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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番外 杜桢·姐姐 ...

  •     杜桢记事很早。

      她记得父亲离开的那个夏天,天很热,蝉在黄葛树上叫了一整个下午。

      她放学回来经过巷口的时候,看见父亲和一个不认识的阿姨站在副食店侧面的墙根底下说话。

      那个阿姨挎着一只红色皮包,手指细白,指甲涂着淡粉色的甲油。

      杜桢站在巷口看了几秒。

      父亲转过头来看见了他,愣了一下,然后说:“你先回去。”

      杜桢低头走开了。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看到了什么。那年她七岁。

      后来她听说父亲跟着那个女人走了,听说他辞了厂里的工作,听说他欠了钱。

      那些话是街坊在她身后说的,她听见了,没有转身。

      她拉着三岁的杜仲走进副食店,关了门。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问“爸爸去哪了”,只是看着杜仲的个子一点点往上长,看着他的鞋子变小,看着他的书包越来越鼓。

      她比他大四岁,替他挡过很多不知道该怎么挡的事。

      那年她七岁,杜仲三岁。

      杜仲站在她身后拽着她的衣角,她把他推回屋里,关上门,说:“别看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问“去哪了”,只是看着杜仲的个子一点点往上长,看着他的鞋子变小,看着他的书包越来越鼓。

      她比他大四岁,替他挡过很多不知道该怎么挡的事。

      她十六岁开始在副食店帮忙。

      每天早上五点半拉卷帘门,把货架上的商品重新码整齐,把过期的东西挑出来,把缺货的记在本子上。

      她的手指比同龄的女生粗一些,指甲剪得很短,常年带着搬货蹭出来的小口子。

      她从来不涂指甲油,她说那东西碍事。

      她把副食店从一间小铺面做成了街坊都认得的老店,进货、理货、算账、应付供应商,全是她一个人。

      杜仲放学回来会帮她搬货,她让他去写作业。

      杜仲说“我写完了”,她说“那你去看书”,杜仲蹲在门口择葱,择完了一把她拿过去洗,什么也没说,只是多下了几根面条在锅里。

      她认识江舟的时候是高二那年。

      那天她路过花店,看到一盆绣球花,蓝紫色的花球挤满了枝头。

      她站在花架前面看了很久,江舟从店里走出来说“绣球怕晒,放在阴凉的地方就行”。

      她看了他一眼,说“谢谢”,然后走了。

      后来她路过花店的时候会放慢脚步,江舟有时候在浇水,有时候在剪枝,有时候在摆弄那些大盆小盆的植物。

      他从来不多看她,但他的眼角余光一定先于他的正脸转向她。

      她没有进去过,他也没有叫住她。

      他们只是知道对方会在同一条路上经过,像知道天会在什么时候变亮、风会在什么时候转身。

      那不是一种需要说破的默契,她只是一直记着那盆绣球——蓝色、紫色、花期很长,从初夏开到秋末。

      她二十七岁那年被债主找到。

      那天下午她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报了一个数字,说杜林欠的。

      她站在柜台后面,握着听筒,听着对方说完,没有解释,没有哭,没有求情。

      她把听筒放回去,在柜台后面站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开始收拾东西。

      她先把抽屉里那沓零钱理好放进口袋里,然后上楼叫奶奶:“妈,收拾一下,我们要走了。”

      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抖,但她的手指在门框上停了一下。

      几天内,她用最快的时间,出售店铺,办好转让手续,收拾好家里该带走的一切,和舍不得的人告别。

      他们坐一辆面包车离开了连江。

      杜桢坐在副驾驶座,奶奶靠着杜仲的肩膀,杜仲一直看着窗外。

      她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她只是伸手按了一下他的手背,然后收回手,看着前方黑漆漆的路面。

      她后来对谁都没有提过那天晚上,只对杜仲说了一句:“以后不要恨任何人。恨不会让你好过。”

      在外面的五年里她换了三个城市,做过零工、摆过摊、在饭店后厨帮过工。

      她的手指比以前更粗糙了,指关节因为长时间泡在水里和搬重物而微微变形。

      她把大部分钱都寄回去存着,想着有一天能回连江重新开店。

      她每隔几天会给杜仲发一条消息,只报平安,不提自己吃了什么、累不累、有没有生病。

      她病过两次,躺了几天才能起来,但给杜仲发的消息里永远是那几个字:“今天很好。”

      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撑不住。她已经撑了二十多年,不是撑不过去,只是需要多坐一会儿,多喝一口水,多一点时间让自己重新站起来。

      五年后她回来了。

      连江和以前差不多,副食店的门面还空着,房东没有租出去,说是给她留着。

      她去交房租的时候房东说:“你回来啦。”

      她说:“回来了。”

      房东说:“钥匙还在窗台花盆底下。”

      她把钥匙找出来,拧开门,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的灰尘扑了一脸。

      她站在门口没有动。

      她看到空荡荡的货架,旧柜台,门框上那串风铃已经锈了。

      她走过去碰了一下那串风铃,铜片发出干涩的声响,不像以前那么清脆了。

      她还是把它留了下来。

      重新开店那天她起得很早,把货架擦干净,把新进的货码好,在门口挂了一块新招牌。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下那串风铃,然后转身走进店里,开始理货。

      那天上午江舟来了一趟,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来。

      他放了一盆花在窗台上,白色的绣球,花开得正好。

      她隔着玻璃窗看见他放在窗台上,然后走开了。

      她后来没有把它搬进店里,就一直放在窗台外面,路过的人都能看到。

      她三十九岁那年和江舟领了证。

      没有仪式,没有摆酒,只是去了民政局,签了字,然后去后街吃了一碗面。

      回来的时候江舟走在前面,她走在后面,风把那棵黄葛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

      她走到副食店门口的时候停下来,偏头看了一眼枕舟花店的招牌,说:“你那个店名,跟我有关系。

      ”江舟说:“你才知道?”

      她没有回答,推门走进店里,打开灯,把围裙系上。

      她站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那盆绣球花,江舟站在花店门口看着副食店亮起来的灯。

      晚上关店之后她坐在后院的桂花树底下,江舟端了两杯茶出来坐在她旁边。

      她喝了一口茶,然后说:“我以前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守着这个店,把杜仲养大,等他走了我也没别的事做了。”

      她顿了一下,“后来你开始送花。一开始是绣球,后来有时候是别的东西。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但我知道那些花是你放的。”

      江舟说:“我以为你不知道。”

      她说:“我知道。我只是没有说。”

      她坐在桂花树底下,江舟坐她旁边,两个人的手搁在同一张桌子上,中间隔着一只茶杯。

      她伸手碰了一下江舟的手背,说:“你以后不要放花了。你想见我就直接来。”

      江舟说:“好。”

      那天晚上花店的灯亮着,副食店的灯也亮着,中间隔着一条被路灯照亮的巷子,两道灯光从各自的门框里流出来,在巷口汇在一起,和那棵黄葛树的影子叠成一团暖色的亮光。

      她坐在那棵桂花树底下,闻着这个季节还没开但已经有了骨朵的香气,知道明天早上她还会打开那扇门,那扇门已经开了很多年,以后也不会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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