见皇帝,被总理衙门以皇帝年幼、尚未亲政为由挡了回去。来人不肯罢休,此后多次亲赴总理衙门,指名要与兴郡王面谈。
载汛有一次出门时正撞上他下轿。轿帘掀开,先是那根金怀表链晃了一下,然后才是整个人。两人擦肩而过,谁也没有停步。载汛走出几步之后忽然想,十年后的甲午年,如果真如叶准所说有一场中日之战,那战后坐到谈判桌前的,不知道是否还会有此人。
过去这一年里,载汛从众人艳羡的敬亲王养子沦落为总理衙门的边缘人。从前在衙门里,同僚见了他多少会点个头寒暄几句,如今他走过游廊,迎面来的人要么低头翻手里的文书,要么干脆拐进旁边的门里避一避。有一次他去茶房倒水,正听到两个章京在里面议论,说敬亲王倒了,他却还能留在衙门里,到底还是王爷的面子大。另一个人接了一句,什么王爷的面子,不过是没人在意罢了,一个虚职,谁会费心思动他。两个人说完抬头看见他站在门口,茶也不喝了,各自散了。他本人倒没什么落差,本来就是被推到高处的人,被推上去和被推下来,都不是自己选的。唯一不同的是,以前他以为多少还能做点什么,现在知道什么都做不了。
他有时会想到叶准说的那些事,像提前写好的讣告。不到三十年。他算了算,觉得三十年太久了。只有腐朽的躯体毁灭了,才能迎来新生。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腐朽的躯体的一部分,但他穿这身补服已经穿了四年,每天翻译那些措辞模棱两可的电文,处理那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文书。他觉得自己已经朽了,从骨缝开始,一点一点往外烂。
叶准怎么也没想到,只是睡了一觉,她就成了总理衙门和敬王府的风云人物。
事情起因是美国公使馆送来的那张请帖。约翰即将离任,办一场送别晚宴,邀请载汛携未婚妻出席。消息先从公使馆传到常去走动的几位同文馆教习耳朵里,又从同文馆传到总理衙门的茶房,再从茶房传遍了整个东堂子胡同。不消两日,连敬王府都知道了。阿哥有个洋人未婚妻,红头发,会洋文。
载汛是被太监从总理衙门直接叫到敬王府的。太监来的时候他正在译一份电文,不由分说就被催着上了马车。马车出了东堂子胡同,穿过东直门大街,一路往敬王府的方向去,车帘外面街市的喧嚣渐渐远了,取而代之的是王府外墙那一片沉甸甸的安静。
敬亲王刚从戒台寺小住回来,还没来得及换下出门的袍子,就听说了这个消息。他让人把载汛叫到西暖阁,屏退了左右,只留了贴身的老太监在门口守着。西暖阁的窗户关着,空气里飘着一股沉沉的檀香,香炉里的灰已经积了很厚,大概很久没人清理了。
“传言是怎么回事?”
敬亲王很怕载汛也栽在女人身上。他生了四个儿子,只活下来两个。小的那个早早就过继给了别人,长大后几乎不来王府走动,逢年过节也只是差人送一份例行的节礼。只剩个大的,却成天和女人纠缠不清,什么戏子、娼妓、有夫之妇,能沾的不能沾的全沾了。载汛虽是他的养子,但他倾注的心血和感情甚至多过亲子。从小到大,读书、留洋、入仕,每一步都是他亲手铺的路。他不能看着这个孩子也折在这种事情上。
载汛相信敬亲王早就知道叶准的存在了。这几个月他一个字没提,背地里大概已经把叶准的来历翻了个底朝天。查到什么了?应该是没有。叶准是凭空出现在假山石后面的,往前翻多少页都是空白。
“我已经捎信给你长姐,让她给你相看人家。”
“美国公使已经知道她的存在,并且邀请她与我一同出席宴会。”
“那就纳为妾。”敬亲王的声音压低了,但压不住那股火气。他不是在商量,是在给出唯一的解决方案。
“阿玛,您并不懂得未婚妻的含义。我不会接受任何人安排的婚姻。”
载汛说完就退了出去。他走到廊下的时候,身后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廊下站着的太监把头垂得更低了,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他踏出王府大门的时候天已经暗了,门口的石狮子被灯笼光照得半明半暗。
这件事倒给载汛提了个醒。叶准的身份现在已经走到明面上,必须有一个能让外人和洋人都接受的、合乎规矩的来历。
“这还不好办?”承禄大剌剌地往椅子上一靠,手里转着他的扳指,一副包在我身上的表情,“索绰罗氏,是我爹在外面鬼混生的女儿,最近才从老家接到京城。”
叶准的脸上写满了震惊。编排自己的亲爹,这人张口就来。
“来,”承禄站起来,揽过载汛的肩头,把他往自己身边拽了拽,“快叫声大舅哥来听听。”
载汛嫌弃地拍掉他的手,往旁边退了一步,和他拉开距离。
“你们两家交情那么深,这能行得通吗?”叶准觉得这个身份太容易被拆穿了。
“本来就是骗外人和洋鬼子用的。敬亲王那边不可能瞒得过,也没打算瞒。”承禄说完,又用马蹄袖煞有介事地在眼角按了按,“想想就感动,我因为不忍发小一个人孤苦伶仃,把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他。这是什么无私的精神。得给聘礼。”
载汛忍了他一晚上,终于起身把他推出了院门。承禄在门外站了片刻,哼着小曲走了。
四周一下子安静了。前厅里只剩下两个人。载汛在她对面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茶是之前泡的,已经不冒热气了。
“只是为了将你的身份合理化,不必有负担。”
叶准点点头。即便载汛不说,她也明白。fiancée这个词在洋人那里是有分量的,但在敬亲王那里,它什么都不是。她和载汛之间这场戏演给谁看、不演给谁看,她分得清。
“那敬亲王那边……”
载汛端起茶杯饮了一口。
“走一步算一步。”
转眼到了赴宴那天。叶准本来还担心自己会直接“睡过去”,没想到老天这次特意把她留了下来。她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在承禄夫人的帮助下穿戴。承禄的夫人平时话不多,但做起事来利落极了。
这期间她和承禄夫人聊起了月事。她来这个时代这么久,第一次和同性聊到这个话题。承禄夫人听完她的描述,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从柜子里翻出一条月事带给叶准看。布缝的,中间留了口,用来塞草木灰或是裁剪好的棉麻衬垫,用完之后把衬垫换掉即可,带子清洗之后反复使用。承禄夫人说这东西每家做法不一样,富贵人家用细棉布,穷人家用旧衣服改的粗布,塞的填充物也各不相同,草木灰吸水性最好,但换得勤,棉花贵,有的农户直接用稻草碾碎了塞进去。叶准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不过眼下她没时间继续研究,因为今天她的战场在东江米巷。
从西厢房出来的时候,载汛正站在院子里。他今天没有穿朝服,换了一身藏蓝色长衫,没戴假发,那头参差不齐的短发就露在外面,发尾还是和以前一样乱,但用水拢过,比平时整齐了些。
“嗒哒。”叶准在他面前转了一圈,裙摆微微扬起又落下,“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
她穿着承禄夫人找出来的一件红色敞衣,料子是缎面的,绣着蝶恋花的纹样,领口和袖口镶了一圈金线滚边。底下是一双蓝色花盆底绣鞋,鞋面上的绣花和衣袖的镶边是一个色系。她来时那副灰头土脸的样子完全不见了,站在月光下,红发配红衣,像一团正在燃烧的火。因为没有能配她发色的假发,只能用她自己的头发梳了个小两把头,发髻上插了一支素银簪子,是承禄夫人借给她的。
承禄夫人站在一旁替她理了理衣领,手从她肩头滑到袖口,把一道褶皱抚平。“这身衣裳就应该是你的。”
兴许是为了在洋人面前维持应有的体面,载汛这次没有自己驾车。他从车行雇了一辆马车,两人面对面坐在车厢里。
“你先前参加过宴会吗?”
“我只参加过party。”叶准想起那些以十九世纪末为背景的西方电影,客厅里摆着三角钢琴,绅士们拿着雪茄,淑女们摇着扇子,话题永远围绕着婚姻和财产,“但基本的餐桌礼仪还是懂的。”
东江米巷的美国公使馆门前车水马龙。盛装赴宴的宾客正陆续抵达,有穿着燕尾服戴高礼帽的西洋绅士,有穿着绫罗绸缎拖着曳地长裙的夫人,偶尔也能看到几位穿着大清官服的熟面孔。门口停着十几辆马车,排成了长队,车夫的吆喝声和马匹的响鼻声在夜色里混成一片嘈杂。
载汛先下了车,然后回过身,将臂弯伸向叶准。她自然地把手搭上去,手指轻轻收拢,握住他小臂的衣料。两人在迎宾的引领下并肩走进了公使馆的大门。
大厅是西式装潢,穹顶上挂着水晶吊灯,几十根蜡烛把整个厅堂照得通明。大理石地面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两侧的墙上挂着几幅油画,画框是镀金的。角落里有一支小型乐队在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弦音混在宾客的交谈声里,时隐时现。大厅正中央摆着一条长桌,铺着白色亚麻桌布,银质餐具在烛光下闪着冷白色的光。
约翰是美国自1862年对华派驻公使以来的第九位特命全权公使。他原本是记者出身,在旧金山和纽约的报社都待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转了行,从跑新闻的变成了制造新闻的。他身形高大,白胡子修剪得一丝不苟,笑起来声如洪钟。和两人打过招呼之后,他转向自己的夫人,将叶准介绍给她。
约翰夫人穿着深紫色的绸缎长裙,颈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头发盘得很高,鬓边别了一朵绢花。她带着公式化的笑容向叶准伸出手。“Very glad to meet you.”
叶准也挂上了标准的微笑,握住了她的手。“The pleasure is all mine.”
约翰在宴会开始之前发表了简短的离职感言。他站在长桌的一端,手里端着一杯香槟,讲述自己开始这段外交旅程的契机。当年他在旧金山的一家报社做记者,采访了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那位传教士给他看了一张长江三峡的照片,说这条河两岸住着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他当场就决定了,有生之年一定要来看看。然后他话锋一转,特别感谢了在场的大学士兼北洋大臣李中堂,称他为“一位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
叶准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去,看到了那位鼎鼎大名的晚清名臣。他坐在主宾席,穿一身深紫色团补服,胸前绣着仙鹤,须发皆白,眼眶很深,目光锐利而疲惫,像一只老了但还没瞎的鹰。他身旁围着几个洋人,正弯腰和他说话,他偶尔点头,偶尔摇头,偶尔说几句,周围的人便凑得更近些。
席间交谈的时候,坐在叶准身旁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夫人问她,她的英文是不是在美贞女校学的。叶准没听过这所学校,不敢乱编,只好说是载汛教的。叶准怕她继续问下去,把话题转向了传教士夫人在北京的教区生活,不动声色地把球踢了回去。大部分来搭话的女士对她身上的衣服更感兴趣,从敞衣的缎面到绣花的针法再到袖口镶边的配色都问了一遍。叶准十分坦然地接受了所有的赞美。
侍者们不停地端着一盘又一盘的酒水在人群中穿梭。从雪利到波尔多,从波特到朗姆再到威士忌,杯子换了四五轮。叶准端着酒杯慢慢啜,看着身边那些珠光宝气的夫人小姐们越喝越兴奋。角落里有个穿燕尾服的老绅士已经喝得靠在了墙上,手里还举着半杯红酒,旁边的同伴想帮他拿走杯子,他死活不肯松手。
她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荒诞。割地赔款的国家和来赴宴的洋人,悲伤和热闹叠在一起,像两张被错放了的幻灯片,彼此之间谁也盖不住谁。
她看了一眼身边的载汛。他没有喝酒,手里端着的杯子自始至终都是茶。他正侧身听约翰夫人说话,微微低着头,表情专注而疏远。他大概不太想来参加这种宴会,但也没有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