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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文献综述 第一篇:行 ...

  •   目次
      一、 违法论的前置性讨论1
      (一)主观的违法性论与客观的违法性论1
      (二)形式的违法论与实质的违法论4
      1.法益侵害说。6
      2.规范违反说7
      (1)伦理规范违反说7
      (2)社会相当性说8
      (3)法规范违反说(行为规范违反说)9
      二、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理论演变10
      (一)结果无价值的基本观点10
      (二)行为无价值的基本观点11
      1.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11
      2.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12
      三、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讼13
      (一)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对于“实质违法性”的不同解释13
      (二)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对于“客观”的不同界定15
      (三)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对于“主观的违法要素”的不同态度15
      案例一:防卫行为类16
      案例二:未遂犯与不能犯的界限17
      案例三:过失犯17
      案例四:共犯18

      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文献综述
      作为违法性论中的核心范畴,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对立肇始于德国,其中“行为无价值“概念由威尔策尔(Welzel)系统提出,旨在破解违法性的本质难题。考其词源,“无价值”一词源自德文 Unwert,后经由日本东京学者直译为“无价值”,其原本内涵实际上是“反价值”、“负面价值”、“恶”的意思,即刑法规范对违背其期待的事态所作的否定性价值判断。据此,结果无价值,顾名思义,即以结果为中心,对由行为所引起的侵害法益或威胁法益的结果应做否定性评价。行为无价值,简言之,即对于行为本身违反了社会秩序或社会伦理规范所做出的否定评价。在行为无价值论内部,根据是否考虑结果无价值,又进一步分为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与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后者也直接称为二元论)。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对立,实质上源于刑法学派在违法性本质问题上的分歧。因此,若要深入理解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有必要先厘清刑法理论中关于违法性的基本立场及其理论分野,也有便于后文可以对两者的对立内容有的放矢地进行归纳对比。
      一、违法性的前置性讨论
      (一)主观的违法性与客观的违法性
      因评价对象、任务和材料等方面的差异,违法性评价在学说史上呈现出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的对立理论。
      主观的违法性论认为刑法规范是对行为人的命令规范,认为“法是具有法的性质的命令、禁止的总体。因此不法就是对这些命令、禁止的违反。”主观的违法性论的理论一般可以追溯到阿道夫·默克尔。1867年,默克尔在其著作《刑事论集》中首次对主观的违法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将“法”定义为“命令与禁止的总体”,并强调“刑法规范只针对可以遵循命令、禁令而行动的人”。由此可知,主观的违法性论认为只有能够做出意思决定、具有责任能力的人的行为,才能谈得上有无违法性的问题,无责任则无不法。在此观点下,自然事件、动物侵害都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精神病人等无责任能力的行为亦是如此,因而也不能对此等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进行正当防卫。此后,该理论也得到了豪德·冯·菲尼克、日本宫本修英、竹田直平等人的支持。
      ‚主观的违法性论曾在德国理论界风靡一时,但后来逐渐被客观的违法性论取代。因为其将责任能力这一原本归属于“责任”阶层中的主观要素作为了违法性的要件或行为违法的理论前提,即没有阶层判断,倾向于整体判断,这一观点无疑会导致违法与责任的混同。此外,无法对精神病人等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进行防卫,也不利于保障一般公民的防卫权,难以为人所接受。
      关于客观的违法性论,其从评价对象上,可分为“物的违法性论(仅评价客观法益侵害)”与“人的违法性论(评价受主观目的支配的人的行为)”;从对“客观性”的理解,即是评价对象的客观(法益侵害),还是评价标准的客观的观点上(一般人标准),则经历了从“早期的客观违法性论”到“修正的客观违法性论”,乃至“新客观违法性论”的演变。
      与主观的违法性论不同,早期的客观的违法性论认为,“法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秩序,不法就是对社会秩序的侵害。”这种法规范并无特定的指向对象,判断一个行为是否违法,不需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可以单纯地根据行为的外在形态、客观上是否有损法秩序直接做出判断。在自然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其实在默克尔对主观的违法性论进行公开阐述的当年,耶林在民法领域便提出了无责任的不法,倡导将责任与违法进行区分。进入19世纪后,李斯特、贝林等人把民法中的客观不法概念整体移植进了刑法,为不法和责任的正式分离奠定了基础。此后,率先为不法与责任的分立提供规范论支撑的是梅茨格尔。梅茨格尔受新康德主义方法二元论的影响,进一步将刑法规范分为评价规范和决定规范,所谓评价规范,是指从刑法的角度判断某一个行为是否是反价值的规范,即行为是否违法,完全根据刑法本身进行判断与评价,是一种客观的、事后的判断,与行为人的主观无关;所谓决定规范,也称为意思决定规范,是命令各个行为人做出遵守刑法之行为的意思决定的规范,因为其将法律视作一种命令,具有对公民的引导作用,且认为行为人违反规范、侵害规范的意志越强,其伴随的危险性也越大。
      评价规范用于违法判断,决定规范用于责任判断。因此传统的客观的违法性主张,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只要其行为违反了刑法,即具有违法性。这一论断不仅支持面对精神病人等无责任能力人侵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保障公民的防卫权,而且也为之后共犯的限制从属性理论的奠定了基础:行为人利用无责任能力者(如精神病人、幼童)实施犯罪行为,正犯无责任能力时,因为客观的违法性论,其行为在客观上依然违法,再根据限制从属性论,行为人成立共犯。这也是古典犯罪学派所主张的“违法是客观,责任是主观的”这一信条的彻底贯彻。但其在违法性上完全排除行为人的主观意思,面临无法解决的困难:在持刀行凶却未杀死对方时,究竟是杀人未遂还是伤害未遂?在拐卖儿童罪和拐骗儿童罪需要对主观意思进行区分的时候,持客观的违法性又该如何应对?这都是亟待解决的。
      更为激进的是,进入20世纪以后,罗夫勒于1901年首次提出纯粹意义上的客观违法性论。他严格区分法秩序的“实效性”与“规范性”,认为法律能否在现实中有效制止某一事实,与该事实是否应当被法律禁止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即便法律难以事实上阻遏侵害发生,仍可对该侵害作出禁止性规范宣告。据此,违法性评价应当排除归责意义上的主观要素,凡是客观上抵触法秩序规范要求的事实,即成立违法。因此,他认为自然事件、甚至动物引起的法益侵害都具有违法性。持此种纯粹、极致观点的学说也被称为“物的违法论”(也称客观的物的违法论)。其实这种学说只是为了强调其客观性的立场,将其强加于违法性本质之上,是不可想象且毫无意义的。
      可以说,主观的违法性与客观的违法性的最主要的区别即是刑法规范的指向对象问题,即是否要求行为人责任能力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主观的违法性已经被抛弃,传统的客观违法性论因为其是一种“无具体指向的规范”也受到批评,在两者的基础上,持客观的违法性论的学者对违法性的评价对象进行了修正,将“无指向的规范”转为指向“人”的规范,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威尔策尔的“人的不法理论”(也称为修正的客观的违法性论)。
      在20世纪30年代,威尔策尔接受哈特曼道德哲学之影响,并贯彻自己主张的目的行为论,法规范的规制对象仅限于人的外部行为,至于受偶然因素支配的犯罪结果是否在现实中发生,则超出了法规范的调控范围,“不法是与行为人相关的‘人’的行为无价值。” 在评价规范和决定规范方面,此处与前文所说早期的“法规范在违法性和责任中分别发挥评价规范的功能和决定规范的功能”不同,威尔策尔认为,评价规范和决定规范在不法领域同时发挥作用,陈兴良教授将其表述为一种阶层式关系,指出刑法规范既是评价规范,也是决定规范。之后,阿明·考夫曼进一步指出,评价规范和决定规范的对象具有同一性,立法者制定刑法的终极目的是向人下达“命令”,而“决定规范”只能对有意志的主体发出、只能规制人的行为,因此,作为命令之前置基础的“评价规范”,必须与决定规范保持一致,将评价对象严格限定于“在人的意志引导下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从而彻底将动物侵害、自然事件排除在违法评价之外。持此种观点的学说也被称为“人的违法论”(也称为客观的人的违法性论)。
      在明晰以上历史学说之后,需要思考的一点是,威尔策尔“人的不法论”与主观的违法论以及传统的客观的违法论有何不同?又因为什么与传统的客观的不法论保持了一致从而被归属于客观的不法论(后称为修正的客观的不法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主观的违法论因何而主观,客观的违法论因何而客观?
      主观的违法论之不法判断的前提是主体的主观能力。该理论以规范论为基础,认为法规范是针对能够理解规范、具有归责能力的主体发出的“命令、禁止”,仅抓住法律规范的“决定规范”属性,认为只有能够理解决定规范、具备主观意志能力的主体,才可能成为违法的主体,从而将主体的主观认知能力作为违法的核心,这是将违法与责任做了整体把握,也是其本质缺陷。而客观违法论的核心是将违法与责任明确分离,主张违法判断的客观性,其“客观”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违法判断不依赖主体的主观归责能力。客观违法性强调法律规范的“评价规范”属性,认为只有评价规范服务于违法性,违法是对行为是否违反法秩序的客观评价,不因主体的年龄、精神状态而改变,即使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实施的侵害法益的行为,也属于违法,只是不承担责任。
      第二,违法判断的对象是客观的法益侵害状态。传统客观违法论将违法的本质界定为行为对法秩序造成的客观侵害或危险,以行为造成的客观结果、因果关系作违法判断的核心,即便早期理论甚至将自然事件、动物侵袭等无意志的客观现象也纳入不法范畴(虽然后续被修正),其核心也是排除主观要素对违法判断,以维持客观性。
      由于人的不法理论极大地受到了威尔策尔本人原主张“目的行为论”的影响,根据目的行为论的观点,只要行为人能够基于意志实施有目的的行为,就具备不法的主体资格,据此根本无需考虑其是否具备责任能力;责任层面再根据责任要素判断,与不法判断无关。这一特质彻底与主观违法论“违法与责任浑然一体”的本质进行了区分。故不属于主观的违法论。
      除了坚持区分违法与责任外,人的不法理论主张不法的核心是人的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危险,法益侵害仍然是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不再是唯一的判断依据,因而其判断对象依然是客观行为为主,客观结果为辅;即便人的不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使故意、过失、目的等主观要素纳入违法性阶层,认为这些要素是决定不法有无与程度的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违法变成了“主观的”,因为不法的判断基准并非行为人个人的主观想法,而是以社会一般人、平均人为标准进行事前判断,故而仍然是客观的。
      综上可知,人的不法论严格区分了违法与责任的边界,从而与主观的违法论划清界限。因为其是在客观违法论的基础上合理纳入了主观不法要素,因而被称为修正的客观违法论乃至新的客观的违法论。
      (二)形式的违法论与实质的违法论
      形式的违法性是指违反国家法律,违反法制的要求或者禁止规定。简言之,违法性是指行为对法规范的违反,它可以由构成要件该当性直接推定而来,即只要行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就具备形式违法性,它是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通常后果,而非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贯彻在三阶层中,即指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贯彻在四要件中,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客体、客观要件、主体、主观要件。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根据定义可知形式的违法性有一个缺陷,即只靠违法法律这一表象特征来解释违法,就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例如,什么是违禁品?就是被禁止的物品。为什么它是违禁品?因为它被禁了。这样的解释显然是荒谬的。因此进入20世纪后,随着实证法学派的衰落和新康德主义的兴起,人们在形式判断中不断叩问法秩序允许和禁止的内容为何,被允许和被禁止的原因为何,此等涉及违法性本质的问题,实质的违法论应运而生。因此,实质的违反论就是指单纯的法律条文之外的、造成社会危害的实质根据。
      言归正传,形式的违法论认为违法指的是违反法规范,如何理解此处的法规范?仅仅指实定法规范还是刑罚法规前提的规范?或者说是刑法本身?还是刑法之外的规范?这是形式违法性理论内部的争议。在此问题上,根据宾丁的见解,他认为犯罪人并没有违法刑法条文,而是其行为恰好符合刑法的内容,从而根据刑法规定受到处罚。进而言之,刑法条文仅仅是对违反规范的行为施加刑罚后果或者不予刑罚处罚。犯罪人真正违反的、因为侵害其而受到不法评价的,应该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规范。例如,刑法第236条□□罪,犯罪人违反的是“不该实施□□”“不允许侵犯他人性自主权”此类的行为规范,规范的功能实质上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引作用,预防犯罪于将起。很明显,此观点的问题在于这种前实证法的规范冲破了成文法的限制,立法者可以随意的认定前实证法的规范。但宾丁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障人权、社会安稳运行,这同时也是规范违反说的任务。宾丁的规范违法说与法益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共同存在于规范本体与规范目的的关系中;规范与刑罚法规的任务在于维系健康法律生活所必需的全部条件,且这些条件并非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指向人、物、状态、属性等具体的经验事实。由此,宾丁的为前实定法的规范找到了存在论的根基。
      行文至此,一个可能的质疑是,根据张明楷《刑法学》关于该部分的布局,有关规范违反说应该在实质的违法性中讨论,为什么此处会选择在形式的违法论中进行论述?
      需要注意的事,此处关于宾丁的规范违反说的讨论,只是发挥其对于“形式的违法论”奠定规范论基础的作用,将形式的违法论的“违法”含义阐释清楚。此处绝不是将规范违反说等同于形式的违法论,反而,是为了纠正将规范违反论直接等同于形式违法论的误区。实际上,规范违反说最初的奠基人宾丁并非纯粹的形式主义者,他同时认为,规范与刑罚法规的独特任务在于保障健康法律生活的全部条件(包括人、物、状态等经验事实),这些条件正是其理论中的法益。因此,宾丁的规范违反说具有统合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的功能。后文麦耶、雅克布斯等人规范违反说中的“文化规范”“社会规范”同样如此,是在形式违法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实质违法性的标准。可以说,无论是宾丁还是后来的规范违反说论者,都认为规范违反说下的犯罪概念可分为实质犯罪概念(对行为规范的违反)与形式犯罪概念(对刑法规范的违反),二者是表里关系。所有规范违反说都同时具有形式违法说明与实质违法判断的双重功能,只是不同学者对规范的来源与内涵界定不同而已。这也正是为何要将规范违反说留作实质的违法论中真正展开讨论的原因。
      关于对实质的违法论作出贡献之人,首推李斯特。李斯特起先受到宾丁影响,将违法理解为违反规范。但后来他作出了修正,将“作为对国家规范背反的形式的违法”与“作为对法所保护的利益的侵害的实质的违法”对置起来,即将违法明确区分为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李斯特甚至进一步将实质违法的核心界定为对法益的侵害,认为只有当行为违反法秩序共同生活目的、破坏或危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时,才构成实体上的违法,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法益侵害说。
      如今,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对于实质违法论的争论主要在于“违法性的本质究竟是法益侵害还是规范违反”。由此,学界主要围绕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领域下的传统伦理规范违反说、社会相当性说、行为规范违反说展开深入讨论。
      1.法益侵害说。
      早在刑事古典学派诞生之初,贝卡利亚便基于客观主义立场,从社会契约论出发,通过批判封建刑罚的恣意性来强调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一理论进路实质上是从社会效果层面完成了对犯罪定义的阐释。后来费尔巴哈的权利侵害说认为社会是由权利联结起来,侵害权利的行为是对社会有害的,由公民让渡权利组成的国家应当对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处罚,认为犯罪的本质就是侵害权利。然而到此处,距离如今的法益侵害说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权利侵害说无法解释未侵犯任何主观权利的犯罪,如违反道德、宗教的犯罪,犯罪认定过窄;其二,“权利”作为一种法律资格本身不可被毁坏,盗窃并未使物主丧失所有权,受侵害的不是权利本身,而是权利的对象。由此,比恩鲍姆将犯罪实质从“权利侵害”转向对“财”的侵害,即“法所保护的财”。相较于难以把握的侵害权利的社会危害性,在比恩鲍姆的“财”是一个具体的、实体的概念,克服了利侵害的虚幻性,在此基础上,李斯特才正式提出了法益侵害说。
      由以上法益侵害说发展的历史脉络可见,法益侵害说最初是由社会契约论发展出来,目的是保障社会运行、保护公民权利,因而其主要内容之一,认为法益侵害说的志向是约束入罪是有道理的。封建主义刑法的规制对象缺少客观标准,在意思主义的思想下刑罚呈现出恣意性。特别是风险社会中,刑法保护对象的泛化更容易导致刑罚的无限扩张,而法益侵害说要求犯罪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是客观存在,只有侵害、威胁法益才违法,没有侵害法益的行为便不能入罪,违法与否的界限非常清晰,极大地预防了刑罚的扩张性。其次,法益保护说判断是否存在法益侵害,是基于一般人行为的客观要素进行判断,从外在的行为、结果进行判断,主观要素原则上不影响其对违法的判断。但以上立场也会衍生出问题:单纯的法益侵害并非仅存在于刑法领域中,例如宾丁曾说过的“故意不履行合同的危害肯定大于偷一个苹果或者带一条无牙的狗在街上散步”,显然,本质的意义在于区分,仅仅有法益侵害在特定情况下是无法承担犯罪本质这一功能的。这些都是应当初步得到思考的。
      2.规范违反说
      规范违反说认为,社会是由规范塑造的,对犯罪的解释也应当从规范入手。犯罪的本质是对隐藏于生活利益背后的法规范、社会同一性以及公众规范认同感的公然侵犯,而不仅仅是(或者非)对法益本身的侵害。根据规范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传统伦理规范违反说、社会的相当性说、法规范违反说。
      (1)伦理规范违反说
      传统的伦理规范违反说认为,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伦理秩序,违法的本质是违反社会伦理秩序。根据前文宾丁的规范违反说,行为是否犯罪必须由规范来判定,规范可以在刑法之外确定行为的犯罪性,犯罪是刑法规定之外的禁止或命令的违反。对此,迈尔持有不同的见解。迈尔认为法规范很难为一般公民了解,难以发挥其命令和禁止的功能,因而他提出“违法”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规范”的违反,文化规范的内容班阔宗教、道德、风俗、习惯、买卖规则、职业规则。在此之后,威尔策尔以“目的行为论”为理论建构了“人的不法论”。关于“目的”的内涵,威尔策尔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目的与意志并非毫无边界,而是受制于维系人类社会存续所必需的“事物之本然”,目的意志须体现事物本质与伦理要求。因为目的行为始终贯穿着目的意志,目的意志又受制于“事物之本然”的约束,所以目的行为也受“事物之本然”的约束。因而威尔策尔指出,事物之本然状态会外化为社会共同体应当恪守的客观规范;若目的行为逾越了事物本然的界限,即构成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背。与德国理论相对应的,在日本社会中,为人们所周知的“道义刑法”的持有者小野清一郎也有相同的观点。小野清一郎认为,日本法的本质在于维护天皇统治国体的道义,刑法是诸法律体系中最具有道义、伦理之法。刑法是实现国家道义的手段,在此意义上刑法与伦理不应该相分离。
      然而,社会伦理规范违反说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伦理规范内容的不明确性和不稳定性。社会伦理规范并非先验且永恒的绝对命令,而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与物质生产关系演进的产物。以传统“君臣”伦理的历时性变迁为例:近代儒家语境下奉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服从;而先秦孟子则主张“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对等与反抗。同一伦理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价值观下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貌,足见其内涵之易变,因人而异。而刑罚作为一种重大痛苦,因而个人价值观的异同便加诸他人之身,实在是过分的要求;因为其内容似是而非,飘忽不定,也有违罪刑法定主义之嫌疑。所以,社会伦理规范违反说可以说已经日薄西山。
      (2)社会相当性说
      社会相当性说承认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基本上是保护法益,但终究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对于在某些通常情形下本属于违法的法益侵害或危险行为,当其行为符合历史形成的国民共同体的秩序而与社会生活相当,就应当否定该行为违法性。“社会相当性”的概念最初由威尔策尔在其第1版教科书明确定义为:“所有处于共同体生活的历史形成之社会道德秩序之内的行为,都是社会相当的行为。”威尔策尔认为社会相当性是法律建立的内在原则,是一个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相统一,因此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相当性,首先要看它是否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事实上的必要性和通常性;其次,它还必须经过规范和价值层面判断的进一步检验。该学说在以下问题的解决上具有优势:例如,合乎医疗行业规范而实施的治疗行为,虽然造成了死伤结果的法益侵害,但其不成立杀人、伤害罪;再如,A劝说B坐火车旅游导致B意外丧生的案例中,由于坐火车属于社会相当的行为,即便A对B的死亡持有积极希望的态度,其行为也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显然,此时威尔策尔是将社会相当性定位为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的事由。但其又在1954年第4版到1963年第8版教科书中,改变了最初的观点,认为:“社会相当性是符合于构成要件之行为的(习惯法上的)违法阻却事由,它发源于共同体生活的社会道德秩序。”此时他对于社会相当性的定位是违法阻却事由。1985年威尔策尔又对该观点进行了微调,他认为社会相当性在刑法中具有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和解释构成要件要素的两重性质。从以上发展可以看出,社会相当性的概念自提出之始,就具有体系归属上的不明确性。这也是该学说内部的争论,需要认识到。
      除体系不明确以外,该学说最受非议之处与伦理规范违法说一致,是其判断标准的模糊与易变。随着社会的高度复杂化,人们很难定位究竟什么行为是缺乏社会相当性的行为。但这样的批评是有欠妥当的。因为在同样高度复杂的社会下,法益的概念也经历着精神化的趋势,此时法益的判断标准难道不是模糊的吗?因而以此全盘否定社会相当性说有失偏颇。反而,不应该对社会相当性说持过于悲观态度,其也有可取之处。例如,社会相当性作为构成要件之解释原理其作用是非常常见、业已为人们所接受的。社会相当性不是一种泛泛的“超法规性价值标准”,而是依附于具体构成要件要素的,所以它不会导致构成要件范围模糊,也不会与罪刑法定主义发生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具体要素的认定都需要依赖社会相当性理论来衡量。如赌博罪中的“赌博(开盲盒行为是否属于赌博?)”、入户抢劫中的“户”、诈骗罪中的“欺诈”、伤害罪的“伤害/重伤/轻伤”等,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构成要件,均以社会相当性理论作为判断标准,故其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性。
      (3)法规范违反说(行为规范违反说)
      以上历史发展中的肯定和批评催生出行为规范违反说(周光权教授称之为新规范违反说)。行为规范违反说在摆脱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下,承认将保护法益为刑法的根本目的,但强调刑法必须通过向国民提示“行动基准”(行为规范与禁止规范)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该说基于规范的一般预防论,主张刑法的任务是维护规范的有效性并促进公众对规范的认同,违法性的本质就在于行为违反行为时向国民提示的作为行动基准的规范。其中,“行动基准”与主观、模糊的伦理道德不同,行动基准是立法者为了维护社会交往秩序而预先设定的、可为一般国民所感知和遵循的客观规则,且受制于法益保护的目的,剔除了那些无法还原为具体法益的道德宣教,因此这一理论成功避免了将违反伦理秩序、国家道义或缺乏社会相当性等模糊要素作为规范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纵观以往,行为规范违反说的诞生,可以说是经历了行为规范与法益侵害之间的联系(宾丁时期)、割裂(雅克布斯时期)、再联系(如今)的过程;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述,它在内容上也经历了“去道德化”的思潮,如果在今天再对其进行泛道德化的批评,是没有依据的。
      行为规范违法说将法益侵害和行为规范相结合,因此也被质疑为法益侵害和行为规范的关系暧昧不清。但这种批评早已在定义中有所回答。行为规范违反说以保护法益作为目的,以刑法提供行为基准作为手段,对刑法的目的和行为规范的目的作出了区分。进言之,行为规范的目的无疑是保障公民生命权,而刑法的目的制定制裁规范从而保障行为规范不受破坏。由此可见,刑法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保护法益,而是维护规范的效力。众所周知,刑法规范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这是学界的通识无可置疑。以上关于刑法直接目的的推断,也证明了在行为规范说的内部,其更重视刑法对于公众行动的提示、指引功能,更突出行为规范的特质。而引导公众行动、预防侵害在这一方面,法益侵害说的功能往往是滞后的,因为待它发挥作用时,法益已经受到侵害;在衡量犯罪标准这一方面,法益侵害说所坚持的“法益”也是不明确的,当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在游戏外挂性质界定不明时仅仅根据客观危害就认定大量的非法经营罪的时候,非法经营罪沦为口袋罪,单纯的法益侵害说的局限性就已经可见一斑了。
      另需说明的是,形式的违法性与实质的违法性虽然字面上体现出对立,但多数学者认为,形式的违法性与实质的违法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概念,而是相辅相成的概念,两者分别从形式、实质的层面对违法性进行探求,将二者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说明违法性的实质。
      二、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理论演变
      (一)结果无价值的基本观点
      持法益侵害说、客观的违法性说之物的不法论者一般认同结果无价值。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保护法益,违法性的本质就是法益侵害。行为人的行为即便违反了规范,无论其主观恶性有多大,对社会伦理秩序的违反再严重,但只要没有法益侵害的结果发生,就不具有违法性。根据其定义和法益侵害说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内容如下: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刑法保护的对象就是社会生活利益(法益);违法只能以行为的客观面判断,无需主观要素进行判断,换言之,法益侵害的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结果无价值论不承认主观的违法要素,认为故意、过失应该在责任阶层进行考量,严格区分违法与责任;即便有必须承认主观的违法要素的场合,比如目的犯的目的、倾向犯中的倾向,该理论认为这些主观要素大多能够被还原为客观危险进行评价,只有无法还原为客观危险进行评价的才例外地作为主观违法要素;刑法规范是一种裁判规范;违法评价的对象是事后查明的客观事实。因为该理论十分强调法益侵害的客观性,结果无价值论也被称为客观的违法性中“物的违法论”。
      结果无价值论的存在对于限定国家刑罚权的恣意性是具有极大意义的。由公民让渡权利、从社会契约论中产生的国家本意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利益,因而人类社会本就是利益保护、利益衡量的存在。国家肩负该使命,要用刑法禁止某一行为,直观原因就是因为该行为损害了公民的生活利益。这也意味着同时存在一条界限,即没有侵害公民生活利益的行为,绝对不应该受刑罚惩罚,不可逾越。此外,结果无价值论是对客观事实的判断,存在侵害结果即违法,不存在侵害结果即不违法,也有学者提倡将危险视作结果的一种,在此思路下,结果的判断简单、明快、经济。
      长久以来,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争论都始终存在。结果无价值论否认行为无价值论所持有之“违法的本质是违法规范”的观点。此处值得一提。众所周知,结果无价值论的哲学基础是行为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即:“依据行动自身所产生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断行动的正确或错误。”在该哲学基础下,结果无价值论以保护更优越的利益(法益)作为第一原理。这样也是张明楷教授批评规范违反说其中一个观点。张明楷教授在批评行为无价值论时认为,如果承认违法的本质是对规范的违反,就无法合理解释违法阻却事由,例如正当防卫杀人合法,是因为“禁止杀人”的规范受到了“正当防卫”例外规范的限定,还是因为法益衡量?禁止规范与容许命题一体化,是因为法益冲突时的法益衡量下,保护优越法益结果。但这样的批评也有一定的不合理之处,因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伦理规范而去进行法益衡量的情况,洞穴奇案中吃掉一人以换取其他人的生存,一般认为两方都是生命,因为生命无价所以不能进行比较,可用以论证立场的“生命无价”的命题难道不是伦理规范的体现吗?广泛推之,法益衡量的基准中本身就存在很多伦理规范。因而结果无价值论一面坚持法益衡量、一面否定规范的立场是十分矛盾的。
      (二)行为无价值的基本观点
      威尔泽尔是明确提出“结果无价值”、“行为无价值”概念第一人,在提出这两组对立概念时,他本人并站在行为无价值思想上对结果无价值论进行批判。威尔泽尔最为代表性的理论,便是“人的违法论”,因此行为无价值也被称为“人的不法论”。
      持规范违反说的学者一般都赞成行为无价值论。毋庸讳言的是,结果无价值概念的内涵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而行为无价值的内涵却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流变,这种流变体现在周光权教授发表的论文中,因为其流变与规范违反说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在规范违反说部分也进行了具体梳理,此处不再赘述。
      根据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时,除了“违反行为规范(行为无价值)”之外,是否还需要将“造成法益侵害或危险(结果无价值)”作为独立的必备要素,行为无价值分为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和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1.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违法性的认定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而客观造成的外部法益侵害或危险结果,只是一种偶然的产物,因此被彻底摒弃在违法性评判体系之外,只是一种限定刑罚的客观处罚条件,也被称为彻底的行为无价值论。根据定义,该理论主要内容如下:违法性的本质纯粹在于行为人主观上违背规范的意思决定;法益侵害不在其考虑范围内,主张哪怕是不能犯乃至迷信犯,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指向法益侵害的意图即具备违法性;违法阻却事由的判断上也采取事前的主观标准,如假想防卫中误以为在保命,不具有违法性。此处需要明确,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虽然重视主观的目的、故意、反规范的意思,甚至认为其是绝对性要素,但因为其基本理论是“目的行为论”,评价对象是具有目的的客观行为,本质上还是坚持了“违法是违法,责任是责任”,并未像主观的违法性说将违法和责任混淆、做整体把握,因此其是隶属于客观的违法论,不可因为其注重主观意志而将其与主观的违法论混同,因而所谓其主张“腹诽、意淫、杀意”的批评就都是错误的,不可被迷惑。
      现在的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实际上在历史上经历过威尔策尔和考夫曼、柴林斯基两代学者的发展。威尔策尔时期的一元行为无价值论虽然将行为无价值置于不法论的中心,但其仍然承认结果无价值的存在。如今的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是由考夫曼、柴林斯基等人对其理论的发展。威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主张行为是受人的目的支配的。因此,他把故意、目的等主观要素从“责任”阶层前置到了“违法”阶层。考夫曼、柴林斯基把威尔策尔的“人的不法论”推向了极端:既然违法性看的是行为人的目的,那直接把目的意志作为判断不法的唯一基础。因此,他们彻底将客观结果移出了违法性阶层,降格为纯粹的“客观处罚条件”。但实际上这也是对威尔策尔主张的一种背离,这一点可以体现在一元论的弊端中。
      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有三个致命的弊端:其一,仅仅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就决定不法,这显然与“目的行为论”的行为主义(客观主义)立场是矛盾的。行为主义认为刑法的根基是人的外部行为及其实害,而并非纯粹的行为人的内心违反规范恶意,这种理论有滑向意思刑法之嫌,持该学说的学者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已无法将行为纳入其概念中。其二,将偶然出现的结果作为客观处罚条件,这种表述是前后矛盾的。这里的“偶然”出现的结果,字面解释应当是因果流程的偶然,比如持枪打狗却不料风吹弹走,打中了人。这意味着行为人可能预料到、也可能没有预料到,对于没有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刑法是无法进行归责,也是无法成为客观处罚要件的。换言之,但刑法上结果要作为,要产生令行为人承担的刑罚,必然能够在客观上归责于行为,就不是它所谓这种“偶然”产生的。其三,若结果仅仅是客观处罚条件,它就只能决定是否适用刑罚,而不该影响刑罚轻重。但刑法明文规定结果能决定量刑幅度,这表明结果实质上提升了行为的违法程度。由此可证,结果是不法要素,而非客观处罚条件。
      威尔策尔提出目的行为论,初衷是为了解决刑法如何保护社会的问题,他的主观要素是受限于客观事物本质的行为。但一元的行为无价值把意志绝对化后,刑法由保护社会法益的工具变成了验证个人内心是否忠诚于规范的工具,与威尔策尔的本意相去甚远。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主流刑法学坚决抛弃了主观一元论,重新走回了二元论的道路。
      2.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也简称二元论,学界关于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论,主要指的是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论。
      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是以结果无价值论为基础,吸收行为无价值论的内容,是对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一种折中。本学说认为结果与行为对于违法都具有意义,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对违法进行判断。在该理论中如何理解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优先级地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侧重结果无价值的二元论如大塚仁教授认为,违法性实体首先是对法益的侵害、威胁。行为无价值仅具有限定处罚范围的意义。侧重行为无价值的二元论的井田良教授认为,行为无价值是违法的基础,结果无价值具有限定处罚范围的意义。“……日本的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仍然占有重要一席之地,行为无价值被赋予的作用,是从哪些引起结果无价值的行为中选择部分行为将其评价为违法行为。”在此观点中,仅仅有结果无价值还不足以认定为违法,必须有行为无价值的存在加以肯定,这样是为何这种折中说依旧被归于行为无价值之中的原因。在德国,德国学者罗克辛就认为既遂犯中两者并重;未遂犯中行为无价值重要。缺乏结果无价值可能成立未遂(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缺乏行为无价值则不可罚。换言之,缺乏行为无价值是不能成罪的,即便在过失犯中,也必须具备“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这一行为无价值;而在未遂等场合,仅有行为无价值即可成立犯罪。由此可见,行为无价值在德国二元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与优位性。
      周光权教授后来提出的新的行为无价值论也是对该问题的进一步阐释。周光权教授主张在新的行为无价值论中承认“法益侵害的导向性说”,导向性,顾名思义,是方向上的倾向,而非取而代之的程度。之所以强调法益侵害说的导向性,是为了能够立足于行为的法益指向性和侵害性,而不是站在社会伦理规范违反的基点上,由此消除道德主义的影响,使行为无价值论更加周延。他主张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内容主要如下:承认故意、过失等主观的违法要素;承认行为无价值也存在结果等客观要素;违法性的根基是违反行为规范,法益侵害同样是认定违法的重要依据,若不存在法益侵害或危险,不能仅凭违法行为规范就予以处罚。
      目前,在当代德国刑法学中,主张以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的二元论为不法之基础的观点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在日本刑法学界,一元的结果无价值论却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支持。
      三、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争讼
      行为无价值论(二元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关于诸多具体问题的见解均有不同,双方之间的对立主要可以归于“实质违法性为何”“客观为何”“主观的违法要素的存否”三个方面。
      (一)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对于“实质违法性”的不同解释
      结果无价值论以法益侵害说为基点,认为违法性的本质在于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客观侵害或现实危险;在具体的判断上,只看客观上是否造成了法益损害或危险,主张事后判断。而行为无价值论以行为规范违反说为基点,认为结果无价值的存在有重要意义,但违法性的本质在于违反行为规范;判断不法应该将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统合起来判断。故此,两种学说之间的对立,归根结底是法益侵害说和行为规范违反说之间的对立。应该说,法益侵害说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从历史的维度看,在德国可以说先有法益侵害说,再有规范违反说;先有结果无价值思想,再有行为无价值思想。法益侵害说肇始于客观的违法性说,该学说如前所述,主要认为刑法是维护法秩序,任何于法秩序有损的行为都是不法行为,它的判断对象无特定指向性,因而将自然事件、动物侵害都纳入其中。但刑法作为人为制定、服务于人的规范,脱离人的意义,就会沦为背离“人类形象”的工具。因此这种为了强调客观而将与人无关的现象纳入评价范围,是不合理的。在认识到传统客观不法的缺陷后,“人的不法论”即行为无价值的理论基础应运而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优于前者的。
      第二,结果无价值论无视规范性,会导致处罚范围不断扩大。例如,不法侵害人乙被防卫者甲反击致流血不止、甲明知其有生命危险却因为惊魂未定而逃走(明知+放任的意志因素),没有救助乙致其死亡。在这种情形下,结果无价值论如果仅仅根据乙的死亡结果认定甲为故意杀人罪,这显然是违背民众法感情的。而行为无价值论认为甲的正当防卫属于法秩序许可的合法危险前行为,不产生刑法上的救助义务,因而甲不构成犯罪,显然更为合理。此外,结果无价值论的思潮下,在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认定一度出现过“唯结果论”的司法异化:只要出现危害结果就全部不构成正当防卫,致使正当防卫多年来沦为僵尸条款,这又何尝不是其弊端之一。而与此不同的是,行为无价值论在界定违法性时采用了“法益侵害”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双重标准:先由前者划定违法性的大致边界,再由后者进行二次限缩,在不法判断上显然更为审慎。
      第三,法益侵害难以说明为何侵害大致相同的犯罪在处罚上为何不同。过失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造成的都是死亡结果,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却存在天壤之别,前者最高七年,后者最高可判死刑。行为无价值论对此可以给出合理的回答:因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本就着重考虑了行为规范的要素。故意杀人对于国民法感情、安全感的侵犯要比过失杀人更为严重。
      第四,如前所述,法益侵害说中的法益衡量本就蕴含着伦理规范的判断。若非如此,则难以说明,面对“安乐死”这样明显侵害生命法益的行为,结果无价值论者为何曾也一度徘徊不定?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仅仅根据法益侵害,难以绝对否定“人在生不如死的病痛下折磨做出的艰难抉择”。仅仅有法益侵害说是不够的,再例如在医疗刑法领域,临床试验对身体、生命带来的法益侵害是客观存在的,若固守纯粹的结果无价值论,明显会阻碍医疗的进步与运行。当下已经舍弃了纯粹的结果无价值论立场,临床试验的正当性通常用“正当业务”加以证成,而正当的业务内容,一般由社会习惯及观念(即社会相当性)决定。
      (二)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对于“客观”的不同界定
      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的本质是对评价规范的违反,而评价规范是对客观外在、事实结果的评价,因此行为无价值论所谓的客观,指的是评价对象的客观。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的本质是对命令规范的违反,命令规范是事前向国民发出的“应为或不得为”的指令,因此必须将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纳入评价视野,但为了防止陷入主观擅断,它引入了“社会一般人的认识”作为衡量标准,因而行为无价值的客观,指的是评价标准的客观。两者之间的关于客观的对立,实质上是客观违法论中的对立。
      然而,结果无价值论一直强调对象客观是过于机械的,无法区分刑法并不关心的自然现象与刑法所要惩罚的犯罪之间的界限,在其看来天然火灾致人死亡和故意放火将人烧死的违法性评价是一样,显然,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行为无价值主张违法性在于违背了客观的评价规范,以及面向社会一般人所设定的意思决定规范;而责任则在于违背了专门针对具体行为人个人所发出的意思决定规范。对于行为无价值论判断客观的标准“社会一般人的认识”,结果无价值论者否认其客观性,认为其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的违法论,这样的批评有待商榷。德国学者耶塞克、魏根特主张应该侧重从法规范的“一般有效性”来理解此处的客观性。即法规范对所有人的守法要求是普遍且相同的,不因个人的身份或责任能力差异而改变,这种普遍适用的要求本身就是一把客观的度量衡。例如,众所周知,在体育竞技赛事中,遵守了体育规则并采取预防措施,但仍然造成了损害的,不成立伤害罪;在合乎医疗行业规范而实施的治疗行为导致死伤结果的,也不成立杀人罪或者伤害罪。显然,这些标准都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客观行为尺度。
      (三)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对于“主观的违法要素”的不同态度
      基于目的行为论与人的不法论,行为无价值论认为,刑法规范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行为规范是向人发出的“命令”或“禁止”,而人的行为不是盲目的物理反射,是主观目的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所以它认为故意、过失此类主观的违法要素是必不可少的。而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刑法首先是裁判规范,在事后判断一个行为违不违法时,只需要看客观上发生的事实。行为人的内心怎么想,不影响客观事实的存在,天然排斥主观要素。但结果无价值论很快面临以下难题:一颗子弹自人与宠物狗之间穿过,不借助主观要素,如何判断行为人是想要杀人还是损毁财物?又如,行为人持枪射击未中,不借助主观要素,到底是故意杀人未遂还是故意伤害未遂?在正当防卫中,明文要求行为人需要具备防卫意思,不借助主观要素,防卫意思又从何考察?
      为了解决以上困境,结果无价值论开始修正自己的内容,原则上认为故意犯与过失犯在侵害、威胁法益上无区别,因此两者作为构成要件是相同的。否认故意、过失是主观的违法要素,从而否认其为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但例外地、有限地承认主观的超过要素,当该要素超出客观要素范围,对法益侵害增添了新内容时,即该主观要素与法益侵害具有联系,就承认其为主观的违法要素,进而成为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如伪造货币罪中的“行使目的”。结果无价值论对其原本无法解决的目的犯、倾向犯都是做出这样的处理。为了把主观要素彻底融进客观违法的框架,有学者主张各种主观要素都是为确定法益侵害或者危险而服务的,主观的不法要素实质上是法益保护的前置,甚至梅茨格尔对传统的法益概念进行了修正:他将法益不仅限于保护生命、财产此类客体,还扩展到了“被害者免受侵害行为打扰的利益”。也就是说,“不实施侵害行为”本身,也被算作一种受保护的“利益”。不得不说,这一妥协使得他的法益侵害概念偏离了纯粹的结果无价值,在很多时候实质上指向了行为无价值。
      因为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存在与否必须结合具体的构成要件来讨论才具有意义,因此以下再梳理四类该领域的冲突经典案例:
      案例一:防卫行为类
      (1)偶然防卫案情:甲为报仇开枪射杀乙(主观无防卫意识)。但客观上,乙当时正准备杀丙,甲的一枪刚好救了丙。
      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本质是法益侵害。在这个案子里,虽然乙死了,但甲的行为客观上保护了无辜的丙的生命。在法益衡量上,用不法侵害者的命换取无辜者的命,客观上保护了更优越的法益,没有造成真正的法益侵害,故而甲无罪,该学说也成为防卫意思不要说。
      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本质是违反行为规范。甲主观上充满了杀人的恶意,他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就已经严重违背了“不得杀人”的行为规范。至于他碰巧救了人,那只是纯粹的偶然。行为无价值论承认客观上确实保护了法益,所以不能判甲杀人既遂。但是,甲有杀人的故意和违反规范的行为,而且缺乏防卫意识,所以不能成立正当防卫,该学说也成为防卫意思必要说。
      (2)假想防卫案情:深夜,甲发现有人试图伸手开门(实为路人乙、丙),误以为是刚才企图入侵的歹徒,随即持刀刺向走在前面的丙,致其死亡。
      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因为客观上造成了法益侵害,假想防卫本身是违法的,行为人缺乏“杀人的故意”,不成立故意犯罪。否定故意犯罪,“并不是缺乏所谓故意杀人罪的行为无价值,也不是因为缺乏故意杀人罪的结果无价值,只是缺乏杀人的故意”,是责任问题。如果行为人对误认存在过失(如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则可能成立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如果误认不可避免,则属于意外事件,无罪。但该学说存在的问题是,在构成要件、违法阶段认定为故意,却突然在责任阶段视为过失,这种飞镖现象解释起来显然有些牵强。
      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行为人主观上缺乏“反规范的故意”,甚至可以说是保护了规范,假想防卫行为具备结果无价值,但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这使得先前成立的构成要件故意从规范评价的角度被抵消、被排除,不再存在故意杀人的行为无价值。如果行为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其主观上具有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无价值,可能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显然,行为无价值论从规范评价的逻辑出发,避免了传统学说的逻辑矛盾,较好的解决回旋飞镖现象。
      案例二:未遂犯与不能犯的界限
      案情:误将尸体当作活人开枪射击;误将稻草人当作仇人射杀;误以为床上有人而开枪,或误以为他人空口袋里有财物而扒窃;误将白糖当作砒霜去投毒杀人;误以为枪里有子弹而向他人开枪;迷信犯,企图通过扎小人等超自然方式杀人。
      以第一个为例。结果无价值论立足于事后判断的视角与客观事实,主张法益是为具体的、现实的存在。在把尸体当活人杀的场合,由于从事后来看,客观上根本不存在作为杀人罪对象的“他人”,行为在物理上根本无法剥夺一个已经消亡的生命。因此,该行为客观上没有造成他人生命法益受损的现实危险,属于不能犯,不构成犯罪。
      行为无价值论则立足于行为时判断的视角与社会一般人观念,主张法益是形式上、抽象的安全信赖,违法性的本质在于对行为规范的违反。在行为当时,无论是行为人还是社会一般人都确信被害人还活着,且“开枪”这一行为本身在一般人看来完全足以导致生命的剥夺,社会一般人已经感知到了危险。因此,这种行为在外观上已经展现出了违背规范、破坏社会安全信赖的危险性,具备了违法性,该行为至少成立故意杀人罪(未遂)。
      案例三:过失犯
      案情:被告人任某是银行职工,驾车进入仅供内部职工使用的地下车库,未注意到通道上躺卧的流浪汉张某,将其碾压致死。
      结果无价值论首先审查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了现实、紧迫的危险。任某驾车碾压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死亡结果,存在这种危险,因此具备行为不法。随后再审查主观要件,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如车库的光线、管理规定、正常人的生活经验,任某是否具有预见“通道上可能有人躺卧”的可能性?如果根据客观情况,任某根本不具备预见的条件(即没有结果预见义务),则阻却主观责任,作为意外事件宣告无罪;反之,若他本应预见却因疏忽大意未能预见,则成立过失犯罪。该判断学说也被称为旧过失论,即将过失纯粹视为一种与故意并列的责任形式,过失的本质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原本能够预见法益侵害结果,却因缺乏必要的精神紧张而未能预见,因此其注意义务的核心是“结果预见义务”。
      行为无价值论在行为造成危险的基础上,还需独立判断行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任某作为银行职工,鉴于该车库的内部非公共属性及一般生活经验,普通驾驶员是否负有防范“路面反常躺人”的客观注意义务(即结果回避义务)?若其负有该义务却因疏忽大意偏离了基准行为,则成立过失犯罪;反之,若社会一般人在此情境下不负有该注意义务,任某保持了正常驾驶操作,则未制造法不容许的危险,直接阻却违法性,作为意外事件宣告无罪。因此,行为无价值论可直接在行为不法层面否定过失,无需进入结果和主观审查。该判断学说也被称为新过失论,过失既是违法要素,也是责任要素,仅仅具备预见可能性不足以成立过失,过失的实质在于行为人客观上偏离了社会一般人的基准行为,即未能履行“结果回避义务”。
      案例四:共犯
      案情:医生A欲杀C,将装有针剂的针管交给护士B并谎称是“毒药”,让B为C注射。B未听清也未辨认,按指示为C注射,C死亡。
      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本质是法益侵害。B的行为客观上导致了C死亡,具有违法性,只是B主观上缺乏杀人故意,故不承担故意杀人罪的责任。A则成立教唆犯。但这样会产生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存在一个成立的教唆犯(A),却不存在一个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正犯(B),即“只有共犯,没有正犯”。在共犯的处罚根据领域,该判断学说也被称为因果共犯论(或者更具体的纯粹引起说),其核心主张是坚持“违法的绝对相对性”。它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完全在于共犯自身的行为独立地惹起了法益侵害结果,共犯看重的是自身行为与最终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性。它看重的是共犯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因果性。
      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同时包含行为本身的规范违反。B没有杀人意思,其行为就不具备杀人罪的行为无价值,因此B的行为自始不违法。A利用了一个不违法的工具B,应成立间接正犯,而非教唆犯。这样便维持了“有共犯必有正犯”的体系逻辑。在共犯的处罚根据领域,该判断学说也被称为违法共犯说,它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使正犯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不需要正犯具备有责性。该学说也被称为“正犯的行为无价值引起说”。
      总结为下表:

      表 1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部分对立内容一览表
      结果无价值论行为无价值论
      刑法的本质机能法益保护机能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
      实质的违法性法益的侵害或危险(法益侵害说)(刑法所保护利益的侵害或危险)偏离社会相当性的法益侵害或危险(规范违反说)
      主观的违法要素否定的倾向但是,对目的犯的目的、未遂犯(着手未遂)的故意存在肯定说的观点肯定的倾向
      过失犯旧过失论(以预见可能性为中心)新过失论(新新过失论)(以结果回避义务为中心)
      未遂犯、不能犯客观的危险说、具体的危险说抽象的危险说、具体的危险说
      共犯因果共犯论、纯粹引起说不法共犯论、责任共犯论

      2026年11月14完稿
      参考文献:
      一、书籍类(包含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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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陈璇:《德国刑法学中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的流变、现状与趋势》,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5] 陈璇:《法益概念与刑事立法正当性检验》,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
      [6] 陈璇:《德国刑法学中的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二元论及其启示》,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5期。
      [7] 冷必元:《客观违法性论向二元违法性论之发展》,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8] 周啸天:《行为、结果无价值理论哲学根基正本清源》,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
      [9] 梁奉壮:《宾丁规范论研究:本体论考察》,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
      [10] 王腾:《规范违反说的历史叙事、误解澄清与本土展开》,载《刑事法评论》2020年第1期。
      [11] 周光权:《规范违反说的新展开》,载《北大法律评论》2003年第5卷第2辑。
      [12] 谭堃:《小野清一郎的“道义刑法”:历史、传承及反思》,载《刑法论丛》2017年第4期。
      [13] 于改之:《社会相当性理论的体系地位及其在我国的适用》,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5期。
      [14] 周光权:《新行为无价值论的中国展开》,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
      [15] 刘艳红:《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游戏外挂的刑法规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16] 罗翔:《结果无价值论之检讨》,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2期。
      [17] [日]山口厚:《日本刑法学中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金光旭译,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18] 周光权:《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关系》,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
      [19] 刘建利:《药物临床试验容许性的刑法逻辑及限度》,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3期。
      [20] 张明楷:《结果无价值论的法益观——与周光权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
      [21] 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与主观违法要素》,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22] 黎宏:《行为无价值论批判》,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23] 柏浪涛:《过失犯的行为不法与注意义务的功能分析》,载《中外法学》2024年第4期。
      [24] 劳东燕:《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36章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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